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帽子」满天飞

「帽子」满天飞反映了科技人才评价制度的不合理,如何改革?

5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要稳定并强化从事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的科研人员队伍,为其安心科研提供保障。

大会结束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撰文谈到科研人员的待遇问题:「据我了解,目前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收入或多或少要与项目或人才计划挂钩,基本保障的比例非常低,如果没有任何项目或者取得人才『帽子』,不足以让科技工作者过上『体面的生活』。」

所谓人才「帽子」,即各类科技人才计划的俗称,往往与薪酬待遇、科研经费、行政级别甚至住房标准、家属工作安排等福利相挂钩,已经成为中国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中的重要部分。20 多年演变下来,「大帽子」「小帽子」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帽子」金字塔。

早在 2018 年,习近平就在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和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时指出,目前的科技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名目繁多的评审评价让科技工作者应接不暇,人才『帽子』满天飞」。

「帽子」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弥补中国的科研历史欠债,引进人才,鼓励年轻学者,为其解决科研经费和个人待遇的问题。但随着「帽子」现象愈演愈烈,人才计划的异化也越发突出,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比如年轻学者的「45 岁年龄焦虑」,又比如急功近利、人情公关在科学界的盛行。

近几年来,中国科学界多次提出要「破五唯」,即破除科研评价体系中「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的倾向。多名受访者对财新表示,「唯帽子」会导致「马太效应」,使得大量的资源向「戴帽」学者倾斜,造成了科研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也影响了学术生态。

殊途同归的人才「帽子」

提到「帽子」的渊源,得从「院士」开始,它是目前中国科学界公认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顶「帽子」,几乎与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同步。

院士制度在中华民国时期就有实践,1948 年,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选出当时的第一批院士。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也随之建立。1953 年,中科院派出访苏代表团,学习苏联的院士制度,并决定以「学部委员」的方式过渡。1955 年,国务院批准了中科院第一批 233 名学部委员。「文革」期间,中科院学部被撤销,直到 1979 年才恢复建制。1980 年,学部委员进行增选,院士制度也正式提上日程,「学部委员」逐渐从工作称号转为学术荣誉。

1994 年,中科院发布通知,将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两院的院士制度正式确定,「院士」成为带有终身性质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然而,两院院士每两年增选一次,名额极少,虽然处于「帽子」金字塔的顶端,却非学术圈讨论的主体。

「一般来说,院士每两年才增加 100 多个,太少了,所以一般我们说『帽子』,是说其他几大人才计划。」长期关注科研评价体系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对财新说。

李侠所说的其他几大计划,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被资助人简称为「杰青」「优青」)、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

上述人才「帽子」的诞生时间其实都不长。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曾撰文介绍「帽子」的产生历史,他回忆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高校院所几乎没有什么「帽子」,除了教授、副教授、讲师等职称头衔,只有学部委员这样的名誉学术称号,其他名誉称号很少同薪酬待遇挂钩。

「帽子」进入科学界视野,开创性的年份是 1994 年。这一年,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和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的「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先后出台,为「戴帽」学者提供专门的经费支持,「帽子」自此与「钱」挂钩,成为科研系统中一个难以忽略的部分。

1994 年,中科院率先推出针对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的引进计划,最初目的是到 20 世纪末引进百余名优秀人才,因而得名「百人计划」,这是中国首个同时面向海内外的人才计划。1994 年—1997 年,「百人计划」共有 146 名学者入选,给予每人 100 万至 200 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相应的中科院招聘单位还为其提供必要的实验室、办公用房,配备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同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负责管理,首批入选学者 49 人,每人资助额度为 60 万元。

20 年纪 90 年代,中国科学界青黄不接,人才老化严重,人才引进也较为困难,「百人计划」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的目的一是引进海外人才,二是鼓励青年学者。

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白春礼分别在 2004 年和 2014 年撰文回顾「百人计划」的设立初衷,他表示,「文革」十年给科学界带来了巨大的人才断层,「1994 年,中科院研究员的平均年龄为 55 岁,『代际转移』迫在眉睫。与此同时,20 世纪 80 年代的『出国潮』导致大批优秀人才滞留海外,能否吸引他们回国成为我国人才队伍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陈章良是设立「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倡议者。他当时向国务院建议,应该资助海外年轻学者回国,「不少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人员也考虑返回祖国工作,但他们最为担心的是国内的科研经费不能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国家应重视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为回国创业的青年科学家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官网称,「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旨在「促进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吸引海外人才」。

这两项人才计划都颇为成功。2004 年,「百人计划」将中科院研究员平均年龄拉低到 50 岁以下,实现了「代际转移」。至 2013 年底,「百人计划」共引进优秀人才 2145 人,90% 以上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近三分之一来自 100 所世界顶尖大学和 59 所世界著名科研机构。

同样在这 20 年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共资助 3004 名青年学者,其中 2947 人具有博士学位,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的有 2248 人,占比 76.28%,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 699 人,占比 23.72%。

「当时中国科技界的欠账太多,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整个国家处于封闭状态,科学界落后 20 多年,那就是三到四代博士研究生的差距。」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戴希对财新表示:「所以当时的人才计划,就是想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跨越发展,给海外人才、年轻人才一些特殊待遇,这也为它演变成『帽子』埋下了伏笔。」

「长江学者」则在「特殊待遇」上向前又迈进了一步。1998 年,教育部与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包括建立特聘教授岗位制度和设立「嘉诚杰出创新人才奖」两项内容:在高等学校国家重点建设学科中设置特聘教授岗位,聘期为五年,第一期人员享受每人每年 10 万元的特殊津贴,所需经费由「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专项资金支付;特聘教授在任职期间作出重大贡献的,可以申请「嘉诚杰出创新人才奖」,该奖每年 4 人,一等奖奖励 100 万元,二等奖奖励 50 万元。

「此时(1994 年)的杰出青年基金只是科研项目,也没有与薪酬待遇挂钩。」赵跃宇表示,「为了配合国家『211 工程』,解决当时大学教授、科技人员的薪酬偏低问题,给优秀学者提高待遇,教育部在李嘉诚先生支持下,设立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才计划开始与薪酬待遇挂钩,应该说这给了优秀青年学者很大的激励。」

「211 工程」是指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于 1995 年 11 月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启动。

而沿着「引进」和「年轻化」两条路径,又衍生出更多的人才计划。200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由中组部设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专门引进海外人才,其目的是「从 2008 年开始,用 5 到 10 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从 2010 年开始,专门的青年学者人才计划也陆续出台。2010 年 12 月,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批准通过《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细则》,简称「青年千人计划」的「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启动;2011 年,中组部下发《关于做好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首批申报工作的通知》,「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启动;2012 年,国家自然基金委组织评选首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15 年,教育部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新增青年学者项目——这四项国字头的青年人才计划得主分别被称为「青千」「青拔」「优青」「青长」,合称「四青」,限定年龄原则上分别在 38 岁和 40 岁以下,在科研资金和薪酬待遇等方面与前述人才计划相比稍逊,因而被视为「小帽子」。

国家级的人才计划之外,各省份、各高校院所的人才计划也纷纷涌现。比如山东的「泰山学者」、湖南的「芙蓉学者」、广西的「八桂学者」、合肥工业大学的「黄山学者」、河南大学的「黄河学者」……到 2016 年,国家各部委人才计划近 20 个,全国各地各类人才计划逾百个。

各类人才计划虽然出自不同的部门,有各自的发展脉络,甚至分属于不同的性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一项特聘制度,最初是为了提高教授的薪酬;「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针对学者申请的科研项目进行资助,并不为资助人提供物质待遇;「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则是引进海外人才,给予相应的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然而,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却殊途同归,成为一顶顶戴在学者头上的「帽子」。

「这些人才计划常规的功能其实在慢慢淡化,但是身份标识的功能却被不断强化,演化成现在从小到大依次排列的『帽子』。」戴希说。

「帽子」金字塔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中国科学界逐渐形成了一座「帽子」金字塔。学界普遍认为,院士在这座金字塔中地位最高;长江学者、「杰青」次之;「四青」再次之,其他的人才计划也各有位置。「小帽子」「大帽子」环环相扣、阶梯式上升,匹配不同的身份地位和薪酬待遇,与传统科举制中「秀才—举人—进士」的链条极为相似。

「现在『小帽子』『大帽子』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帽子链』。如果你想当院士,首先最好是『杰青』;如果你想拿『杰青』,最好先拿到『优青』。」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科研副所长邵峰曾对媒体表示。

各种「帽子」对应着相应的奖励经费。比如,按照 2018 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长江学者」奖金标准为每人每年 20 万元,「青年长江学者」则为每人每年 10 万元。2020 年,「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每项资助经费为 400 万元,「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每项直接费用为 120 万元,间接费用为 30 万元。

地方政府对各类人才「帽子」也有相应的补贴和福利。201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台《高层次人才优厚待遇实施办法》,将人才分为从 A 到 E 五个级别,「帽子」在其中成为重要标准,院士可以被列为 A 类人才,「长江」「杰青」可以被列为 B 类人才,「四青」被列为 C 类人才,普通的全日制博士则是 E 类人才。不同级别的人才在安家费、科研和项目启动资金、医疗保健、住房服务、休假疗养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以「帽子」量化,「长江」「杰青」享有 120 万元安家费,能获得 300 万—800 万元的科研启动资金,每年 6000 元标准的健康体检;「四青」的安家费则为 60 万元,科研启动资金 100 万—500 万元,健康体检标准为 2000 元。

高校院所同样如此。举例来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 年度的「青年英才」招聘启事中,同为「杰出青年人才」,学者「戴帽」与否,在职称、住房、津贴、科研经费上都有差距。如果在聘期内入选「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即戴上了「优青」的帽子,那么就可聘为三级或四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每年 30 万元人才津贴、共计 100 万元的国家和陕西省补助,提供科研启动费 100 万—300 万元,提供 170 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和 40 万元安家费。如果没有「戴帽」,相应的教授职级并不承诺,科研启动经费降至 100 万—200 万元,人才津贴缩水至每年 5 万元,住房 140 平方米左右,安家费也减少到 20 万元。

「把『帽子』作为对优秀人才的支持和资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帽子』问题在哪呢?『帽子』就像是以前的七品官、六品官之类,规定了你能享受的东西,『长江』有什么,『杰青』有什么。它规定了工资、招生数、实验室大小、待遇津贴、行政职称,甚至还包括孩子入学等基本的东西。」一名海归学者举例说,比如「泰山学者」有人才服务窗口,可以协助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普通海归就没办法找他们,他们也不会主动给解决孩子入学问题」。

「45 岁焦虑」

虽然人才「帽子」名目繁多,其实真正能戴上「帽子」的学者只占了极小一部分。李侠表示,他统计过上述几大人才计划的申请情况,累积总「戴帽」人数也就是 3.4 万多人,去掉重复「戴帽」的学者,大概只有 3 万出头。

然而,据人社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统计,仅 2019 年中国博士后出站人数就已经达到了 14030 人,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 62578 人,可以说是僧多粥少。以「杰青」为例,从 1994 年至 2018 年平均资助率为 11.31%,也就是差不多 10 个申请者中仅 1 个能获得资助。

近年来,青年科研人员竞争尤其激烈,还形成了「45 岁焦虑」。目前国字头人才计划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中,「优青」要求男性申请人低于 38 周岁,女性低于 40 周岁,「青长」同样将年龄线放在 38 周岁,而「杰青」「长江」则要求申请人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这成为目前科学界的两道年龄分水岭,让青年学者被迫「抢帽」,从而「迅速进步」。

「因为『帽子』是与科研资源紧密挂钩的。」邵峰说,「我到国内的多个大学讲课时,都有青年教师跟我诉苦,如果 45 岁之前没拿到『长江』或者『杰青』,几乎就意味着科研生涯结束了。」

「比如,我从事的凝聚态物理领域,做这方面实验研究的年轻学者需要的启动经费是比较大的,如果没有『帽子』,很难建起一个实验室。」戴希说。

10 年前,尚在中科院物理所任研究员的戴希申请到了「杰青」。「比较一下当时和现在的情况,说实话,我觉得目前国内凝聚态理论和计算领域内达到或者超过我当年水平的年轻人不下十位。」他说,但按照目前这种态势,一年不见得有一位能评上「杰青」,「也就是说,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中最后差不多有一半拿不到『杰青』,这是不合理的」。

邵峰还表示,青年学者「抢帽」可能会走偏科研方向,形成急功近利的风气,「一些年轻人为了凑够论文数、拿到『帽子』,就挑选那些容易做的题目做,先发够论文再说,至于所做的题目是不是国际领域重要的科学问题,就顾不上考虑了。结果做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不是引领性的。」

「帽子」的另一副作用,是助长了科学界的人情公关风气。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进「戴帽」人才既是地方上的政绩要求,也关乎高校的利益。《山东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建立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实施人才工作专项考核。」《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指标》中规定,高层次人才占有量分值为 200 分,每引进一名「长江学者」「泰山学者」得 20 分。

另一方面,「帽子」的多寡直接关系到高校院所的经费、生源和师资力量,在 2002 年、2006 年、2012 年和 2016 年四次学科评估中,「帽子」都被列入相应指标,比如 2012 年学科评估中二级指标 A1(专家团队情况)明确规定了院士、长江学者之类「帽子」的种类,直到 2020 年第五次学科评估,才改进评价方法,以「代表性骨干教师」来替代「帽子」作为指标。

因此,每逢「帽子」评选,各高校院所都会八仙过海。《人民日报》曾用「防不胜防」「络绎不绝」来形容这种公关:一名院士每次参与评选「杰青」「长江」时,都会接到很多打招呼的电话短信。「有的来自被评者本人,有的来自被评者的导师或所在单位的系主任甚至是校长,措辞不一,主旨相同,就是请求『关照』。」

戴希表示,2011 年他申请到「杰青」后,最大的感觉是松了一口气,「从此不用参加那些应酬活动,可以专心搞科研了」。

「『帽子』的另一个问题,是赢者通吃形成了『马太效应』,科研资源过度向顶层倾斜。但顶层拿了足够多的资源,却没有做出相应的成果。」一位 985 大学教授认为,「帽子」实际上成了一根配置科研资源的指挥棒,「所以这种模式其实已经影响了科学界的生态系统,导致科研资源和效率的损失,这是不能接受的」。

这种「以帽论人」「按帽计价」的现象渐受诟病,也引起了官方重视。2018 年 6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关于避免人才项目异化使用的公开信,表示「杰青」「优青」被有的单位、部门和地方异化为「头衔」和「荣誉」,并与各种待遇直接挂钩。对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声明称,「杰青」「优青」只是人才项目,不是荣誉称号,「是对项目负责人的一种阶段性认可和支持,希望他们在项目资助下更上一个台阶,不是为其贴上『永久』的标签」。

2018 年 7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其中要求「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2018 年 11 月 8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将「唯帽子」单列出来。

2019 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物理所所长王玉鹏等提出《关于科技评价过程中改革「四唯」现象如何落地的提案》,对「长江」「杰青」等帽子问题提出了建议。对此,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先后回应。教育部称,「长江学者」不会取消,但会严格人才称号的实用管理,淡化「帽子」的概念,引导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则表示,「杰青」「优青」不适合并入重点项目管理,它们被「帽子化」的问题关键在于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其异化使用,是评价体系和资源配置出了问题,而不在于项目本身。

2020 年 12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禁止「唯帽子」行为。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介绍,人才称号是在人才计划或项目实施过程中给予人才的入选标识,不是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也不是划分人才等级的标准,获得者不享有学术特权。

作为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的重要部分,「唯帽子」呈现的问题其实与「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一致。「对科研人才的评价,目前是很落后的,远远不能符合当下的需求。」李侠说,但究竟该如何改革,还没有成熟的方案,需要继续探索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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