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1-04-08/why-astrazeneca-azn-covid-vaccine-was-plagued-with-errors

阿斯利康:由万众期待到顾虑重重

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曾受万众瞩目,但现在这种疫苗令一些人避之不及

2021 年 3 月 22 日,阿斯利康(AstraZeneca)生物制药研究负责人潘加洛斯(Mene Pangalos)带著一种久违的轻松心情入眠。忙碌了一个周末后,他刚公布了阿斯利康在美国大型疫苗试验的中期结果,情况胜于预期:疫苗安全有效,预防有症状新冠肺炎病例的有效率达 79%。数月以来,他们面临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从安全性到供应短缺),而现在,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些好消息。

但第二天凌晨 5 时左右,潘加洛斯被电话吵醒——是阿斯利康行政总裁索里奥(Pascal Soriot)从澳洲打来的电话,索里奥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前一日深夜,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下属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所(Niaid)刚刚发布了一份声明,称监督阿斯利康试验的安全委员会担心他们「可能在结果中纳入了过时资讯」,并「可能提供了不完整的有效数据分析」。Niaid 敦促阿斯利康尽快发布最新数据。

潘加洛斯及他的团队亦收到了来自独立数据安全监察委员会(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Board,简称 DSMB)发来,措辞严厉的电邮,DSMB 是国家卫生院指派负责监督阿斯利康试验的独立专家委员会。DSMB 指阿斯利康发布了存在「潜在误导性」的数据,并称之为「最有利于研究的数据,而非最新、最完整的数据」。专家补充说:「这样的决定会削弱公众对阿斯利康科研流程的信任。」阿斯利康的高层大为震惊——没人事先与他们讨论过这些问题,Niaid 将 DSMB 对中期结果的批评公开的做法也是前所未有。

DSMB 的邮件很快就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所知。几小时后,Niaid 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在《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节目上谈及此事。「这件事真的很遗憾,」他说。「这是人为错误,阿斯利康疫苗可能很不错,但发生这种事只会让公众对它心生疑虑。」

此事前的星期五,阿斯利康获准根据截至今年 2 月 17 日的 141 宗经过验证的新冠病例展开中期分析。据知情人士透露,安全委员会建议阿斯利康团队注意此后未经验证的病例,确保那些病例不会导致疫苗有效率出现显著变化。但阿斯利康研究团队分析相关病例后,认为这些病例对自家疫苗有效率的潜在影响可忽略不计,因此,他们未在声明中提及有效率有可能会变动。

DSMB 的信件公开后,阿斯利康的试验团队开始争分夺秒地分析另外 49 个病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数周。短短两天后,阿斯利康就公布了最新结果——结果变化并不显著:整体有效率下降了 3 个百分点,至 76%;而对长者的有效率反而提升了 5 个百分点,达到 85%,而该疫苗在预防住院和重症方面的有效率为 100%。这一次,阿斯利康认真注明:「另有逾 14 个潜在的新冠病例需要评估,可能导致数字发生波动。」该公司管理层对事件深感不安。「这让人非常沮丧,」其中一名公司高层表示。「坦白说,这伤透了我们的心。」新结果发布后的那个星期,福奇将这段插曲「大事化小」。他在 3 月 31 日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说:「我从未质疑他们的数据。这是一款好疫苗,它将在全球抗疫中发挥重要作用。」

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合作开发疫苗的故事跌宕起伏,这故事内容包括目标远大的计划、尴尬的沟通过程、混乱的试验进展及噩梦般的生产流程。当然,还有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大国角力等。但最严重的是有许多报道指出,部份曾接种该疫苗的人(大部份年龄低于 60 岁)出现了一种罕见的脑部血栓症状。世界卫生组织(WHO)及英国、欧盟的监管机构都表示,他们发现该疫苗与血栓之间可能存有关系,但注射该疫苗仍利大于弊。欧盟监管机构建议将血栓列为一项极少见的副作用,英国则建议不要为 30 岁以下人士接种该疫苗。一些国家的政府已停止为较年轻群体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欧盟的许多领导人仍在积极争取,希望获得大量阿斯利康疫苗。他们亦抱怨阿斯利康未能履行供应承诺,他们甚至威胁要禁止出口在欧盟生产或包装的阿斯利康疫苗。一年时间里,阿斯利康从新冠疫苗家族中的「掌上明珠」变成了「问题儿童」。「我认为这有点不公平,」牛津大学医学教授、负责检视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之间关系的贝尔(John Bell)说。「如果继续纵容对这款疫苗的无理抨击,公众亦会对这款疫苗丧失信心,那我们就麻烦了,毕竟这是一款价格便宜、可在世界范围内接种,而且显然有效率很高的疫苗。」

正如贝尔所说,相比 Moderna 和辉瑞(Pfizer)的疫苗,阿斯利康疫苗更易于运输和储存。这间英国公司承诺在 2021 年提供多达 30 亿剂疫苗,且基于非牟利目的,每剂仅售数美元。目前来看,只有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的单针疫苗有望为终结疫情作出同等贡献,强生也同意基于非牟利目的出售疫苗,但其产量远远落后于阿斯利康。相比之下,BioNTech(复必泰)疫苗今年预计将为辉瑞带来 150 亿美元的收入,Moderna 疫苗预计将为 Moderna 公司带来 180 亿美元的收入。迄今为止,阿斯利康已在世界各地分发了逾 1.35 亿剂疫苗,在世界卫生组织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的新冠肺炎疫苗公平分配计划(COVAX)中,阿斯利康也成为了中流砥柱。

阿斯利康和牛津的确运气较差,但他们也犯下了诸多错误。「他们出了这么多差错,实在令人震惊,」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与卫生政策教授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说,他是美国总统拜登疫情过渡团队的一名专家顾问。

世界各国急盼阿斯利康疫苗帮助他们终结疫情,阿斯利康却问题不断。事件的发生过程是这样的:去年春天,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全速推进候选疫苗研发和动物试验,他们希望推出一款单针疫苗。鉴于大规模生产需要数月的详细计划和强大的后勤能力,科学家面临很大压力,他们不得不与大型制药公司携手合作。牛津大学与美国默克公司(Merck)的早期谈判因为英国官员的警告而搁置。英方指美国的民族主义或导致英国人拿不到疫苗,英国想将疫苗研发和生产掌握在英国人手中。而英国的疫苗研发大厂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又放弃了合作机会。如此,阿斯利康成为英国唯一一间可选择与之合作的大型本土药厂。

当时,阿斯利康在索里奥的领导下可谓顺风顺水。2014 年时,索里奥成功抵御了来自辉瑞的 1170 亿美元带有敌意的收购,并通过不断在市场上推出新药——特别是抗癌药,为公司树立了「奇迹创造者」的美誉。去年 4 月,牛津大学的贝尔与索里奥谈论合作事宜时,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至少在第一年必须以非牟利目的出售疫苗;第二,阿斯利康必须帮助确保发展中国家能获取疫苗。贝尔说索里奥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些条件,并表示:「我完全和你站在同一阵线。」阿斯利康将得到无与伦比的宣传机会,亦得到了拥有更多订单的机会。

但除了预防流感的鼻腔喷雾剂以外,阿斯利康在疫苗方面的经验几乎为零。「这是他们首次踏入这个战场,他们要披荆斩棘,闯出一条路来,」贝尔直指,「他们在疫苗界没有什么著名产品,可以让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大家听好了,这绝对是好东西。』」

合作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去年 4 月底,当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达成最终协议时,牛津大学已开始进行人体疫苗试验。后来,牛津的试验方案变得愈加复杂。它将在英国和巴西展开大型第三期试验,在南非展开规模较小的第一至第二期试验,美国的第三期试验则是由阿斯利康主导。在英国政府支持下,双方迅速开始合作,他们基于牛津与一间附近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牛津生物医药公司(Oxford Biomedica)的早期合作,启动了在英国国内的疫苗生产。5 月中旬,英国政府宣布预购 1 亿剂阿斯利康疫苗,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针对疫情的「曲速行动计划」亦承诺提供多达 12 亿美元的资金,用以加快该疫苗的研发,并保障美国获得投产后的 3 亿剂疫苗。牛津大学很快在英国开启了第三期试验——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

但在公众视野之外,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发现,他们错误地计算了疫苗浓度,令部份第三期受试者只接种了一半剂量的疫苗。大约在同一时间,研究团队决定将接种方式从一针变为两针——有迹象表明,两针能为人体提供更好的防护,他们将两针疫苗接种的间隔时间定为大约 4 星期。英国监管机构亦授权他们继续进行半剂量的试验,并在第二针接种完整剂量。但由于计算错误以及增加第二针的决定,该团队需要生产更多疫苗——这又导致了大量义工推迟接种第二针。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继续推进半剂量的研究似乎合情合理,毕竟疫情正加速蔓延,世界迫切需要疫苗,展开不同剂量的试验也是合理的——虽然并非是必然的。但据前特朗普政府一位高官透露,一些美国官员听说了试验方案有变动后,已经有所顾虑:「阿斯利康的人到底在做什么?」恰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与阿斯利康合作推进美国第三期试验之际,这些变动影响了美国对这间英国疫苗开发商的信心。

阿斯利康团队原本希望在去年 7 月就推动在美国的疫苗测试进展,最终却与 Moderna 和辉瑞的第三期试验差不多同时展开。据 3 名美国前高官透露,美国希望在昂贵的试验开始前,首先确保疫苗可以大规模生产,并展开相关测试,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比预期要长。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和一些「曲速行动计划」的官员还要求阿斯利康提供更多有关 65 岁以上人士的免疫反应数据,而牛津大学在招募长者参加在英国的大型试验时的进展却不甚理想。各种拖延之下,阿斯利康直到去年 8 月底才开始为美国自愿试验者接种疫苗。

而仅仅一星期过后,据卫生新闻服务机构 Stat 报导,英国一名自愿接种者患上不明疾病,美国试验随即被暂停。很快,在对相关状况的调查期间,各合作方在全球展开的接种试验均被暂停。为求谨慎,临床试验的暂停并不少见,特别是在最后的大规模试验阶段,这反映了研究人员对安全的重视。

但这并非一项常规试验,事实上,它是历史上最受瞩目的科研项目之一。新冠疫苗试验首次被报出暂停的事件引发了一场媒体风暴。研发团队面临巨大压力,但他们以保密参与者资料为由拒绝披露更多讯息——这是此类研发的标准做法,

但普遍情况下,此类暂停并不会引起太多关注。之后,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Matt Hancock)一番脱口而出的话中透露,出于安全考虑,牛津的三期临床试验此前已被暂停过一次。在随后的私人投资者电话会议上,索里奥透露了记者和科学家希望得知的一些细节:遭受不良反应的试验者是一名女性,她开始出现与横贯性脊髓炎症状一致的神经系统症状——横贯性脊髓炎是一种可能由病毒感染引发的脊髓发炎疾病。索里奥表示他们尚不清楚那位女士是否确诊了这种疾病,也不确定疫苗是否为发病的源头。

相关消息传出后,又一场风暴袭来。索里奥的选择性披露激发了人们更多好奇,阿斯利康再次拒绝披露更多细节。据知情人士透露,那位遭受不良反应的女性曾抱怨其健康状况被全球媒体公然剖析。在展开全面调查前发布其病情的更多资讯也可能影响试验的完整,并可能鼓励其他参与者谎称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症状。

试验暂停约一星期后,巴西和英国的监管机构批准牛津重启疫苗试验,但美国再过了近 7 星期——直到辉瑞和 Moderna 迎头赶上后,才允许阿斯利康重启试验。3 名前美国高官表示,阿斯利康总是需要很久才能提供他们要求的资料,他们对此越来越没耐性。一位前官员说,鉴于疫情紧迫,FDA 并不想拖延试验步伐。而其他公司都能快速响应 FDA 的要求,几名美国官员开始认为,阿斯利康和牛津的沟通存在问题。

一些参与英国政府疫苗工作的人为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感到困惑。原因很简单,据 Stat 报道,去年 10 月 12 日,强生曾因发现一宗不明病例暂停试验。和阿斯利康一样,这间美国公司也未事先对外公布相关消息,并以患者私隐为由拒绝披露细节。后来,该公司在向 FDA 提交的报告中透露,一名 25 岁的男性试验者出现脑部血栓及脑出血的状况。在确定该问题与疫苗无关后,强生重启了美国试验,并称他们能在试验暂停两星期内启动后备试验。

此时,一些美国官员对阿斯利康已经颇不耐烦,而此时辉瑞、Moderna 和强生的疫苗的良好研发进度更令他们对阿斯利康不满。「阿斯利康做事并不爽快,」有特朗普政府前高官指,「而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这没甚么好说的:做到了便是做到了,没做到就是没做到——我们不能为了让阿斯利康成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球在他们脚下,但他们把球踢飞了太多次。」

去年 11 月,辉瑞和 Moderna 在美国的疫苗试验已得出明确结果——有效率高达约 95%,远超所有人的预期。2020 年 11 月 23 日,牛津疫苗公布了在英国和巴西的第三期临床试验的中期结果,情况也还算不错,但相较之下,牛津的结果显得有些混乱。

参与辉瑞疫苗的试验者超过 4 万人,Moderna 的亦超过 3 万人,而牛津的中期有效率数据仅建立在对不到 1.2 万人的试验之上。同时,牛津没有为有效率给出一个单一数字,而是给出了两个似乎违背直觉的数字——这个问题可能要追溯至一件早被公开的事,即有一批受试者第一针疫苗只接种了一半剂量。牛津疫苗在间隔一个月并各接种了一针完整剂量的试验者组别中发现有效率达 62%;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另一个人数较少、约 2700 人的试验组别中,虽然这组人第一针仅接种了一半剂量的疫苗,但这个组别的抗病毒有效率却上升到了 90%。

起初,对于剂量分配情况,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对外的解释已经相去甚远。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吉尔伯特(Sarah Gilbert)领导了该疫苗的研发,她解释这是有意为之的试验安排。「我们不想一味坚持使用很低的剂量,不想到最后才发现由此激发的免疫反应太弱,」她告诉彭博社。「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增进疫苗接种方案的耐受性。」而第二天,潘加洛斯告诉路透社,牛津的科学家其实是「高估了一倍的剂量」。他将较低剂量取得的相对成功归因于「误打误撞」。

尽管那个人数较少的组别收获了强大的有效率数字,但混乱的试验安排,加上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无法一致地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许多人心中,这款疫苗仍迷雾重重。

阿斯利康和牛津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未因这些波折而陷入对立——双方似乎都在克制情绪。当阿斯利康的管理层被问及在英国举办的疫苗试验时,他们会说:「哦,那是牛津的试验,与我们无关。」当牛津大学的科学家被问及有关在美国的疫苗试验时,他们也会说:「那是阿斯利康的试验,我们没有参与。」贝尔则表示,双方关系良好。「我们仍在与阿斯利康携手合作,努力提供协助。我们从一开始就相处得很融洽。」

去年 12 月 30 日,英国监管机构批准了牛津疫苗投入紧急使用,并建议民众接种两针的间隔时间最长不应超过 12 个星期。其专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针注射一半剂量的受试者群体之所以得出的有效率更高,可能是因为两针间隔的时间更久,而非第一针的剂量更少。此时英国的疫苗生产已在多地密锣紧鼓地展开,大约一个月前,该国已采用复必泰疫苗开启了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牛津生物医药公司用了几个月时间,解决了阿斯利康疫苗生产中的种种问题,并使每星期的疫苗产量达到 200 万剂。今年早春时,阿斯利康疫苗在英国所有接种疫苗中已占一半以上,有数据表明,这款疫苗令感染新冠病毒者的死亡和住院比率大大降低。

其他欧洲国家的疫苗接种速度则慢得多。今年 1 月下旬,即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阿斯利康疫苗的几天前,该公司宣布它在第一季只能为欧盟提供原计划中 1.2 亿剂疫苗中的 3100 万剂。欧盟直到 8 月底才签署了 4 亿剂疫苗合约,这使欧盟的生产工作比英国迟了数月。阿斯利康位于比利时的代工厂的疫苗产量也低于预期,而欧洲药品管理局直到 3 月底才授权另一间荷兰工厂开始生产疫苗。

疫苗短缺的消息令欧盟官员十分愤怒。现任欧盟内部市场专员的布雷顿(Thierry Breton)曾是一位商人,他试图说服同为法国人的索里奥向欧盟增加交货量,但徒劳无功。更让人头痛的是,索里奥本人不在欧洲。从去年圣诞节起,他便一直在家人所在的悉尼工作。布雷顿对一间法国电台说,他每天凌晨 4 点 30 分起床时就会给索里奥打一通电话。「我不是在批评他。面对这种状况,每个人都在尽力而为,」3 月 14 日,布雷顿在欧洲第一电台(Europe1)上说。「但你看,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前往两三间工厂。我不是说我比他们更了解他们的工厂,但至少我在现场。」(阿斯利康则称,身处澳洲的索里奥亦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今年 3 月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再次发出警告,称要禁止出口在欧盟境内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几天后,由于担心英国会侵食本应属于欧洲的阿斯利康疫苗,欧盟下令意大利警察突击搜查了位于该国阿纳尼镇的一座为阿斯利康疫苗装瓶的组装工厂——那里有 2900 万剂疫苗。结果,他们发现那些疫苗本来就是应分配给欧盟和 COVAX 的。

在欧洲领导人对该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提出担忧之际,供应压力仍未得到缓解。2 月初,由于牛津第三期试验缺乏 65 岁以上人士的数据,至少 10 个欧洲国家便已宣布,会限制这年龄层的人接种该疫苗。随后,南非传来了更多坏消息——牛津在南非的疫苗试验表明,该疫苗对当地的主要变种毒株的防护力微乎其微。3 月中旬,丹麦、挪威和冰岛相继宣布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以调查几位疫苗接种者出现的罕见的血栓病例,其中至少一人死亡。几天后,尽管欧洲药品管理局仍建议接种这款疫苗,德国依然宣布暂停该疫苗接种,一些欧洲国家也仿照暂停。欧洲药品管理局再次检视了数据,并坚称接种的益处远大于风险,于是大部分国家随后又恢复接种。但不久后,更多病例涌现。3 月底,加拿大暂停为 55 岁及以下人群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德国亦再次暂停了为 60 岁以下人士接种该疫苗。「首先我们要能相信这些疫苗,」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说,她看上去疲惫不堪。「但这些风险不容忽视。」

她口中「不容忽视的风险」指的正是德国出现的 31 宗接种疫苗后出现的血栓病例,称为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CVST,一种罕见的脑血管病),这是接种 270 万剂疫苗后的病例数量,发病率高于正常水平。一些病例伴随血小板水平过低症状。多数都涉及年轻和中年女性。在这些病例中,有 9 名患者不治身亡。

欧洲药品管理局调查了截至 3 月 22 日欧洲和其他地区报告的 86 宗血栓病例,其中 18 名患者死亡,接种人数共 2500 万人。4 月 7 日,该机构称已收到 222 宗脑部和腹部血栓病例报告,数据未显示出明显因果关系或具体的患者特征。这种情况「清楚展现了大规模疫苗接种伴随的一项挑战」,欧洲药品管理局执行局长库克(Emer Cooke)说。「当成百上千万人接种这些疫苗时,临床试验中未发现的一些罕见问题就可能显现。」

英国监管机构称,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脑血栓总发病率约为每 100 万人 4 宗。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欧洲报告的接种疫苗后发病率为 10 万分之一。(英国的数字之所以这么低,或许因为该国尚未开始为 50 岁以下人群接种,不过,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血栓与年龄或性别有关。)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估计,在所有年龄层中,通常每 20 万人中会出现 1 宗 CVST。阿斯利康在 4 月 7 日的声明中指,他们会根据监管当局的建议更改疫苗标签,同时,他们「正努力了解个别情况,并尝试研究出一种有可能解释这些极罕见病例的机制。」

阿斯利康的高层本来可能期望著,等他们公布规模更大、更完善的美国试验结果后,世界会对这款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另眼相看,但当安全委员会的来函为世所知后,他们再次遭遇重大挫折。即使依照疫情时期的标准,阿斯利康中期数据的发布也充满瑕疵。该公司承受了欧洲监管机构的压力——后者要求他们提供更多关于长者的有效率数据,又要求在血栓威胁方面提供更多分析。阿斯利康的高层也敏锐地意识到,该公司之前备受批评的原因是不够坦诚,最重要的是,作为一间上市公司,阿斯利康理应且有义务严格、快速地披露重要数据。

3 月 21 日,即中期结果发布的一天前,阿斯利康的肿瘤学研究负责人 José Baselga 突然离世。当天,阿斯利康向一些美国官员通报了他们的评估结果,他们认为之后的病例不会明显改变研究结果。在福奇、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和其他美国卫生官员(DSMB 未派员参与)均有出席的视像会议中,阿斯利康展示了他们的试验结果,并与所有人一起检视了未经验证的病例,他们指出,该疫苗最终的有效率可能会下降几个百分点,但对长者的有效率反而有所提升。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该公司的简报并未受到挑战或质疑。

阿斯利康未在声明中坦承这些病例可能影响其有效率的结果——这决定与辉瑞和 Moderna 几个月前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以辉瑞为例,他们起初公布的 90% 的有效率估值在两周后被提高到了 95%,这让辉瑞在疫苗的有效率和宣传方面均能取胜。

相比之下,DSMB 宣称,一旦所有病例都得到验证,阿斯利康疫苗的有效率可能会降至 69% 至 74%。DSMB 将计算结果发布后才告知阿斯利康。这种事本身并不罕见,不寻常之处在于,DSMB 会公开质疑一间公司发布的数据。DSMB 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有关安全性的数据,以及确定试验何时能达到有效率门槛。若数字与报告公司所提供的相差较远,DSMB 通常会与该公司私下洽商,从而解决问题。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病毒学教授罗伊(Poly Roy)表示,既然对阿斯利康而言,疫苗数据的精确性至关重要,而他们的错便在于给出了一个具体数字。「他们既然不确定,就不该给出一个具体数字,」她说。「疫苗本身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他们的临床试验报告上。阿斯利康采取了错误的报告方式,沟通上亦出了问题。」

其他专家认为 Niaid 没有必要公开干预,且将影响公众对疫苗的观感。「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布这样的声明,说收集数据的方式不恰当、因此这间公司不该被信任,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不论那份声明到底在说什么,公众都会理解出别的意思,」英国医学协会公共卫生医学委员会前主席英格利希(Peter English)说。公众会由此推断「那款疫苗应该很糟糕。这会令那款疫苗的研发背负恶名。公众会觉得里面有问题,并影响他们对阿斯利康疫苗甚至所有疫苗的信心」,他补充道。

阿斯利康的下一个主要障碍是争取 FDA 紧急使用授权。该公司计划在 4 月上半月提交审批数据,但最终裁定可能要数周时间。阿斯利康的高层并不认为这个过程会很顺利。他们必须继续与 DSMB 合作,他们的数据集在所有新冠疫苗开发方中是最复杂的之一——其中包含血栓数据,以及成百上千万人的真实接种证据。3 月底,阿斯利康还遭遇了一项新挑战,该公司在美国的主要代工厂之一新兴生物科技公司(Emergent BioSolutions)将强生和阿斯利康疫苗的成分混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严重的生产纰漏。现在,新兴生物将只生产强生疫苗,美国官员正为阿斯利康寻找新的生产设施。

阿斯利康为了帮助世界终结疫情,努力引领了一款非牟利疫苗的开发,但该公司却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了大量批评,这让许多内部人员深受困扰。正如一位高层在被问及是否还会再参与研发疫苗过程时的说法:「一百万年内都不会再做了,我们实在是伤透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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