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穿山甲大案幕后

北京首例药企非法收购出售大宗穿山甲甲片及羚羊角大案中,涉事企业如何将非法收购的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披上合法外衣再对外出售牟取暴利?

丁坤明长期租住在北京大兴区六环外一个环境幽静、独栋独院的别墅区,2019 年 5 月 9 日,警察在他别墅地下室发现了大量穿山甲甲片,共重 1.49 吨。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张北京三和药业有限公司(下称「三和药业」)的宣传彩页纸。这张薄薄的纸,揭开了一桩巨额非法买卖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的盖子。

丁坤明被捕后,三和药业的法定代表人陈相银坐不住了。他给自己的侄女发微信,询问弟弟的过世时间,之后在案件审理阶段,陈相银一度辩称,过世的弟弟曾给他遗留了 6.6 吨穿山甲甲片。2019 年 7 月 23 日,陈相银与三和药业副总经理郭学东均因涉嫌非法收购、销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捕。

案发后,北京森林公安在三和药业现场查获尚未出售的穿山甲制品 1.1 吨、羚羊角制品 835.2 公斤。经物种鉴定及价格评估,查获的穿山甲制品来源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 物种,查获的羚羊角制品来源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021 年 5 月 11 日,该案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法院查明,2016 年至 2018 年三和药业多次非法收购穿山甲甲片,共计 9.89 吨,交易金额共计 2963 万余元,非法收购羚羊角制品约 968 公斤,交易金额 376 万余元,并将收购的穿山甲甲片出售获利。陈相银因此获刑十二年,郭学东及三和药业其他 5 人分别获刑两年至七年不等。

一只穿山甲身上约有 0.4—0.6 公斤的甲片,三和药业非法收购 9.89 吨穿山甲甲片,背后可能有 2 万只穿山甲遭到杀害。而三和非法买卖穿山甲甲片一路畅通,是凭借两次伪造材料取得的「合法库存」认定。

2015 年,三和药业称员工李正光(化名)个人携 5.36 吨穿山甲甲片实物入股。后来办案机关查明,这位甲片的「持有人」李正光其实只是三和药业的门卫,并不持有 1 公斤甲片。2016 年,三和药业又以兼并北京济安堂药店有限公司(下称「济安堂」)为由,申请 6.6 吨穿山甲甲片库存,而在济安堂的库存中,实际仅有 1.5 公斤的穿山甲制品。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存均有明显漏洞的申请,都顺利通过了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站(下称「北京市野保站」)的合法库存认定,取得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下称「野保标识」),并获得北京园林绿化局的行政许可审批。

北京市野保站在三和药业非法买卖穿山甲甲片、羚羊角制品的整个违法过程中角色微妙。参与办案的人士向财新证实,陈相银曾向时任北京市野保站站长王民中行贿 10 万元。

王民中担任北京市野保站站长近 19 年间,手中权力牵动全北京包括羚羊角、穿山甲、象牙、麝香等多种野生动物制品交易江湖,多家企业为获得库存认定和贴标销售的行政审批而向王民中行贿。

2020 年 7 月 23 日,王民中因收受贿赂 801.9 万余元,另有 4912.5 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王民中未提出上诉。

虚报库存

安徽亳州是中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1967 年出生的陈相银便是亳州人,其家族经营中药材生意多年。2001 年,陈相银和生意伙伴陈瑞生等人均在北京普生霖药业有限公司,陈瑞生任经理,陈相银任监事。此后,陈瑞生成为陈相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陈相银的辩护律师对财新表示,「两人合作顺畅,关系一直很好」。

2011 年,三和药业成立,它由普生霖和另外一家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主要经营范围为分装加工中药饮片等。之后,郭学东加入三和药业。据三和药业现法定代表人刘金城介绍,郭学东毕业于哈尔滨的一所医药大学,后在北京同仁堂任职多年,「正经科班出身,对产品质量管得很严」。

至事发前,陈瑞生、陈相银、郭学东在三和药业持股比例分为 51%、30% 和 19%,陈瑞生任公司董事长,陈相银任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郭学东任副总经理。

三和药业一度风光无两,有「通州区中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传统中药饮片生产示范基地」「通州区食品药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等众多头衔。包括司机、库管员在内的多名公司员工向财新回忆,2015 年前后,三和药业的生意很不错,为方便货车随时进出,大门常年敞开。北京通州区后堰上村因为这个「大厂子」曾十分热闹,不少员工租住在村民家里,租房价格也水涨船高,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 2019 年。

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董事长,陈瑞生平日极少露面,「在公司见不到他,年会之类的他才会来」。三和药业成品库的前员工郝霞(化名)告诉财新,陈瑞生的妹妹陈瑞娟负责公司办公室的工作,她和丈夫一直住在公司旁的院子里,处理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

在公司的分工中,郭学东负责日常的生产管理和质量把控,陈相银负责野保相关行政许可的申请及企业的外部协调工作。郭学东在庭上供述,大约 2015 年前后,陈相银在三人开董事会时提出,可以申请行政审批做穿山甲甲片的生意。

早在 1989 年,穿山甲就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07 年,中国停止从野外猎捕穿山甲活动,并核查库存情况,进行登记造册、标准化封装和定点保管。2008 年 3 月 1 日起,所有含穿山甲甲片、高鼻羚羊角和稀有蛇类原材料的成药和产品,须在其最小销售单位包装上加载野保标识后,方可进入流通。

之后穿山甲甲片价格一路走高。即便在 2011 年下半年,全国药材市场走势疲软,多数药材价格低迷的大环境下,动物类药材多数品种价格仍逆势上行。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彭建军教授团队一项调查显示,穿山甲甲片价格基本呈逐年上涨之势,2007 年后更大幅抬升。2008 年,1 公斤穿山甲甲片市场价格约为 1200 元,至 2016 年已涨至 2750 元。

事实上,早在三和药业的非法交易败露之前,该公司就曾因牵涉穿山甲相关事宜进入公众视野。工信部消费司 2016 年公布的《2015 年度中药材提升和保障领域项目公示》文件列出多个项目,其中三和药业牵头与广东三家机构合作的「中国穿山甲国外引种与规模化养殖基地建设项目」赫然在列。但学者及志愿者随即对该项目提出质疑,认为穿山甲规模化养殖条件尚不成熟,现在搞「规模化养殖」会给这一物种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随后,工信部工作人员回复称,该项目因绩效得分不达标,未获资金扶持。

当时三和药业对穿山甲业务讳莫如深。郭学东接受澎湃采访时曾表示,对于穿山甲的引种、规模等具体细节并不清楚,也不方便透露项目具体情况。三和药业负责销售业务的运营总监陈伟则称,穿山甲入药的药品业务在公司总体业务中占比很低,「我们有几百种中药饮片,穿山甲这一块我还真没怎么听说过」。

2007 年中国禁捕穿山甲后,名义上国内市场上销售的穿山甲甲片均为历史库存或进口库存。因此,想要获得合法交易穿山甲甲片的野保标识和相关行政许可,首先需要完成「合法库存」的认定。

三和药业的合法库存从何而来呢?根据法庭调查,2015 年,陈相银提出,以公司老员工李正光的名义申报库存,给他 1%、价值 100 万元的股权。「我记得当时做了一个文件,我们几个股东都有签字。」郭学东说。

商议决定后,便开始行动。负责穿山甲甲片入库的公司员工董太保说,陈瑞娟曾让他记录,从李正光处入库 5.36 吨的穿山甲甲片,但他并没看到有实物的穿山甲甲片入库;公司办公室曹田利也供述,当时「收购 5.36 吨甲片」的材料是她负责制作,其中有陈相银手写的一份证明,上边有李正光的签字。最终,这份材料被提交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按当时市场价格,5.36 吨穿山甲甲片的价格至少价值千万元。而这位身价千万的「持有人」却是三和药业的门卫,他从 2011 年开始在三和药业工作,是员工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李」。李正光的证词称,他从未卖过穿山甲甲片,既没有向陈相银出售 5.36 吨的甲片,也没有获得 1% 的股权。

「(甲片的)来源说明是陈相银伪造让我照抄的,股东决议也是陈相银伪造让我签字的。」李正光称,5.36 吨甲片入库单上的名字不是他所签。至于为何会配合伪造这些材料,他回答:「陈相银收留我看大门,我不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所以就听了陈相银的。」

一年后,三和药业故伎重施,再次骗取了穿山甲、羚羊角的「合法库存」认定及相关行政许可证。2016 年,三和药业收购济安堂药店。郭学东在法庭上说,当时陈相银提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济安堂的库存中增加穿山甲甲片,新增三和药业的「合法库存」。

郭学东称,在收购济安堂过程中,审计公司先出具第一份审计报告,三和药业的三名股东开会,陈相银说需要变更一下审计报告的数据,把穿山甲甲片的数据加上。会后,郭学东找到了审计公司提出变更要求。

济安堂原法定代表人高继军的证言称,济安堂所有的药物库存都在药店地下仓库内,始终没有其他仓库或分支机构,在 2016 年前,公司没有大额穿山甲甲片及羚羊角原料,也未向三和药业转让过大批穿山甲及羚羊角制品。另外,两名济安堂工作人员也证实,济安堂的库存内只有 1.5 公斤的山甲珠(已经过炮制的穿山甲甲片制品)。

而在三和药业收购济安堂的审计报告里,这 1.5 公斤的山甲珠膨胀了数千倍,变成了 6.6 吨穿山甲甲片。检方出示的两份不同版本审计报告中,其中一个版本多出「大额存货类别」,下边分列「中药饮片穿山甲甲片 6.6 吨,单价 180 元,金额为 118.8 万元;中药饮片羚羊角 860 公斤,单价 510 元,金额为 43.86 万元」。负责该收购项目的审计师解释,这一「大额存货类别」系应客户要求增加。

第一次庭审中,陈相银全程耷拉着肩膀,接受讯问时说话吞吞吐吐。但他坚称,已去世的弟弟留下了 6 吨多的甲片交给三和药业处理,就存放在通州的库房内。对于这些甲片的具体存放处、经手人、见证人等,他多次回复「这我说不好」「这我没办法回答」。直至 2021 年 5 月 11 日的第二次开庭,陈相银才承认,上述两次申报获得的相关行政许可、合计 11.96 吨穿山甲甲片的「合法库存」,申报材料均系虚构伪造。

伪造标识

本身并无大额的穿山甲甲片库存,三和公司又是如何瞒天过海,通过了野保站的核查呢?负责具体操作的三和药业车间主任陈勇供述,当时野保站工作人员到仓库检查,按照规格,每箱应装 30 公斤穿山甲甲片。但公司的库存仅 1 吨多,陈相银就让他把装有甲片的箱子放在表面。「有一部分是真货,有一部分是空箱子,还有一部分用白芍和其他中药材代替。」

陈勇回忆,野保站人员挑出表面装有甲片的几箱检查完毕,贴上封箱单,把其余的封箱单给了他。陈勇拿着这些封箱单到办公室复印、备案。每次按批文出货时,再取回,封贴在装有穿山甲甲片的箱子上。

北京市野保站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所属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保护野生动物和区域内生物、维护生态平衡、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等工作。其中,关于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的行政手续审批及野生动物制品库存认定,也均需经过野保站。2000 年 8 月,王民中被任命为北京市野保站站长,直至 2019 年 4 月,王民中在野保站站长任上将近 19 年。

北京市野保站副站长张月英的证言证实,在办理 2015 年三和药业提交的 5.36 吨穿山甲甲片封装申请时,因数量较多,现场抽检了几箱确认是穿山甲甲片,其余没有逐一封箱,让三和药业自行封装。2016 年三和药业提交的第二批 6.6 吨穿山甲甲片封装申请核实时,同样因为数量较多,采取现场抽检,没有逐一封箱。

两年间,三和药业凭借两次伪造材料,取得了总计 11.96 吨穿山甲甲片的「合法库存」认定,并据此从监管部门获得相应的野保标识。这一切离不开时任野保站站长王民中的帮忙。相关材料证实,2015 年,三和药业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申请将该公司 5.36 吨穿山甲甲片进行现场核实并解决标准化封装,野保站进行核实登记后,发函申请封装标签、胶带。在野保站的申请公函上,王民中签字予以签发。

2016 年,三和药业再度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出将该公司的 6.6 吨穿山甲甲片及 860 公斤羚羊角等予以核实并标准化封装的申请,张月英和王民中针对此申请进行了库存来源及明细的核实登记,并提出了需封装标签的申请,王民中为该申请公函拟稿人。

因办理野生动物制品的相关审批,陈相银与王民中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相识。根据陈相银的供述,2016 年年底,三和药业办理了一批穿山甲库存的认定和经营利用许可的审批手续,为表感谢,他约王民中在野保站附近一个路口见面,给了对方 10 万元。

据王民中供述,当时陈相银打电话说想来看看他,见面后给了一个深棕色的方形无纺布包裹,后来他发现是现金,他认为这是陈相银给他的「好处费」,「送我钱是为了他们公司以后办理相关业务能顺利」。

野保标识比指甲盖稍大点,以浅绿色的纹路为底,上有鹿形的图案及品名、成分等信息,每枚都不相同的专属编码。按规定,加载有野保标识的成药或产品,其销售、运输可不再办理相关证明。从 2008 年开始,原国家林业局每年都会根据库存情况,下达穿山甲甲片原料的年度消耗控制量,各省市园林部门执行,不得超量许可,也不得跨年度使用。曾多次参与张贴标识的原三和药业成品库员工郝霞告诉财新,公司每个月销售的穿山甲甲片数量及使用的标识都有固定的批量,额度用完,就无法继续销售。

原三和药业原料库员工谢红超告诉财新,因货物的包装材料都要从她所在的原料库领取,最初有员工找她要野保标识,「以为是批量打印出来的。后来才听说,这是园林局审批之后发下来的,公司有专人管,要去办公室领」。

甲片在市场上火热,但公司却限于「固定消耗批量」,无法「大展身手」。三和药业并不满足,开始大量伪造野保标识,混入真标识中使用。郝霞逐渐发现,公司生产的穿山甲甲片越来越多,需要张贴的标识也越来越多,「我们以为是公司在超量卖甲片,结果从小道消息传出来说,是公司做了假标识」。从外观来看,她根本无法区分出野保标识的真假,「每一枚假标识编号都不一样」。

陈瑞娟在庭上说,最初郭学东让她问做包装材料的供应商能否制作野保标识,对方回复做不了。郭学东又让她去问河北供货商吕健芳,「吕健芳帮忙联系到一个人说能试试。我就从公司办公室曹田利那儿要了一个野保标识,在吕建芳来送货时给了他」。后来吕健芳送货时,把假标识一并带到了公司。

曹田利负责野保标识的管理和发放,她证实,发放的标识中含有假标识。在 2017 年,她按照陈瑞娟的要求,提供了真标识的号段和一份真标识,过了三个月,陈瑞娟就拿回大量假标识——约 5 万枚穿山甲甲片标识,90 万—100 万枚羚羊角标识。2019 年 4 月,陈瑞娟又拿走一版假标识用于制作,但至案发仍未制作出来。参与制作假标识的三人证言显示,在 2019 年 1 月 7 日和 3 月 19 日收到两笔印刷费,合计 25 万元。

疯狂买卖

取得「合法身份」后,买卖穿山甲和羚羊角制品就成了三和药业主要业务之一。办案人员介绍,三和药业多以每公斤 2000—3000 元的价格非法收购穿山甲甲片,有了「野保标识」掩护,三和药业可以将大量非法收购而来的穿山甲甲片「洗白」,经过简单加工处理后,以每公斤 7000 元上下的价格售出,利润可观。

三和药业普通中药材的供货商吕建芳、丁伟摇身一变,也成了穿山甲甲片、羚羊角等野生动物制品的供应商。丁伟是陈相银的外甥,因常跟车一起送货,三和药业的不少员工都认识他,称他为「丁总」。丁伟公司员工蒋一平的证言称,第一次送穿山甲甲片到三和药业是在 2016 年 8 月前后,当时一批货快要结束装车时,丁伟让他等等。随后,丁伟带着一个货车到发货点,装了 200 公斤左右的穿山甲甲片到车上。

三和药业车间主任陈勇供述,2017 年前,丁伟给公司送过一批药材,「陈相银给我打电话说来了一批甲片,叫我去库里看一下。我去库里,看见丁总也在,他说已经入库了,叫我检一下斤。」陈勇记得,丁伟带来的货都是 50 公斤一包,每个袋子的封口处都有一个小布条,上边只写着重量,没有写品名。他打开袋子,里边装着的确实是穿山甲甲片。

2017 年,陈勇又见到丁伟来送货,包装与之前看到的一样——最里边是一层塑料袋,外面又各套一层编织袋和一层纸箱,最外又是一层编织袋。类似包装的穿山甲甲片,陈勇一共验收过五六次,「每次 300—500 公斤不等」。

三和药业负责穿山甲甲片等野生动物制品原料入库的董太保也称,普通中草药都是用白色编织袋包装,丁伟送来甲片的货则在纸箱外包了一层绿色的编织袋。通常货物运到后,他组织工人卸货,白色编织袋里的货物送到原料库,绿色编织袋则送到成品库二层。

三和药业的库房分为原料库、半成品库和成品库,从朝南的大门进厂后,原料库靠东,成品库靠北。原料库的前员工谢红超告诉财新,公司的穿山甲甲片、羚羊角等贵重中药材都被放在成品库二层的细料库,除了分装的工人,其他员工很少接触到。

三和药业另一个主要供货商吕建芳是河北安国人,1967 年出生。其子因帮忙收款,也被牵连案件中。庭审过程中,吕健芳一度背身痛哭。他供述,2016 年前后,陈相银和陈瑞娟分别给他打过电话,让他帮忙找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制品的原材料。2016 年 7 月,他第一次给三和药业供穿山甲甲片,重量为 515 公斤,随后收到 146 万余元的货款。此后至 2018 年 8 月,他前后 9 次给三和药业送过穿山甲甲片。

三和药业质检部主管张红莲的证言称,在 2018 年下半年,吕建芳送货卸车时有五六包白色的编织袋没显示是什么东西。她询问正在卸货的董太保,对方称是穿山甲甲片。另一名三和药业的员工也表示,2018 年冬,一次吕建芳给三和药业送货,因外包装破损,发现里边装的是穿山甲甲片。

按照客户的要求,对甲片的处理并不全然相同。郝霞说,通常情况下,要先对甲片进行分拣、炒制、晾干,有时将加工后完整的甲片直接装袋售卖,有时则打磨成粉装进 3 克装的小瓶子,20 个瓶子装一盒。出货给药厂、医院前,一定要在外包装贴上野保标识。

除了穿山甲甲片,吕建芳还给三和药业多次送过羚羊角。三和药业的「账外账」记录,2017 年 7 月 31 日,吕建芳送到 105 公斤羚羊角,价格为每公斤 5900 元;2019 年 2 月 28 日、3 月 4 日,吕建芳分两次送到羚羊角,重量分为 46.4 公斤、87.7 公斤,价格为 7200 元每公斤。吕建芳供述,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他多次给三和药业送过羚羊角或羚羊角塞,所有的穿山甲甲片及羚羊角制品,均是他从市场采购来的。

三和药业原司机赵学彬向财新回忆,一次他在公司内部转运库房的货物时,纸箱的外包装破损,他看见里边装的是羚羊角,「全是整根的,每根羚羊角差不多长 30 厘米」。除羚羊角外,公安机关还在三和药厂查获羚羊角粉 213.2 公斤。据一审庭审,这些羚羊角粉原材均系从安徽亳州的药材商人杨梅处购买。根据杨梅的供述,2018 年 9 月,陈勇去亳州参加中药材交易会时,她带着羚羊角样品到陈勇居住的宾馆让对方看货。陈勇称,他在看到样品后联系了陈瑞生,陈瑞生说样品没问题,让他去收货,于是他联系了蒋一平一起去。

据蒋一平供述,他进入库房后,看到十来个白色编织袋已经封口,两个没封口的编织袋里装着骨头状的东西。「我问陈勇是什么,陈勇说是羚羊角塞子。」之后,这 668 公斤的羚羊角制品被运至三和药业,杨梅随后收到 88.98 万元的货款。

2019 年 7 月,北京森林公安在三和药业查获尚未出售的穿山甲制品 1.1 余吨、羚羊角制品 835.2 公斤,其中包含羚羊角 3830 根。根据三和药业的交易、入账记录等证据,法院经审理认定,2016 年至 2018 年间,三和药业多次非法收购穿山甲甲片共计 9.89 吨,交易金额共计 2963.05 万元;非法收购羚羊角制品约 968 公斤,交易金额共计 376.97 万元。

一只穿山甲身上约有 0.4 到 0.6 公斤的甲片,三和药业收购的 9.89 吨甲片,估算约有 2 万只穿山甲遭到盗猎。2020 年 6 月,穿山甲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上调为一级。因生存形势严峻,最新出版的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中,也将穿山甲从「药材与饮片」中除名。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马晨玥向财新介绍,根据公开案件数据统计,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全球 52 个案件中,执法部门共缉获约 206.4 吨穿山甲,其中位于西非的尼日利亚和东南亚的越南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2017 年至今,中国各地海关查获大宗走私穿山甲甲片案件共涉及 30 余吨甲片,查证犯罪团伙走私穿山甲甲片 50 余吨,案件公开细节显示,部分走私甲片与国内几大中药材市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三和药业从吕建芳处购得 3830 根羚羊角,背后也意味着至少有 1915 只高鼻羚羊死亡。由于捕猎、迁徙路线被阻隔、栖息地破坏,高鼻羚羊已在中国野外消失。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高鼻羚羊种群也由于盗猎、疾病等原因,在过去 20 年内下降了 90%。

经洗白后,三和药业将穿山甲甲片销售给多家药企。其中,2016 年 6 月 24 日、10 月 28 日,亳州珍宝岛中药控股有限公司与三和药业签订采购合同,分别以单价 4400 元、4500 元各采购 1020 公斤穿山甲甲片。2018 年 2 月 11 日,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与三和药业签订采购合同,购买了 2000 公斤穿山甲甲片,单价 7300 元,金额共计 1460 万元。

法院认定,2016 年至 2018 年间,三和药业将非法收购的穿山甲甲片出售给多家药企,重量共计 7.44 吨,交易金额 4531 万余元。财新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发现,全北京市 2011—2012 年度核定年度消耗穿山甲甲片的数量不过 6.34 吨。

东窗事发

三和药业的东窗事发,源于丁坤明家藏匿的穿山甲甲片被查。2019 年 5 月 9 日,北京森林公安接群众报案,称北京大兴区一别墅有人私藏穿山甲甲片。接到报警后,民警在该别墅地下室内起获了大量疑似甲片的物品。后经现场勘验和司法鉴定,均为穿山甲甲片,合计重量达 1.49 吨。

丁坤明原本是做红木家具生意的商人。他在法庭上说,2018 年下半年,他拿 40 万元入股堂弟丁伟的穿山甲甲片生意。2018 年 8 月、9 月,他两次从亳州来的货车上接到穿山甲甲片,并拉回租住的别墅地下室。「目的就是为了出售,但买和卖,主动权都不在我们这儿,就等陈相银的通知。」丁伟则称,陈相银让他先把穿山甲甲片拉到丁坤明家,「说有 3 吨穿山甲甲片的批复,等凑够 3 吨甲片,批文就能下来」。

办案人员通过丁坤明的手机数据、银行流水等查到丁伟后,又由丁伟及丁伟公司账目记录、银行流水等查到三和药业。2019 年 7 月 23 日,丁伟、陈相银、郭学东三人被羁押,陈瑞生在逃。顺着三和药业这条线,进而追溯到非法售卖野生动物制品的杨梅、吕健芳等。

三和药业成品库负责人郭亮告诉财新,陈相银、郭学东被带走后,公司基本停止了正常的生产和经营。三和药业不少员工都住在后堰上村,谢红超记得,案发后,公安机关在村内张贴了多张布告,征集相关线索,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少员工从公司离职。

陈瑞娟供述,公安人员离开后,几个人担心假标识被查到。「当天我老公去十八里店修车,我就让人开车把假标识和『账外账』凭证一起送到了那里,让修车的师傅帮忙保管。」但公安机关很快查出了「账外账」的银行卡,「我想公安机关都查到了,那账本藏着就没意义了」,陈瑞娟就让丈夫将账本拿回,将假标识转移到其他地方。同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孟涛证实,假标识都成箱装好,当时一共转移了五六箱。

三和药业电脑里旧的出入库系统中,也记录了穿山甲、羚羊角制品的入库出库情况。董太保供述称,7 月 25 日,陈瑞娟指使他删除相关数据,但他没有权限删除不了,陈瑞娟就找了几名电脑工程师将数据删除。其中一名系统运营工程师的证言称,他按照陈瑞娟的要求删除数据,但自己做了备份,并提交给了公安机关。

2020 年 12 月 17 日,该案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开庭。一审中,郭学东等 6 人均认罪认罚。但陈相银坚称,自己负责外联工作,对很多事情没有决定权,也并没有实际参与非法业务。在第一次庭审后,陈相银的态度发生转变,其透过辩护律师和法院联系检方,表示认罪认罚,并如实供述了检方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

2021 年 5 月 11 日,该案第二次开庭。西城法院审理认定,三和药业通过骗取行政许可等方式,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陈相银、郭学东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陈瑞娟、陈勇、曹田利、董太保、孟涛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亦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据此,一审判处三和药业罚金 200 万元;判处陈相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12 万元;判处郭学东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 7 万元;陈瑞娟、陈勇、曹田利、董太保、孟涛分别获刑五年六个月至两年不等并处罚金。

2021 年 5 月中旬,三和药业位于北京平谷的新厂区内还在正常生产,半成品的车间里储存大量的药材原料,时而有人搬运。新的法定代表人刘金城告诉财新,案发后公司流失了大量客户,加上受 2020 年疫情影响,业务下滑严重,目前公司仍有 100 多名员工,「原本想着要是罚得太多负担不起,就直接把员工遣散了」。多个消息源称,陈瑞生的女儿已定居海外多年,目前陈瑞生夫妇也身在海外,刘金城称曾尝试联系陈瑞生及其家人未果。刘金城和陈相银、郭学东的家属商议,决定将三和药业继续维持下去,并决定不上诉。

陈相银的代理律师认为,陈相银在公司中的决策位置远低于大股东陈瑞生,但因陈瑞生仍在逃,直接影响到了陈相银在公司决策地位中的认定。此外,在多个案例中,陈相银也未具体参与犯罪活动,如从杨梅处购进羚羊角一事他并不知情。因此,一审判决后,陈相银已提起上诉。

小官巨贪

2019 年 4 月 16 日,与三和药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北京市野保站站长王民中被留置,当年 10 月因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逮捕。

据办案人员介绍,陈相银向王民中行贿 10 万元,属三和药业的单位行贿。单行行贿的追诉标准为 20 万元,因未达追诉标准,在三和药业的案件中公诉机关未追诉行贿一事。

三和药业行贿的 10 万元,只是王民中巨额不法财产中的太仓一粟。从 2000 年 8 月上任站长,执掌北京市野保站近 19 年间,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的行政审批及野生动物制品的库存认定,变成了王民中的敛财渠道。除三和药业外,北京多家中药企业卷入其中。

据王民中的判决材料,2008 年前后,北京某中药饮片公司和药业公司负责人杨某山因穿山甲甲片和羚羊角等中药材的审批手续与王民中相识。2009 年,王民中称买房差钱,杨某山给了 50 万元现金;2012 年,王民中说装修房子要用钱,杨某山再给了 50 万元;2013 年上半年,王民中说要买家具,杨又给了 40 万元。2018 年 9 月,杨某山去王民中办公室催一个 3 吨羚羊角的批文,王民中开口向他借 200 万元,他又给了 260 万元现金。此外,2010—2011 年,杨某山送给王民中价值 50 多万元和 26 万余元的百达翡丽男表、女表各一块。

「我们公司有求于王民中,所以他开口向我要钱,不管是真借还是假借,我都会给他。之前他确实帮我们公司办了很多事,很多审批也都挺快,所以也想感谢他。」杨某山说,至 2019 年三四月份,王民中说纪委正在调查,就将从他这儿拿的 400 万元全部归还。

在案的核查情况函、行政许可决定书、审查记录等证明,王民中作为审核人员,从 2006 年开始对上述两家公司的麝香、豹骨、穿山甲甲片、羚羊角、蕲蛇等野生动物制品的库存认定、销售申请进行审批,签署了多个同意意见,使两公司获取了多个行政许可,完成了多笔野生动物制品交易。

王民中每一笔受贿背后,几乎都涉及数额巨大的野生动物制品。一家经营珍稀动物养殖和药材的公司负责人证言称,该公司参股了一些非洲的穿山甲养殖厂,2016 年上半年,公司将 3 吨穿山甲甲片进口后放在仓库保存。2018 年初,公司正式向北京市野保站提出库存认定的申请以贴标销售。「几个月一直没有安排人到公司认定。我打电话到王民中的办公室问过几次,都没有安排。」该负责人称,期间公司又有一批 208 公斤的麝香也需要野保站进行库存认定,申请材料递上去后同样是很长时间没安排人过来。

2018 年 9 月,该负责人将 20 万元放到一个棕色的手提袋里,送到王民中的办公室,「过了十天左右,穿山甲甲片的库存认定就批下来了,再过一个月左右,麝香的库存认定也批下来了。」为表感谢,他又花 15 万左右买了一块 500 克的金条送给王民中,金条上刻有一帆风顺。

同样在 2018 年到 2019 年间,根据某中药材公司负责人杨某的证言,为办理 2.8 吨高鼻羚羊角审批,他分三次送给王民中 50 万元。「我们公司要销售野生动物制品,审批权就在野保站,王民中是站长,钱不给到位审批就一直拖着杳无音信,钱到位了审批就能顺利下来。」王民中供述承认收到该公司 50 万元,在该公司申请高鼻羚羊角的库存认定和销售许可的审查记录上签署了「拟同意」的审核意见。

另一名刘姓商人称,2018 年 7 月,其公司要申请一批 174.8 公斤麝香经营利用的行政许可。同年 9 月 29 日,他将王民中约到酒店,告诉他有一单麝香的审批在办理,后续还有两三单和其他企业签订的麝香购销合同,也需要办理审批。「希望他帮我办理得快一点,就用拉杆箱装了 150 万元现金送给他。」王民中证实,曾收了对方 150 万元。在行政许可审查记录中,王民中也对该笔业务签署了「拟同意」的审核意见。

有公司甚至为获得穿山甲甲片及羚羊角的库存认定,停发中高层的工资和奖金向王民中行贿。一家中药饮片公司于 2010 年经有关部门许可购买了 1.31 吨高鼻羚羊角用于中药生产。该公司董事长于某的证言称,由于野生动物制品的管理越来越严格,没有野生动物制品销售许可证,相关货物无法售出。2016 年左右公司曾申请过许可证,「跑了十几次都没办下来」。2019 年二三月份,他和公司总经理赵某一起去了王民中的办公室。第一次接触过程中,他们感觉王民中态度不够积极明朗,回公司后内部开会,决定暂发公司高中层的工资奖金,给王民中送 20 万元礼金以促成办证之事。该公司的会议记录载明,2019 年 2 月 12 日和 2 月 18 日,公司领导班子两次开会,认为「为了扭转销售下滑,冒险也要办理许可证」。

十多天后,于某、赵某又去找王民中,「刚进去时没有带钱,我向王站长介绍了公司情况,给他的材料他看了半个小时,也没有明确说能不能给我们办」。临走时,于某将装有 20 万元现金的手提纸袋放在了王民中办公室,王民中答应尽快办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认定,王民中于 2006 年至 2019 年间,利用担任北京市野保站站长的职务便利,为多家单位在公司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801 余万元。

此外,2003 年至 2018 年间,王民中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多次收受请托人给予的现金、黄金制品等物。其间,王民中及其前妻傅秋彤在银行存现共计 3963.54 万元;在王民中及傅秋彤的房屋内,查获并扣押现金共计 1414.04 万元;扣押奢侈品手表 19 块,经鉴定价值 220.52 万元;扣押金条、金如意、金饰品等 45 件,经鉴定价值 78.46 万元。而身在以「保护野生动物」为职责的这一岗位上,王民中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爱好者。财新梳理其被扣押物品时发现,里边包括 6 根象牙,159 件象牙制品,经鉴定价值 310.62 万元;18 件犀牛角制品,经鉴定价值 30.66 万元。以上共计折合人民币 6017.8 万余元。

王民中与傅秋彤为买房在 2011 年办理了离婚手续。傅秋彤供述,「2006 年—2007 年之后,我开始往银行大笔大笔地存现金。王民中没有明确告诉我是谁给的这些钱财,但是我其实也心知肚明。」

2019 年 3 月 19 日,傅秋彤在首都机场出境时被拦,回家后两人清点了家里的现金和银行存折。「我俩在一起统计了一下这么多年我从外面拿回家的好处费,傅秋彤告诉我大概有 3000 多万元,当时听到这个数额后我自己都惊着了。」王民中说,一部分他能回忆起来具体送钱的人和金额,另一部分他已经想不起来了。傅秋彤租了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套房,将王民中收受的高档腕表、黄金制品等财物转移至该房屋内藏匿。

2019 年 4 月,王民中被留置,同年 10 月被逮捕。根据王民中供述,从 2000 年 8 月担任北京市野保站站长开始,每年逢年过节,一些象牙商、药商以及其他一些与野保业务有关的人会去看他,看他时会顺便给钱,「每人每次也就给一两万、两三万的」。他收下不会去数,就拿回家放着。以这种方式送钱的人多,持续时间长,次数频繁,「我估算了一下,每年逢年过节以这种形式给我的钱就有 100 万元左右,积少成多也有 2000 万元左右」。法院认定,查获王民中的上述财产中,扣除王民中、傅秋彤合法收入及认定受贿所得外,仍有 4912.5 余万元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2020 年 7 月 23 日,北京市二中院审理判决该案,王民中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80 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80 万元,追缴王民中 5373 余万元。王民中前妻傅秋彤也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Project 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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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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