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bloomberg.com/features/2020-cruise-ship-suicides/

最后一名乘客离开后,自杀开始发生

随着新冠疫情蔓延,船员大多被禁闭在狭小的舱房里,时间变得非常难熬

初时,「嘉年华微风号」(Carnival Breeze)邮轮的船员并没有在意同事萨勒(Jozsef Szaller)已好几天没有出现。新冠疫情期间,他们被封锁在「微风号」这个在海上漂浮的空间里,超现实的场景令气氛极度怪异。由于实施社交距离措施,晚上取餐时需要排 30 分钟队,而萨勒通常会偷偷溜走。邮轮上的员工们只有在就餐时间才能在自己的舱房外活动一、两个小时。萨勒宁愿用这些时间在甲板上抽根烟,或者在某间仍能营业的酒吧里花 1.75 美元喝杯伏特加苏打,总之是任何能帮他打发单调时光的事。

萨勒自去年 1 月起在嘉年华公司的邮轮上工作,没过多久,刚爆发的新冠疫情就让整个邮轮业陷入停顿。3 月中旬暂停航行之后,嘉年华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Royal Caribbean Cruises)都竭尽全力将旅客送回国,用包机送他们回家。但船员们并没有这样的待遇。旅客离开后,数万名邮轮员工又在海上漂荡了好几个月。有些人形容自己就像一名囚犯,或一箱没有预定到达时间的货物。

5 月 9 日是个星期六,萨勒的同事意识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进行例行体温检测。他的几个朋友说,自周三之后就没再见过他。根据访问船员及查阅官方文件得知,当时船上派了一小队人去找他,但发现他舱房的门被重物顶住。他们设法将门推开一条缝,一名船员伸手摸到了人的肩膀,然后推了推。没有反应。于是他们进入隔壁房间,爬到外面的露台上,不顾下方是汹涌的大西洋,就那样沿着栏杆爬到萨勒舱房外的露台上。进入他的房间后,他们发现了萨勒瘫倒在地的身体。他的脸和手臂都是紫色的,血从他嘴里流到白衬衫上。他的脖子上套着一条皮带。

此时,在距离「微风号」两个时区之外的匈牙利村庄多姆索德,萨勒的父母维尔莫斯(Vilmos)和伊尔迪科(Ildiko)正在打扫他们的度假小屋,他们在冰箱里囤好食物,等待儿子回国后在这里隔离。他们觉得,在海上漂泊那么多天之后,乡下的生活应该能让他打起精神,他们也能从布达佩斯附近的住所过来看望他,车程只需一个小时左右。但当天晚上他们回家后,却发现警察正在等他们。一名警官叫维尔莫斯打给匈牙利驻美国某地的领事馆,后者给了他嘉年华公司的电话号码。他打过去,电话那边似乎坐满了公司代表,还有一位说匈牙利语的翻译。「他们说我儿子在船上死了,」维尔莫斯回忆说。

他竭力想搞清楚他听到的内容。萨勒才 28 岁,身体非常好,至少他父母这样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这是意外吗?有没有可能涉及谋杀?但嘉年华公司没有提供任何细节。维尔莫斯说:「他们对我们说了 15 次,说为了保护我们,不便告诉我们细节。」

维尔莫斯继续追问,最后听到一个像小说一样离奇的说法。「我问他们尸体是在哪里发现的,」他回忆说,「他们说,『在房间里』。在房间什么位置?床上吗?『不,不是床上。』在浴室里吗?『不在浴室里。』地板上?最后他们终于回答,『是的,在地板上。』」公司代表说,找到他的船员从露台进入萨勒的舱房,于是维尔莫斯猜测,萨勒顶住了门,令他们没法进去,于是他问是否跟门把有关——他儿子是把自己套在门把上了吗?「他们没有明确回答,但暗示是这样的,」维尔莫斯说。根据他父母的判断,萨勒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维尔莫斯说,与嘉年华公司的沟通不久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当他们试图安排运回儿子的遗体、包括搞清楚应该由哪个管辖地宣布他在法律上已经死亡的时候,他们逐渐意识到,这间邮轮公司对萨勒的死亡有一定的责任。而该公司宛若迷宫般的企业结构(为减少纳税而设计、由一系列国际企业编织成的网络)令事情变得很复杂,加剧了他们的悲痛。

嘉年华集团旗下负责营运嘉年华各邮轮的子公司——嘉年华邮轮公司(Carnival Cruise Line)的通讯总监基姆斯(Chris Chiames)表示:「我们为船员的离世感到悲痛,并向他的家人和至亲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基姆斯说,在安排人员返家的整个过程中,船员的健康和安全是公司的首要事项;公司为船员的精神健康提供咨询服务及定期沟通渠道。他还说,嘉年华为运送萨勒的遗体及个人物品回家提供了支援,且对其家人关心的问题都作出回应。

12 月 21 日,萨勒的父母一方向嘉年华公司提起仲裁,称该公司迫使萨勒长时间呆在舱房里,在他多日未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情况下,未检查其状态,且未就如何应对隔离造成的精神损害为船员提供足够的培训。基姆斯说,嘉年华公司「为使船员尽可能舒适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而且,根据萨勒与随船医疗人员和人力资源部门职员的交流,看不出他在精神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问题。基姆斯说,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迹象,公司会立刻采取行动。

萨勒的家人正在寻求经济补偿,但维尔莫斯强调,他只想知道这场悲剧背后的真相。「任何东西都不能让我的孩子死而复生,但真相也许能为我们的内心带来些许安宁,」他说,「如果这间公司当时做了什么错事,我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出来了,因为这是一间如此庞大的机构,它背后有如此强大的金融网络支撑。他们根本不重视我们。」

新冠疫情初期,邮轮简直是疫症时期的噩梦之地——集合了跨国旅行、排舞(Line Dance)、没完没了的自助餐、室内卡拉 OK 等各种极易加剧病毒传播的要素。隔离对部分邮轮船员的精神健康也是一场灾难。船员们长时间与家人分离、大部分时间被禁闭在狭小的舱房里,没有明确的法律追索权,有的时候连工资都没有;与那些因封城和居家隔离而陷入抑郁情绪的人相比,他们所经历的隔离生活更加可怕。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凯茨(David Cates)博士将这种现象称为「疫情中的又一种疫情」。他提到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去年 8 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春季的 30 天内,5470 名成年受访者中有 11% 曾「认真考虑过自杀」,而在 2018 年进行的一项大规模调查中,有 4.3% 的受访者称在过去 12 个月里考虑过自杀。「被关在狭小空间里、而且不知道要持续多久,这种状态符合容易激发抑郁情绪的所有条件。」凯茨曾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疗中心的国家隔离中心治疗首批离开邮轮的确诊乘客。除了大约 100 名因与新冠疫情有关原因而死亡的乘客和船员外,在被困海上的船员中,至少还有其他六人死亡。他们大多被怀疑属自杀。

据当事船员及他们的家人的访问,尽管邮轮营运方确信船员们得到妥善照料,但他们的精神健康有时并不在优先考虑范围内。受大型海运业工会──国际运输业员工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属 下 的一个团体委托,有关机构于 2019 年 10 月进行了一项有关船员心理健康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疫情之前,就有大约五分之一受访船员表示曾有自杀的念头。这种高度压抑的状况源于漫长的合约和各种令人受压的要求。低级别的船员——譬如初级管家和厨房员工——往往来自比较贫穷的国家,动辄要在海上逗留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每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8 至 10 小时,工资根据年资约为每月 650 至 2000 美元不等。按照美国的标准,他们的时薪很低,但这些员工表示已比在家乡赚得多,而且他们很喜欢这种能到世界各地旅行的机会。

新冠疫情爆发后,嘉年华和皇家加勒比两间公司与各地政府在如何让船员安全回家的问题上争持不下,此时船员的生活陷入停滞。让一群美国乘客在加州或佛罗里达州下船,并安排他们在美国国内的交通是一回事,安排船员们回家则是另一回事──将来自印度、菲律宾或者乌克兰的船员送回家要牵涉多少复杂的工作?更不用说当时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为遏制病毒传播纷纷关闭边境。

有船员指责美国疾控中心设置了严苛的出入境限制,例如要求船公司高层在一大堆健康证明上签名,船员才能通过美国的港口和机场登陆,否则有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而他们也责备邮轮营运方似乎不愿意出钱包机。嘉年华公司一位发言人对此表示,该集团以 3 亿美元安排 225 次包机航班,将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船员送回家乡,但由于出入境限制规定一直在变,导致「哪怕只是最简单的船员调动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办好各种文件。」皇家加勒比公司一位发言人说,「因为政府相关规定经常变动」而造成各种延误,他们忙了好几个月时间,通过私人和商业交通方式将船员们送回家。

因此,当乘客们全部上岸后,许多船员从 3、4 月开始进入沉闷的禁闭期。这些邮轮变得很阴森——用皇家加勒比公司一名船员的话来说,就像一艘艘「空荡荡的鬼船」——特别是对那些因曾暴露在病毒环境里而不得不进行隔离的人来说。对某些人而言,这意味着要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独自生活近三个星期,这种房间只容得下一张双层床、一张桌子、一部迷你冰箱,还有一个舷窗。

让人精神压抑的不只是这种引发幽闭恐惧症的环境。员工们说,邮轮公司不停更改他们回国的安排,对于他们何时、如何回家的问题只给出含糊的计划。由于船上没有顾客,嘉年华公司叫很多合约制员工不用再工作,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享受一下远洋轮上的设施,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不会再获发薪金,这对许多要养家糊口的人来说十分可怕。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船上的娱乐活动却很有限。有些邮轮上有免费互联网,但速度可能慢得难以忍受,可能只够看一下社交平台或传文字短讯。

这种情况难免让一些人感到煎熬。尼瑟琳(Karika Neethling)在欧洲大型邮轮企业地中海邮轮(MSC Cruises)营运的一艘豪华邮轮上担任商店店员。她在船上的时候得知自己怀孕。她感到很恐慌,供应给员工的咖喱让她觉得反胃,5 月她开始胃痛,于是向随船医生索取孕期维生素,医生表示船上没有:「你只要平静地留在房间里就好了。」尼瑟琳回忆当时会在床上躺好几个小时,脑中只想着何时才是尽头。她感到一片茫然,「如果我最终无法下船,我不希望在船上生下这个孩子。」(地中海邮轮一位发言人表示,怀孕船员会得到额外的医疗护理和优先回国的机会。尼瑟琳 6 月回到南非,12 月 17 日诞下一名健康的男孩。)

4 月 29 日,皇家加勒比邮轮「海洋珠宝号」(Jewel of the Seas)邮轮上一名来自波兰的电气工程师失踪了,当时邮轮停泊在雅典以南的萨龙湾。希腊当局透露,船上的监控镜头拍下了他当天早上跳进海里的一幕。两周后的 5 月 10 日,嘉年华的「帝王公主号」(Regal Princess)上的乌克兰籍女服务员潘克鲁什娜(Evgenia Pankrushyna)在鹿特丹附近水域跳船身亡。大约在这个时间前后,一名中国合约制工人被发现死在皇家加勒比邮轮的「海洋水手号」上。这艘邮轮上的一名船员说,许多人相信他也是自杀的,不过公司称他是自然死亡。接下来是一位名叫邦达(Kennex Bundaon)的菲律宾厨师,他在嘉年华的 AIDAblu 邮轮的舱房里被发现死亡。4 天后,维珍邮轮(Virgin Voyages)的 Scarlet Lady 邮轮上又有一名菲律宾船员明显因自杀而身亡。(维珍邮轮没有回复采访邀请。皇家加勒比邮轮说,出于尊重船员个人隐私的考虑,不对个别死亡事件发表评论。)

到了 6 月,类似的坏消息继续传出。菲律宾籍女侍应乔森(Mariah Jocson)在皇家加勒比的「海洋和悦号」(Harmony of the Seas)上工作,当时该船停靠在巴巴多斯港。她最后一次被看见时正跟一位朋友借茶壶。「如果是你被困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每天只能出来一、两次,你有什么感受?」她父亲表示,6 月 9 日,有船员听到邮轮的内部对讲机系统里传出刺耳的「阿尔法」(Alpha)代码的声响,这个代码代表紧急医疗状况。警方说,乔森被发现在她房间露台的栏杆上自缢身亡。

对那些仍在船上坚守的人来说,这就像行业网志上每周都会出现又有人死亡的新闻。就在潘克鲁什娜去世不久后,有船员开始在 WhatsApp 和电邮转发一段视频,片中她瘫软的遗体被拖到一艘救生船上。嘉年华和皇家加勒比邮轮均提供了保密的电话线路,让船员向医生寻求心理支援,但有几名船员说,他们不愿拨打那些号码或向人力资源部门透露自己的情绪问题,因为他们担心那会影响将来的工作机会。

住在加拿大的汤玛斯(KristaThomas)也曾是一名船员,疫情期间,她在 Facebook 上开设一个群组,呼吁大家支持船员。回到岸上之后,她收到一些烦躁不安的船员越来越恐慌的信息,「我会收到这种信息,例如是『医生给我开了抗焦虑的药,我打算吞掉一整瓶』」。她因此读了一个预防自杀的网上课程,希望学习如何回应这些船员。

并非所有船员都只是默默忍受。5 月中旬,有几艘邮轮的船员在绝望之下采取了行动,试图唤起人们关注他们的困境。皇家加勒比邮轮的「海洋领航者号」(Navigator of the Seas)上有船员发起绝食,希望迫使公司尽早送他们回家。该公司的另一艘邮轮「海洋帝王号」(Majesty of the Seas)的船员在甲板上拉起大型标语,上面写着「你们还想要多少人自杀?」皇家加勒比邮轮表示「理解抗议背后的沮丧情绪」,涉事各邮轮的船长都采取了措施解决有关情况。

萨勒的朋友们说,他从来都是个不爱抱怨的人。他从 2014 年开始在邮轮上做临时工,一直都很开心并且很喜欢跟人来往。他是船员酒吧的常客,喜欢玩「爆炸猫」(Exploding Kittens)之类的桌上游戏,总爱买啤酒和薯片与同事们分享。他还是公认的工作勤奋的人,通常天未亮就会起床。他将 CASIO 手表上的闹钟设在清晨 5 点 52 分。

他之前是「嘉年华欢欣号」(Carnival Elation)岸上游览企划的助理经理,负责在邮轮停泊的港口安排乘客的游览活动。3 月初,也就是萨勒的合约刚开始两个多月的时候,「欢欣号」靠泊在大巴哈马岛的自由港,计划停留数周完成定期维修。当时已有好几艘邮轮出现数十宗新冠确诊病例。「情况很吓人,」萨勒在「欢欣号」上的同事卢昂(Jessica van Rooyen)说,「只要一看新闻,到处都是这种可怕的事。」

4 月中旬,萨勒被调到「嘉年华魔法号」(Carnival Magic)上,到达后隔离了大约两周。邮轮船员的舱房通常被安排在最低的几层,乘客离开后,一部分船员获准搬到空置的游客套房里。但据萨勒的家人说,此时萨勒还被留在简陋的员工舱房里。「他等于住在单人牢房,」他的父亲维尔莫斯说,「如果是你被困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每天只能出来一、两次,你有什么感受?」

「魔法号」上的生活作息管得很严。船员们只能在固定的时间段离开舱房,而且要戴口罩,并强制实行宵禁。早餐时间大约有 1 小时,但是人很多,要排很长的队,要为一杯咖啡排 45 分钟。因为可以免费使用互联网,萨勒得以跟家人和女友保持联络。他每隔一天就跟父母通过 Skype 或者 Facebook 聊天,他们尽量保持乐观。「我们一直在精神上和感情上支持他,」维尔莫斯说,「只要我们情况允许并且他也方便,我们就会聊天。但你总不希望让你的孩子负担太重。」

萨勒在舱房里喝酒、玩电子游戏消磨时间,或者一集接一集地看他之前下载的电视剧。他在电脑上看了《绝命毒师》(Breaking Bad)、《嗜血判官》(Dexter)和《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或者他会逃到第 11 层甲板上的吸烟区,抽着万宝路跟朋友们聊一会儿天。但要得到香烟是件很难的事:船上的便利店前总是排着一百多人的长龙。维尔莫斯回忆,萨勒曾经开玩笑说,他的存货所剩无几时,他会很乐意用自己的手机换两包烟。

跟萨勒谈话的时候,让维尔莫斯深深感到儿子不仅看上去非常孤单,而且一直处于一种「完全不确定的状态」。当时在匈牙利境内,政府已实施全国无限期封城,这令维尔莫斯很能理解萨勒正在经历的处境:「体会到被封闭起来是什么感受。」

不过,身为树艺师的维尔莫斯只在家里呆了 3 天就获准出门工作。(他开玩笑说,「他们发现要把大树运到我家里就诊有点困难。」)与此同时,萨勒告诉父母,嘉年华安排的返家计划一直在改变。一开始说复活节之前就能到家,但在没有解释原因的情况下一度推迟,然后再次推迟。他告诉父亲,有位同事之前接到通知可以离开,整理好行李搭飞机回家,但在最后一分钟又被送回了自己的舱房。船员们一直在留意某些旅游软件上列出、由嘉年华用他们的名字预订的机票资料。萨勒的一位好友回忆说,他们一度发布机票资料,后来又取消了。嘉年华一位发言人说,公司一直在向船员提供最新消息,并称更改计划的原因是出入境限制政策一直有变动。

邮轮营运方最后决定,把邮轮驶到船上余下的员工户籍所在大州的某个口岸,这样他们较容易从陆路或搭飞机回家。为了将相同户籍的船员集中起来,「魔法号」用救生艇将船上的欧洲船员转移到「嘉年华微风号」上,后者将驶往英国。5 月,在「微风号」上的萨勒搬进了一间客舱,那里不仅有窗户,甚至还有露台。他告诉父亲,很高兴终于能从房间里看到太阳和大海。他开始制定疫情过后的计划,还对朋友与家人说回家以后想学摄影。短期内,他会到父母在布达佩斯附近的度假屋进行隔离。同事们说,他甚至从未表现出一点点抑郁的迹象,反而一直在设法鼓励其他人。

那个 5 月,「微风号」上的生活仍受严格管控,嘉年华颁布了精确的时间表,规定船员们何时离开舱房用餐、或者何时进行一天两次的「60 分钟放松时间」。跟在陆地上一样,人们开始逐渐放松戒备,社交活动逐渐增多,对疫情也不再那么担心。似乎每个人都经常去船上的酒吧。「还能做什么?」萨勒的好友反问道,「在『微风号』,我们能放松情绪的时间很有限。如果没有酒,情况可能会更糟。」

5 月 6 日晚上,在大家分道扬镳回到船舱之前,萨勒和一群朋友喝醉了。那位好友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萨勒。之后他没有参加体温检查,也没有回复信息。三天后他的尸体才被发现。「我确实有怪责自己,」这位朋友说,「直到现在,我每次想起这件事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我为何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维尔莫斯说,他本来已非常悲痛,而嘉年华拒绝谈论他儿子死时的状况,这让他更难过了。他推断嘉年华尽可能不愿透露更多资讯,如此在法律上对它更有利。他们第一次打电话时说的话尤其让他惊愕,当时公司代表说,不探究与此事相关的细节将有利于「保护」维尔莫斯。嘉年华的人表示,公司负责协调船员医疗事务的人员之后至少跟维尔莫斯互传 15 封电子邮件,而且维尔莫斯从没提到未能获得答复。嘉年华表示,在得知萨勒的家人正在采取法律行动后,公司暂停了与他们的联络。

与维尔莫斯一样,西里洛(CiriloJocson)也急切希望能得到答案。他的女儿乔森就是 6 月在皇家加勒比邮轮上被发现自缢的那位女侍应。「我们只想知道他们如何发现我女儿,」他听上去几乎要哭了:「真的,哪怕有张事故现场的照片也好。我们需要真相。」

「她一直跟我说,爸爸,我快能回家了,定在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他说,「但计划的时间一直在变。」他一直不相信她真的已离世。当被问到她是否表现出抑郁的迹象时,他回答说,「没有,根本没有任何、任何、任何、任何迹象。」

维尔莫斯说,在他儿子去世后的几个月里,他联系了所有能联系到的船员,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令他感到沮丧的是,萨勒一连几日都没出席体温检查之后,完全没有管理人员或医护人员意识到要去找他。嘉年华拒绝就这件事接受采访。

去年 11 月,英国温彻斯特市一名法医作出萨勒死于自缢的结论,并暗示这可能是「一种在酒精作用下作出、冲动但故意的自主行为。」前一次对萨勒遗体进行的验尸结果指出,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驾驶者法定酒精限量上限的三倍。这一点是萨勒父母之所以提起仲裁的一个关键点。嘉年华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其邮轮酒吧的酒保受过培训,能辨别过量饮酒的客人并据此拒绝提供服务。萨勒家人的律师奥斯特罗夫 - 罗奈(Holly Ostrov- Ronai)说,嘉年华应该知道无限期隔离对员工造成的损害,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精神健康支持,而不是让他们「能不受限制地获得」烈酒、葡萄酒和啤酒。「他们允许(员工)想买多少酒就买多少,将他们禁闭在小房间里,而且不去查看情况,」她说,「他们有责任确保(员工)身心的安全。」

美国疾控中心的禁航规定已于去年 10 月 31 日到期。疾控中心要求邮轮营运方在重新于美国水域航行之前,应安排模拟航行演习,以证明他们的新规定(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在船上进行病毒检测等)足以预防传染。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些措施是否有效。皇家加勒比的一艘邮轮在符合当地医疗官员所订的严格规定的情况下,去年 12 月初从新加坡开出;但一名 83 岁的乘客在 4 天的航程中确诊,该船被迫返回新加坡港。(皇家加勒比邮轮表示,该确诊病例后来查明是假阳性,邮轮已继续航行,没再发现确诊病例。)

船员维权组织呼吁邮轮业改善舱房条件,对每天的工作时长和合约期限加强限制。船员们说,如果随船医疗人员有心理医生,而不只是提供热线电话,应该也会有帮助。总部设在奥斯陆的挪威海员工会(Norwegian Seafarers’Union)邮轮分部主任戴林(Lena Dyring)说,她最忧虑的是如果新冠疫情再次爆发,船员们或许仍会被困在海上。由 97 个国家联合签署的《海事劳工公约》(The 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将船上工作期限限制在 11 个月以内,并要求签约国允许患病船员上岸,但戴林说,这次疫情期间多次发生违反该规定且被免于处罚的情况。「他们公然无视该公约,」她说,「这是骇人听闻的行为。」

尽管有上述种种问题,但邮轮公司仍能毫不费力地说服船员们回到海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数月没有收入。萨勒在「欢欣号」上的同事卢昂说,她听到萨勒还有其他人自杀的消息时简直快「精神崩溃」。她当时正在另一艘邮轮上,在自己的舱房里呆坐了好几个小时,「看着四面的墙壁,」等待有关当局确认萨勒的死亡。但是,没有任何确认或悼念的举动。「太令人震惊了,」她说。

卢昂说,即使如此,她仍然很希望回到嘉年华的邮轮上工作,这种矛盾心理出现在本文访问的几乎每一位船员身上。船员们一方面形容他们在海上的环境非常让人不适,但同时也赞扬邮轮营运方在复杂的回国过程中为他们提供的免费食物、住宿、交通和其他支援。「这间公司很了不起,」她说,「嘉年华公司很照顾我们。」

维尔莫斯说,因为疫情,将萨勒的遗体从「微风号」停靠的英国口岸运回匈牙利的过程变得很复杂。(嘉年华公司说,8 月初时它已将 99% 的船员送回国。)他要求将儿子的遗体火化,他的家人在 7 月拿到了骨灰。萨克的两袋遗物(包括 CASIO 手表和一个还剩 12 美元的钱包)被单独送达。维尔莫斯向嘉年华问起萨勒其他遗物,包括智能电话,它或许能提供一些萨勒死亡时所处境况的线索,但嘉年华表示没有找到萨勒的智能电话。嘉年华拒绝评论这件事。

即使到现在,萨勒的父母仍未能让他的死亡获得法律认证。维尔莫斯说,法医的报告理应能推动这件事,但在为儿子的死与英国有关部门协调时非常令人沮丧,因为萨勒是匈牙利公民。而整件事令人头痛的地方还远不止于此。就像维尔莫斯指出,官方该如何处理一宗在一艘停在国际水域、在巴拿马注册、所有权属于一间在美国营运的公司的邮轮上发生的死亡事件?

维尔莫斯说,有时候甚至会感到自己也想自杀。「我只想先问一个问题,『我到底还在这里做什么?我为什么不冲进车里、踩下油门,无视下一个转弯位?』」

但他最终还是设法将自己埋在工作里。作为一名城市树木专家,他要找出那些遭受虫害的树木,以免它们倒下。这项工作需要关注环境的脆弱之处。(今年初,他在一次公共论坛上说,树木受到伤害时不会哭喊。)他说,工作让他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近来他每天工作长达 18 个小时,到最后常常累得瘫倒在床上。他戴着儿子那块已经旧了的手表,它的闹钟仍然定在 5 点 52 分,所以,每天早晨是萨勒在把他唤醒。「我知道我永远没有机会抱着自己的孙儿孙女了,」维尔莫斯说,「但我可以和其他孩子聊聊,告诉他们为什么应该爱护树木、应该如何对待它们。

Bloomberg
Business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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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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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所有火中取栗、蹈火赴汤和洞若观火的报道,都是易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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