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赛事归来

一系列大型全球性体育赛事以熟悉而又陌生的方式陆续回归,为人类与新冠病毒的这场持久战带来一抹亮色

2021 年 6 月 11 日,终于迎来欧洲杯揭幕赛的意大利首都罗马,经历了一个比想象中更低调的夜晚。当晚意大利队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开始前,在这座向来痴迷足球的古老城市,节庆的兴奋迹象并不浓厚。

相比往常足球盛会时,汽车和阳台上四处悬挂绿、白、红三色国旗的景象,如今罗马街道上最为显眼的,却是孤零零的雕像和用于疏导人流的护栏。开赛后,仅有约 1000 名球迷被允许在这座城市标志性的人民广场观看球赛的公开放映,并且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和全程佩戴口罩。由于意大利仍在实施全国性宵禁,这些球迷必须在午夜前赶回家,几乎来不及庆祝下半场两名意大利球员的精彩进球。

一年前,当世界各国因新冠疫情纷纷闭关停摆时,体育作为重要的文化信使首先反映了这一变化。从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宣布赛季暂停,到原定于 2020 年夏季举行的欧洲杯、东京奥运会相继确认延期,再到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自「二战」以来首次遭到取消,2020 年的世界体坛可谓哀鸿一片。

如今,随着国境逐步开放,疫苗开始普及,感染死亡率普遍降低,体育以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方式回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但在全球各地疫情仍不时反复,更具传染力的变异病毒层出不穷之际,如何真正适应这场人类与大流行病的持久战,也成为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不得不直面的紧迫挑战。

疫情冲击波下,全球体坛经历了哪些「至暗时刻」?危机中的大型体育赛事如何寻求破局,复工的防疫手段是否足够完善?赛事主办方、赞助商、政治人物的不同利益考量,又如何影响着奥运会等世界顶级赛事的命运?

体坛停摆危机

2020 年初,随着一种彼时全球公共卫生界尚不甚了解的病毒,在世界各地加速传播,各国政府纷纷祭出社交禁令、社会封锁措施,甚至关闭了国境。以大规模人群聚集为特点的国际性体育赛事,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延期或取消。

其中,最受国际瞩目的当属原定于 2020 年 7 月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自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 1896 年在希腊举办以来,奥运会仅因战争原因被取消过三次。在 2020 年 3 月确认将延期一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则创下了现代奥运史上首次被推迟举办的纪录。

对于彼时仍在任的日本安倍政府来说,推迟奥运会实属疫情重压下的无奈之选。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本届奥运会投注了颇多心力,欲将其打造为个人政途和国际声誉上的高光时刻。东京奥运会所能拉动的观光和经济效应,亦被视为刺激日本疲软消费的重中之重。

「举办奥运会是一种人人都容易理解的成功,有一种人人都能分享的喜悦。」曾作为日本奥委会(JOC)工作人员参与 1998 年长野奥运会申办工作的春日良一对财新表示,这也是为什么安倍政府从申奥开始,就做出了「全日本型」的努力。「但新冠疫情告诉我们,情况可能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甜蜜,经济繁荣和人类幸福不一定能成为一回事。」

在宣布延期之前,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总体预算就已高达 125 亿美元(约合 806 亿元人民币),门票收入原本预计可达 10 亿美元(约合 64 亿元人民币),已签约的日本企业赞助额则达到破纪录的 33 亿美元(约合 212 亿元人民币)。日本政府曾在 2018 年估计,东京奥运会可望吸引 60 万国外旅客观赛。当时,这届奥运会的总门票数量预期能达到 780 万张,其中二到三成预计将售往海外,在日本国内则已售出 450 万张。

正因如此,安倍政府直到 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在欧洲和北美迅速恶化之前,都以按原计划举行奥运会为目标,坚持不松口和公众讨论延期或取消的可能性。

2020 年 3 月 12 日,奥运火炬已在希腊点燃,按原计划本应在希腊境内先传递一周,但出于对公众健康的考虑,希腊奥委会翌日就叫停了本国的火炬传递活动。当时,处于疫情高峰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单日新增病例已经破千,希腊境内的单日新增病例也已破百。

彼时日本的疫情也不乐观,自停泊在横滨港的邮轮「钻石公主号」上发生群聚感染、其乘员下船疏散以来,日本也处于每日新增病例呈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的增长中,即使不算邮轮感染,本土感染病例也已破千。日本境内的奥运圣火传递活动最终也缩小了观礼和起终点仪式的规模,改以「无观众」方式进行。

此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等国纷纷声明无法参加 2020 年 7 月举行的奥运会,并且多方建议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压力下,日本政府终于在 2020 年 3 月下旬同意,将东京奥运会推迟到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8 日举行,东京残奥会则将在 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5 日进行。

就在奥运会宣布延期的一周前,在当时的全球疫情震中欧洲,原定于 2020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13 日进行的足球盛事——四年一度的欧洲杯也确认将推迟一年举行。此前,由于欧洲疫情持续恶化,欧洲的五大足球联赛——英超、意甲、西甲、法甲、德甲均已被迫停摆。

这是欧洲杯历史上首次延期举行比赛。2021 年 6 月 11 日才开幕的本届欧洲杯,也是这一全球瞩目的足球盛事 1958 年创立以来首次在非双数年举行。

在足球文化和相关商业氛围浓厚的欧洲,欧洲杯的延期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由于改到 2021 年夏天举行的欧洲杯将与不少重要赛事日程撞车,再加上欧洲疫情持续居高不下,欧足联之后又不得不暂停和延期了所有欧洲冠军联赛和欧洲联赛、欧洲国家队比赛,以及原定于 2021 年举行的欧洲杯女足冠军赛。

受疫情影响的国际足球盛事也不止欧洲杯,包括南美足球联盟(CONMEBOL)主办的美洲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的顶级足球联赛,非洲足球联合会(CAF)的非洲冠军联赛、非洲国家锦标赛,以及北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足球协会联合会(CONCACAF)的国家联赛决赛等,都在疫情肆虐下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推迟。

对于许多足球俱乐部来说,疫情的打击关乎生死存亡。法国里昂商学院欧亚体育产业中心主任 Simon Chadwick 告诉财新,那些主要依赖比赛日门票收入的小型足球俱乐部受创最为严重,一些本就挣扎于债务和经营不善的俱乐部甚至因此破产。相比之下,拥有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等更多财源的大型俱乐部则更有能力撑过难关。

疫情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欧洲足坛引发了新的骚动。包括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曼彻斯特联在内的 12 家欧洲足球俱乐部「豪门」在 2021 年 4 月突然宣布,它们将联手创办一个名为「欧洲超级联赛」(European Super League)的全新足球赛事,欲与欧足联举办的洲际俱乐部赛事分庭抗礼。尽管这一另立门户的联赛承诺将为整个欧洲足坛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并为各球队提供更好的财政支持,但此举立即引发了来自欧洲足坛各级管理机构乃至政界的批评,最终在众多俱乐部退出的情况下被迫暂停。

商业联赛最大的收入来源是赛事媒体转播权,如欧冠在单一国家的独家转播权可高达每年数十亿元人民币。赛事停摆,自然也令购买了独家转播权的各大传媒公司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以中国体育影视公司当代文体(600136.SH)为例,该公司拥有欧洲杯数字媒体独家版权,赛事延期导致当期应确认的收入推迟至 2021 年。此外,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也令公司与之相关的体育营销业务无法正常开展。受这些因素影响,当代文体 2020 年上半年的营收同比下降 66.67%,亏损额达 5.39 亿元。

汹涌的疫情之下,NBA 也未能逃脱被突然叫停的命运。2020 年 3 月 12 日,犹他爵士队一名球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NBA 官方当天即宣布 2019 年至 2020 年赛季暂停,直至三个多月后才宣布赛事将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重启。

作为商业化最成功的国际职业联赛之一,NBA 的背后是庞大的商业帝国。赛事转播权外,NBA 官方及各球队、球员均有商业赞助、品牌代言在身,游戏、品牌衍生授权收入不容小觑。以 NBA 中国为例,其官网下方就列有安踏、蒙牛、东风日产等 25 家品牌赞助商。

曾在 NBA 中国任职、现为首赛体育创始人兼 CEO 的来晓雷曾在 2020 年 3 月告诉财新,此前 NBA 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大规模暂停,门票、转播、品牌赞助等收入都会大受影响。如果比赛彻底取消,这些收入都要返还或商量其他弥补措施。至于具体如何赔偿,则要看签订的合同规则。

除了奥运会、足球、篮球职业联赛等大型商业化赛事,全球各地的马拉松比赛、一级方程式赛车(F1)、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和法国网球公开赛、高尔夫、橄榄球、棒球等重要的区域或国际赛事,也均在疫情下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延期或取消。

如履薄冰重启

2021 年以来,在新冠疫苗逐渐面市、各国纷纷启动大规模接种计划之际,全球体育行业也争相开始「疫情常态化」下的各种自救尝试。

自 4 月以来,欧洲大陆的新冠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住院人数均有所下降,53 个国家中有 36 个不同程度地放松了防疫政策。据《金融时报》全球疫苗实时追踪数据,截至 6 月 17 日,七国集团(G7)国家中至少注射了一针疫苗的人口比例已达 47.1%,其中欧盟达 44.6%、美国达 53.3%。

随着欧洲国家开始相互开放边界,延期一年后终于在 6 月 11 日揭幕的欧洲杯足球赛,也被视为全球疫情缓和下顶级赛事的首次试水。在欧洲各大联赛已空场进行一年多的情况下,欧洲社会更将这场允许一定规模观众入场的足球盛事,视为疫情缓和后,欧洲公共活动、内部旅行恢复,乃至经济复苏的关键信号。

为庆祝欧洲杯创立 60 周年,原定 2020 年举行的本届欧洲杯计划采取「大欧洲杯」模式——将赛场分散在 12 座欧洲城市,进行无主办国的巡回赛。尽管因疫情遭延期,刚刚开战的欧洲杯仍延用了多地巡回的方案,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巴库、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哥本哈根、格拉斯哥、慕尼黑、伦敦、罗马、塞维利亚和圣彼得堡共 11 个城市举行。原定也将操办比赛的都柏林和毕尔巴鄂则因疫情无法允许特定规模的观众入场,而被取消了办赛资格,其中毕尔巴鄂的比赛被移至塞维利亚。

一些观察者担忧,在多个分散的场地联合办赛,意味着球队、球迷和媒体将在一个月内进行大规模的迁移,如此频繁、密集的旅行将大大增加疫情风险。

但按照欧足联方面的说法,鉴于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若集中在一个城市举办比赛,一旦主办地疫情恶化,整个赛事都将面临「腰斩」。相比之下,在多个城市举办反而分散了风险,临时改换场地也将容易得多。

为最大限度降低感染风险,本届欧洲杯也采取了严密的防疫措施,要求大部分球场的人数控制在 22% 到 50% 之间,每场比赛之前所有参与者都要进行核酸检测。

对于到现场观赛的球迷,每个场馆则有不同的入场筛查规定,例如布达佩斯的体育馆要求持票人同时出示 72 小时内的阴性检测证明或疫苗接种凭证。但总的来说,球迷都被要求在观赛时尽量留在自己的座位上、佩戴好口罩,并避免与他人握手、拥抱、击掌和亲密接触等。

就在欧洲杯开幕前夕,1 名荷兰球员、2 名西班牙球员及 2 名瑞典球员因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无缘本届欧洲杯。

此情势下,为了确保球队能有足够阵容完成比赛,欧足联也对赛事规则作出了多项特殊调整:各代表队参赛名单从过去的最多 23 人增加到 26 人;允许在首场比赛前任意更换球员;换人规则调整成单场比赛常规时间内可替补登场 5 人。

欧足联还规定,在首场小组赛开赛前,如果出现有球员确诊感染,或确认为确诊病例密接者等情况,则球队也可以对参赛的大名单进行不限次数的更改。若门将出现前述情况,则球队可在任意时间自由征召候补门将。

为了随时替补确诊感染的球员,参赛的各国球队甚至不得不组建一支由 17 名替补球员组成的「平行阵容」,以便能随时换人。如果球队中的球员感染,或需要隔离的人数过多,则球队可以「可出场球员不足 13 人」为由,向欧足联申请延期比赛,并在 48 小时内重组队员参赛。

这场横跨了欧洲大陆 11 座城市的赛事,不仅旨在借足球的力量展现一个「团结的欧洲」,在商业上也野心十足。

作为世界上商业化最成功的体育赛事之一,欧洲杯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商业赞助、电视转播、门票及接待费等。2008 年和 2012 年两届双主办国的欧洲杯都取得了 13 亿欧元(约合 99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总收入。2016 年的法国欧洲杯则为法国创造了近 12 亿欧元(约合 92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围绕体育赛事的基建更创造了约 2.6 万个就业机会,与之相关的旅游餐饮业也提供了 2.8 万个工作岗位。

本届欧洲杯不局限于一个主办国,而成为一场联动全欧洲大陆的跨国区域活动,预计可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和就业。原本欧足联对本届欧洲杯总收入的预估超过 25 亿欧元,但在疫情影响下,鉴于上座率受限影响门票收入,并且欧足联还需要额外拨款帮助其 55 个成员协会应对疫情,体育界普遍预测本届赛事的收入约为 20 亿欧元。

相比疫情相对放缓、疫苗计划稳步推进的欧洲,继欧洲杯之后很快将于 7 月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则笼罩在变异病毒肆虐、疫苗接种滞后的阴影中。

由于在 2020 年第一波疫情时大多防疫有成,亚洲大部分国家民众接种意愿不高,再加上整体缺乏疫苗,接种率远低于欧美国家。在印度于 2021 年 3 月暴发第二波疫情后,传播力增强的变异病毒开始在域内蔓延,原本在 2020 年第一波疫情中表现不俗的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均受波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疫情反弹,日本也未能幸免。

2021 年 3 月,自年初以来本已逐步平稳的日本疫情再次出现日增病例的攀升,每日新增病例数都在 1000 例以上,5 月 8 日更达到 7251 例的日增病例峰值。

近来,随着每日新增病例的逐渐下降,日本政府已于 6 月 17 日决定,解除包括东京在内的大部分地区的防疫紧急状态。但过去几天,东京出现了疫情再度反弹的趋势,当地担忧以印度发现的变异病毒株为主的第五波疫情可能袭来。

在具体防疫手段上,东京奥运会主要采用以隔离为主的闭环模式管理运动员,并限制观赛观众的规模。

按照东京奥组委及国际奥委会等机构 6 月发布的最新防疫手册,海外运动员需在出境前 96 小时内,分两天接受两次新冠病毒检测,入境日本时在机场还要再次接受检测,以强化口岸防疫。此后,运动员和教练等参会人员每天都要接受一次检测,并下载监测健康和位置的手机程序;仅偶尔与运动员接触的记者和赞助商等,则将每四天接受一次检测。

此外,运动员在入境后的三天内,若每天的检测结果都呈阴性,并接受高水平的行动监测,这三天就不需要进行强制隔离,可以进行与比赛相关的训练活动。

但按照手册的规定,参赛运动员原则上只需每天在上午 9 时或下午 6 时提交唾液样本,接受一次抗原检测,如果结果为阳性,才必须到奥运村的发热门诊采取鼻腔深处黏膜进行 PCR 检测。唾液样本将由各国代表团的新冠对策责任人收集后,提交给奥运村及比赛场馆。为防止做假,有关机构还将实施抽查。

在出行和社交方面,新版防疫手册呼吁奥运选手始终佩戴口罩,避免不必要的接触,如拥抱、击掌和握手等;手册还建议运动员独自用餐,或至少与他人保持 2 米距离;在指定的运动员区域就坐时,应避免以喊叫、欢呼和唱歌等来表现对比赛的庆祝或支持;运动员的行动范围也应仅限于比赛场馆、训练场和住宿设施,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屡次或「恶意」违规将面临警告、罚款、取消参赛资格、永久撤销注册资格等处罚。

此外,日方还计划在奥运村设立一个「传染控制中心」,专门负责确认阳性感染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控制中心将由东京奥组委直接主管。手册还显示,国际奥委会将设立协助机构,而日本政府负责对接公共医疗机构。

然而,直到最近,由于有上千名新冠重症者,部分症状较重的患者甚至因床位不够而没能得到充足治疗,已有部分日本地方政府宣布不会为奥运会腾出任何医疗资源。在这种情况出现后,不少人质疑认为,上述为奥运会配设的计划未必能得到彻底执行。

实际上,日本此前已从更小规模的国际赛事中吸取了一定经验。2020 年 11 月,东京举办的国际体操比赛采取闭环模式管理,旨在尽可能减少运动员与外界接触。当时体育场的出入口均安装了消毒用的雾化喷淋设备,场内放置两台大型空气净化器持续运转。每个国家代表团包下酒店的整个楼层,运动员每天都接受核酸检测。

但这种看似周密的模式也不无疏漏。2021 年 2 月开幕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就采用了这一模式管理运动员,但在 3 架海外运动员的包机上检出了确诊病例,导致提前抵达的 72 名运动员被迫隔离。相较于澳网仅有 1200 多名运动员及团队成员入境的规模,预计将接纳 1.8 万名运动员和随行人员的东京奥运会无疑面临更艰巨的挑战。

至于如何管理现场观众,东京奥运会已决定不接纳海外普通观众,并将每场比赛的国内观众控制在场馆可容纳人数的 50% 以内,且上限为 1 万人;如已售出门票超过上限,可能考虑进行抽签决定入场名额。另据日媒报道,对将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的开幕式活动,东京奥组委考虑将包括普通观众、赞助商等奥运会相关人士在内的入场总人数上限设定为 2 万人。

主办方坚持「有观众」的主要理由在于门票收入。「无观众」方案意味着 900 亿日元(约合 52 亿元人民币)的门票损失,奥组委可能因此出现赤字,随后又会引发「应由谁来承担财政成本」的棘手问题。

近期受到瞩目的是,日本政府和公共卫生专家之间围绕奥运会防疫问题罕见出现了矛盾。日本官方新冠对策小组会长尾身茂 6 月 2 日就奥运会称,「(疫情下)通常来说不应举办,所以缩小规模并强化管理体制是主办方的义务」。尾身还在其 6 月 18 日汇总的建议中,写进了「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办会是减少感染风险的最理想方式」这一评估结论。不少日本的防疫专家,都对现场观众可能出现的跨区域移动、公开播映及私下聚会感到担忧。

6 月 16 日召开的日本官方新冠对策小组会还指出,考虑到印度发现的变异毒株等影响,相比举办无观众奥运会的情形,举办有观众的奥运会可能将增加 1 万名感染者。同时,该小组还认为,不能排除在奥运会期间因日本疫情突然恶化,被迫再度推出防疫紧急事态宣言的可能性。此前,鉴于病毒扩散的隐忧,东京都政府已决定取消原定在奥运会期间实施的全部户外公共观赛活动,其中部分观赛点将改为疫苗接种点。

适应新常态

如果人类不得不与大流行病长期共存,全球体育界就必须探索出一套疫情下安全办赛的机制。

多名公共卫生专家在 2021 年 5 月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批评称,前述东京奥运会的防疫手册并非基于最好的科学证据,也没有从其他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文章建议,国际奥委会应首先对运动员、教练、志愿者、奥运会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暴露于感染风险的方式、可能原因以及严重程度进行区分,再制定相对应的精细化防疫规则。

参与该文章撰写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研究顾问 Lisa Brosseau 对财新举例,国际奥委会可根据比赛场地和活动性质,将不同的奥运会项目分为高度、中度和低度风险。例如,可将帆船、射箭、马术等参赛者本就接触度不高的户外赛事列为低风险,橄榄球、曲棍球、足球等密切接触不可避免的户外赛事列为中风险,摔跤、拳击等在密闭室内举行的高接触赛事列为高风险。

「我最担心的是,他们没有将气溶胶吸入作为一种传播方式考虑在内,而是非常专注于飞沫和接触传播。」Brosseau 认为,在一场高聚集、高密闭的体育赛事中,除了体温筛查、佩戴口罩、控制社交距离等基本手段,还应关注如何改善封闭空间的通风状况——这不仅包括运动场馆,也包括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时常聚集的餐厅、休息室、大巴等。

Brosseau 坦言,对于许多运动员来说,参加奥运会不仅是为了在赛场上夺得奖牌,也是为了与全球各地优秀的体育人才相互认识和交流。在她看来,即便罚款也难以对运动员进行有效约束,「主办者必须明白,这是人的天性,这样的活动必定会有社交,会有互动,会有传播的风险。所以,他们需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2020 年夏天开始的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赛事,为如何在疫情下举办一场人员高度密集的大型活动提供了借鉴。上述文章指出,考虑到常规的体温和症状筛查难以有效识别无症状感染者,NHL 采取了每天对运动员进行至少一次 PCR 检测的做法。此外,鉴于很少会有运动员携带手机去参加比赛,相比要求他们安装手机追踪应用程序,为其配备带近距离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将更为有效。

NFL 聘请的新冠防疫咨询和行动小组则撰文介绍,在实施日常检测和动态监控的基础上,NFL 的防疫小组还在发现最初的病例后,及时调整了政策,包括要求所有俱乐部都执行强化版的防疫方案,将检测频率从每周 6 次增加到 7 次,以及在识别高风险人群时将口罩使用方法、环境通风状况等更多因素考虑在内。该小组与病例接触者的进一步访谈还发现,秋季赛期的病例增加,主要与当时美国境内疫情反弹、运动员与家庭和社区的接触增多有关。此外,在室内不佩戴口罩活动、乘坐个人车辆及近距离的用餐也容易增加感染风险。

2020 年夏天 NBA 复赛时采用的「泡泡」园区计划,则是将球队封闭在奥兰多迪士尼乐园设立的隔离赛区、严格限制出入,并配以高科技的检测和监控手段,最终取得了「3 个月、172 场比赛、0 确诊」的不俗成效。

在 Brosseau 看来,「泡泡」计划「不是一件容易做对的事」,对于 NBA、NFL 这样的单项体育赛事或许被证明有效,但奥运会这样更为复杂的大型赛事可能难以复制经验。毕竟,只有约 1000 人参与了 NBA 的「泡泡」计划,相比之下,却有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在来势凶猛的变异病毒面前,许多人将疫苗视为关键的防疫突破口。

尽管国际奥委会并不强制运动员接种疫苗,但其近日声称,到奥运会开幕时,预计将有超过 80% 的运动员完成疫苗接种。对于这一说法,Brosseau 分析,这是因为辉瑞公司已经提出为所有奥运会运动员捐赠疫苗。但考虑到仍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缺乏疫苗的授权和供应,这一提议并不能确保所有运动员及奥运会工作人员在奥运会前都能得到疫苗。

此外,也有一些运动员因为担心影响赛场表现,或担心优先于医护人员和老弱群体接种而引发的医学伦理争议,可能不愿接种疫苗。目前在大多数国家,18 岁以下的青少年仍不允许接种疫苗,这意味着体操、游泳、跳水等运动项目的年轻运动员也难以在奥运会到来前获得疫苗保障。

尽管随着奥运会临近,日本政府已加快了疫苗接种的步伐,目前日本的疫苗普及率仍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据 One World in Data 网站数据,截至 6 月 20 日,日本仅 7.2% 的人口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接种,仅 17.7% 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日本首相菅义伟此前承诺,将全力在 7 月底结束对日本高龄者的接种工作。近来在东京中心地带的地铁站,随处可见张贴在各个角落、显示通往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方向的宣传海报。

Brosseau 则强调,应确保志愿者、巴士司机、餐厅服务员等奥运会工作人员也能获得疫苗,「这将创造一种『人形盾牌』(human shield)——如果运动员周围的人能受到保护,也就更不可能产生大量的传播」。

在防疫筹备越来越多地被提上日程之余,疫情也在加速全球体育界业已萌芽的新变化。由于运动员被限制回到赛场,体育赛事已不得不更广泛地转向数字化。在全球疫情肆虐的 2020 年,许多体育项目都推出了虚拟比赛、虚拟球员选秀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混合比赛模式,传统体育项目与电子竞技的结盟也引发了一波新热潮。

2020 年是 F1 比赛历史上首次举行电子竞技虚拟大奖赛,为鼓励竞争性和娱乐性,参赛者不限于现役车手。当时,这一各国封锁期间播出的虚拟赛车比赛,在电视和数字平台上吸引了创纪录的 3000 万观众。2020 年 12 月首次举办的 UCI 自行车电竞世界锦标赛,则是利用虚拟骑行平台 Zwift 举行,使得业余骑行选手也能体验比赛的乐趣。

在网球界,一个肉眼可见的数字化升级则体现在电子裁判的加速普及。为了降低裁判和运动员的染疫风险,在 2021 年 2 月举行的澳网公开赛中,全部场地都实现了电子司线执裁,除非机器故障,否则主裁判不得更改机器做出的判罚。尽管有观点认为,这可能会减少人工参与带来的赛事戏剧性;但电子裁判的确大幅提高了实时裁决的精准程度,因而得到了大多数运动员的支持。

此外,考虑到社交距离和旅行限制,NBA 等主要体育赛事都在 2020 年尽可能缩短了赛程。除了坚持在 11 地办赛的欧洲杯,大部分比赛都选择将举办场地设置得更为集中,以降低病毒传播风险。一些观察者认为,这不仅客观上为运动员减少了舟车劳顿,也更利于吸引对漫长赛事缺乏耐心的年轻观众。

法国里昂商学院研究体育产业的 Chadwick 认为,无论是体育管理机构、俱乐部还是赛事组织者,传统上都相当缺乏效率,尾大不掉。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正倒逼体育机构变得更加灵活和具有适应性。「这不仅是为了帮助体育在危机中生存下来,也是为了以更能创收、更吸引人和更有意义的方式提供体育产品。」

以足球为例。Chadwick 指出,足球在历史上一直是一项由比赛日门票销售驱动的运动,但疫情对现场比赛的冲击意味着,各个足球俱乐部必须更严格自身的财政纪律,并寻求更加多元化的收入渠道。同时,越来越多的空场比赛,也在促使俱乐部和球员重新思考球迷与足球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近年国际恐怖主义的上升,大型体育赛事的筹办者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安全风险。在欧足联与赛事转播商的合同中,原本就有一项预留条款,规定本届欧洲杯将能被推迟至多 13 个月,当时这个条款主要针对的是恐袭隐忧。

「如今,安全风险不仅可能来自恐怖分子,也可能来自病毒。」Chadwick 认为,新冠疫情已经让各大赛事的主办方开始真正理解,什么是「体育中蕴含的安全风险及威胁的性质」。

各方盘算

全球顶级赛事背后的政治、经济、地缘博弈意味着,即便疫情再凶猛,一场牵动各方利益的赛事无法轻言延期或取消。

《奥运金钱》一书的作者、日本媒体人后藤逸郎对财新表示,在疫情下坚持举办奥运会,正说明各方具有奥运会本身之外的盘算,「这就是奥运体制」。他称,正如日本政府能够借奥运会推动其主场馆周边的开发计划那样,「奥运具有超越法律的力量,对政治家来说是很方便的工具」,「若奥运会遭到取消,前期投入的资金都要成泡影。因此,他们(赞助商)至今没说过『一定要举办』或『应该不举办』这种话。」

就奥运会而言,国际奥委会拥有决定办与不办的最高权力,并能够将一切奥运会产品商业化。但这也令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国际奥委会,实际上变得越来越依赖商业收入。Chadwick 指出,从赞助商、商业合作伙伴到媒体转播平台,「无论哪个利益相关方都关系到国际奥委会的收入流,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奥委会的最终决定产生影响」。

奥运会的效益不止于经济,一向被外界视作不擅长外交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也可能会通过奥运会打开新的外交局面。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淑娥此前对财新表示,日本原本希望通过本届奥运会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塑造日本的国家形象,打造中日和美日新的外交关系,「说白了就是面子问题,横向上想要促进外交,纵向上想进行新时代的更迭」。

在菅义伟的外交努力下,刚在英国举行的 G7 峰会对日本将主办的东京奥运会表达了支持,并称愿将东京奥运会视为「全世界团结起来克服新冠病毒的象征」。将接棒日本举办下一届奥运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更在峰会上再次表态,他本人计划出席 7 月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同样也会出席观看部分体育赛事。

由于菅义伟政府在抗疫中表现迟缓,菅义伟的支持率已从一开始超过 60% 下跌至如今的 37% 左右。然而,他将在 2021 年面临两场重要选举:一场是 9 月执政党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另一场是 10 月任期届满前必须举行的众议院换届选举。一个普遍看法是,这位新任首相下定决心推进奥运会,是在试图依靠奥运会成功举办造势以提高连任的可能性。

有分析认为,在新冠防疫措施上与菅义伟对立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亦有政治盘算。身为惟一参加过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女性,她有可能希望以奥运会为政绩重返政坛中心,志在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不过,随着 7 月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临近,小池百合子开始在奥运会一事上保持低调。她此前创建的地区型政党「都民第一之会」在奥运会问题上的立场则处于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该党呼吁举办一届「无观众」的奥运会。

虽然根据主办城市合同规定,国际奥委会几乎可以随时单方面宣布取消奥运会,并且因为投保了瑞士联邦保险和慕尼黑再保险还可以获得约 20 亿美元的赔付,但对于主办国日本来说,一旦日本政府单方面决定取消奥运会,将被视为违反了与国际奥委会签订合同的法律义务,并将因此面临法律诉讼风险。

如今,距离奥运会开幕仅剩不到一个月,「取消」越来越不具备现实意义。正如日本奥委会(JOC)理事山口香早前指出,「已经错过了时机,没有时间去准备取消了」。

随着奥运会临近,以及日本政府加快疫苗普及,日本民众对举办奥运会的质疑也有一定缓解。据 NHK 6 月 14 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目前 31% 的受访民众希望取消奥运会,而希望以「无观众」形式举行的为 29%,另有 32% 的受访者希望在限制观众人数的状态下举行奥运会。

在 Chadwick 看来,由于奥运会这类世界级体育活动的全球属性,「很多时候,那些拥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的利益,往往能超越当地居民的需求」。在他看来,疫情恰恰凸显了赞助商、转播商等在整个奥运会生态系统中的强大议价能力,「人们开始意识到,奥运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关于体育,越来越多关于企业和政治利益」。

后藤则指出,由于文化不同,相较于欧洲等西方国家,日本乃至亚洲各国普遍对奥运会抱有更为神圣的幻想。此外,考虑到北京即将在 2022 年 2 月主办冬奥会,届时的全球疫情状况尚不明朗,「东京奥运会将能为北京冬奥会引航指路」或也是国际奥委会的考量之一。

据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近日介绍,计划在 2022 年 2 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筹办目前已进入全力冲刺的关键时期。北京冬奥组委正与国内外各方面紧密合作,将全面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牢牢把握如期办赛目标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风险挑战,统筹推进各项筹办工作。

中日两国高层已一致同意,将携手合作推动东京和北京举办的这两场奥运会和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曾在日本奥委会工作的春日认为,如果中日领导人能够通过奥运会这一契机进行交流,可能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

举办奥运会这类大型体育赛事不仅需要明确的战略、大量的资本和政治意愿,也倚仗当地组织者的精心规划和专业知识,但疫情让这一本就艰巨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博雅公关(BCW)在 2020 年 4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许多城市可能会在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下作出重大战略调整,预计有 43% 的城市在 2021 年主办活动的预算将遭到削减,2021 年后这一比例为 17%。调查还表明,各个城市举办大型国际性活动的兴趣可能会下降,未来各方或更关注服务于更多国内观众的地方性或全国性活动。

近年来,各国申办奥运会的意愿已下降,越来越多的城市在申办途中退出。美国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研究奥运的经济学家 Andrew Zimbalist 向财新解释,这是因为无论从经济、环境还是社会回报上看,主办奥运会都不是一项有吸引力的投资。

他举例说,过去 15 年间,光是夏季奥运会的运动场馆开销就涨到 160 亿美元(约合 1031 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他相关基建的成本则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相较之下,一届夏季奥运会的营收仅 50 亿美元(约合 322 亿元人民币)左右,冬奥会则更少。这还不算场馆等基建日后的维护成本、奥运会相关国际旅行的环境成本,以及主办国当地居民生活受到的影响等。

后藤在《奥运金钱》一书中也强调,日本为奥运会筹建的新国立竞技场仅暂时配备了田径场功能,日后甚至可能无法用于举办世界田径锦标赛。他还告诉财新,如果加上防疫费用,东京奥运会的预算可能已经膨胀到 3 万亿日元(约合 1755 亿元人民币)以上。

为了加速申办过程,国际奥委会近年已多次修改奥运会的竞标规则。如今,潜在竞标者已不会像过去那样,被高调宣布为候选城市并进行竞选活动,而是由国际奥委会指派的专项委员会与其进行幕后谈判,此外,主办国必须在奥运会举办七年前选定的规则也已取消,国际奥委会还在 2017 年的大会上,破例同时宣布了 2024 年和 2028 年两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巴黎和洛杉矶。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 Allan Sanderson 曾为波士顿市担任申奥预算顾问。他告诉财新,波士顿原本是 2024 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有力竞争者,但该市由于奥运会预算过高而撤回了申请。最终参与角逐的巴黎和洛杉矶两地则都宣称,若此次落选将不再申奥。无奈之下,国际奥委会才决定同时宣布 2024 年和 2028 年两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Zimbalist 和 Sanderson 都认为,未来随着各个城市主办奥运会的需求进一步减少,国际奥委会将不得不作出更多改革和让步,比如让多个城市、多个国家参与主办奥运会,降低体育设施的建设要求,扩大符合要求的体育项目数量,等等。

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与疫情相关的赛事保险机制也应加强。「我们没有理由再次陷入现在这种困境——因为不可控因素不得不在两个很坏的情况中二选一,要么损害投资,要么危害公共卫生。」Zimbalist 表示,「完善的保险机制可以让我们理直气壮地说:让我们优先考虑世界上 70 亿人口的健康,同时不用太过担心会让 1.1 万名运动员失望。」

在疫苗接种取得进展、感染率显著下降的国家,操办一场全球体育盛事则被视为展现国家形象的绝佳机会。

在承办本届欧洲杯的各地场馆中,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可容纳 6.8 万人的普斯卡什竞技场是惟一上座率可达 100% 的球场。匈牙利之所以有底气不限制观众容量,主要得益于该国快速推进的疫苗计划——在本届欧洲杯开幕之前,匈牙利的 980 万人口中,已有约 530 万人完成了疫苗接种。匈牙利也是欧盟成员中惟一批准使用了中国和俄罗斯疫苗的国家,目前该国的疫苗接种率在整个欧盟位居第二。

许多观察者亦强调,推迟或取消一场大型体育赛事,牵涉的不仅是复杂的商业和政治盘算,运动员宝贵的训练和参赛周期甚至结婚生育等人生计划更会因此被打乱。

此外,为防疫目的缩减赛事的仪式性流程、降低人员流动和参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折损竞技体育的观赏性魅力。而一场保持社交距离的赛事,似乎也不利于发挥体育背后的文化传承和国际交流意义。

但曾参与奥运会申办工作的春日认为,由于运动员出于防疫需要被限制在比赛场地,这反而为举办一场专注于展现运动员能力的赛事提供了机会。「(奥运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运动员的表现来展示人类能够达到的巅峰,所以如果我们积极思考,即便在大流行病的情况下,我们也能通过比赛展现运动精神,让人们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的伟大,向人们传递『我们可以坚持』这种勇气。」

在 Chadwick 看来,防疫与商业利益也并非不可调和,「毕竟,没有赞助商、商业组织或广播公司希望看到体育赛事成为一个超级传播事件」。在疫情下,优先防疫这一「符合伦理道德的做法」对商业本身也是有益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理想化,但我们从这次疫情中学到的是,企业完全可以向公众展示一致的价值观,证明举办奥运会不仅仅是为了钱」。

对于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未来,经济学家 Sanderson 的看法则更加悲观。他在《芝加哥论坛报》的撰文中写道:「由于品味和技术的变化,我们目睹了购物中心、百货商店、固定电话、纸币和马戏团的衰落。因此,大型全球性赛事也有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规模较小的单项赛事,因为观众可以随意挑选自己想看的节目。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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