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绿天鹅」

金融体系资产及投融资活动的低碳化重塑,挑战政策制定者、监管部门以及市场参与者

在全球金融市场都在关注新冠肺炎这只「黑天鹅」之时,包括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各大国际金融组织和主要经济体央行,则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对全球金融系统造成的影响将远大于一般的「黑天鹅」事件,BIS 将其称为「绿天鹅」(green swans),即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金融危机。

以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央行类机构为成员的 BIS,在 2020 年 1 月出版的《绿天鹅:气候变化时代中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稳定》一书中指出,相比于普通「黑天鹅」,气候变化相关的物理和转型风险比普通「黑天鹅」更「高阶」(high order),涉及从环境到地缘政治、从社会到经济活力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们(气候灾难)将对人类产生实际的威胁」。

跟「黑天鹅」一样,「绿天鹅」的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传统的基于历史数据推断的风险管理手段并不适宜对这类事件的预测和防范。因此,从国际组织到各国政府、央行,再到金融机构,都迫切需要找到一套方法来防范「绿天鹅」的腾空而起。

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于 2016 年签署的《巴黎协定》,是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迄今能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 2℃ 以内」,亦是这一代人对后世的庄严承诺。尽管跌宕五年,各国在协作应对气候变化上仍未走上正轨,但极端气候事件对经济的打击有目共睹,大部分国家的政策已经开始调整。

目前全球已有约 130 个国家和地区明确提出碳中和的目标。2020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第 75 届大会首次对中国碳排放作出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并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30・60 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全面向低碳转型。

这将深刻影响金融系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近日在《中国金融》杂志撰文指出,金融机构面临的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主要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其中,物理风险是指发生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等事件,可能导致企业、家庭、银行、保险机构等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进而影响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风险;转型风险是指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由于大幅收紧碳排放等相关政策,或出现技术革新,引发高碳资产重新定价和财务损失的风险。

风险亦蕴含着机遇。「气候转型将深刻改变市场,并为低碳资产创造明确的机遇。」英国独立咨询公司「碳信托」(Carbon Trust)在一份关于中国金融市场气候风险转型的报告中表示。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预计,实现碳中和需要数百万亿元的绿色投资,而其中绝大部分需要通过金融体系动员社会资本来实现,因此将为绿色金融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2021 年 2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从绿色供应链、绿色物流、绿色贸易、绿色产品消费、绿色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作出总体规划和部署。在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金融领域,该《指导意见》要求,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包括绿色信贷和绿色直接融资,并加大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考核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 2021 年的年度重点工作中,「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是第三大重点工作。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介绍,这将通过五大支柱完成: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完善金融机构碳排放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构建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争取年内完成《中欧绿色金融共同分类目录》。

经济体的零碳转型被欧洲和英国视作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关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低碳化转型,包括工业、能源及基础设施。从这个角度看,碳金融的意义也不只在于新增一个气候或绿色金融业务分支,而关乎整个金融体系资产及投融资活动的低碳化重塑。

然而,必须承认的现实是,目前中国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对气候风险的意识还很懵懂,对碳金融的机遇所知甚少,从内部人才知识储备到外部数据获取等各方面,存在较多亟待改善之处。从过去的经验看,中国的污染防治更多依赖行政手段,而现在要实现碳中和,如何更多依赖市场及金融机制,这对政策制定者、金融和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市场参与者都是不小的挑战。

从更大范围来看,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难得的容易找到共识的议题,亦是良好的国际合作契机,特别是对于找到公约数依然不易的中美关系而言,碳金融领域的合作更是如此。

测量「绿天鹅」

气候变化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已成为共识,如何评估这种风险,对以管理风险为生的金融机构而言尤其重要。目前国际上主要的操作是通过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金融机构测量各自面对的「绿天鹅」究竟有多大。

「对银行信贷资产而言,气候变化可能让海平面上升,生产设备直接变成搁浅资产,或者因为政策要求减排而直接影响企业运营。而对于资管行业而言,气候风险会导致资产价格波动,使资产组合本身成为搁浅资产。金融机构一直会开展很多种风险的压力测试,因此也需要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开展压力测试。」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宸表示。

马骏表示,目前包括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等国外的央行和监管机构,以及包括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等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已开始强调金融业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的重要性,一些主要大型金融机构也开始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但是,中国的多数金融机构尚未充分理解气候转型的相关风险,普遍缺乏对气候转型风险的前瞻性判断和风险防范机制。

对于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必要性,各方争议不大,挑战在于技术难度。一位接近中国央行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目前国际上对相关术语、方法、标准还在探索,远未达成共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团队的研究也发现,由于参数不同,压力测试的结果差别很大;此外也高度取决于可再生能源作为替代能源的技术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速度。

2015 年,中国工商银行率先开始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也是全球金融机构中较早开展相关研究的,其研究成果在 2016 年 3 月 G20 绿色金融峰会期间发布。工行用的是情景分析法,气候风险压力因素分为政策、价格和气候。其中,政策部分研究对象是火电、水泥、电解铝和钢铁行业,主要研究政策变化对银行将有什么影响;价格因素主要是指碳价,研究碳价变化对碳交易资产的影响;气候因素是研究干旱这样的极端气候条件对银行有什么影响。

根据「碳信托」的报告,目前中国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方法,除了工行的「情景分析法」,还有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资产组合法」、清华大学的「财务风险转型分析法」。

工行是「中英金融机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试点」的中方牵头机构。根据中英合作试点报告,中国的试点商业银行从 2020 年开始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电力、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开展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分析、评估,并披露相应信息。

目前,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各种方法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碳信托」的报告称,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工具通常仅关注政策法律风险和技术风险,而很少关注市场风险或名誉风险,而这主要又是因为缺乏相关市场数据;此外,已有的工具尚未将涉及公司价值链及其运营上下游的风险纳入计算和考虑的范畴,后者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收入或成本支出。

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表示,银行、保险机构相对资管机构而言「反应慢一点」,一个原因是不直接面对市场化的投资者,而且认识上或考虑当前的项目企业可能有效益。他提醒,中国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规模大,资产久期较国际上更长,一旦投资的资产使用了传统的、旧的技术,碳排放就长期难以改变,这或将带来大量的搁浅资产,进而给银行带来很多信用风险。

「所以,国内的银行业、保险业,不要只看到现在能收到利息,而要看到最终随着技术变化、政策变化,有可能面临前 5 年收到利息,后 15 年、20 年失去本金的局面。」叶燕斐表示。

除了金融机构,区域甚至国家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也将逐渐展开。2019 年底,中国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就在公开发言中透露,人民银行已对「碳交易–企业–银行」的压力传导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山西省为样本测算了气候变化对煤炭、冶金、火电三大行业财务指标及相关金融风险的具体影响。

在国际上,英格兰银行、荷兰央行等已在做一些分析工作。英格兰银行分析,气候变化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 43 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损失;荷兰央行称,该国 11% 的银行资产已面临较大气候风险。

瑞银集团主席、德国央行前行长魏柏昂(Axel Weber)基于他与各国监管者的讨论对财新记者表示,2021 年将会是多数主要经济体央行、监管机构开始引入气候分析压力测试的一年,这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资本和风险管理。

「希望将来气候压力测试成为人民银行宏观审慎压力测试的一部分,但是目前还是属于初级阶段。」前述接近央行的人士表示,难在技术方面,涉及标准问题、信息披露问题、压力测试各种指标的选取设定问题,以及评估的问题。

气候信息披露亟待升级

压力测试牵涉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是气候信息披露。要评估气候风险,必须能获得一致、高质量、关键的公开信息。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绿色金融体系的五大支柱之一,金融机构碳排放信息披露也为绿色宏观审慎管理提供先决条件。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近期召开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专题会决定,由大湾区内广州、珠海、惠州、中山、东莞、佛山、江门、肇庆 8 市的 13 家法人银行机构,作为首批试点机构探索开展环境信息披露试点。试点金融机构将参考和对标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试行)》,遵循「把握重点、大胆突破、能披尽披、不披露即解释」的原则。

文件要求,各试点单位须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前制定适合本行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方案,于 6 月 30 日前形成 2020 年度环境信息披露报告,从 2022 年起每年 3 月 31 日前形成上一年度的环境信息披露报告。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将把试点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情况作为定性评价指标,纳入每季度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内容,并择时对试点有关工作情况进行公开通报。

在此之前,已有 15 家中国金融机构(含观察员)参与了中英金融机构气候和环境信息披露试点,覆盖银行、资管、保险等行业,试点机构资产总额约 50 万亿元人民币。

海外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走在前面。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近期在题为「金融支持碳中和」的浦山论坛上介绍,主要经济体呼吁强制性气候信息披露,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已经自愿进行披露,汇丰银行、AVIVA 等金融机构已经披露了其股权及信贷资产的碳足迹或行业组成。

过去数月中,陆续有几十家资产管理公司承诺其持有的投资组合到 2050 年要达到净零排放。「Larry(注:贝莱德 CEO 芬克)致全球所投资企业 CEO 的年信,也折射出企业家及董事会层面正在发生的思维悄然变化。」美国新任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 1 月 27 日晚间举行的 2021 年「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说。

对于全球而言,气候信息披露的一大挑战在于所遵循的标准尚不统一,多种标准并存的「字母表汤」(alphabet soup)问题颇受诟病。目前,国际上主流的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框架主要有: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碳信息披露项目(CDP)、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绿色保险原则、负责任银行原则等。

卡尼担任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期间支持发起的 TCFD,目前得到包括贝莱德在内的全球许多大型机构支持,2020 年有超过 1700 家机构表示支持 TCFD 标准,不少企业发布了首份 TCFD 报告。欧洲有不少企业则采用 GRI 标准。

在中国,早在 2016 年 8 月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出了要加强相关信息披露管理,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2018 年,人民银行发布《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规范》,要求披露新增绿色项目投放金额及数量等。

但马骏回顾,监管要求提出后,许多企业抱怨不会弄、会加大负担,因而进展不尽如人意。在他看来,在具体的披露规范方面可设计得更合理、更精细,按不同行业设计模板,要解决能力建设的问题,不能因能力建设不到位就把这件事拖延了。

工商银行风险管理部高级经理乐宇在 2020 年 9 月的绿金委 2020 年会暨中国绿色金融论坛上指出,工行在压力测试过程遇到的困难之一是,企业环境信息相关数据的披露不是很完善,而且很多数据是定性更多、定量更少;所以在做压力测试时需要做一些模糊化的处理,不能做到更加精准地测量。

对于金融机构,过去要求披露的主要是绿色信贷支持项目等正面信息,资产的碳排放等负面性质的信息还未要求披露。目前金融机构披露碳排放信息还面临一些困难。前述接近央行人士介绍,一是尽管重点行业很多企业的碳排放核算已做了几年,但相关数据并不能被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轻易获得;二是行业覆盖面不足,目前常规开展碳核算的主要是碳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其他行业的碳核算基础还有待进一步夯实。

「披露这些信息,对金融机构是好事,可以让市场认为机构是有准备的,在管理和应对这些风险时,市场对机构的认可度会提高。」马骏说。

叶燕斐介绍,目前银保监会正在尝试制定绿色信贷或绿色金融方面的信息披露指引,以便于银行、保险机构更好地把信息披露出去,接受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拟要求披露的内容包括各类资产中可以放到高风险排放类别的资产有多少,其他类别的资产有多少,绿色信贷支持了产生多少减排效益等。「如果能做到强制披露更好,如果还不能做到强制披露,先是自愿披露,但有这样的指导性文件,可能会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

法国央行最近的一份实证研究表明,对金融机构的气候和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即便初期是自愿的,也能显著减少相关机构的碳足迹。前述接近央行人士据此建议,可考虑由自愿到强制、由重点金融机构到更大范围的机构、由重点地区到更大范围的地区逐步推进;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复制推广中英金融机构气候和环境信息披露试点成果。

在企业层面,马骏也建议,应及时出台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如果一步到位很难,能否从大型企业开始做起,逐步扩展到中小型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高排放企业,其碳排放信息是有的,在环保部门系统里至少有上万家。环保和金融领域的信息沟通非常重要,可以减少重复工作。」

不可否认,披露会带来额外的成本。鲁政委表示,就像绿债的认证和信息披露一样,在政策强力推动下,企业肯定能做到,但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企业成本提高和国际竞争力受影响的问题。因而,对披露的推动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要求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要密切关注国际上的进展,控制好「转型风险」。另外,在众多约束性质的政策之外,也需要激励性政策来实现激励相容的平衡。

求解激励机制

「过去的绿色金融发展中,对金融机构总体来说约束偏多、激励偏少,更多需要依赖金融机构的自觉和自律,但对于我国整个经济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鲁政委认为,气候问题的外部性意味着绿色项目存在「正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就会导致绿色金融产品的供给量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可以考虑通过政策来弥补由此产生的市场失灵,解决此类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前述接近央行人士亦认为,绿色金融作为将环境效益外部性内生化的重要工具,需要一定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更多资金进入可持续投资领域。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绿色金融体系的第三大支柱,就是构建激励约束体系。目前中国初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激励约束政策体系。中央一级包括将符合条件的绿色金融资产纳入合格抵押品范围,开展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开辟注册发行绿色通道,建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地方一级以财政贴息、奖励补贴、绿色基金和担保机制等为主。

人民银行 2021 年 2 月 8 日发布的《2020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进一步介绍了如何构建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定期开展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研究绿色资产和棕色资产差异化设置风险权重的可行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低碳领域的信贷支持;尤其指出将继续运用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这是人民银行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普惠性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支持范围。由于央行再贷款利率较低,银行用再贷款资金投放的绿色信贷利率也能明显降低,进而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

此前人民银行个别地方分支机构已有类似尝试。例如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下称「央行湖州中支」)构建「央行再贷款资金对接商业性银行绿色金融产品」运作机制,首批发放再贷款 5 亿元,对接包括「绿色园区贷」在内的三个绿色信贷产品;利率方面,央行湖州中支要求借款金融机构运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最高不超过 3 个百分点。

不过,这些实践仍是地方小规模的探索,如果要在全国推开,如何设计市场化的机制值得关注。前述接近央行人士建议,可以在基于碳核算的基础上,将符合再贷款、再贴现标准的绿色项目,纳入央行政策工具的支持范围;在对企业和项目的选择中,尽可能要发挥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作用;在资金投放方式上可选择「先花钱后报销」的方式;同时,财政政策是否考虑补偿部分利息成本也可以讨论。

从商业银行经营的角度,最宝贵的是资本,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是可考虑的激励机制之一,也是目前国际上热议的一大方向。对此,BIS 和 NGFS 提出,在巴塞尔协议 Ⅲ 的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下调整风险权重,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

但反对者认为,由于一段时间内,一些低碳项目流动性较低、期限更长、风险相对更高,调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可能增加金融稳定风险。此外,若没有国际统一的监管规则,高碳企业可通过国际市场融资,规避国内绿色审慎监管政策。

朱隽表示,尽管不少人认同必要性,但是巴塞尔委员会层面还未推行的一大原因在于,尚无足够的数据用于判断绿色信贷违约率的高低。

欧盟正在考虑引入「绿色支持因素」和「棕色惩罚因素」来推动绿色融资,即降低「绿色资产」的资本要求而增加「棕色资产」的资本要求。该提议得到了欧洲银行联盟和法国银行业协会的支持。欧盟可持续金融高级别专家组(HLEG)进一步指出,在资产风险权重中引入绿色支持因素,必须满足几个关键条件:一是官方机构要有对应不同资本要求的明确的「绿色」资产类别认定;二是微观层面上要有证据证明绿色资产确实风险较低;三是对可以获得较低风险权重的绿色资产的范围作出严格限制。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已就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提高棕色资产风险权重进行了尝试。

马骏建议,可考虑在把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调低的同时,将棕色资产的风险权重提高,使得整体的风险权重保持不变,主要是结构的调整,从而在宏观意义上对金融稳定没有大的影响。在他看来,其他国家可能因缺乏数据支持做不到,但中国已有七年的绿色信贷数据,更具备条件。绿色信贷违约率只有 0.4%,远低于平均 1.8% 的违约率,因而中国可率先引入调整风险权重的政策。

在金融机构业绩评价方面,目前人民银行已按季度对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绩评价,评价结果用于央行内部评级。此外,2020 年 7 月 21 日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印发〈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方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方案》),提出将绿色金融业绩评价结果纳入央行金融机构评级。这一评级的高低对金融机构交纳存款保险费、开展其他金融业务都有直接影响。王信在 2021 年 2 月 9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指出,《方案》预计 2021 年可印发,可适度扩大绿色金融业绩评价结果的使用场景,例如将来创设货币政策支持工具时,可将业绩评价结果作为依据之一。

不过,对于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支持绿色资产、应对气候变化,海外央行也存在一些争议。对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希望欧洲央行 QE(量化宽松)更多购买绿色债券的动议,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就公开表示,这或违反了市场中性的原则。但支持者认为,QE 政策在实际中已经偏好了高碳排放的企业,因为此类传统企业通常规模更大、现有信用更好、在银行贷款当中所占的比重较高,会获得更多支持,现有做法实际助长了高碳排放经济活动,央行有义务去纠正这个倾向。

在宏观审慎监管层面,在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中纳入「绿色因素」是另一种建议。但前述接近央行人士坦言,MPA 考核对信贷增量有实质性影响,要兼顾的问题很多,也不希望指标太碎片化。「个人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仅凭现在各方面的努力要实现『30・60 目标』任务很艰巨,相信各部门会采取很多重要的工具来支持。」

完善绿色标准

「30・60 目标」在眼前,在金融业撸起袖子准备参与其中之时,有一个关键问题尚未明确,即资产或投资的产品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才是有助于碳中和、碳达峰的?

目前中国与之相关的「标准」是绿色金融的几套标准: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人民银行和国家发改委、证监会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银保监会的《绿色信贷指引》;此外,绿色信贷方面还有央行对金融机构绿色贷款的统计制度。

但绿色金融并不等同于碳金融。与国际上侧重于气候变化不同,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中气候变化只是一部分,侧重点在于改善环境、防污治理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这是因为在此前较长时间里,中国将污染防治、提高能效、保护生态环境列为优先项。因此,中国现行的绿色金融标准中,将清洁煤炭技术等化石能源项目也纳入「绿色」之列;而在国际上,化石能源跟「绿色」无法画上等号,支持涉煤项目也与碳中和目标背道而驰。

例如,国家发改委牵头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最新修订于 2019 年,是所有绿色金融标准的总体框架,将绿色经济活动划分为六大类,包括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以及绿色服务,并在这六类产业下细分为 211 项具体的经济活动,其中不乏涉及化石能源的项目。《绿色信贷指引》自 2012 年发布后尚未修订过,主要从节能环保的角度出发。

中国绿色金融标准开始转向强调气候变化的节点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 年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绿债目录」),将人民银行和国家发改委的绿色债券支持目录统一,并且删除了所有涉煤项目。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绿色债券将不会再支持任何涉煤项目,包括节能领域的燃煤火力发电机组制造、火电机组污染防治等与煤炭相关的项目。

绿债目录的修订,被认为是中国绿色金融的重大突破,也是与国际通行做法的接轨——此前,中国绿色金融因为仍然支持涉煤项目而在国际上面临争议。然而,目前中国的标准体系对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是远远不够的。易纲之前提出的绿色金融「五大支柱」中,第一大就是「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做好统计、评估和监督等工作」。

马骏认为,修订后的绿债目录去掉了清洁煤项目,但是其他原有部分也应相应调整,使之更适合碳中和目标。他建议,以「不损害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原则,制定和完善绿色金融标准。

鲁政委认为,「目前仅以『绿』或『不绿』为标准来判断经济活动和融资的性质,其实是相当粗放、不完整、不连续的,因为绿色融资仅仅占全部融资很小的一部分,未能充分体现整个经济绿色转型的全貌。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显然必须解决高碳产业切实向低碳转型的融资问题,而这一部分融资并不符合目前各方所定义的『绿色』性质,但的确也是经济所必需的。」因此,更为合适的方法是,能够给每一种经济活动赋予「绿值」,比如「碳足迹」,可以通过经济在「碳足迹」下的碳强度和融资的碳强度,来观察到经济向低碳转型的进程。

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绿色债券标准的修订工作在金融标准委员会牵头下进行。有业内人士建议,可以考虑将涉及气候变化的标准从中单独列出来,以凸显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并借此机会制定「气候债券」标准,在国内推广气候债券的概念。

《2020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可先行试用绿色金融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推进绿色金融规范发展,为在全国推动实施银行可操作、企业得实惠的绿色金融标准积累宝贵经验。

自 2018 年 9 月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组第一次全体大会召开以来,工作组遵循「国内统一、国际接轨」原则,聚焦气候、治污和节能三大领域,不断完善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并行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朱隽表示,目前国际上也尚未有统一的绿色金融分类标准,有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的地区只有中国和欧盟。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有必要推动绿色分类标准趋同,避免绿色金融市场碎片化发展。

目前,与修订国内绿债标准并行的,还有中国与欧盟的绿债标准合作,中欧绿色金融标准对照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中欧的绿色标准在划定绿色经济活动范围上大部分重合,但在判定经济活动绿色属性的技术标准上存在一定差异。例如欧盟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根据经济活动的碳排放量设计标准、度量指标或技术阈值,体现的是「技术中性」原则,只要满足减排目标的技术即可使用;而中国的绿债目录在技术标准上参照国家发改委的绿色产业目录,对具体采用的技术、呈现的性能设定标准,与国家标准或行业规定相关联。

虽然中欧双方绿色金融标准的分类框架、方法不同,但支持的具体绿色经济活动具有较高重合度,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借鉴、完善的空间。目前,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技术专家陆续加入前述工作组,其代表性和影响力日益增加。

此外,一位资深监管人士称,绿色金融主要是「奖励好学生」,即满足绿色金融标准定义的,就会有所「奖励」;但是碳金融更像「鼓励进步学生」,即不仅包含绿色项目,也有可能是棕色项目,「可能今天排一吨,明天只排半吨,这种也是要支持的」。

因此,除了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碳核算方法、绿色金融统计等工作,也是发展碳金融的基础性工作。

前述接近央行人士坦言,目前这些基础性工作虽然进展很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完善。他以碳核算举例,金融机构碳核算缺乏标准,如何界定金融资产的碳排放责任分配、如何确定金融资产本身所用核算标准等方面,中国尚无权威的标准和依据。此外,碳核算行业覆盖程度有待提高,方法也亟须统一。「最基础的工作还需要完善。当然,我们也不能等太久,应该尽快具备条件。希望随着各种标准越来越明确,方法也会越来越成熟。」他表示。

培育低碳投资者

一直以来,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主要依赖政策激励而非市场主体的主动选择。然而,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明确,正是培育主动绿色偏好的投资者的契机。

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兼绿色金融中心执行主任孙蕊指出,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方面需要产业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但另一方面,中国工业规模非常庞大,如果要实现传统工业转型,例如降低煤炭使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广绿色建筑和新能源交通等,需要的资金支持规模也非常庞大,单凭政府资金远不能满足,因此需要金融系统的支持,也是金融、投资领域的新机会。

根据高盛的测算,中国碳中和投入为 16 万亿美元,其中至少四分之三应该来自私人部门。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截至 2020 年末,绿色贷款余额近 12 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 8132 亿元,居世界第二。

除了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传统的金融产品,目前中国的绿色风险投资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不动产信托、绿色租赁等有绿色偏好的产品亦层出不穷,但是实际投资成效尚不得而知。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基金投资低碳、绿色行业的内生动力不足,更多的是看中了政策红利。

施懿宸表示,中国有些行业本身就有高碳排放属性,例如石化行业。这些企业本身又以大型央企为主,基于社会责任等考虑,会较早开始提出减排甚至自身碳中和的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们的投资一定会增加低碳偏好,这样才能实现资产整体碳中和。「这一类高排放企业将可能成为中国第一批有低碳偏好的投资者,而它们又可以带动市场开发低碳资管产品;预计今年将会看到较多针对这类投资者的资管产品上市。」

2021 年 2 月 9 日,中国首批碳中和债券发行,南方电网、三峡集团、华能国际、国家电投集团、四川机场集团、雅砻江水电 6 家企业合计募集资金 64 亿元;投向涉及多个领域,其中风电项目 4 个、水电项目 4 个、光伏项目 2 个、绿色建筑 1 个,均为低碳减排领域,预计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4164.7 万吨。

承销其中三只债券的中国银行投行资管部总经理胡昆表示,碳中和债券受到保险、银行、理财、基金、证券公司等多类型投资人踊跃追捧,引进境外投资机构参与投标并成功配售。

此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认为,培育更多的投资者需求,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这些大型资产所有者的引导作用非常关键。BIS 相关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研究、推动全球各国央行 6 万亿美元的外储至少有一部分可流向碳中和领域,让央行外储资产更绿色化。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国内还是海外,都有对绿色投资泡沫化以及「洗绿」活动的担忧。魏柏昂指出,近来看到的是绿色投资需求的大幅增长,原因包括市场公认的绿色资产供给不足,许多绿色项目因为其外部性还未得到政策内化,可融资性不足,因而会出现公认的绿色资产表现过于强劲的情况;同时由于标准、信息披露等的不完善,也出现并不那么绿色的投资标的被当做绿色产品出售而「洗绿」的现象。

他认为,随着各方合力推动下绿色资产供给的增长,将会看到回报水平的正常化。短期内,有高价格激励推动更多类似的产品出现,不是件坏事。

二级市场时有泡沫不可避免,也有崩溃的时候。然而,叶燕斐称,从长远来看,其定价会是一个方向性的引导,这也是市场发现价格的应有之义。

在前述接近央行人士看来,低碳投资也需避免一哄而上,原来因为大家不重视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或牵涉资产组合变化有损自身利益而没有行动,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非常强调 ESG。此时如果市场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就会出现所谓「漂绿」的问题。

「即使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大家一拥而上都去干,若配套的储能、调峰问题一时半会儿没法解决,短期内就可能有项目没法持续,还将带来后遗症。」他说,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考虑,完善信息披露,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如果过于强调金融支持新能源,同样也可能出现风险」。

碳市场金融属性待明确

除了投资低碳、低排放行业,对实现碳中和最直接的投资交易来自碳排放权市场。

碳排放市场一旦建立并纳入较多行业,对整个资产管理行业会产生深远影响。一位长期参与碳市场的券商人士表示,有了碳价约束后,各类资产定价也会有边际变化,碳价会影响资产价格,基金和资管公司的投资组合也会承受相应的价格风险。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全国性碳市场开始首个履约周期,意味着这个全球最大的碳市场跌宕多年,终于正式启动。首次仅纳入发电行业,涉及 2225 家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这是中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将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参见本刊 2021 年第 4 期《中国碳市场待考》)

然而,跟欧盟碳市场金融机构参与较为踊跃不同,中国的碳排放权市场,从开始的试点到目前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参与的金融机构只有零星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几乎同时缺位。一位金融机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主要原因有市场缺乏流动性、信息不够透明、碳配额不固定、政策不够稳定等,此前试点刚开展时有部分金融机构尝试过,但「首单」后基本都陆续退出了。

「现在碳市场的参与者基本上来自同一个行业,同质性很强,很可能交易流动性不好。所以,还是需要一些『投机』性质的投资者,期限偏好跟企业不同,可能看得更长远一些,定价机制就不一样,可以出不同的价格,这样市场流动性就可以做起来了。」一位长期研究碳市场的资深金融研究人士表示。

事实上,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目前仍然存在争议。「如果认为碳排放权只是类似生猪这样的商品,就是由相应监管部门监管;如果认为碳排放权是猪的凭证交易,就有证券属性,应该由证监会监管。」一位金融监管人士表示。

从 2021 年元旦前后生态环境部先后下发的多份关于全国统一碳市场的文件要求看,碳排放权没有被定义为类似标准化合约的凭证,其交易场所也并非国务院所批准的可以进行集中撮合竞价的交易所,这意味着碳排放权更被视作一种一般商品。

「如果一开始就定性为金融市场,那就涉及较复杂的市场交易机制设计问题。所以,目前我们先搁置争议,让市场赶紧启动,之后可以慢慢调整。」前述金融监管人士表示。

但市场人士认为,随着碳排放市场交易量的增加,市场会自然形成对金融衍生品的需求,同时其他非控排企业投资者也会加入,市场的金融属性会慢慢提升。

相应制度准备已在进行之中。2020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曾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提出适时增加符合交易规则的投资机构和个人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机构及资本积极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序探索运营碳期货等衍生产品和业务;探索设立以碳减排量为项目效益量化标准的市场化碳金融投资基金。2021 年 1 月 22 日,广州期货交易所获批成立,按照筹备之初的规划,这也将成为首个交易碳排放权衍生品的期货交易所。

「可以认为,从 2020 年四季度开始,碳的监管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已就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达成了共识,但是何时推出与金融属性相关的衍生产品,还需要继续讨论。」孙蕊表示。

她认为,中国的碳市场要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参与,需要从机制上尽快向市场发出更明确的政策信号,确定包括钢铁、水泥、化工、电解铝、造纸等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的时间表,形成稳定预期;以及发展衍生品交易,推动跨期的金融交易,增加流动性,促进价格发现;同时推动碳市场的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参与国内碳市场,丰富市场参与者多样性。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表示,国内金融机构如果都进入碳市场,能占到交易量的 10%–15%,对活跃碳市场、优化碳定价很有用,从而对新能源公司形成更大的「补贴」,对高排放企业形成更大的「惩罚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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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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