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出让金的变与不变

由税务部门征收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非税收入征管改进,但的确压缩了地方非规范操作的「弹性空间」。终结土地财政还很遥远,但眼下哪类城投企业将受到冲击?

或许相关部委并未预料到,一则非税收入征管职责调整的通知,会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大的反响。

2021 年 6 月 4 日,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四部委发布通知,将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这一工作先试点后推开,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在河北、青岛等 7 个省份和计划单列市试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征管划转工作。

由于这一调整事关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土地出让收入,在接下来的周末,各种解读「刷屏」快速传播,其中不少冠以「终结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变成税收归中央」之类吸引眼球的标题。

然而,这些都是误读。在通知开头,四部委即表示,这一调整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的有关部署和要求」,通知第八条也强调「四项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分成、使用、管理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根据 2018 年 3 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要求,合并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后,税务部门「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与此前已完成划转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水土保持补偿费、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以及社会保险费一样,这次土地出让收入等四项非税收入只是按照「成熟一批划转一批,逐步推进」的原则,延续了既定的非税收入征管改革。

划转后,改变的只是征收流程,即原本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确认金额和分期缴纳的具体方式后,由其和财政部门负责督促受让人缴纳,现在变为将相关信息推送给税务部门,由税务部门负责向土地出让权受让人征收和催款。在管理体制上,土地出让收入仍然是地方收入,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而非像税收那样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一位地方税务人士对财新称,最大的变化是,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后,土地出让收入款项将直接进入国库,不再经过财政专户。

根据财政部和原国土资源部 2015 年的通知,土地出让收入原则上采取就地直接缴库,并严格执行 10 个工作日内划缴国库的规定,不得超时滞留专户和延迟缴库。但据财新了解,各地在操作中存在不规范情况,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财政提供了一定腾挪空间。

分析普遍认为,由于税务系统和地方政府相对独立,土地出让收入等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后,可以发挥税务部门的征管优势,提高征缴效率,规范土地收支行为,土地出让金缴纳不及时或漏缴等现象将大大减少。同时,中央可以更为直接、准确和及时地了解地方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土地作为地方政府手中最容易变现的资产,常被作为政府支持向城投企业注入,土地出让收入也是城投企业重要的收入和偿债资金来源。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大背景下,土地出让收入由税务部门征收,一些依赖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返还变相注入土地资产的城投公司或受到冲击,近年来日益膨胀的城投「拿地—返还—融资」链条或面临挑战。

不过,部分人士所期望的「终结土地财政」,则非征管职责调整所能实现的。征管职责调整虽然有助于中央准确、及时地了解各地土地出让情况,理顺收支管理,夯实财税改革的数据基础,但要真正告别土地财政,需要给地方政府找到与其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不仅需要抓紧健全房地产税、消费税等地方税体系建设,还需要理顺央地间财政关系。这些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但要全面完成,尚需时日。

非税收入征管改革的延续

此次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征收,看似突然,但并非无迹可寻,是近年来持续推进的非税收入征管改革的延续。

所谓非税收入,通常指税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土地出让收入是政府性基金收入中最重要的一种。

相比国内税收由税务部门征收、进出口环节税收由海关代征,非税收入的征收较为分散。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财政部门可以直接征收非税收入,也可以委托其他部门和单位征收。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缴费人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往来缴费,各部门也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导致「两头跑」「两头查」等问题。

为改变这一状况,2018 年 3 月出台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合并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后,税务部门「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此后,按照「成熟一批划转一批,逐步推进」的原则,2019 年以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 20 多项非税收入、先后分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中诚信国际政府公共评级分析师李昊认为,早期非税收入征收主体分散于多个行政部门,导致征管职能碎片化,征缴能力整体偏弱,存在征管不及时、欠征、少征、漏征、先征后返、变相补贴、空转等诸多问题。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后,由于税务系统掌握大量的企业财务数据,可以更好地发挥税务部门的专业征管优势,征管效率将更高,执法将更加规范,有助于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

此番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亦是出于这一目标,但因为涉及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这一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备受各界关注。

与其他非税收入相比,土地出让收入金额庞大,且增势强劲。2020 年,纳入政府性基金管理的土地出让收入达到 8.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9%,以税收为主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0.01 万亿元,同比下降 0.9%。2021 年 1—4 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同期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4.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部分非税收入征管职责的调整并未引发社会关注,土地出让收入之前,惟一引发广泛关注的是社会保险费。按最初的计划,社会保险费应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划转税务部门征收,但由于此前社保缴费率尤其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较高,部分中小企业未能足额合规缴费,企业担心社保将改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要求企业 100% 依法参保后,成本将大幅增加。这一担忧在 2018 年夏秋迅速发酵,划转工作不得不延期,直到 2020 年 11 月才全面落地。即便如此,部分地区仍未实现全责征收,社保缴费数的核定仍有人社、医保等部门执行,税务部门只是「收银员」。

有部分人士对此次土地出让收入征管职责调整存在类似担忧。不过,与社保征管体制改革涉及众多中小企业不同,土地出让收入涉及的企业多为房地产企业和城投,影响面较小,而且应缴费金额相对确定。

一名西部地级市税务局人士对财新表示,从目前文件规定看,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征收后,核定应缴费额的职责仍在原来的主管部门。与其他非税收入划转税务征收一样,「具体缴费多少、价格多少,都是自然资源局、水利局、环保局等主管部门在核,税务部门类似收银员,只从事征收职责」。

广发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刘郁认为,税务征收社保落地后,各地采用了全责征收和代收两种不同的模式,其中多数省份采用代收,也就是缴费人向社会保险经办或代办机构申报,机构将应缴费额转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只起「收银员」的作用。此次土地出让金征管职责调整与社保交由税务部门征收较为相似,后续需关注,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征收的试点省市是否采取一致的流程、模式。

「这是改变非税收入多头征缴的举措。」国盛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杨业伟认为,继企业社保费划转税务征收后,这次将政府性基金中绝对大头的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征收,是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即财政「四本账」征收口归一的措施,也是近年来征收制度改革方向。

他称,此前大部分地区土地出让金由财政部门委托自然资源部门及其前身国土资源部门征收,但也有个别已经实现非税收入电子化征缴的部分地区,将土地出让收入已经纳入非税收入电子化征缴系统,事实上已经由税务部门征收。

未改管理体制下的规范

此次划转通知一出,最抓人眼球的解读之一是土地出让收入将成为税收、上缴中央,地方财政大受冲击。

这显然是误读,通知明确规定「四项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分成、使用、管理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也就是说,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征收,只改变了征管部门和征收流程;收入归属和预算收支科目均未调整,土地出让收支仍全额纳入地方基政府性金预算管理,收入全部归属地方,支出一律通过地方基金预算予以安排。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据广发证券宏观分析师吴棋滢测算,土地出让金占地方广义财政收入的 30%—40%,占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比重高达约 85%,对各地的财政收入、基建、地产都具有重要深远的影响;同时,土地出让金也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重要偿债收入来源,据财政部 2019 年的数据,能够作为专项债偿还来源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占 91% 左右。

征管职责调整,无法改变其性质和收入归属。吴棋滢称,作为写入《预算法》《土地管理法》的政府基金性预算体系和土地出让收入,在两法未经法定程序修订前,不存在土地出让金变为税收收入、转而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的可能性。

目前土地出让收入的征收是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确认金额和分期缴纳的具体方式,由其和财政部门负责督促受让人催款。划转税务征收后,变为自然资源部门将相关信息推送给税务部门,由税务部门负责向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征收和催款。

「最大的变化是,现在没有资金进入财政专户这个过程,而是直接进人民银行国库。」前述西部地级市税务局人士对财新解释称,原来财政部门或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土地出让金时,通常先缴入财政专户,再由财政部门划入国库,这中间过程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了腾挪的空间。

根据财政部和原国土资源部 2015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土地出让收入原则上采取就地直接缴库,并严格执行 10 个工作日内划缴国库的规定,不得超时滞留专户和延迟缴库。但据财新了解,实际执行中多有不规范行为,有些地方甚至将其作为平滑财政收入的手段。比如,海南省 2016 年审计报告称,万宁市尚有土地出让收入 3.39 亿元未上缴省财政。

前述税务局人士表示,税务部门征收土地出让金,「资金入库的过程就会非常清晰、简单、直接」,这主要通过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电子缴费系统实现。

具体而言,缴费人网上或上门申报,由自然资源部门核价后,税务部门在系统中可以查询应征数,并发起扣款请求。由于税务部门、国库、银行三方已签订协议,税务部门一发起扣款请求,开户银行就直接从缴费人账户中扣款,一扣款就直接进入国库,「中间没有其他周折」。

与财政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属于地方政府组成部门不同,2018 年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级党委和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刘郁表示,这一管理体制仅明确省一级党委和政府对省级税务部门负有次于税务总局的管理权,但未提及市县级政府对本级税务部门的管理权,并且地方税务部门的人员经费也由中央负责,市县级政府对本级税务部门征收所能施加的直接影响有限。

她认为,地方政府所能施加的影响减小,将使土地出让金征收过程的透明度增加,可能减少征收中的不规范行为,包括土地款欠征、少征、漏征,以及空转虚增、违规减免等。

少征、漏征一直是土地出让收入征收的一大痼疾。审计署曾于 2014 年对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展开首次全国性大范围审计,涉及 29 个省本级、200 个市本级和 709 个县 2008 年—2013 年的土地出让情况。这些地区在这期间共取得土地出让收入 13.34 万亿元,但审计发现,土地出让收入少征 3664.23 亿元;通过收入空转等方式虚增 1467.78 亿元;一些地方土地出让收支核算不够规范,有 8358.75 亿元滞留在财政专户或直接坐支;有的地方为支持经济发展,减免或返还土地出让收入 7218.11 亿元。

此后,尽管各地大力度整改,但欠缴、少缴等现象仍时有发生。例如,深圳市 2018 年土地出让收支审计发现,4 个城市更新项目、2 宗产业用地单位合计欠缴土地出让金近 34.8 亿元。此外,2013 年—2018 年有 43 条国土收入欠缴数据仍未缴款完毕。内蒙古、辽宁、厦门等地近年审计报告中也均有欠缴土地出让金的记录。

中泰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周岳表示,由于国税系统和地方政府相对独立,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后,有助于解决土地出让收入缴纳不及时或者漏缴问题,减少违规返还行为的发生。另外,对于部分虚增土地收入较严重的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可能被迫「挤水分」。

不过,相比收入端有望得到规范,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对改变土地出让金支出端的乱象、减少先征后返、补贴、违规支出等行为,作用可能大打折扣。

「税务征收后,虚收空转、虚增(土地出让收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欠缴仍有可能发生。」前述税务局人士表示,土地出让金的预算支出仍由财政部门及地方监管局、审计部门等履行管理和监督等相关职能,税务部门能做的并不多。

天风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孙彬彬认为,此次划转税务征收,只影响土地出让收入等非税收入进入国库之前的过程,但影响不到地方国库按照财政体系项下对应收入分类科目完成相应支出,因此并不会影响地方在支出端的管理权限。

方正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周君芝则认为,税务部门虽然只负责土地出让款的征收,不约束土地出让资金的使用,但可能通过核查受让人资质等方式,约束部分不规范的先征后返行为。

不过,要想彻底改变先征后返等行为,可能性并不大。可以比照的是,税收收入由税务部门征收,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返还税款的情况屡禁不止。最新的例证是,审计署审计长侯凯 6 月 7 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做审计报告时指出,15 省市以财政奖励等名义返还税款 238.73 亿元,返还比例大多为地方分成收入的 90% 以上。

实践中,地方政府将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两本账统筹使用,往往根据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节奏来平滑土地出让金的入库时间。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员罗志恒表示,税务征收后,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灵活性相对下降,以土地作为政策工具的不规范现象也会减少。他认为,土地出让划转税务征收后,中央和省级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调库等,解决阶段性的财政收支节奏不匹配问题。

城投冲击几何

作为地方政府手中最容易变现的资产,土地不仅可以直接为地方政府提供高额的收入,也可以作为担保工具,成为撬动地方融资的杠杆。这在城投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土地出让收入划转为税务部门征收后,对城投产生何种影响?

刘郁、周岳等均表示,现行制度条件下,城投公司一般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土地市场:一是作为土地整理的代建主体,参与土地一级开发;二是通过划拨获得土地,不过,地方政府划拨给城投的土地仅限于指定用途,如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租房、保障房等公益性事业,并需要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三是通过公开市场「招拍挂」拿地。

不同的参与方式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影响并不相同。根据 2016 年出台的《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土地储备工作只能由纳入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承担,各类城投公司等其他机构一律不得再从事新增土地储备工作。此后,在新增土地储备业务上,城投只能作为代建方,根据工程进度获得委托代建费用,无需缴纳土地出让金。不过,由于部分地区在此之前已将大量土地划入城投公司,导致部分城投仍然承担一定的土储职能,仍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现金流。

城投通过「招拍挂」拿地,看似是市场化操作,但在实践中,不规范操作较多。刘郁称,一是「招拍挂」理论上只能拍卖熟地,但实操过程中,存在部分地区城投「招拍挂」购入生地,开发整理使其变为熟地后,再由土地储备机构回收或者留存在账面的情况;二是城投招拍挂拿地后,地方政府会返还出让金,这类返还支出往往以专项款的形式流入城投企业,计入「专项应付款」或「资本公积」,实际上是政府变相向城投平台注入资产。存在较多这种情况的区域,政府性基金收入可能存在一定水分。

周岳也称,城投公司参与「招拍挂」的过程中,依然存在政府通过土地为城投公司「输血」的现象。一种情况是由于财政部门直接负责土地出让金的专户管理和收入分配,因此在城投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过程中存在一定「调整」空间,城投公司可以少缴或延迟缴纳;另一种情况是,城投公司购入土地,在资产端计入存货或无形资产科目,地方政府通过补助或项目专项资金的形式将出让金返还,在负债或权益端计入专项应付款或资本公积,或直接计入其他收益,最终可以做大城投公司资产规模或为公司增加利润。此外,「招拍挂」取得的土地还可以通过抵押方式用于公司融资。

此次土地出让金由税务部门征收后,对不同的城投公司影响也不同。中诚信国际李昊认为,对从事土地整理业务的城投来讲,征管职责划转后,征缴效率将会提高,进而加快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资金周转效率,平台企业经营回款状况或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前期拖欠的城投公司,土地出让金催缴或将对其产生短期资金压力。

相对于短期现金流的变化,存在不规范操作的城投公司受到的冲击会更大。李昊表示,未来城投公司通过「招拍挂」取得土地亦需要足额、按时缴纳土地出让金,这会增加其资金支出压力,地方政府变相土地注入的节奏或将放缓。

刘郁认为,本次土地出让流程调整后,由于出让金征收部门划转至税务部门,同时自然资源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与人民银行实现信息共享,较大增强了出让过程的透明度,这可能会影响近年来日益膨胀的城投「拿地—返还—融资」链条。

她强调,对拿地较多但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棚改或保障房建设的城投公司,其操作基本符合规范,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近年来拿地较多且地块闲置在城投账面或用于抵押融资的城投公司,往往对应着大比例土地出让金返还,属于政府变相注入土地资产,会受到一定影响,当地政府性基金存在较大比例虚增,如果城投已经较多将土地用于质押融资,风险会更大。

「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的来源不会改变,土地出让金仍将作为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标普信评研报称,地方政府对城投的潜在支持能力,不会因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征收部门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征收部门的改变将有利于地方政府土地收支的规范化和合理化,进而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增长。部分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的城投企业,业务规模或将受到较大影响。

中证鹏元评级研究发展部研究员袁荃荃提醒,虽然短期内土地出让收入征管权划转对城投公司的影响或不太明显,不足以冲击其信用基本面,但中长期而言,此次调整在压减实操中违规现象的同时,可能会刺破一些地方的地价泡沫,导致其土地出让收入缩水。

在这种情况下,受冲击最大的城投公司主要两类:一是业务结构单一、主做土地整理开发业务的城投公司,其收入往往在返还成本的基础上给予其一定比例的投资加成,这将存在合规风险,需警惕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的违约风险。她建议,对最近三年传统城投业务(含土地整理开发、工程代建、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收入占比均值高于 80% 且存在一个或若干年度土地整理开发收入占比高于 50% 情形的城投公司提高警惕,不排除高行政级别、高主体信用级别的城投公司(如 AA + 级别地市级平台)受到新政连累的可能;

二是所属区域公共财政收入规模较小、地方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收入高度依赖的区县级城投公司,主体信用级别集中在 AA 级及以下。建议对所属区域最近三年公共财政收入低于 30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比重连续三年达到 50% 以上的区县级城投公司提高警惕。

终结土地财政路仍长

在对此次征管职责调整的诸多解读中,另一吸引眼球的解读是认为这将终结土地财政。但这也是误读。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被大幅削弱,财权被更多地上收至中央,1998 年开始全面推开住房市场化改革,为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收入提供了实现路径,备受诟病的土地财政由此而生。

在长期以来以 GDP 为核心的考核体制影响下,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大量供应工业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并给予各种优惠,房地产用地虽然供给相对较少,但价格节节攀升,成为土地出让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也被认为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市场会受到何种影响?

罗志恒认为,房地产市场运行主要取决于土地供应量、货币金融条件和市场需求三大要素。土地出让收入改由税务征收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土地供给数量,地方政府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仍会根据当地土地资源和财力情况供应土地。

标普信评研报认为,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土地出让金,将使得以往开发企业欠缴、缓缴土地出让金以及地方政府返还土地出让金的情况明显减少,有利于经营规范的开发企业获取土地储备。短期内这一政策对住宅市场供需影响不大,对住宅价格的短期影响中性。未来中央政府将能够更加准确和及时了解各地土地出让情况,制定更加有效和具有针对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从整体上防止土地价格大幅波动,从而有利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稳健经营和长期发展。但需关注土地出让金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后,可能造成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意愿下降,土地供应量下滑引起的住宅用地供应不足的风险。

「土地出让金划转的改革,体现『房住不炒』的导向下,顶层设计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在进一步成型。」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也认为,土地出让金征收权划归税务部门,增加了顶层设计对土地出让金收入情况的了解,由于并不影响地方对土地收入的管理,其对地产投资的短期影响或有限。但往后,地方卖地动力是否会受影响、其重心是否会从卖新地转向旧城改造,及其对地产投资的可能影响,需要持续关注。此外,考虑到此前卖地收入对地方财政的重要性,需要关注后期是否会有相应的财税政策配套推出。

可以确定的是,仅靠征管职责的调整,并不能终结土地财政,但这一调整可以夯实诸多决策的数据基础,为后续改革提供支撑。

吴棋滢认为,财税体系改革是系统性工程,这项改革大概率是一系列改革中的一环。从逻辑上说,先框架后内容,先理顺收支管理,才能有效推动各项财税体制改革举措,并为未来的核心环节改革做好铺垫。

征管职责调整只是理解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一个维度,从另一维度来看,这也是近年来土地出让收益用途调整、集中供地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等的延续。

2020 年 9 月,中办、国办联合发文,提出将此前「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的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用于「三农」。从「十四五」第一年开始,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到「十四五」期末,以省份为单位核算,这一比例要达到 50% 以上。为防止地方将与土地前期开发无关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成本纳入成本核算范围,缩减土地出让收益,还规定「若计提数小于土地出让收入 8% 的,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 8% 计提」。由税务部门征收土地出让收入,无疑有利于做实这一调整,促使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在吴棋滢看来,从财税体系改革大方向看,未来一要推动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体系化统筹管理;二要推动地方政府与土地相关的收入从增量环节逐步向存量环节过渡,推动房地产税与消费税等税种作为地方支柱税源,减小地方对土地财政的简单依赖。

要终结土地财政,归根结底是要给地方政府找到与其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不仅需要抓紧健全地方税体系建设,还需要理顺央地间财政关系。近年来相关改革正在逐步推向深水区。

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地方主体税种消失,财税界的共识是,未来要通过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和开征房地产税,为地方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2019 年 10 月,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成为首批征收环节后移的商品。土地出让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前不到一个月,2021 年 5 月 11 日财政部等四部委召开地产税改革试点的工作座谈会,释放出房地产税加速的信号,未来房地产税或将边试点边立法。(参见本刊 2021 年第 20 期《房地产税加速》)

这些改革都才刚刚起步,全面推进尚需时日,终结土地财政路仍漫长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Project 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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