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餐大考

一场关乎数千万农村儿童成长的社会试验,促动国家政策落地,十年之间改变了什么,还有什么需要改变?

木耳胡萝卜丝炒肉、炖肉末、炒莲白。一盆盆油汪汪的餐食,摆上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小学食堂窗口,待午餐时间,一批批学生便涌向食堂,排着队等食堂阿姨将一大勺菜浇在热腾腾的米饭上。

自 2011 年全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实施营养餐项目后,这所地处广西深度贫困县、坐落在大山里的小学,每天中午可以向全校 600 多名孩子提供一顿国家补助的营养午餐。

10 年前的场景和今天有天壤之别:当时,隆福小学的食堂不过一间平房,一个蒸箱,学生从家里自带大米、黄豆到学校,顿顿靠「黄豆蒸米饭」充饥;学校里六年级 13 岁的男生,身高只相当于全国农村 11 岁和城市 10 岁男生的水平。

给隆福小学带来改变的,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营养试验」。2011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投入 160 亿元,为农村地区学生提供每人每天 3 元的补助,用于供应营养午餐。项目实施 10 年至今,中央补助从每人每天 3 元提升至 4 元,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达 1472 亿元,现覆盖 29 个省份 1762 个县,惠及约 4000 万农村学生。

「计划明显改善了我们国家农村儿童的身体状况。」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说。

营养改善计划的雏形,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07 年启动的「贫困地区寄宿制小学学生营养改善项目」。当时,农村学生营养不良率高、维生素摄入严重不足,面临普遍的「营养贫困」,基金会先在广西、河北等地进行供餐试验,论证营养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到 2011 年,正式的国家政策出台。

如今,大部分营养餐覆盖的学校,午餐「一肉一菜一汤」已成标配,部分地区学校还开始试行四菜一汤、六菜一汤的「自助」模式。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9 年,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男、女生各年龄段平均身高比 2012 年分别提高 1.54 厘米和 1.69 厘米,高于全国农村学生平均增长速度。

多项科学研究证明,向学生尤其是贫困学生提供校餐,是降低儿童营养不良率,改善学生入学率、出勤率、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的重要干预手段。从上世纪中叶开始,日本、英国、巴西等国,已开始推广学校供餐。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 全球学校供餐状况》,到 2020 年,全球有超过 150 个国家实施校餐项目,各国每年在校餐计划上的投资达 410 亿–430 亿美元,其中超过 90% 的资金来自国内财政支持。

「营养餐」实施 10 年之际,一场「大考」正在进行:2021 年 3 月,教育部确定会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展营养改善计划十周年评估。该评估将向 832 个国家试点县发放县级问卷,同时随机抽取 91 个县,收取学生体质数据和家庭问卷,并组织前往云南寻甸、广西都安、广西融水、宁夏西吉、青海乐都、贵州罗甸、湖北咸丰、江西遂川 8 省份 8 地实地调研。

持续长达 10 年的营养餐,将交上一份怎样的答卷?

十年再回首

4 吨猪肉,8 吨蔬菜瓜果,10.8 吨大米,这是广西都安县「营养餐」学校约一天的食材消耗量。每周一清晨,一辆辆冷链车从各个配送点出发,在山间穿梭往返上百里,将食材送往县内大大小小 300 多个农村学校的食堂,填满超 8 万名学生的饭碗。

度过了疫情影响下的漫长假期,随着学校复课,校园食堂也重新「开伙」。「比起家里,更喜欢在学校吃饭。」隆福小学五年级的阿健(化名)抱着饭碗告诉财新,有肉、有菜,运气好时还能「加个鸡腿」;由于米饭自取,正在「长身体」的他每次都会舀上满满一碗。过去一年里,阿健长高了 5 厘米,「还想继续长」。

10 年前,广西都安县被媒体曝光学生顿顿吃黄豆蒸饭,引发全国关注。学者以「营养贫困」形容学生的处境——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下称「基金会」)调查,当时,每 100 个农村孩子就有近 12 个生长迟缓,身高低于同龄城市孩子 6–15 厘米;都安县寄宿生每日维生素 C 摄入量几乎为零,超七成学生上课有饥饿感。

「以前有的孩子连续一周都没有油食,我们每天做早操,到老师讲话时,台下总有几个学生因为低血糖晕倒。」都安县古山小学校长韦君回忆。

最初,官方尝试以「直接补贴」的方式改善学生营养。2008 年起,中国提高了农村寄宿学生的生活补助标准,并实现西部地区全覆盖。2010 年,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一补」支出总额已超过 100 亿元。但基金会调研发现,国家的补贴发下来后,政府直接补给了家长,大量学校食堂停办,学生仍未摆脱「黄豆蒸米饭」的困境。

「仅有『一补』政策仍然不能满足学生的营养需求,必须保障钱都吃到孩子嘴里。」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当时提出。同一时期,诸多公益团队纷纷行动,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募集午餐、修建厨房。随着社会公众对政策调整的吁求声高,2011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从国家层面落实贫困地区中小学「校餐」制度。

地方各类营养工程也配合发力。2008 年起,广西那坡县对全县农村寄宿制小学学生启动「补蛋工程」;2010 年起,宁夏开始推行「营养早餐工程」,要求保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县城寄宿生「每人一天一个鸡蛋」。在那坡县,为了避免家里穷的孩子把鸡蛋偷偷藏起来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学校还要派班干部检查孩子吃剩的蛋壳,逐个回收。

中央政策带动一系列有关膳食的投入:2012–2021 年间,广西都安县获上级下发的膳食补助资金约 5 亿元,投入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食堂建设约 9600 万元,286 所学校食堂新建扩建改建,有了加工间、配菜间,添了冷柜、蒸饭柜和电炒锅;县财政还累计投入 7000 万元,帮助各中小学食堂聘请工人。

「现在学生来学校,吃得好了,身体素质比以前好了,六年级吃过营养餐的学生比初二的都高。」韦君说。

2020 年 11 月,都安县正式摘下「深度贫困」的帽子,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但对部分家庭来说,一天一餐的营养午饭,仍然是孩子最优质的热量和营养来源。古山小学四年级学生乐乐(化名)一家,曾是村里最困难的建档立卡户之一:父亲负担家里农活,母亲手部有疾,连做饭等活动也难以完成;三个孩子的衣食教育,大多数时候靠每月 2000 元低保维系。家里饭桌上最常见青菜、豆子,猪肉靠父亲每月两次到 18 公里外的县城购买。如果没有营养餐,光是三个孩子的伙食,就足以侵占家庭近四分之一收入。

「营养餐能帮助儿童避免饥饿,保证长期健康。校餐往往也是处于饥饿中的儿童坚持上学的首要原因。这将确保他们在学校开放后重返校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比斯利(David Beasley)2021 年 2 月指出。该署发布的《2020 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称,校餐有助于维持早期发展;提供追赶机会;促进脆弱性阶段(尤其是青春期)的身体和大脑发育。

法国开发署和世界银行在南非洲地区一项综述分析还提出,在提高学习成果方面,校餐排名第三,其重要性远超新建学校或奖学金、现金补助。

不过,以往的评估显示,中国「营养餐」仍有许多问题和挑战。2012 年 12 月,营养餐启动首次「大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采集 478 个试点县样本并实地考察百余所学校后发现,贫困地区学生的低身高与低体重比率有明显下降,超过 1300 万(约 56%)的学生在学校能够天天吃到肉。但仍有近一半学校采用面包、鸡蛋等课间加餐或成品加餐,其营养效益不足食堂供餐的三分之一。

2015 年 10 月,基金会发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大数据报告》,警示营养餐「不够营养」的问题:大数据显示,样本中能做到每天让学生吃饱并保证营养、健康的学校不足 10%,有近 20% 的学校一周仅有一顿营养餐有肉,72.6% 的学校每餐钙的摄入量低于推荐量的 50%。

2017 年 6 月,基于对「阳光校餐」平台 1020 万条监测数据的分析,基金会发布《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进展》旗舰报告,继续强调营养餐「提质」的迫切性。据报告,营养餐计划实行 5 年,受监测各县学生营养不良率已由 18.5% 下降至 15.4%,但仍高于全国 12% 的平均水平;近半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试点学校未达到营养基本指标,含蛋白质、钙、维生素 A 的食物供给不足,部分地区儿童餐食的肉量明显不够。

「疾控中心每年做着学生营养监测,整体效果还是显著的,学生生长发育水平,无论身高、体重、营养不良率,都有稳步改善。但相比日本等,还有很大改善空间。」海南省预防医学会副理事长、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帆告诉财新。

4 元补贴如何安全吃饱?

2017 年 11 月,唐毅出任都安县教育局营养餐主任,摆在他面前的是 480 多所中小学营养餐管理难题:当时,约 260 所小规模校点学生不到 50 人,最偏远的学校距离农贸市场有 2 小时车程的山路。「有 8 个校点的老师还要自己骑摩托车或走山路,买菜且煮饭给学生吃,」他记得,「有学校就在过路的菜商那里买菜,没有发票,拿着白条到县里报账。」

此前,都安县教育局曾委托第三方对该县 2011 年–2017 年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进行审计,发现问题重重:财务上,资金管理混乱,虚报、侵占等行为难以追溯;供餐上,一些乡镇对接的食品原材料供应商资质参差不齐,许多学校营养餐食材单一,猪肉、白菜、青瓜等「轮流转」,部分食品采购价格甚至高于市场价。

小规模学校吃饭更是「老大难」:不少位置偏远的校点,学生营养餐还只有一个面包、一袋饼干或一个牛奶「加餐」。这些工业加工品中糖分、油分严重超标。「将 4 元补助中的一部分变成工业利润,对改善学生营养毫无帮助。」基金会曾指出。

都安县的营养餐难题并非个例。早期,由于财政不足、山区路远、学校分散等原因,自上而下的统筹和监管缺失,各地学校或乡镇「各自为政」,不少违规行为暗中滋生。2016 年 12 月,《中国教育报》记者在黑龙江甘南县暗访当地中小学营养午餐情况时便发现,8 所学校食堂被私人承包,个别食堂月盈利近 5000 元,公益的营养餐成私人囊中餐;还有学校将腐烂破碎的生鸡蛋充作学生营养午餐发放。

如此混乱,怎么让学生吃得饱足、吃得安全?强化政府责任成当务之急。「以前是学校、乡镇自己找供货商,食材怎么样,吃得好不好,县里监管不到;当时的任务就是从县一级统筹起来,由县政府统一招标、采购、报账,把握好食材的质量和价格。」唐毅说。

2019 年春季学期开始,都安县政府对营养餐供应商启动公开招标,并要求县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对食材安全进行监督;县纪检、财政、审计等部门对资金安全进行监督。「菜有农残检测证,肉有动物检疫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米有米质检验合格证,不管送到哪个学校、送多少,验收时都要提供这些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否则『一票否决』。」唐毅告诉财新。

为了保证 4 元补贴足额吃到学生嘴里,县政府还要求:4 元补助必须全用于营养餐食材采购,食堂建设开支,食堂水电费、人工经费等由财政补贴,不得挪用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学校采购量、采购价格、午餐菜品须天天公示。「政府对学校提了要求,营养餐要『三天不重样』。」唐毅说,「审核供应商报账单,也要求得有现宰的而不是冷冻的鸡肉、鸭肉。」

针对小规模校点配餐难问题,县政府和供应商协商,以「大校搭小校」的模式配送。「可以统筹、捆绑近的和远的学校配送路线,在配送公司那里平衡掉。」唐毅称。为了控制食材价格,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询价小组,每月 10 日、20 日到安阳镇农贸市场、大型超市进行询价,取市价平均数作为配送商报账的价格。

据财新了解,和都安县相似,近年来广西各市县加强政府责任,实施校财局管和报账制度,由政府公开招标、集中采购,学校食堂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统招、统购、统配、统运的模式成为主流。在此推力下,各地营养餐逐渐从校外供餐过渡到学校供餐,从「加餐」过渡到「正餐」,从偶尔有肉过渡到顿顿有肉。到 2020 年底,广西 63 个营养餐试点县食堂供餐的学校比例已达 90.16%,基本实现「校校有食堂,餐餐有热菜」。

但要保质保量,监管仍待加强。「统一采购配送,最大的优势是节约成本、方便品控。但不出问题是不出,一出问题就是一大片。」广西教育厅体卫艺处副处长赵彦彦说。

2018 年 6 月,江西万安县通过招投标确定万安珍百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为全县 40 多所中小学统一配送营养餐食材;当年 9 月 3 日下午,部分学校学生营养餐出现发霉、变质等问题,有家长反映孩子食用午餐后腹痛,多所学校的学生均因腹痛到医院就医。

2020 年,国家审计署到都安县审计营养餐资金时亦发现,有供餐企业多报结算金额,骗取营养改善计划补助 0.78 万元;部分学校营养餐搭配不科学,校长、教师陪餐制度执行不到位。

「营养餐监管非常专业化,但社会力量、家长参与营养餐运营和监督的力量,目前还太弱。」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李涛曾向财新表示。

投入压力

经多年努力,营养餐在保障学生「吃饱、吃安全」上的成效获基本认可;但随着物价、人工费上涨,政府和学校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投入压力。

对都安县营养餐负责人唐毅而言,2019 年–2020 年非洲猪瘟袭击广西,足以称得上营养餐的「至暗时刻」:猪肉价格从 2019 年的每斤 8 元、9 元一路飙升,2020 年 4 月、5 月每斤涨到 32 元。县里学生的营养餐,一度仅漂浮着一层薄薄的肉末。

大量肉猪因为猪瘟遭扑杀,猪肉市场一度严重供不应求。最困难时,作为都安县营养餐主要供货地的安阳镇市场只有 20 多头猪,而都安县全县有 8 万多名学生,一天伙食要 300 多头猪。「2020 年还赶上疫情封锁,不能跨县调猪,最后是县政府出面,给县里最大的猪肉供应商开证明,到广西农业农村厅办理跨省调猪肉的证件,从云南昆明紧急调白条猪过来。」唐毅说。

营养餐每天每生 4 元的补助从 2014 年持续至今,因物价上涨越发吃紧。「2011 年,鸡蛋每斤 1.8 元,猪肉 4 元,白萝卜 0.4 元,土豆 0.8 元,大米 1.2 元;现在鸡蛋 6 元,猪肉 14 元,白萝卜 1.6 元,土豆 2.2 元,大米 3.5 元。」都安县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菠菜、芹菜等绿色蔬菜,尽管营养价值高,但因单价高、运输难,常常被排除在采购订单外;肉类上,保证人均 1 两的猪肉已不容易,牛肉、羊肉更是餐桌上的「稀客」。

在广西,猪肉价格疯涨时,只有个别市县靠加大地方财政支持,渡过了「少肉、没肉」的难关:如柳州市政府从 2020 年开始,在每生每天 4 元基础上,对下辖 12 个试点县区受益学生给予 1.5 元过渡性补助,以保障营养餐正常开展。为此,地方政府每年须额外投入约 3800 万元。

除食材采购外,学校食堂水电费、人工费,也带来巨大压力。当前,学校食堂水、电、煤气等日常运行经费,通常纳入学校公用经费开支。但西南大学博士生邵忠祥在贵州省调研时发现,由于食堂每天用的都是大功率蒸饭柜和电炒锅,电费开支快速上升。有中学校长反映,没有营养餐之前,学校每个月的电费在 1500 元左右,现在每月高达 6000 多元,每年增加的电费高达 4 万–5 万元。

「2013 年时有过测算,光是营养餐这一餐的水、电费用,大概能占到学校公用经费的 12% 到 28%。而学校运营的所有开支,包括老师培训、校舍水电,都在公用经费里。」赵彦彦说。

目前,都安县近 370 所中小学里,还有 79 所学校正为招不到食堂工人犯难。据财新了解,都安县营养餐学校食堂工人工资,都由县财政直接拨款。但因工友费按学生人头计算,一所 50 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工人只能拿到 500 元–700 元月薪,致使应征者寥寥。「招不到人的,只能让老师或老师亲属先兼职。」唐毅说。

2020 年,都安县投入约 730 万元,负担县内 720 多名食堂工人经费,其人均月薪 1000 元上下,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受此影响,不少学校食堂工人轮换频繁,培训压力大。「大部分工人不能说有技术,只强调蒸炒熟透,干净卫生就好。」一名校长表示。

官方统计显示,刚刚「脱帽」的都安县,2019 年全年财政收入仅 6 亿元。「2012 年到 2016 年,县财政也承担过学校营养餐水、电费,后来实在出不了了,一年 700 多万,兜不住。」唐毅说。

城镇化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带来新挑战:按现有规定,若学校代码为县城学校,则不再享受营养改善计划补贴。「有的易地扶贫搬迁学生到县城就读后,就没办法享受营养餐了;这个问题在革命老区,如百色、河池等尤为突出。」广西教育厅营养餐计划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清先说。受制于财政压力,广西仅融水县、恭城县两地额外投入经费,将营养餐项目覆盖到县城中学。

能不能加大财政支持,缓解投入压力?针对营养餐经费缺口,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出建议,希望把营养改善计划原有的 4 元膳食补助标准提高到 5 元。

促进社会、家庭多渠道筹资,也被看作营养餐投入难的解题之道。据财新了解,安徽、贵州、河南部分县市,已经开始推行「4+X」模式,向学生收取每日 1–2 元的费用。在贵州罗甸,学生营养餐每顿标准可达 6 元,包括国家补助 4 元、县财政配套 1 元、家庭自缴 1 元;营养餐肉量明显提升,学生菜单上常有青菜炒牛肉、红烧土豆排骨、黄豆鸡等,每周都能吃到牛肉、鸡肉。

但赵彦彦向财新表示,要推广「4+X」,还存在观念上的阻碍:「4 元是膳食补贴,在此基础上收取 1–2 元,是政策所允许的。但很多学生家长还是把营养餐理解成『免费午餐』,对额外收费存在异议,很多地方不敢推,只能靠 4 元补贴标准撑着。」她希望,「4+X」能尽快落实到政策文件上,「让政府执行时有白纸黑字的凭据」。

如何更进一步

在营养餐十周年调研中,学生挑食、厌食等新问题引发关注——炒莲白、炒豆芽、炖肉末,常常抵不过校门口廉价的「五毛零食」。财新走访隆福小学时亦发现,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倒饭现象较为严重,午间开餐不到半小时,食堂潲水桶已满上半桶。

「新现象是,农村学生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的问题同时出现。」张帆说。

综合各地近五年营养改善计划相关研究,营养餐受益学生营养不良率显著下降,但是仍低于城市和全国平均水平,如维生素 A、维生素 D、铁等营养元素缺乏问题依然突出。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明显上升,如广西 2019 年学生超重率 6.01%、肥胖率 3.46%,较 2012 年提升 2.01 个、2.04 个百分点;而湖南疾控中心检测显示,2016 年学生超重/肥胖率较 5 年前提高 7.3 个百分点。

多位专家表示,营养餐下一步,是推动「吃得饱」向「吃得好」提升。财新走访发现,相当大比例的学校营养餐食材仍然单一,多以猪肉、大白菜、莲白、黄瓜、粉丝为主,豆制品、鸡蛋、绿叶蔬菜供应缺乏;营养餐大锅炖、大锅煮居多,不符合本地口味,学生不多吃、不爱吃。此外,多数学校不具备配备专业营养师的条件,只有少数城市地区学校有专门的营养师指导学校供餐。

此外,「食育」缺乏,加剧了营养餐「不够营养」的窘境。张帆提及,自己在海南调研时发现,不少农村家长给孩子喝含糖量极高的乳饮料,「到吃营养餐,你给孩子发纯牛奶,学生觉得味道不甜,不愿意喝就放弃了」。

「食育不仅仅是针对学生,还有家长、社会,让大家有营养的意识和知识,知道营养改善的重要性。」张帆说。日本从「二战」后开始提倡「食育」。按照日本文部省的规定,食育有具体的课程,如教孩子设计食谱,认识薯片等油炸食物弊端等。在此基础上,日本《学校供食法》规定,所有学校都应建立营养配餐中心,配备专职的营养师和营养教师。美国中小学的午餐计划,则由农业部食品营养局负责提供专门的营养指导。

而在张帆看来,更长远、更重要的举措,是加强法律和制度保障,当前无论欧美还是日本,都是通过立法来规范学生营养餐的运作实施。

1946 年,美国通过《国家学校午餐法》,要求政府每年制订学生营养餐计划,提供所需经费。侵占学校午餐专项资金的人员,将被判处 1 万美元以下罚金或 5 年以下有期徒刑。鲜有人敢在学校营养午餐上「做文章」。而日本于 1953 年颁布《学校午餐法》,并制定出一系列学校供餐与营养改善的法律法规。到 1998 年,日本小学午餐实施率为 99.4%、中学为 82.2%,成为当时世界上营养餐实施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2015 年 1 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曾提出,将推动营养餐立法,为营养改善计划的长期实施提供法律保障。但截至目前,营养餐立法尚未启动,营养餐相关规划、财政、金融、税收政策配套支持仍然缺乏。

实践证明,领导层重视与否,是影响营养餐执行质量和改善力度的关键变量。「我们有一句话叫『开发领导层』,只有让决策者真正认识到营养改善的重要性,理解这个事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少走弯路,用最大的资源实现最好的效益。」张帆说。政府监管、投入力度大小,可能让同一份「4 元」补贴的执行效果产生巨大差异。

财新走访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时看到,得益于政府重视和财政支持,该县有 16 所学校开始实施「自助式」营养餐,学生选择可达 4 菜甚至 6 菜,一餐猪肉、鸡肉都有,吃多少自取。「学生自助后,剩菜剩饭基本没有了。」该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卢凤艳说,「开自助的食材采购品种要比不开自助多一点,但是总量变化不大。关键是政府、学校要愿意做。」

2017 年起,融水县自筹资金,让县城 6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也吃上了营养餐。2020 年起,融水县将营养餐补助标准由国家统一的每生每天 4 元增至 5.5 元,增加的费用由市县两级按 8.5∶1.5 比例承担。基于这两项举措,融水县近年来共投入约 7020 万元。全县 16 所学校的营养餐升级成自助餐,受惠学生占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 37%。

根据《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进展》报告,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执行比较好的 20 个县,其工作班子通常有三个特点:一是主要领导在任时间长,半数县自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没有更换过主要领导;二是多数地方主要领导有乡镇以下基层工作经验,其中半数做过农村学校教师;三是有较好的教育经历。报告结果再次显示,领导班子是否重视,几乎决定了营养改善计划落实的好坏。

但在不少县市,营养改善计划尚未像「面子工程」「政绩工程」那样引起领导的足够关注。2017 年,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批评指出,部分地区对学生营养改善的意义还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执行效果也参差不齐,有的还比较差。对此,民间亦有声音呼吁,让营养餐计划纳入政绩考核一票否决制,并推动各地实施「一把手责任制」。

「种种证据表明,学校供餐计划以及其他社会保护措施,是所有政府都能做出的最为明智的长期投资。」《2020 全球学校供餐状况》称。该报告援引的一项研究显示,每投入 1 美元实施校餐计划,可产生 9 美元的投资回报率。

「营养改善计划是一个德政工程、民生工程。今后脱贫地区学生的身材矮小已经成为历史。」2021 年 6 月,卢迈在第十二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上表示。针对营养餐下一步,卢迈建议:第一,「阳光工程」应该持之以恒;第二,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第三,在营养改善计划之上做加法,利用「食育」的机会,加强孩子崇尚节约、感恩社会的教育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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