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我尝试描绘出民族开始被想象,以及一旦被想象之后,又如何被模塑、改编和改造的过程。这种分析主要关切的对象必然是社会变迁和不同形式的意识。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到底社会变迁或被改造过了的意识本身能否充分解释人们对于他们想象力的创造物的执着——或者,再一次重提本书开头所问的问题——为什么人们随时愿意为这些创造物献身。

置身在一个进步的、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欧洲?)普遍地坚持民族主义具有几近病态的性格,并坚信它起源于对他者(other)的恐惧与憎恨,而且和种族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时代里,如果我们提醒自己民族能激发起爱,而且通常激发起深刻的自我牺牲之爱,应该不无助益吧。民族主义的文化产物——诗歌、散文体小说、音乐和雕塑——以数以千计的不同形式和风格清楚地显示了这样的爱。另一方面,与此类似的是,表达恐惧和厌恶的民族主义产物却真的是凤毛麟角。即使是在有充分理由对他们那些帝国主义的统治者感到憎恨的被殖民者的个案里,我们也非常惊讶地发现在这些表现民族情感(的作品)当中怨恨的成分是多么微不足道。在此,让我们举黎萨(Rizal)在等待被西班牙帝国主义处决时所写的著名诗篇《最后的告别》(Ultimo Adios)的第一段和最后几段为例:

01
再会,亲爱的国土,太阳所挚爱的土地
东方海洋的珍珠,我们的失乐园!
让我欣悦地赠与你我这残破的生命
若吾生更美好、更鲜嫩、更完整
我仍愿将之交付于你,那将实现之幸福……

12
纵使你将我遗忘又何妨,当
我或将探寻你每一亲爱的休憩之处
化作颤动而纯粹的音符吧,
化作香味、化作光、化作曲调——再化作歌谣或符号吧
借此种种,而我信仰的主旋律将被反复传唱

13
我珍爱的土地啊,请倾听我最后的告别!
菲律宾吾爱,我痛苦中的痛苦,
我将与汝等别离,与双亲,与一切挚爱者别离,
我将航向没有奴隶没有暴君的士地,
航向信仰绝不杀戮,航向上帝统治一切的土地

14
再会吧,我灵魂所能理解的一切——
我被剥夺的家园里的父兄姊妹,
感谢我被压迫的日子已到了,尽头;
再会,亲爱的陌生人,我的快乐与朋友;
再会,我亲爱的人们。死亡只是休息而已。

要注意的是,不只没有提及「暴君」的国籍,连黎萨热烈的爱国心都是用「他们的」语言漂亮地表达出来的。

这种政治爱的某些性质可以从语言描述其对象的方式当中去解读出来:从关于亲族关系的词汇 [祖国,motherland(母国),Vaterland(父国),patria(父国)] 或是关于故乡的词汇 [heimat(故乡)或 tanah air(土地与水,印尼语的家乡群岛之意)] 当中去解读。这两类惯用的词汇都意指某种人们与之有自然联系的事物。正如我们在稍早之前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在所有「自然的」事物中总是都存在着某些不容选择的东西。因此,民族的属性就被融入肤色、性别、出身和出生的时代等——所有那些我们无法选择——不得不这样的事物中。

而且在这些「自然的连带关系」中我们感受到了也许可以称之为「有机的共同体之美」(the beauty of gemeinschaft)的东西。换个方式说,正因为这种连带关系是不容选择的,它们因此就戴上了一种公正无私的光圈。虽然在过去 20 年间已有许多论者谈过「家庭是一种表现得清清楚楚的权力结构」这种观念,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类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毋宁说,传统上家庭一直被设想成是属于无私的爱与团结的领域。所以,尽管历史学家、外交家、政客和社会科学家对「民族利益」的理念颇为安然自在,但对大多数来自任何一个阶级的一般人而言,民族这个东西的整个重点正是在于它是不带有利害关系的。正因为这个理由,民族可以要求(成员的)牺牲。

如同前面提到过的那样,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非比寻常之处与其说是在于这些战争容许人们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杀戮,不如说是在于那些被说服而抛弃生命的难以计数的人们。那些被杀戮者的数目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远超过那些杀戮者的数目吗?终极的牺牲(ultimate sacrifice)这种理念,乃是经由宿命的媒介而与纯粹性(purity)的理念一同孕育的。

为一个通常不是出于自己选择的国家而死,带有一种为英国工党、为美国医学学会或者可能甚至是为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而死所难以匹敌的道德崇高性,因为这些都是人们可以任意加入或离开的组织。为革命而死之所以被视为崇高的行为,也是因为人们感觉那是某种本质上非常纯粹的事物。(如果人们把无产阶级想象成只不过是一个热心追求冰箱、假期或权力的集团,我们会有谁愿意——包括无产阶级的成员在内——去为这个阶级而死呢?)讽刺的是,也许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诠释被感受(而不是被理性思考)成是对无法逃避的必然性的表现,这些历史诠释也产生了一种纯粹与无私的气息。

如果我们再回头思考一下语言的问题,也许对此处的讨论会有所助益。首先,我们注意到语言——即使是那些众所周知的现代性语言——所具有的原初性(primordialness)。没有人能够定出任何一种语言诞生的日期。每一种语言都是从一个漫无边际的过去中悄然浮现的。[正因为 Homo sapiens(智人)同时也是 Homo dicens(说话的人),我们很难想象语言的起源会晚于人类本身的起源。] 故而,语言几乎比当代社会里的任何其他事物都要显得更根深蒂固。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像语言一样有效地在情感上将我们和死者联系起来。如果说英语的人听到「土归土,灰归灰,尘归尘」——创造于几近四个半世纪之前的一句话——他们会感觉到这句话如鬼魅般地暗示了跨越了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来的同时性。这些字眼的重量不只来自于它们自身庄严的意义,同时也来自一种仿佛是先祖所传递下来的「英国性」(Englishness)。

第二,有一种同时代的,完全凭借语言——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让我们以在国定假日所唱的国歌为例。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就是这个意象——齐唱(unisonance)。唱着《马赛进行曲》(Marseillaise)、《马蒂达华尔兹》(Waltzing Matilda)和《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n Raya)的创造了和谐一致的场合,也提供了使想象的共同体在回声之中获得体现的机会。[聆听(或许也跟着默念)几节像《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之类的仪式性的诗歌朗诵亦然。] 这个齐唱让人感到何等的无私啊!我们知道正当我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有其他的人也在唱同样的歌——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然而就在我们听不见的地方,他们正在歌唱。将我们全体联结起来的,惟有想象的声音。

然而时日一久,这种合唱还是可以加入的。如果我是列特人(Lett),我的女儿可能会是澳大利亚人。一个纽约的意大利移民之子将会视清教徒拓垦殖民之父(Pilgrim Fathers)为祖先。如果民族的属性散发着宿命的气息,这是一种深埋在历史之中的宿命。在此,圣马丁的诏令将说克邱亚语(Quechua)的印第安人命名为「秘鲁人」——相当类似宗教改宗的运动——就是很好的例证。因为这个行动显示了从一开始,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所以今天就算是最独立的国家,不管它们在实际上把手续弄得有多困难,也还是接受了归化(naturalization)(多么美好的字眼!)的原则。

由于被视为既是历史的宿命也是经由语言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民族因此同时将自身表现为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以下这几段咏叹科卢尼亚战役(battle of Coruna)中约翰・摩尔(John Moore)之死的名句的游移的韵律,确切地说明了这个诡论:

01
不闻鼓声,不闻挽歌,
我们匆匆将他躯体安置垣壁之侧;
不闻战士告别枪响,
回荡于我们英雄埋骨的坟茔。

02
我们葬他于死寂的暗夜,
我们的刺刀翻掘草地;
在如雾起时的微微月光之下,
在犹燃的晦暗灯火之下。

03
何须无用的棺木包裹胸膛,
何须被单尸衣缠身;
而他躺卧如战士和衣,
安眠于军服之中。

05
我们如是思考,当我们净空他狭小的床,
当我们抚平他寂寞之枕,
当仇敌与异邦人踩过他的头颅
而我们远在巨浪之上……

08
缓慢而忧伤,我们将他躯体放下,
从那犹自洒落鲜血的战场,染着他的声名的战场;
未刻一字、未立一碑。
但留他与荣耀独处!

这几段诗以一种与英语不可分割的美,歌颂一段英雄的记忆——以一种无法翻译的,只有英语的说者与读者才听得到的美。然而摩尔和他的赞颂者都是爱尔兰人。而且,就算是一个摩尔的法国或西班牙的「仇敌」的后代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完全听出这首诗中的反响——和其他语言一样,英语总是对新的说者、听者和读者开放的。

听听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如何在几句话里包含了整个人类历史的长度与广度吧!

即使古老的野心家也比我们今天的有志者立于更有利的地位。在他们虚荣的努力之中,那些及早行动,并在那可能的时间的正午来临前就行动的人,如今已经达到他们所预想的伟大成就了。由是,古代英雄的生命已经比为彼等而设的纪念碑或机械的保存物更为长久了。然而在如今这时间之后半的场景中,当怀抱野心之士畏惧先知伊利亚的预言,而查理五世永远不能乞求活在赫克托尔之后两千年内时,我们不能再期待后人以这种木乃伊来纪念我们了。

在这里,古代埃及、希腊卜朱迪亚(Judaea)。和神圣罗马帝国被统一起来了,但它们这种跨越了上下数千年与纵横数千英里的统一,是在布朗的 17 世纪英语散文的特殊性当中完成的。当然,这段文字可以被翻译到某个程度。然而,读到「可能的时间的正午」、「机械的保存物」、「以这种木乃伊来纪念我们」和「赫克托尔之后两千年」这些话语阴森的辉煌之后会感到颈项起了鸡皮疙瘩的,只有英语的读者。

在这一页上,这段文字描述的情景将自身敞开于读者的眼前。另一方面,伟大的印尼作家普拉莫底亚・阿南达・托尔(Pramoedya Ananta Toer)所写的 Yang Sudah Hilang 的最后几行也带有毫不逊色的阴森的辉煌:

Suara itu hanya terdengar beberapa detik sja dalam hidup.Getarannya sebentar berdengung,takkan terulangi 1 agi.Tapi seperti juga halnya dengan kali Lusi yang abadi menggarisi kota Blora,dan seperti kali itu juga,suara yang tersimpan menggarisi kenangan dan ingatan itu mengalir juga-mengalir kemuaranya,kelaut yang takbertepi.Dan tak seorangpun tahu kapan laut itu akan kering dan berhenti berdeburan. Hilang. Semua itu sudah hilang dari jangkauan panc (h) a-indera.

这些印在前后两页上的文字,读者却很可能不得其门而入。

虽然每种语言都是可学得的,但要学得语言需要耗费一个人生命的相当部分时间:伴随每一次新的征服而来的,是逐日缩短的剩余岁月。限制人们接触其他语言的并非这些语言之难以渗透,而是人自身生命的短暂。这就说明了所有语言都有某种隐私性。在漫长年月之中,法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统治过,剥削过,也杀戮过越南人。然而不管他们劫掠了多少东西而去,越南的语言还是不动如山。也因此,(这些帝国主义者)总是对越南人的「不可解」感到愤怒,而(他们)才会从隐约的绝望之中创造出像「外国佬」(gooks),「浣熊」(ratons)等垂死的殖民主义的恶毒黑话。(长期而言,对于被压迫者的语言的巨大隐私性的回应方式不是撤退,就是进一步屠杀。)

在其内在形式中,这些绰号有着种族主义的特性。一旦解读了这个内在形式,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奈伦关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是衍生自民族主义——以及因此「从充分的历史纵深来看,法西斯主义比任何其他(历史的)插曲更能说明民族主义的特质」——的主张基本上是错的。缩写自「斜眼的」(slanted—eyed)一词的「斜仔」(slant)这种字眼并不只表现出一种普通的政治敌意而已。借由将对手化约到他的生物性相貌特征,这个字眼抹煞了对手的民族属性。由此取代「越南人」的称呼,它否定了「越南人」,正如「浣熊」之名因取代了「阿尔及利亚人」的称呼而否定了「阿尔及利亚人」一样。同时,它将「越南人」连同「朝鲜人」、「中国人」、「菲律宾人」等一起搅进了一堆无名的烂泥之中。如果将这个词语和其他越战时期的字眼,像「查理」(Charlie)和「V.C」,或者更早期的「德国佬」(Boches)、「日本仔」(Japs)和「法国佬」(Frogs)——所有这些绰号都只被用到一个特定的民族,因而在憎恨之中承认了对手在民族的联盟中的成员身份——作一对比,它的性格就会更清楚。

事实上,民族主义乃是从历史宿命的角度思考的,而种族主义所梦想的却是从时间开始经由一系列永无止境而令人作呕的交配传递下来的永恒的污染——这是发生在历史之外的。

种族主义的梦想的根源事实上存在于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民族的意识形态之中:特别是统治者对神命与「蓝色」或「白色」血统的主张,以及贵族对「教养」的主张。无怪乎现代种族主义被推定的始祖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哥毕诺伯爵约瑟夫・阿瑟(Joseph Arthur,Comte de Gobineau)。整体而言,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并未跨越民族界线,而是在民族界线之内现身的。换言之,它们所欲正当化者,与其说是对外战争,不如说是对内的压迫与统治。

19 世纪时在欧洲境外发展出来的种族主义,由于两个汇合在一起的原因,始终和欧洲的支配息息相关。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官方民族主义与殖民地的「俄罗斯化」政策的兴起。正如本书所反复强调的,官方民族主义通常是受到威胁的王朝和贵族集团——上层阶级——对群众性方言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反应。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是试图结合王朝的合法性与民族共同体的那个「帝国」的概念的主要成分。帝国将它的国内地位赖以为根基(不管有多么不稳)的先天的、遗传的优越性原则普遍运用到广大的海外领地,并偷偷摸摸地(或者也不怎么偷偷摸摸地)向外传达这个观念:比方说,就算英国的贵族天生就比其他英国人优越,这也没有关系——相比于被支配的本地人,这些其他的英国人仍不稍减其优越性。事实上,我们会不禁想说,晚期殖民帝国的存在甚至发挥了支撑贵族的国内地位的功能,因为这些帝国似乎在一个全球的、现代的舞台上肯定了陈旧的权力与特权的概念。

这是会产生一些效果的,因为——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原因——快速扩张的官僚机构与「俄罗斯化」政策使殖民帝国容许大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舞台周边——帝国领域内除了母国以外的任何地方——扮演贵族的角色。我们在每一个殖民地都发现了这个残酷而有趣的活生生的画面(tableau vivant):资产阶级贵族(bourgeois gentilhomme)对着宽敞的宅邸与种满含羞草和九重葛的花园的背景朗读诗歌,而在一旁的则是一大群由童仆、马夫、园丁、厨子、保姆、女仆、洗衣妇以及最重要的马匹所组成的配角。即使是还无力过这种生活方式如年轻的单身汉之流的殖民者,也还是拥有像农民暴动前夜的法国贵族般的崇高的暖昧地位:

在穆尔缅(Moulmein),位于下缅甸的一个城镇(有必要向母国的读者说明这个默默无名的小镇),有很多人恨我——这是我一生当中惟一一次重要到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是本镇第二级管区的警官。

这则「热带怪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全盛时期的资本主义给予殖民母国势不可挡的力量强大到了无须现身,只要藏在舞台两侧就足以感觉其威势的力量。和母国的军队有着恶名昭彰的差别,而且甚至常常连正式制度都不同的殖民地军队,可谓是穿上了封建贵族式服装的资本主义的最佳例证。因此在欧洲,我们看到的是「一军」——通过征兵制在群众的、公民的和母国的基础上甄拔兵员所组成的,意识形态上被设想为祖国的保卫者,穿着实用、便捷的卡其制服,拥有可能获取的最新的装备,平时隔离于军营之中,战时驻扎于战壕之中或重型野战枪炮之后的军队。

在欧洲之外我们看到的是「二军」——(军官以下的)以佣兵制从地方上的宗教或种族的少数族群募集的兵员组成的,意识形态上扮演维护(殖民地)内部治安的角色,无论在寝室或舞宴厅都一律穿着实战服装,配备刀剑与过时的武器,平时展现威势,战时跃马挥戈的部队。如果说欧洲军事的导师普鲁士的参谋总部强调专业化军官团无名的团结,弹道学、铁路、工兵、战略计划之类的话,殖民地军队强调的就是荣耀、肩章、个人的英勇作为、马球以及军官特有的一种带有古风的优雅。(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因为背后有一军和海军在撑腰。)这种心态存续了一段很久的时间。1894 年身在越南东京(Tonkin)时,拉友提(Layautey)如此写道:

多么遗憾不能早十年来此啊!这里有着大好的立功出头之途啊!在这里,没有一个担任前哨部队和侦察部队指挥官的区区中尉不在六个月之内就发展出在法兰西的军官终其军旅生涯都无法企及的积极性、意志力、耐力和人格。

在 1951 年的东京,「欣赏结合了勇气与『风格』的军官的让・德・拉特・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马上就喜欢上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骑兵 [卡斯特希(Castries)上校]。他那耀眼的红色斯帕伊(Spahi)帽与围巾,手上挥动的亮丽马鞭,以及那兼有泰然自若的举止与贵公子丰采的气质,使他如同在 20 世纪 30 年代风靡了巴黎人一样,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风靡了印度支那的女性。

从殖民地种族主义衍生出来的贵族或准贵族特质的另一个发人深省的指标,是不问其内在对立冲突而将来自不同殖民母国的殖民统治者联结起来的,典型的「白人的团结」(solidarity among whites)。这种团结奇特的跨国性质立即让人想起 19 世纪欧洲贵族通过彼此的打猎小屋、温泉疗养地和舞厅形成的阶级团结;以及在 20 世纪时经由日内瓦公约保证给予被俘的敌军军官——相对于游击队员和平民——以特权待遇而愉快地表现出来的「军官与绅士」的兄弟情谊。

我们到目前为止的主张也可以从殖民地人民这边来论证。因为,且不论某些意识形态论者的宣称如何,一个令人注意的事实是,被称为「反向的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的那种暧昧的东西很少出现在反殖民运动中。此事极易为语言所欺罔。例如,爪哇语的 londo [衍生自 Hollander 或 Nederlander(荷兰人)一词] 这个字不仅意指「荷兰人」,也有「白人」的意思。但是这个衍生字本身表明,对很少接触到「荷兰人」以外的白人的爪哇农民而言,这两个意义就有效地重叠在一起了。与此相似的是,在法国殖民地当中 les blancs(白人)一词意指其法国属性与白人属性无法区分的统治者。就我所知,不管是 londo 还是 blanc 都并未失去社会地位,或者产生带有贬损意味的第二度的差别。

相反地,反殖民民族主义的精神,是马卡利欧・撒卡伊(Makario Sakay)短命的卡达路甘共和国(Republic of Katalugan)那部令人心碎的宪法(1902)中所说的:

没有任何一个生在这个塔加拉群岛上的塔加拉人会将任一种族或肤色的人提到高于其他人的地位上;浅色皮肤、深色皮肤、富有、贫穷、受过教育和无知识者——所有人都完全平等,并且应该拥有同一种内在精神(loob)。教育、财富或外貌或许有异,但本质(pagkatao)与为理念献身的能力绝无分别。

我们可以轻易地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类似的个案。说西班牙语的混血墨西哥人并不是将他们的祖先上溯到卡斯提尔的征服者,而是上溯到已经被消灭了一半的阿兹特克人、玛雅人、托尔特克人(Toltecs)和萨波特克人(Zapotecs)。本身是欧裔海外移民的乌拉圭革命爱国志士采用了图帕克・阿玛鲁(Tupac Amaru)之名——也就是最后一位反抗欧裔海外移民压迫而在 1781 年死于苦不堪言的刑求的原住民反叛者的名字。

也许看来有些吊诡的是,所有这些情感依附的对象都是「想象的」——无名的、没有面目的塔加拉同胞、消灭殆尽的部族,我的母亲俄罗斯(Mother Russia)或者故乡群岛(tanah air)。然而在这个方面,祖国之爱(amore patriae)和永远带有温柔的想象成分的其他情感并无不同。(这是为什么看陌生人婚礼的相簿就像是在研究考古学家所画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平面图一样。)语言——不管他或她的母语形成的历史如何——之于爱国者,就如同眼睛——那对他或她与生俱来的、特定的、普通的眼睛——之于恋人一般。通过在母亲膝前开始接触,而在入土时才告别的语言,过去被唤回,想象同胞爱,梦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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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Project 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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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所有火中取栗、蹈火赴汤和洞若观火的报道,都是易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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