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变异毒株来袭

非洲猪瘟疫情进入常态化阶段的同时,一种新的变异毒株又悄然流行,中国养猪业与非洲猪瘟病毒的战局更为复杂

在与非洲猪瘟(下称「非瘟」)缠斗了近两年后,农业农村部于 2020 年 5 月宣布,非瘟病毒已经在中国定殖并形成较大污染面,其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中国的生猪养殖业在与非瘟并存中展开艰难而又坚定的复产。

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至今,全国能繁母猪、生猪存栏数持续回升。2020 年底,全国生猪存栏已经恢复到 2017 年水平的 92% 以上,能繁母猪存栏量达到 4161 万头,恢复到正常年份的九成。到 2021 年 5 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连续 20 个月环比增长,同比增长 19.3%,相当于 2017 年年末的 98.4%。生猪存栏量亦同步增长,同比增长 23.5%,相当于 2017 年年末的 97.6%。

据财新走访,经历了 2019 年的惨烈损失和 2020 年相对平稳的一年后,去年冬季至今年春天,北方省份局地又出现一波非瘟流行,中小养殖场与集团猪场均受到一定影响。

方正中期期货的调研报告认为,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四地是此轮猪病复发的重灾区。进入 2021 年后,业内总结出来的非瘟疫情「北方冬季多发,南方夏季多发」规律再次印证,广西、广东等南方养猪大省的非瘟疫情亦烽烟再起。

很多行业人士认为,2021 年非瘟卷土重来,很大原因是生猪产能恢复后各地养殖密度提升,非瘟病毒在环境中长期存在且出现了变异。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多家猪场报告猪只感染了一种发病更慢、症状更轻的「慢性非瘟」,业内常称之为「弱毒」,但弱毒也致命,一定程度上,它甚至比经典非瘟更难对付——染病猪的前期症状不明显,等发现时疫情已大面积蔓延。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多份文件亦指出,目前国内流行多种「非洲猪瘟变异株」,包括「基因缺失株、自然变异株、自然弱毒株等」,这类毒株与 2018 年 8 月传入国内的经典非瘟毒株相比,基因组序列、致病力等发生了明显变化。生猪感染该类毒株后,症状不明显,难以在早期发现。

中国养猪业与非洲猪瘟的战局日趋复杂。

北方冬季疫情再起

自 2018 年 8 月首现于沈阳,非瘟迅速蔓延至全国。「短兵相接」两年多后,河南的生猪养殖户们依旧惴惴不安。猪场的生物安全效果究竟如何,成了萦绕在养殖户心头的疑问,疫情防控似乎成了「五分靠人、五分靠命」的事。

2021 年春节前夕,非瘟疫情疑似卷土重来的消息就在河南猪业人士之中流传。「2020 年冬天,河南气温特别低,最低温度比往年低 10℃左右,可能一些猪场的消毒效果就很差了。」一位河南养猪专家介绍,冬季猪场为了保暖,通风差,导致病毒容易蔓延。「2020 年没怎么死猪,可能是因为猪不多,现在存栏量上升,养殖密度一大,就容易发病。」

河南新乡一位养殖同业会会长韩友在春节期间接到省内不同地区的同行电话,「说猪场发病、死猪了」。他的饲料生意也迅速下滑,年初时购入了能满足一个月客户需求量的饲料,到 3 月底仍有一半待售,「原来一个月卖 100 多吨猪饲料,去年只能卖到一半,今年又掉一半」。

韩友觉得,与 2019 年的大规模死猪相比,今年当地的生猪病亡情况有所不同,「2019 年的病来得特别猛,上午发病下午死,或者一两个小时就死了,这次病没那么快,发病之后两三天才死」。

方正中期期货今年 3 月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认为,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四省是此轮猪病复发重灾区。此轮猪病在河南由南向北传播,豫西和豫北地区损失严重,能繁母猪存栏量降幅近五成,而对豫南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考虑到生猪产能仍然主要集中在豫南地区,报告预计河南整体能繁母猪存栏损失在 20%–30%。

调研报告提到,冬季的生猪存栏损失受到多因素影响,除了北方复养较南方激进,养殖密度提升更为迅速,以及冬季一些猪病易发意外,非瘟变异株的蔓延使得一些猪场「拔牙」的效率大大降低。

而在山东临沂,多位养殖户称,今年春节前后当地生猪大面积死亡,疑似非瘟疫情再次暴发。临沂郯城县养殖户郭义称,当地在 2018 年疑似暴发了非瘟,猪只大量死亡,他的猪场也损失惨重。2020 年当地基本上没有大规模死猪。至 2021 年春节前,他的猪场复养繁育出 60 余头母猪、500 余头肥猪。然而,春节期间,他的猪场猪只又开始大量死亡,至 3 月「基本都死光了」。

郭义将死猪运去无害化处理点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从今年 1 月中旬开始至 2 月末,每隔几日他的猪场就有一批猪只死亡,1 月 14 日死亡数量最多,40 余头大小不一的死猪被码放在地上,不远处还有死猪堆积。

从 2018 年冬开始的存栏损失,让郭义欠下巨额债务,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至 2020 年末,涉诉金额达 100 余万元,他称自己的债务有 300 万元。他的妻子此前已因有能力偿还债务而拒不履行被司法拘留,「我没法还钱,还了钱就没钱养猪了,有人起诉就只能被强制执行,抓进去(司法拘留)蹲半个月」。

临沭县养殖户赵国祥回忆,临沭的大面积死猪是在 2020 年 11 月「大雪之后」暴发的,他运气较好,在 11 月中旬出栏了一批给猪企代养的肥猪,当地死猪的情况在此后「一天比一天厉害」,他另一个猪场养的 80 多头母猪最后只剩下两头。

据当地一位饲料经销商介绍,临沂市和临沭县、郯城县的多个饲料厂 2021 年以来饲料销量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 40%。前述方正中期期货调研报告显示,有河南洛阳的兽药销售商在山东地区的销量下降了 60%–70%。且从 1 月起到 3 月,销量一直没有起色。规模猪场都在清洗消毒,洗刷猪场,筹备复养。

韩友表示,河南新乡的生猪产能在 2020 年下半年有明显回升。在等待了半年、消毒了半年后,韩友的猪场 2020 年 5 月正式复养。「复养有一个过程。一个月清洗一次,火碱消毒、清洗,再火碱消毒、再清洗。」他介绍,清洗过后,要用非瘟试纸条检测,「不到阴性不给养」。

如今他的猪场有 300 多头母猪与 3000 多头仔猪,封闭养殖,不允许外人随意进出。由于拉猪车曾导致非瘟病毒广泛传播,养殖户对此十分警惕。

「现在卖猪都是赶到村口卖,或者用没拉过猪的车子把猪拖给猪贩。」他说,即使这样,当地个别区域在去年仍出现了生猪死亡的情况。

受到存栏猪只波动影响,兽药生意也变得难做。新乡兽药业务员陈虹的客户群体主要是 300–5000 头存栏母猪以下的集团猪场和家庭农场,她表示,受疫情影响,2018–2019 年当地许多猪场清栏,「2019 年基本上没有兽药销量」。她只得赋闲在家,她所在的兽药公司有三分之一的业务员辞职。直至 2019 年 9 月,随着猪场陆续进猪,她才恢复上班。

从猪场引种到母猪能够配种,大约需要 9 个月。陈虹介绍,当地的生猪存栏量在 2020 年下半年开始显著增长,2020 年的兽药销量大约恢复到了 2017 年的三分之一。复产的养殖场对疫情十分警惕,直接带动了消毒剂、清洁剂销量大增。陈虹销售的是进口消毒清洁剂,价格相对较高,其销量也由原来占兽药销售额一成左右上升至三成。

在她看来,疑似的非瘟疫情一直都在,经历过 2018 年、2019 年的洗礼,养殖场面对疫情已不再慌乱,通过定点拔除病猪能够大幅减少损失。不过,即使猪场防控能力在提高,今年春节以来,当地许多猪场仍暴发疑似非瘟疫情。陈虹表示,今年二三月兽药销量下滑,「生意很少,仅有 2020 年同期销量的一半」。处于「半营业状态」的她感慨,「还得重新洗牌重新来」。

受高猪价影响,她的客户们也会继续筹备复养,「有的县新建场很多」。而她要做的,是继续等待。

南方雨季考验

在南方,雨季是疫情防控的关隘,复产热情与对疫情的忧虑交织着滋长。「北方冬季多发,南方夏季多发」,是国内养猪业总结的非瘟疫情传播规律,夏季雨水的大面积蔓延会扩大病毒的传播。在听闻北方冬季疑似非瘟疫情暴发后,南方的养殖户们也不敢掉以轻心。

3 月末,广东省茂名市代管的化州市刚下了点小雨,杨梅镇的气氛已经紧张了起来。「今天我的猪场封场不让人过去了,我们那片又开始发起来了。」黄国伟表示,他的猪场附近的复产猪场较为密集,疫情传播的风险大。

多位当地人表示,2020 年疑似非瘟疫情有所减缓,但仍时有发生。「一直有零星散发,只是不像 2019 年刮台风似的横扫了,都是命根子,所以大家都很小心防疫了。」黄国伟的猪场目前复养了母猪,还没有商品猪上市,复养后他整天担惊受怕。

茂名是广东省生猪存栏量最多的市,也是业内认为复产积极性最高的地区之一。当地养殖户王平介绍:「我们这里大部分复养早的和当时不清场的都挣到钱了。自繁自养的对半赚,抓苗养顺利的一头也有 1000 多元可赚,一头猪卖 5000 元,去掉成本价剩下 2500 元是赚的。」而非瘟之前,生猪价格为是 6–7 元/斤,一头猪仅能赚 400 元左右。

高利润诱惑下,养殖户们迎难而上。「疫情一过猪场又起来,其实 2019 年大家损失很惨的,都是借钱再养,想把赚钱回来。」黄国伟称,当地以散养户为主,目前周边有 80%–90% 的养殖户复养,但养殖规模尚不如前,以 100–300 头母猪的猪场为主,「以前养五六百头的,现在最多都只养 300 头」。

与黄国伟的估算相似,茂名一家销售额名列前茅的兽药经销商张强表示,茂名复产的养殖户数应该达到了疫情前的 80% 以上,但从他的兽药销量来看,母猪产能仅恢复到疫情前的五六成。

疫情发生后,卖兽药几十年一直没有养过猪的张强逆势而上,开始投身养猪业,在 2019 年 8 月、2020 年 7 月共投资了 4000 万元,与人合办了两个原种猪场。2019 年 8 月正是南方疫情严重时期,虽然猪肉价格呈上升趋势,但养殖户被疫情洗劫后,丧失信心且资金不足,纷纷观望行情。张强回忆,当时种猪也一度无人问津,跌至近年最低价。他从福建以 4000 元/头的价格订购了 700 多头纯种猪,「订了一周后,那边就不卖了,要涨价」。说起今年的疫情防控,张强也不免担忧,「投了那么多钱,一旦发(病)了不得了啊」。

今年疫情散发的情况在当地并不鲜见。江门鹤山的动保业人士杨明称,自复产以来,「一下雨就发病,疫情就没停过。」他们帮鹤山当地的猪场做些检测,在 3 月末的两三天内,就发现有三家猪场非瘟病毒核酸 PCR 检测呈阳性。

到了 4 月,鹤山开始降小雨,「基本上都是一个场发病,一公里以内的都跑不掉」。杨明介绍,他近期就曾帮两个位于江门和佛山的猪场「清猪」,其中一个猪场原有 1350 头猪存栏,从猪只出现症状起就通知他要准备卖猪,但对方一直犹豫不决,一周后决定要卖时,「我进猪场一点,活的就剩下 300 头,有 100 头是差不多要死的,能捉走卖的就剩下 200 头了」。杨明感叹,「这种天气熬到六七月份就差不多了,看命大不大。」

在鹤山以南,恩平、阳江的生猪复产情况也不稳定。恩平市养殖户李柏川发现,当地一些猪场染病猪只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病毒的毒性似乎不如以前那么强了。「以前一看就知道了,现在一开始没有症状。」他表示,家庭猪场没有能力监测猪群感染情况,往往发现猪不吃,疑似患病才开始检测,但已为时过晚,病毒已经铺开了。

经过第一轮疫情的「洗礼」,有资金实力的复养者大多都会对猪场进行改建,也更加注意控制猪场附近车辆、人员的进出和消毒,升级猪场的生物安全防护体系成了复养前的重中之重。

清场两个月后,李柏川着手对猪场进行生物安全改造,前后持续近半年,直至 2020 年 1 月他的猪场才正式进猪复养。猪场要做的改造有很多:围墙需加高,道路要一体化,每个猪舍都得安装钢丝网,防止苍蝇、老鼠进入。此外,还要将猪场的生活区、生产区完全分开。他介绍:「以往猪场规模小,分不开,厨房都在猪场里面,工人就在这里煮饭,现在要把厨房搬走,饭做好了送过来。」

猪场的机械化设备也要增加,以往处理饲料靠人工拌匀、包装,如今他改造成了机器打料,再用饲料散装车来运输、机械搬运、自动投放饲料,整个过程不再需要大量人工,也减少了病毒被带入猪圈的可能性。仅改造母猪场,李柏川就投入了约 100 万元,而肉猪场的改造成本也达到大约 100 元/平方米。由于成本大幅增加,母猪产能还未充分释放,他的母猪场与商品猪场「还没怎么回本」。

除了改造猪场,李柏川和许多小有规模的养殖户一样,将猪场的出猪台外迁,在几公里外中转猪只,以减少贩猪车的污染。需要卖猪时,他用自己的车将猪运到出猪台,猪贩的车停在出猪台外侧接猪。若是卖淘汰猪,他还会再请一辆社会上的非运猪车和收淘汰猪的车对接,「因为拉淘汰猪的车什么猪都拉,太危险了」。

「现在就是担心环境里面的病毒太多了。」李柏川称,他只好不停地在围墙外的路面上撒烧碱,「下雨就撒,一车两车地撒,病毒掉到干的地方也不会存活,有水的地方撒烧碱总会有点效果。然后关起门开,饲料从围墙外扔进来,外面的老鼠也进不来。」

大集团也不敢怠慢。2021 年 3 月末,为了减少猪场外部环境传播病毒的风险,正邦科技位于广东的一家猪场在外部几百米长的道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消毒粉,路面一片雪白,仿佛刚下过一场大雪。据猪场员工称,每隔几天,他们就得再铺一遍消毒粉,「烧碱一般是一两天就要铺一遍,严重点的地方一天要消毒四遍,普通点的地方两三遍」。

对猪场内部的管理也更为严格。「一般都是我们从外面把猪场锁上的,控制人员进出。」正邦科技一位猪场生产经理表示,到了猪场需要「拔牙」时,场内还会用彩色塑料苫布搭建一个猪只淘汰通道,防止猪只排毒造成场内扩散。

新的疫情,新的毒株

尽管防控空前严格,但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尤其入冬之后,仍有新一波疫情卷土重来。行业人士都注意到这波疫情与以往的不同:初期症状并不明显,潜伏期较长,人们难以识别病猪,因此一时还找不到精准拔除病猪的方法来控制疫情蔓延,一些生物安全防控体系更为严密的大集团猪场也未能幸免。经过基因测序,人们意识到一类新的病毒变种出现了。

2020 年 11 月,在浙江嘉兴举办的「中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首届生猪产业峰会」上,国内生猪养殖上市企业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牧原股份,002714.SZ)和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新希望,000876.SZ)都表示,旗下的猪场从 2020 年 5 月以来感染了非瘟基因缺失毒株。2020 年,这两家公司的生猪出栏量在上市猪企中分别位列第一和第四。

牧原股份兽医部总监马俊虎表示,该公司两个有约 5000 头母猪的猪场和一个年出栏 10 万头的肥猪生长场感染了非瘟基因缺失毒株,且有多种缺失位点,感染猪只症状也不尽相同。经过持续三四个月的「拔牙」,这些猪场均以清场告终,经济损失巨大。

马俊虎介绍,这类感染具有症状隐蔽、监测艰难、传播广泛的特点。该公司有一个存栏 5382 头的母猪场在感染后,母猪呈现出发烧、不吃食、体表发红的症状,生长猪则出现皮肤坏死斑,关节和脾脏肿大、坏死。另一个 4520 头存栏的母猪场感染了双基因缺失毒株,母猪有高比例的死胎、流产,产后母猪半数出现乳房结痂、发烧高达 40 度的情况。

非瘟基因缺失毒株在感染猪只后,病毒最先扩散的部位与经典非瘟毒株有所不同,养猪业摸索基因缺失毒株的检测方法也花费了一段时间。马俊虎称,猪场最早在 2020 年 5 月出现感染迹象,但进行非瘟核酸检测后,未检测到病毒,起初误诊成了猪蓝耳病和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到了 6 月,猪场持续监测,个别检测出感染非洲猪瘟。

2020 年 8 月,农业农村部首次公开提到非瘟基因缺失毒株,并出台了《非洲猪瘟病毒流行株与基因缺失株鉴别检测规范》(下称《检测规范》),该规范适用于「非瘟病毒流行毒株与非瘟病毒 CD2 v 和 MGF 360-505 R 基因缺失株的荧光 PCR 方法鉴别检测」。

《检测规范》提示,检测样品可采集活猪的全血、口鼻拭子或血清,对病死猪或已屠宰猪,可采集脾脏、淋巴结、扁桃体、肝脏等组织。这一检测规范出台前,要检测非瘟病毒是否存在,通常是依靠检测 p72 基因,若检测到 p72 基因要进一步确认是否存在基因缺失,则还需要做 CD2 v 基因或者 MGF360 基因的检测。

依据《检测规范》,牧原股份在 2020 年 8 月回溯了 5 月份的猪只样本,才确认猪只感染了一种基因缺失毒株。9 月,他们改变检测方式,由病毒核酸检测扩展到抗体检测,剖检抗体阳性猪的脑、淋巴结、扁桃体、肺脏、脾脏多组织脏器盲检,在脾脏检测出非瘟病毒,但鼻拭子仍然是阴性。

马俊虎介绍,这些猪场所感染的病毒大概率是由周边环境传入,感染案例「有清晰的邻居污染、不清晰的环境污染、有故意传播的嫌疑」。前述受感染的 5000 头母猪场和生长猪场的惟一往来道路上,沿途猪场较多,必经的乡镇上夜市摊肉抗原呈阳性。而 4500 头母猪场蓄水池附近有其他猪场,猪场 5 月 10 日使用了外源水 10 个小时,5 月 25 日母猪分娩后的脐带血就呈非瘟阳性。

一位专家介绍,牧原股份发病猪场外小猪场分布密集,加之当地本身就是平原,或因粉尘携带病毒经空气传播。「实验发现病毒差不多能传 20 米,在栋舍里面就传开了,具有短距离传播能力。」

在前述嘉兴行业会议上,另一家大型养殖上市公司新希望的首席科学家闫之春介绍,他们的商品猪合同农场累计感染 37 批次,整体死(亡)淘(汰)率 29%,累计损失 9259 头。据他介绍,新希望在 2020 年 5 月 30 日首次检测到了双基因缺失毒株,首批死淘率达 100%。而后续批次既有双基因缺失毒株,又有单基因缺失毒株,除了传入国内并流行的基因 2 型缺失毒株,还出现了基因 1 型缺失毒株,具体缺失的位点也有不同。猪只感染不同类型的基因缺失毒株,表现出了不同的留存率。

除了商品猪,新希望的 11 条母猪场线也受到影响,感染的均为双基因缺失毒株,最早一批在 2020 年 9 月 23 日确诊,8 条场线在 10–11 月确诊,累计离群隔离 5112 头,死亡 512 头,其中转群后应激反应造成的死亡偏多,2020 年 11 月时,这些场线还未稳定,仍能检出阳性。其猪场感染的猪只呈现的症状与牧原股份相似,猪只出现不食、死亡、关节坏死、皮肤坏死。

总结经验教训,闫之春认为猪场通常在较晚期才发现受感染,主要是因为新毒株的表现症状不一样,「可能原来的经典非瘟毒株有十个症状,现在只出三个症状」。另外,部分猪只在感染后呈现间歇式排毒状态,在新希望的实验中占比达 42.9%,这意味着检测一次咽拭子还并不能保证检测到所有已经开始感染、排毒的猪只。此外,还有一定比例的无症状感染猪只。

不止牧原股份和新希望,其他集团猪企也有类似情况发生。一位大型兽药生产企业的销售经理告诉财新:「我的一个大集团客户,每个月都做非瘟检测,现在他们检出来的 60% 都是基因缺失毒株。」另一家上市猪企南方猪场的生产经理则发现,公司工作群中的非瘟检测结果显示,含基因缺失毒株的样本占比约达七成。

毒株何来

基因缺失毒株流行已逐渐成为行业共识,但这些新毒株来自哪里尚无定论。

今年 2 月,军事科学研究院军事兽医研究所(下称「军兽研」)、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下称「哈兽研」)分别发表论文《1 株非洲猪瘟病毒自然变异毒株的鉴定》与《2020 年中国家猪中自然产生的低毒力非洲猪瘟病毒的出现和流行》,认为在中国流行的非瘟毒株中出现了毒力较弱的自然变异毒株,这些毒株的共同点是与毒力相关的基因存在缺失、突变,并推测这一毒株已在田间流行,与目前猪场呈现出的慢性非瘟症状相关。

据上述论文,哈兽研研究了 2020 年 6 月至 12 月间,在中国 7 省采集的非瘟病毒监测样本,在 3660 个样本中,有 22 株病毒与中国最早的分离毒株(Pig/HLJ/2018)相比,发生了基因突变、缺失、插入或短片段替换。其中 11 株病毒在 EP402 R 基因上有 4 种不同类型的自然突变或缺失。EP402 R 基因编码 CD2 v 蛋白,是目前学界已知的非瘟病毒基因组中与毒力相关的基因之一,这些突变或缺失使病毒无法翻译完整的 CD2 v 蛋白,有可能显著减弱病毒在猪体内的致病性。

研究者进一步对这 11 株病毒中的 4 个分离株进行了毒力测试,证实了有两个分离株与国内典型的非瘟强毒株相比,致病力减弱了,较高剂量接种猪可引起亚急性、慢性病程和部分死亡,较低剂量感染则主要引起持续感染和慢性病程,具有很强的水平传播能力,即病原体可在个体之间传播。

研究人员认为,虽然该研究只测试并证实了有两种分离株在猪体内毒力有部分减弱,但有理由推测前述 11 种非红细胞吸附型非瘟病毒在猪体内的毒力均有部分减弱。

而军兽研的团队从吉林、河北、湖北三省随机购买了 127 份带骨猪肉样品,测到 4 份阳性样品,1 株源自湖北某地的非瘟病毒有自然变异株。与哈兽研的研究结果相似,他们对毒株进行基因组测序后发现,其 EP402 R 基因和上游相邻的 EP153 R 基因出现部分缺失,导致病毒毒力可能致弱。

2021 年 3 月,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的研究者在《中国动物检疫》发表论文《非洲猪瘟自然弱毒株演变进程》,总结了国外自然变弱株的流行规律。文章称,2021 年以后,国内出现的猪只感染后临床症状不典型的「自然变异株」,与国外的非瘟病毒流行演变规律一致,即当这一病毒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流行较长时间后,其临床表现将由急性发病转变为缓慢发病或出现新的临床表现。

另一些专家则认为,一些引起疫情传播的新毒株并非非瘟病毒自然变异的产物,而是因为非法的人工基因缺失疫苗成了新的病毒源,即一些未通过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和审批的减毒疫苗,经由地下黑市交易在多个猪场滥用,导致了新的毒株流行,即疫苗毒。

所谓人工基因缺失毒株是指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人为去除毒力基因后的非洲猪瘟毒株,包含这种毒株的疫苗可以在猪只体内产生抗体,从而起到预防感染作用。但有专家担心这些毒株扩散也将导致环境中毒株多样性增加,在自然环境下非常容易重组并扩散等问题。

事实上,非洲猪瘟疫苗毒的问题在欧洲早已上演过。非洲猪瘟自 1921 年在肯尼亚首次报道,开始主要存在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1957 年开始流传至西欧和拉美国家,在南欧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多有流行。上世纪 70 年代,欧洲曾开发出非洲猪瘟弱毒疫苗,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猪场应用时,这种疫苗存在施打后猪群慢性带毒、没有临床症状但持续性缓慢排毒等问题,此后该疫苗被停用,之后全球至今也没有新的非瘟疫苗获批。

生产、销售、使用未经批准的疫苗均为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违法行为。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兽药,以及依照条例规定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经审查批准即生产的兽药为假兽药。生产、销售假劣兽药者将受到严厉惩处,吊销兽药生产和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使用者,行政部门将责令其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21 年 2 月,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瑶生作为共同作者在《中国畜牧杂志》发表文章称:「释放到田间的非自然非瘟病毒基因缺失毒株转变成为我国非瘟防控中面临的新污染源和传染源,已形成相当大规模的扩散面和污染面,其危害性不容忽视,大大加剧了我国非瘟疫情防控的复杂性。」

3 月份,闫之春在新希望的一次分析师电话会议上也表示怀疑新一波疫情主要与「违禁兽药」的使用有关。「2020 年秋末冬初,缺失弱毒株比较严重,怀疑和外部行业里使用一些东西有关。」他介绍,在 12 月以前,新希望在河北、山东的猪场有相当一部分受到影响,「9–11 月是比较集中的几个月份」。他还强调,新希望的猪场均为被动感染,「从未使用过违禁兽药」。

这种观点也得到不少研究者的支持,他们检测发现一些猪场的样本中大量存在 CD2 v 基因、MGF 基因缺失的非瘟毒株,这些缺失与目前多家研究所的疫苗研发方向相同——它们均在我国第一株非瘟病毒分离株 Pig/HLJ/2018 的骨架上,通过删除多基因家族(MGF)基因和 CD2 v 基因不同的基因片段,构建了单基因缺失或多基因缺失的疫苗候选株。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的一位兽医专家认为,根据国外的经验,非瘟病毒自然变异确实会出现 MGF 和 CD2 v 基因缺失的情况,但通过基因测序,可以看出是否为人工导致的基因缺失。因为自然的缺失片段无序且短小,人工缺失则十分规律,往往删除的是一大段基因片段。「这是为了保证有效性,因为你删除的片段太小,有可能之后它一重组、突变又回去了。」

看上去更有力的证据是,据行业人士透露,有专家在猪场的阳性病毒样本中发现了人工嵌入的荧光蛋白标记,这些样本来自河南、广东、广西、云南、山东多个发生疑似非瘟疫情的猪场,含荧光蛋白的样本在所有阳性样本中占比 10%。基因测序结果发现,其中一些样品存在病毒基因缺失,且缺失的位点与一些机构论文中所提及的疫苗候选株被删除的位点十分相近。除了最初传入我国的基因 2 型毒株,样本中还发现有基因 1 型毒株,且基因 1 型毒株与西班牙的弱毒疫苗相像。

多位行业专家及兽药行业人士认为,生产基因缺失疫苗并不困难,地下疫苗或许是掌握了基因编辑技术的人根据已发表的论文自行制备的。即使没有基因编辑能力,只要能拿到基因缺失毒株,就能在猪肺泡细胞中大量培养出来,这一过程对于技术和环境设备的要求并不高。

地下疫苗市场

非瘟疫情在中国南方与北方地区来回轮播,危局之下,生猪养殖全行业难免将希望寄托在疫苗上。然而到目前,仍没有一款疫苗获批上市。最近的消息还停留在大半年前的 2020 年 10 月,农业农村部透露非瘟疫苗创制取得阶段性进展,已完成疫苗环境释放试验,即将进入扩大临床试验和生产性试验阶段。

但多位行业人士称,早在 2019 年,就有猪企打了未经批准的非瘟「地下疫苗」,这类企业多采用与农户合作养殖的模式,因而当时非瘟传染的风险也更大。一开始,副作用并未显现,随后一些猪场也跟风接种地下疫苗。几个月后,副作用开始显现,却为时已晚。此后地下疫苗的价格从 300–400 元/头份降至约 40–80 元/头份。相比于普通猪病疫苗最多 30 多元/头份的价格,非瘟地下疫苗的利润空间仍是巨大的。

这些在行业中流传的地下疫苗大多打着来自哈兽研、军兽研或温氏的名义,这些机构曾多次对外辟谣。到目前为止,非瘟假疫苗究竟是由什么机构生产出来的,没人能够说清。一位实验室专家称,2020 年下半年开始,北方有大猪场开始被动感染「疫苗毒」,「我们才发现有流行趋势了」。

由于涉嫌违法,买卖使用地下疫苗是养殖企业讳莫如深的话题。「谁会跟你说这个?都不敢说,怕被追责啊。」一位兽医对财新说。但业内人士介绍,猪病严重时,地下疫苗往往会先于正规疫苗出现,「现在就像当年的蓝耳病一样,也是正式的疫苗还没上市,就先有地下苗了,地下非瘟疫苗的流行只是往事的重演」。

从 2018 年夏天非瘟疫情开始到 2019 年上半年,各地应对非瘟采取全面扑杀政策,对非瘟检测、识别的技术还在探索之中,定点「拔牙」的成功率有限,且背后的人力成本和检测成本较高,地下疫苗因此成了一个快速简便的疫情应对之选。「拔牙」是不同于全部扑杀、清场的另一种疫情应对方式,指快速发现和剔除患病猪只和高危猪只,保护健康猪群。

当时财新接触的一些兽医专家认为地下疫苗虽有风险,但也对猪场表示理解,「死猪这么猛,死马当活马医吧,让企业试试也好,他们也是没办法」。

到 2019 年下半年,随着前期注射地下疫苗的猪场开始显现问题,行业专家态度发生转变。即使是始终反对使用未经批准疫苗的专家,也没有料到人工基因缺失株会成为一种流行毒株。

「我以为也就对打苗的猪场有影响,没想到现在变成流行株了。」一位专家称,他没料到猪场打苗的猪只外卖,或者经过屠宰场屠宰,传染至农贸市场,在整个行业链上反复流通,「毒株就这么传开了」。闫之春则表示,对于非瘟基因缺失毒株的危害,他们很早以前就在各种行业内部会上反复呼吁重视,「那时没人信」。

2019 年 11 月,湖南醴陵的养殖户钟大田就给自家的猪注射了「非瘟疫苗」。他向财新回忆,当地的疑似疫情出现在 2019 年六七月,周边猪场发病后,他家的猪开始大量死亡,他赶紧卖掉了一拨,将剩下状态较好的猪分散养殖。后来,听说有人能弄到非瘟疫苗,他知道不是正规的,但抱着「也许有作用」的心理,托人买来给猪只打上。钟大田回忆,当时买到的疫苗是「一种透明的液体」,给猪打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他觉得没啥效果。事后看,他分析当时打的很可能是猪伪狂犬疫苗或者就是生理盐水。

到了 2020 年下半年,钟大田再次尝试打疫苗,却栽了大跟头。2020 年 8 月,钟大田的猪场里母猪恢复到 70 头,仔猪达 500 头。他与正大集团旗下长沙正大有限公司(下称「长沙正大」)醴陵地区的业务员商谈饲料合作事宜,「当时这位业务员承诺,合作后长沙正大可派技术员定期来猪场进行技术指导」,钟大田便购入了 5 吨母猪全价料。

没想到饲料喂下去的第二天,他的母猪出现饲料过渡应激反应,吃食减量。钟大田回忆,长沙正大一位技术员来猪场检查,给 6 头母猪抽血采样,一天后他被告知有一头猪检测为非洲猪瘟阳性。钟大田称,对方表示咨询过长沙正大的专家,这种情况下的最佳处理方案是给猪场「全群注射非瘟疫苗」。

「我们就问他们有没有疫苗,他们说有,非常安全的,要通过他的渠道,他帮我买苗帮我打。」钟大田回忆说,对方保证注射疫苗后母猪保护率有 90% 以上,小猪和育肥猪基本安全,7–14 天后保护率可达 100%。「我们相信他是因为正大是这么大的公司,他还摆出了例子,有名有姓有电话,说哪个地方猪场用了苗说好。」

钟大田称,自己花 2.4 万元购入了 3 瓶非获批上市的「非瘟疫苗」后,长沙正大的业务员和技术员在 2020 年 8 月的一个深夜将药物送至猪场,并协助他们「一头猪一个针头」地全场打药,直至凌晨 3 点才离开,一共注射了近 400 头猪。钟大田所拍照片显示,这种疫苗呈粉色,是装在透明的圆柱瓶内冷藏运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包装或标识。

没想到,打完疫苗后的当天早上,猪场有肥猪开始发烧,5 头死亡。第二天,11 头肥猪发烧死亡,产床上的小猪也开始发烧、拉稀,死亡 3 头。第三天仍有猪死亡。钟大田称,他与长沙正大技术员沟通,对方称这是药物正常反应,直接淘汰不吃料的猪即可,4–7 天猪场的不良反应将达到峰值,7 天后猪群反应趋于平稳。

钟大田称,打药后的第四天,前述长沙正大业务员和技术员赶至钟大田的猪场,对 8 头猪抽取血样送检,8 头中有 7 头呈非瘟阳性,仅一头未感染。检测次日,钟大田发现所有母猪只有一头吃食,怀孕母猪大部分流产,仔猪则大面积死亡。

一气之下,他赶赴长沙正大向其总经理讨说法。钟大田出示的当时沟通过程录音显示,该公司负责人坚称此事是业务员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提供疫苗的业务员则表示,当时是养殖户要求使用疫苗,拜托他帮忙购买,使用后的副作用也很可能是由于 2019 年注射的假疫苗所导致的。钟大田称,他回家的当晚,前述长沙正大业务员、技术员又赶赴他家猪场,将 2.4 万元疫苗钱退还。

几天后,随着其猪场死猪总数达到 290 头,大量怀孕母猪被淘汰,经济损失上升到 100 万元,钟大田到当地畜牧局报了案。随后,醴陵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对其猪场进行了勘察盘点,现场查封了剩下的「非洲猪瘟疫苗」,并出具了《假兽药鉴定证明》,当场予以行政处罚立案。财新看到的一份当地畜牧兽医水产局 2020 年 9 月初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显示,2020 年 9 月接到钟大田等人的举报,称自己的猪场在 8 月 28 日使用由长沙正大业务员李某与技术员康某某销售的无任何标识的兽药后,8 月 29 日早上开始出现死猪,截止到 9 月 9 日,已死亡猪总数 290 头。

这份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认为,长沙正大业务员与技术员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规定,「建议立案查处」。当地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兽药监督检验所也开具了一份证明,称钟大田使用的由长沙正大有限公司醴陵区业务员、技术员销售的兽药,因兽药外包装上无生产许可证、兽药批准文号、生产厂家等标识,为假兽药。

醴陵市畜牧兽医水产局的一位负责人向财新确认了此事,他表示此案目前仍未结案,该案的最大难题即无法认定养殖户使用的疫苗与猪只染病的因果关系。他们也曾将案卷的相关材料移交公安,但因证据不足未能立案。

钟大田说,在醴陵当地,注射了地下疫苗的养殖户不止他一家,「公安去调查,其他人都不敢说」。一位醴陵的兽医也告诉财新,2019 年以来,当地有多家养殖户注射地下非瘟疫苗,注射过疫苗的猪只表现各不相同。「有的刚开始还行,后来就出问题了,死猪、母猪死胎,产能差,多病,症状表现也不一样,而有的场一直到出栏都没什么问题。」他从 2019 年下半年起,就在养殖群里提醒客户警惕疫苗毒,外购猪苗和母猪时要进行抗体检测。他认为,当地的疫苗毒自 2020 年下半年开始泛滥,「大多数都是外购仔猪引起的,也有被附近打了疫苗的场传染的」。

醴陵一些养殖户发现,自己从外地购入的仔猪不久后即开始发病,他们都怀疑是感染了疫苗毒。当地养殖户徐闻在 2020 年 12 月从湖南汨罗一家猪场购入了 502 头生猪,两三天后开始发病。此后三个月,他尝试了多种治疗方案,排查了各种猪病,最终做了非瘟病毒抗体检测,4 个样品中有 2 个检测出抗体阳性,而病毒核酸检测为阴性。此时,他猪场的猪已死了大半,他拍摄的多张照片显示,从今年 2 月中旬到 3 月末,猪场每隔几天就有生猪死亡,这些猪只腿部有溃烂或肿大,全身发红。

徐闻说,自己外购仔猪时,曾去卖方猪场考察过两次,第二次确认购猪时还特地将订购的猪群赶到猪场内的一处玻璃房内,再抽血进行非瘟病毒核酸检测,以防猪只被调换。「我还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结果,确认是阴性没问题我才拉走的。就是当时不知道要测抗体啊。」他后悔不已,「损失太大了」。多名养猪业专家提及,新毒株毒性较弱,感染的猪只在初期进行核酸检测往往为阴性,但抗体检测已呈现阳性。他们认为抗体检测有利于尽早识别病猪。

徐闻称,愤怒之下他曾打电话质问卖方:「我说你们是不是给母猪打了疫苗,给我卖了打苗母猪的猪仔?他们不说话了。」但对方不愿承担任何赔偿,「要我去找猪中介」。

类似情形也在其他省份上演。在广东的化州市杨梅镇,养殖户高鑫的猪场捱过了 2019 年的非瘟疫情高峰期,却没能躲过 2020 年的第二波。他回忆,第二波疫情的染病猪只症状比第一波减轻了许多,「猪不吃食之后也没有症状,死猪解剖开,里面内脏也是好的。以前脾脏肿大,现在也没有了,但大腿的淋巴结非常肿大。」高鑫听闻茂名有一些猪场打了地下非瘟疫苗,他推测毒株是从这些猪场传播开来的。

茂名养殖户王平告诉财新,他在 2019 年给猪只打了地下非瘟疫苗,和他一样,他的一些同行朋友也通过各种渠道拿到了所谓的非瘟疫苗,给猪打了之后症状各有不同。

「当时真的视它为救命稻草,哪知道后患无穷。我认为打了『真苗』的猪场现在是生不如死,如果不清场,复产会一直不正常的。」王平所说的「真苗」,指的是含有真正非瘟病毒基因的地下疫苗。幸运的是,他给猪打的地下疫苗或许并不含非瘟病毒,是彻头彻尾的假疫苗,注射后幸存母猪所产的后代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王平称,他曾去朋友的猪场参观,打过疫苗的母猪所产仔猪养到 100 斤就开始出现非瘟的症状,或容易因体弱感染其他猪病。小体重的猪价格低,发病不卖继续养又可能死掉,「养 70 头母猪都没人家养 10 头赚的钱多」。

广东一家检测机构负责人告诉财新,自 2019 年来,他们检测了来自多个省份的注射地下非瘟疫苗的猪只样品,均有基因缺失,然而由于并未全基因测序,不能确定究竟是人工编辑还是自然变异所致。「有的客户打了疫苗,想看看有没有效果,疫苗是真的是假的,就拿到我这里来检测一下。」他向财新展示了浙江某猪场今年 3 月的一份检测结果,显示其猪场样本既有 CD2 v、MGF 双基因缺失,也存在 CD2 v 或 MGF 的单基因缺失毒株。MGF 和 CD2 v 是得到科学界证实的影响非瘟病毒毒力的基因片段。

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美国兽医朱稳森博士(E. Wayne Johnson)告诉财新,他接触的一些养殖场也出现了存在基因缺失的非洲猪瘟毒株,相对野毒,这种毒株的致死率较低,约为 10%–30%,像是一种慢性的非瘟。朱稳森出生于南伊利诺伊州的农场,1980 年获兽医学博士学位,其后成立自己的兽医事务所,为美国、加拿大与巴西的猪场提供技术服务。1996 年来到中国,为中国农业大学、广东养猪协会等单位工作,现任北京恩睿康农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顾问,也是多家农业上市公司顾问。

朱稳森曾在显微镜下观察病死猪样本,看见一些器官出现梗塞和血栓,「有时候是这块器官出问题,过一阵好了,之后另一处又出问题,又好了,如此积累,最终病变过多,猪只病死」。他认为,虽然感染后病情呈慢性,但带毒生产绝非长久之计,代价将是巨大的。

一位广东养猪业人士称,地下非瘟疫苗起初市价为 450 元/头份,两个月后跌至 350 元/头份,之后又降到 250 元/头份。「我 250 块的时候买的,后面又便宜了 80 块,我又买了一批,存放在人用疫苗的冰库,放了 200 天,留着等猪发病的时候用。」他表示,由于买疫苗已经花了超过 60 万元,他从 2019 年开始复养的两个猪场共 800 头母猪,还未收回成本。

寻找应对之策

非瘟新型变异毒株的流行引起了农业农村部的关注,密集发布了多份文件,除了 2020 年 8 月发布的《检测规范》,今年 3 月还接连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洲猪瘟假疫苗有关违法行为的通知》和《养猪场非洲猪瘟变异株监测技术指南》(下称《监测指南》)。

《监测指南》将目前流行的新毒株概括为「非洲猪瘟变异株」,包括「基因缺失株、自然变异株、自然弱毒株等」,称这类毒株与 2018 年传入的非洲猪瘟毒株相比,基因组序列、致病力等发生了明显变化,生猪感染该类毒株后排毒滴度低、间歇性排毒,难以早期发现。而前两份文件则重点关注了「基因缺失株」,提出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和使用「非洲猪瘟假疫苗」的违法行为,要求各地立即组织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从严从重处罚,并强化人工基因缺失毒株的鉴别检测,发现人工基因缺失株,要第一时间报告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开展追踪溯源。

据业内人士透露,去年末,受到非瘟新毒株传播影响,一些养殖集团曾开会商讨如何应对。「逼毒」和「整栋清除」是大家初步总结的方法,但有猪场试验过后效果并不好。

一位参与上述会议的人士介绍,「逼毒」指的是使受感染的猪只发病、排毒,业内使用的方法有让猪骤冷骤热、停止喂食、打针吃药等,「打毕塞米松,因为之前伪狂犬疫情就是打毕塞米松,猪就排毒」。

虽然「逼毒」有一定效果,但过程繁琐、成本高,每隔两三天就需要对生猪逐头检测,往往还不能把病毒全都逼出来。「还是有潜伏的,有潜伏的你这么做就没意义了,过两天(病毒)又冒出来啦,白干活儿。」前述与会人士称,在试验了几个月后,20 多家养殖企业再次聚在一起讨论,「大家一看(方案)都不行,现在大家基本不『拔牙』了,要么就一栋一栋全剔,整栋楼的猪直接清掉,要么阳性率超过 20% 的爱咋咋地,加速淘汰重新建群」。

对于如何应对新毒株,牧原股份书面回复财新称,新毒株潜伏时间长、不易被检出,该公司通过农业农村部相关文件与指导、行业交流探讨和专家论文等途径对本轮新毒株的特征、传播建立了基本认知,并参照自身经营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打造对应防控体系。「在实践中,也证明了之前防控路径对非瘟新毒株的防控具有一定效果」,将继续加大销售分区隔离、运输车洗消、进出物管控等细节方面管理,加强生物安全防控能力。

进入 6 月,一位山西养殖企业的技术服务人员告诉财新,为了防范疫苗毒,目前许多大型猪场还是遵从生物安全第一,此外还采取了加强饲养管理、提高猪群健康度和抵抗力、添加功能性添加剂改善猪群亚健康、加强环控管理和猪群密度控制等措施。

行业中,也有专家不再追求精准「拔牙」、净化,提出用带毒生产的方法应对新毒株的思路,即对阳性猪群采取「群体免疫」方法,不再检测和清除病猪,不引入阴性猪,也不对同舍猪群做隔离处理,充分混群以实现群体免疫,恢复正常生产。

为防范非瘟疫情风险,同时考虑到外购猪只的成本压力,集团猪场也在调整经营思路。新希望在投资者关系活动和分析师电话会上表示,今年会减少外部引种,以内部留种为主,加强防御体系建设。目前该公司已停止外购仔猪,而按此前的计划,大概有 300 多万头肥猪需要通过外购仔猪来形成规模,「公司将不简单以出栏量最大化为经营导向,将不会为了实现某个出栏数,再次大量外采母猪和种猪」。

前述正邦科技广东地区一位生产经理也表示,虽然正邦此前拿出了大量资金外购仔猪,但由于「收上来的猪质量不好」,感染非瘟的风险高,还可能患有其他猪病,从 3 月起已停止外购。

防控难题待解

在行业人士看来,目前影响疫情传播的关键点仍在于车辆运输、屠宰场、农贸市场等生猪、猪肉汇聚之地。「农贸市场、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厂等场所污染面很大,生物安全防控成本剧增,防控工作呈现常态化。」陈瑶生指出,对猪场而言,需要强化和落实卫生消毒等各项生物安全措施,加强对人员、运输工具、物资、饲料、食材等可能污染源的控制,降低猪瘟病毒对养殖环境的污染。

非瘟继续流行,小散户成为高风险来源之一,对规模化猪场的生物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加强场内疫情防控需要猪场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中小养猪场力有不逮。而对于场外环境中的病毒,猪场鞭长莫及,非瘟防控仍需整个产业链与基层防疫系统的配合。

非瘟在中国的肆虐,对畜牧兽医系统与农业执法体系变革也提出了紧迫要求。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近几年基层防疫并没有实质性变化,防控仍然靠猪场自己,「消毒、检测、环境监测,都得企业自己做,企业也很苦」。

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畜牧兽医局在中央层面仍为农业农村部的内设机构,在省一级为农业农村厅的部门管理机构,但在市县镇一级调整较大,相关权责和办公流程仍有待厘清、优化。

前述肇庆畜牧系统人士介绍,机构改革后,市一级的畜牧局成了事业单位,执法权交归农业农村局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市一级的农业农村局成立畜牧科和兽医科,原畜牧兽医局人马留在原地,并不与之一起办公,但听命于前者。就他看来,改革后,畜牧部门地位有所降低,导致其「看猪场、报数据、屠宰场检查没有以前那么认真了」。

乡镇的兽医站是基层防疫的关键点,这位肇庆畜牧系统人士称,机构改革后,畜牧局对于基层兽医站的工作领导关系有所减弱。「镇一级的兽医站以前都是我们畜牧局管的,从 2020 年开始镇一级的兽医站站长由镇政府管,不属于畜牧局管了。」而兽医站人手、经费缺乏、技术薄弱等问题,这几年并未得到有效改善,这直接影响到基层防疫工作的效果。

另一方面,兽医站也未找到更好的工作方式以适应非瘟常态化的新形势。疫情之初,兽医站集中给猪只开检疫票,业内人士认为这极易造成交叉感染,如今这一情况仍存在。一位江门鹤山的兽医称,在当地兽医站门口,不时仍能看到停着的一排排猪车,卖猪人需要把猪只运到兽医站门口现场检测并开检疫票。他表示,这一操作也有客观原因,「要是让你自己在猪场做检测,或者自己取样送来检测,谁知道你是不是卖的同一批猪」。

检疫的严格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也有差别。广东恩平的一位养殖户表示,卖猪只需要提前三天申报,兽医站会在这三天内派人到猪场看猪。他卖的肉猪基本上没有被抽血做过检测,「看外观的,不是死猪病猪就可以开检疫票」。

前述河南养殖户张强则发现检疫票十分难开,「A 票基本上不给开了,怕到省外之后出什么问题追究这边的责任,还得自己买试剂盒检测。开个 B 票也很费劲,自己买试剂盒都不行,我还是找了关系才开出来的。」生猪必须凭检疫票运输,检疫 A 票可以跨省调运,而 B 票只能在省内。「要是能开 A 票,一头猪能多卖 200 块钱。」张强称。

猪只的非法调运也是行业一大痛点。黄国伟平常也做贩猪生意,在他看来,「拉猪车没有一台干净的」,「化州的车都在湖北、山西,那边(疫情)发得很厉害,所以猪车都去那边拉病猪」。他认为,这些猪将被拉至广东、贵州,使得北方的疑似非瘟疫情扩散开来。

黄国伟说,自己的一个朋友 2019 年 12 月因非法调运被抓过一次,2020 年 8 月出来后继续做跨省调运生意,和人一起给河南一个 3 万头母猪的大场清场,「一个月处理完,现在应该赚了几百万了。」

前述肇庆畜牧系统人士称,机构改革后,畜牧兽医局的执法权移交给农业农村局下属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其角色变得尴尬。「我们有权拦运猪车,但是执法权没有了,拦下来之后怎么办呢?」

为了控制非瘟疫情传播,农业农村部还提出了在全国建设无疫区、划分五个大区进行非瘟联防联控的措施,实施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早在 2019 年初,农业农村部就曾经就动物疫病分区防控政策征求意见。据财新了解,行业对此存在争议,主要集中在调运管理、产销对接、大区价差协调以及分区管理的可行性、疫情防控的有效性等方面。

2019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无非洲猪瘟区标准》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管理技术规范》,明确了无非瘟区的条件、无非瘟区发生有限疫情建立感染控制区的条件、无非瘟区的恢复条件等,同期并宣布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和海南等中南六省(区)开展分区防控试点。

2020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实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

在中南区,从 2020 年 11 月 30 日起,除母猪、仔猪外的非中南区活猪不可再调入中南区。中南区内,原则上不进行除种猪、仔猪外的生猪跨省调运,为保障市场供应可启动生猪「点对点」调运。有行业人士认为,非瘟净化有益于产业,但需要企业配合,然而,考虑到净化会增加生产成本,企业希望能够保证他们的猪比外面价格高,「除非国家出了文,屠宰场不能屠宰带疫病的猪,必须销毁」。

2021 年 2 月,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全国首批 62 个非瘟无疫小区名单。4 月 21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提出要在系统总结 2019 年以来中南区开展非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开展非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工作。全国共划分五个大区,农业农村部将设立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办公室,五个大区建立分区防控联席会议制度、大区定期会商制度、大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与应急处置协同机制,探索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在各个大区内,非瘟等动物疫病防控仍是优先任务,此外还需加强生猪调运监管、省际疫情及产业数据分享,以及生猪屠宰、冷链物流产业优化升级,推进「运猪」向「运肉」转变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Project 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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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所有火中取栗、蹈火赴汤和洞若观火的报道,都是易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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