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为何频频出走?

「断鼻家族」孤军北上的背后,是亚洲象栖息地的巨变

6 月 2 日晚,一路向北的「断鼻家族」穿过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老光箐村北侧的层峦叠嶂,历史性地挺进昆明市晋宁区。晋宁区双河乡料草坝村的村民迟思学隐隐兴奋了一夜。这个晚上,因为担心安危,大多数村民接到村委会的通知后,都聚集在村里的「公屋」。迟思学却一直在村里来回走动,观察着头上起落巡航的无人机。

「无人机在哪个地方的空中盘旋,就意味着大象在哪里。」迟思学说。

凌晨 2 点左右,迟思学看无人机不动了,就和其他四个同样睡不着的村民一起上山去找大象。朝着无人机的方向,他们找到了一个养鸡场,无人机就在鸡场上方盘旋。但他们在那里「猫」了两个小时,并未看到大象的踪影,只好失落着下了山,正碰上三名穿着制服的无人机监测员返回村里。

在监测员的无人机地面站屏幕里,迟思学终于看到了象群——体型大、中、小的三只象,头分别面向三个方位,屁股朝内围在一起,它们的大耳朵和脊背清晰可见。迟思学掏出手机,翻拍下一张让他引以自豪的「我们村第一张大象的照片」,发到了料草坝村的微信群中。

早在象群造访双河乡之前,迟思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到了北上的象群。5 月 27 日晚,15 只亚洲象大摇大摆走上了云南玉溪市峨山县城的大马路,引发全网围观。此后,断鼻家族便成为了「流量明星」,它们的一举一动频频登上热搜:「大象为睡觉小象驱蚊警戒」「北漂小象出街双双掉坑」「象群进村民家拧开水龙头喝水」「小象打架有多可爱」⋯⋯

与社交平台上热闹新奇的围观相比,象群北迁带给林草部门和研究人员的,更多是担心和忧虑。4 月 16 日,断鼻家族由普洱市墨江县翻越哀牢山进入玉溪市元江县,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兆录就开始担心,哀牢山、红河是云南省自然地理的重要分界线,以西是横断山区,以东是云贵高原。他告诉财新,此前亚洲象一直生活在哀牢山的西南侧,这是 17 世纪以来亚洲象首次跨过该地理分界线。

「这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十分异常,也十分危险。」吴兆录形容,「这就像一个人扛着大刀在大街上走,一群人追着他跑。」

此前亚洲象已频频造访村庄和山林,导致大面积农作物损毁,更造成了人员伤亡。仅在 2019 年,亚洲象在西双版纳、普洱两地就造成了 14 人死亡。当出走的大象来到玉溪、昆明等非历史分布区,爆发人象冲突的几率更高。因为当地居民缺乏应对经验,一路上嘈杂的声音及其他人为干扰,会让原本就处于陌生环境的大象更为敏感,持续处于应激状态,攻击性大增。据官方发布,短短 40 天内,断鼻家族在元江县、石屏县共肇事 412 起,直接破坏农作物达 842 亩,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近 680 万元,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并非亚洲象的第一次出走。1995 年,一头成年公象首次离开西双版纳,迁至北面的普洱市思茅区。此后,多个象群从西双版纳原栖息地外出,至今已有约三分之一的象群生活在西双版纳北边的普洱市境内。据云南省林草局介绍,在西双版纳第一只亚洲象出走后的 25 年间,全省亚洲象分布范围由 2 市(州)3 县 14 乡,扩大至 3 市 8 县 26 乡,新增了 1 个市 5 个县 12 个乡,呈现出明显向北扩展的趋势。

2014 年以来,西双版纳保护区勐养片区的亚洲象扩散到勐旺乡 20 多个村寨,又迁移到普洱市江城,并有向北继续扩散的趋势。勐腊片区的亚洲象也有向西北方向扩散的趋势,尚勇片区 8 头左右的象群则在向保护区外围南洋方向扩散。西双版纳林草局野保站站长李中员总结说,近年来象群从保护区离开,呈现出「离开的范围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远、时间越来越久、行为越来越难以预测」的趋势。

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1989 年列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开展,中国亚洲象的数量由 1976 年的 146 头逐步回升到目前的 300 多头,分布范围也不断扩大。研究者们认为,和众多的野生动物面临的状况相同,在大象出走的背后,是原有栖息地破碎化程度的不断加剧。

「人们现在还聚焦在大象进城的娱乐性上,它们采食嬉戏的画面总会在网络引起围观,但这不应该被作为一种娱乐来消费,恰恰相反,这一路对它们来说是很艰难的。」在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宏新教授看来,此次「北上」的象群,更像整个亚洲象种群中的一个缩影。

2020 年,王宏新团队赴西双版纳、普洱调研,探讨人象冲突的产生、影响及对策。他们的调研报告认为,随着亚洲象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其肇事呈现出「点多面广」和频发、高发的态势,被动的物理隔离与保险补偿措施犹如扬汤止沸,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亚洲象栖息地问题,「北上」象群的情况一定会再现并加剧,人象冲突的损失也将随时间推移呈量级增长。

在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中国动物学会副秘书长、阿拉善 SEE 基金会秘书长张立看来,此次的象群北迁事件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断鼻家族的北迁之旅

「断鼻家族」中一头象的鼻子因伤断了一截,象群因此而得名。在 2020 年 3 月之前,它们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片区。2020 年 3 月,这一象群 16 头大象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一路向北,开启了一年多长达数百公里的长途旅程。

监测记录显示,2020 年 7 月 15 日,该象群进入普洱市思茅区,随后造访了倚象镇。倚象镇大寨村村民丁春林临时担任起了大象的监测员。8 月 19 日晚上 9 点多,他在村旁的大龙箐山看到了断鼻家族。

象群在大寨村停留了 19 天。初来乍到时,象群日日白昼昏睡,傍晚 7 点多才从山林中晃悠下山。「先进水塘游游泳、降降温,再到旁边的农地里吃上 4 个小时的粮食,吃够了就开始玩。」丁春林对财新描述,在水塘里,它们用鼻子「一抽一喷」,在台地茶田里则「一步一跨」,互相追逐。约到凌晨 2 点左右,它们才会再次回到山林休息。

2020 年 9 月 23 日,象群沿着红河的支流把边江,北移百余公里至普洱市宁洱县,先后经过勐先、梅子等乡镇。宁洱县位于横断山区的南端,全境皆山。44 岁的付启有是梅子镇民乐村的护林员,平时以采割松脂和种地为生。象群来到民乐村附近后,他和同村的毕仕学一起负责监测工作。

2020 年 11 月 21 日,二人在巡查过程中听到山林里的象群接连发出长长的嘶叫声。毕仕学当时很害怕,怀疑象群中可能有象受伤或掉队。二人循着叫声一路找到高丽中山,隔着松树林远远发现象群围在一起。但二人不敢贸然靠近,并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次日一早,二人带着干粮来到前一天观测到象群出没的地方。在松林地上,他们发现了斑驳的血迹和一张「像牛胎盘」一样的象胎盘。当天下午,二人在一处梁子上发现了象群,一头新生的幼象偶尔从母象身下探出身子,「这才确定真的是生了象宝宝」。付启有回忆,当时的小象宝宝「走路还走不稳,摇摇摆摆的」。担心小象不够吃,回村后他嘱咐村民留些苞谷、水稻在田里。

2020 年 12 月 17 日,断鼻家族进入普洱市墨江县境内逗留 4 个月。其间,一头成年象在 2021 年 3 月 12 日从墨江县返回宁洱县,目前依然在两县间来回活动。2021 年 3 月 28 日,象群在墨江再添 1 头幼象,数量增至 17 头。

4 月 16 日,断鼻家族 17 头亚洲象从墨江县联珠镇往北进发,抵达玉溪市元江县,正式跨越哀牢山的地理分界,突破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活动范围。但 8 天后,其中 2 头大象由元江县折返回墨江县,后一路向南进入宁洱县。和最初折返的那头大象一样,此次返回的 2 头亚洲象目前也在宁洱县境内活动,但并未与那头象汇合。断鼻家族其余 15 头象于 5 月 16 日凌晨进入红河州石屏县宝秀镇,其中成年公象 5 头,成年母象 3 头,亚成年象 3 头,小象 3 头,幼象 3 头。

象群打破亚洲象活动区域观测记录的北上之行,引发外界极大关注。担心人象冲突带来伤亡的地方政府、希望探究象群北迁原因的专家学者、关切象群本身状况的动保人士和热心围观的网友⋯⋯一时之间,15 头大象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到了公共话题的聚光灯下。

5 月中下旬,离开元江县的断鼻家族开启「暴走」模式,于 5 月 16 日、24 日和 29 日,分别到达红河州石屏县、玉溪市峨山县和红塔区。因行进路线横穿城区,元江县至红塔区一带成了此次断鼻家族肇事重灾区。

5 月 27 日,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的杨翔宇接到通知,连夜赶往玉溪市峨山县执行监测断鼻家族任务,12 名指战员分为两组,每组配有飞行操控手。对于惯常抢险救灾的指战员来说,监测大象还是头一回。

在玉溪市境内,象群有时一晚走七八公里,超出无人机的有效监测范围,小组就亦步亦趋沿着地面追踪。5 月 29 日晚,杨翔宇等人驱车赶往红塔区大水冲村的路上,与象群狭路相逢。「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大象,相距大概 20 多米。」他们马上熄火、关灯,保持静默,屏住呼吸等待象群通过。

6 月 2 日晚,断鼻家族挺进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距昆明主城区仅约 50 公里。拍摄到「全村第一张大象的照片」后,迟思学并不满足,他还想亲眼见见大象。6 月 3 日,他和同伴爬到了附近的采石场,等到下午四五点,终于得见大象一列纵队下山到螺丝塘箐,「有的在吃草、吃树叶,有的用鼻子把泥巴勾到自己身上防晒」。

为了看大象一眼,有人从更远的地方赶来。象群在玉溪市洛河乡活动时,当地在投食区放置了玉米、菠萝等近 4 吨食物。一位从昆明赶到的网络主播,在投食残留区捡食大象吃剩的菠萝,并直言「热度太大了」。类似的主播不在少数,在网络上引发争议。6 月 3 日,抖音平台将该类视频内容进行清除下架。

进入昆明后,象群行进速度明显放缓,方向也变为由北往西。6 月 2 日晚间起,象群总体呈「S」形向西前进,由双河乡至夕阳乡,6 月 8 日晚离开昆明市,进入玉溪市易门县。其间,一头公象于 6 月 6 日离群独自活动。据云南北移亚洲象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消息,6 月 21 日至 22 日,象群总体向南迁移 11.2 公里,从易门县返回峨山县,在峨山大龙潭乡一带农地觅食。离群的独象位于象群东偏北方向,距离象群 30 公里,持续在晋宁区双河乡小范围活动,15 头象均在监测范围内,人象平安。

断鼻家族离开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已超过 14 个月。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对财新表示,如果不是人为在象群北部用渣土车围堵,同时以玉米、甘蔗等食物引诱象群西进,象群可能现在已经到四川省攀枝花了。他认为,理想状态下,希望通过食物诱导和疏堵结合的方式将象群一路向西、向南引回西双版纳,但因雨季涨水的红河成为象群回归的「天堑」,返程时间将「大约在冬季」。

亚洲象本身具有迁徙的天性。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北方地区也有大象分布,今天亚洲象偏居云南一隅,就是这一物种随环境变迁而不断迁徙的结果。不过,有着多年亚洲象研究经验的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西南项目中心成员姜志诚认为,目前尚不足以判定象群北上已成周期性的迁徙规律。他介绍,亚洲象通常往返于西双版纳与普洱之间,有时也会往南进入老挝境内,此次断鼻家族一反常态越走越远,北迁超出观测历史最远距离,不能排除为偶发事件的可能。姜志诚认为,目前还无法下结论说象群在超出西双版纳州和普洱市的范围持续北扩,「样本不够,它只是个例」。

保护区外栖息地巨变

在 1995 年前的数百年时间里,亚洲象只分布在云南的西双版纳、临沧市和德宏州。1958 年和 1980 年,云南省先后建立了西双版纳和南滚河两个自然保护区,亚洲象是其最主要的保护对象。

但亚洲象并非只生活在保护区内。1995 年,西双版纳的亚洲象第一次扩散,一头公象进入普洱市境内,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1996 年,普洱市的思茅区、澜沧县相继发现野生象群,之后象群在普洱长期生活下来。张立介绍,短短 20 余年,已经有约 100 头大象长期生活在普洱市境内,这个以茶闻名的地方成为亚洲象的重要栖息家园之一。

就在断鼻家族北上之际,原生活在勐养片区的「小缺耳家族」17 头亚洲象也出走南下。该象群由间断性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走的和长期生活在保护区的两部分组成。2020 年,「小缺耳家族」首次造访勐罕镇橄榄坝,随后向东行进至勐仑。

2021 年 5 月 24 日凌晨,「小缺耳家族」进入勐仑县的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植物园处于被罗梭江包围的湖心岛地势,因西双版纳进入雨季,罗梭江涨水,象群无法全员渡江返回而滞留当地。

与断鼻家族胆小、温顺的脾性不同,自「小缺耳家族」南下至 2020 年 9 月 12 日,该象群已在勐罕镇、基诺乡造成 5 人死亡。据西双版纳林草局野保站站长李中员介绍,近年来,原生活在西双版纳保护区的象群开始四处扩散。而在此次远距离的外出前,「小缺耳家族」从未「杀人」。

亚洲象缘何离开西双版纳,纷纷向外出走?中国林科院自然保护地研究所所长金崑等人的一项研究称,食物与人为干扰是亚洲象栖息地选择最重要的两大因素。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需进食约 135–300 公斤,为了满足食物和正常活动范围的需求,象群会选择在食物量丰富、远离居民的广阔区域活动。

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开发利用,农作物和经济林作物面积迅速增长,大面积天然的象栖息地被替代。据统计,1990–2010 年,西双版纳州亚洲象栖息地的天然林、灌木林面积大幅减少,橡胶林、茶树面积增长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亚洲象的分布格局,显著缩小了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面积,并呈现明显的破碎化、斑块化的栖息地景观。

张立进一步指出,象群「四处乱窜」的背后,是亚洲象原有栖息地缩小,而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保护区外。根据北京林业大学林业经济管理博士辛姝玉的研究数据,1950 年,西双版纳的天然林覆盖率曾高达 80%,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橡胶林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至 2016 年,天然林覆盖率仅有 12.58%。

橡胶的适宜种植海拔在 1000 米以下,与亚洲象的栖息地重合度很高,挤占了大象的栖息地面积,橡胶树下的植被很少,也减少了大象的食物来源。橡胶种植的快速扩张,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国营农场引进一大批知青支边,在保护区外的土地上伐林烧荒,种植橡胶。湖南人伍锡象曾是支边队伍的一员,他向财新回忆,上世纪 60 年代他初到大渡岗时,周边全是原始森林,他们砍伐原始森林种上了橡胶,再后来少量种植茶叶。因农场位置靠近亚洲象活动的勐养保护区,年年都有大象来吃他们田里的庄稼,「特别爱吃芭蕉、甘蔗和玉米」。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国内外橡胶价格不断上涨,民营橡胶行业迅速崛起。据辛姝玉调研,当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本地和外来投资者投资发展橡胶林的开发与生产。在「橡胶是强县之本」的口号鼓舞下,西双版纳许多地区的村民开始大量种植橡胶。

勐养片区附近的大渡岗乡香烟箐村,是离保护区最近的村庄之一,共 23 户 95 人。2008 年,因雨季山体滑坡等灾害多发,该村从老寨往南搬迁了 2 公里,离保护区更近一步。村寨周围群山环绕,除法律规定禁伐的土地外,均种满了橡胶树。

该村村民冯广明告诉财新,在未搬迁前的老寨,原本各家各户都种植水稻、玉米等作物,但野象总来偷吃,「种的水稻、玉米、芒果,只要是人种的,每天晚上都会来吃」。大象不仅来吃,还踩坏庄稼,当时赔偿几无,种植农作物得不偿失,渐渐地村民就不再大面积种植农作物,任由田地荒着。

大象不吃橡胶。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胶价崛起,香烟箐村村民开始在原荒地上种植橡胶。但由于近年胶价不景气,伐木改种又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大部分人选择外出打工。同村的刘文林表示,自己从 1988 年起种橡胶,有 2000 亩橡胶林,往年割胶时还会撞见大象。近几年来,胶价走低,「割胶本身也很辛苦,干脆不割了」。

一方面,橡胶曾给当地村民带来实打实的经济收益,橡胶收入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 1998 年至 2008 年,橡胶产值甚至占到西双版纳总产值的 27%–30%。橡胶种植成为西双版纳农业生产中种植规模最大、从业人数最多的支柱产业。截至 2010 年,西双版纳橡胶种植面积占全国约三分之一,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40% 左右。

另一方面,橡胶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实质性伤害。吴兆录介绍,在典型的热带雨林样地中,拥有 153–170 种植物种类,但橡胶园的植物种数不到 70 种。与热带雨林相比,橡胶非但没有蓄水功能,产胶过程中还需要吸收大量的水分,可导致水土流失和局部气候干热。辛姝玉认为,这种以橡胶为主要结构特征的林地利用,使得西双版纳的物种丰富程度下降了 60%。

跳出橡胶林这一单一植被的影响,张立团队还曾对 1975 年至 2014 年这 40 年间整个西双版纳土地使用变化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这 40 年间西双版纳州天然林共减少了 4355 平方公里,剩下的大片天然林主要集中在保护区内。「虽然热带雨林并不是亚洲象最适宜的栖息地,但植被的改变,可以很直观地看出亚洲象栖息地质量的改变。」

与之相应的是,西双版纳州橡胶园的面积从 202 平方公里扩张到 4930 平方公里,占比从 0.52% 跃升为 12.71%;茶园的面积也增加了 5149 平方公里,占比从 8.77% 上升到 22.01%。尤其在 2005 年–2014 年这十年间,随着橡胶价格下跌、茶叶价格飞涨,橡胶园停止了扩张,茶园面积进一步增加。

位于勐养保护区北面的景洪市大渡岗乡拥有万亩茶园,为西双版纳重要的茶叶产地。该乡副乡长陈遥告诉财新,近两年因茶叶价格下滑,当地种植结构再次调整,引进了夏威夷果、青枣、火龙果等作物。他表示,大渡岗乡主要在茶园内套种坚果,生长周期 2–3 年,「在林地混种坚果和茶叶,在田里种植一些水果,比如荔枝、蓝莓、草莓等。老百姓觉得套种之后,收入会有一定的提高」。

与热带雨林的分布图重合度较高,亚洲象 1975 年的分布区图同样显示,尚勇、勐腊、勐养几个保护区仍连成一片,临沧市和德宏州的栖息地连在一起。到上世纪 90 年代,大象栖息地越来越小,分布区越来越破碎化。张立称,至目前,西双版纳亚洲象的分布面积还不到 1975 年的三分之一。森林覆盖面积的持续下降,迫使亚洲象外出,在农业区觅食。

栖息地减少的同时,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强,中国亚洲象种群量逐年上升。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 150 头左右上升至目前约 300 头。种群数量的回升,给栖息地带来新的压力。据金崑等人的研究统计,这些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面积目前仅为 4253 平方公里,且呈高度破碎化,连接度低,孤岛化现象明显。近几年的调查监测表明,由于原分布地区缺乏大面积、成片的栖息地,中国云南象群的流动性增加,且更加频繁地开拓新区域。

目前保护区内亚洲象栖息地已接近饱和。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以此次两个象群出走的勐养片区为例介绍,该片区面积为 99840 公顷,一头成年象每日取食量在 135 公斤以上。一般认为,在食物不充裕的状况下,每头大象约需 10–12 平方公里的范围才能维持其生存需要。以此推算,勐养片区最多能容纳 100 头野象,但目前该片区及周边已有 130 头左右野象。

保护区内栖息地亦退化

在郭贤明看来,将亚洲象活动区域均归于亚洲象的栖息地,对西双版纳的居民而言并不公平。他认为,亚洲象的栖息地应指人为划定的自然保护区。

西双版纳保护区是中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的保护区。1958 年,西双版纳开始筹建自然保护区,最初划定范围为勐养、大勐龙、勐仑、勐腊 4 片。1980 年,云南省政府重新勘查调整了自然保护区的范围,撤销了失去保护价值的大勐龙保护区,保留扩大了勐养、勐仑、勐腊自然保护区,新增划尚勇、曼稿 2 片保护区,次年将 5 片保护区调整为一个保护区,统称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4.251 万公顷,占全州土地面积的 12.68%。1986 年该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外,相继划定国家级、州级、县级保护区,面积约为 42.76 万公顷,占西双版纳全州土地的五分之一。

李中员介绍,当初 5 个片区的保护对象各有不同:勐养和尚勇以保护亚洲象为主,勐腊以望天树为主,勐仑是以石灰山季雨林为保护对象,曼稿是以针阔叶混交林为主要保护对象。其中,勐养、勐腊、尚勇三个片区内亚洲象栖息地面积较大,片区内也均有象分布。根据张立团队的调研,上述三个片区中亚洲象适宜栖息地占比依次为 69.5%、28.5% 和 59.2%。勐养片区北部区域,也是亚洲象从勐养片区迁移至普洱糯扎渡和思茅区的重要通道;尚勇片区南部及西南部与老挝交界的区域,是亚洲象在中国和老挝之间进行跨境迁移的主要通道。

作为「雨林工程师」,大象破坏雨林,同时也促进雨林的生物多样性发展。它体型巨大,所经之处会推倒一些小树,为其他动物开辟道路,也为林下植物提供生存和生长的机会。同时,大象的消化功能非常差,吃进去的东西到排泄时很多仍保持原样。郭贤明说,「特别是吃了一些什么植物的种子,走到哪儿排到哪儿,就可以很好地传播植物种子」。

1958 年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时,林况结构比较健康,有高大的乔木、灌丛,还有草本植物和一些荒草地。这些合理的组成保存了西双版纳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同时也保护了栖息在这片林子下的野生动物。

随着《森林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保护力度的加大,森林内部不允许「烧荒」,草场不断退化,保护区内原本稀疏的森林逐渐茂密。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经过严格管理后,森林面积不断增加。根据郭贤明等人研究,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8 年的森林覆盖率为 93.3%,相较 1983 年已增加了 5.5%,草地面积减少了 8.3%。目前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仍不断上升,已达到 95.7%。

植被是影响亚洲象栖息地的最主要因子,严格的森林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森林覆盖率,却使亚洲象喜爱的植被类型——竹林、竹阔混交林、灌丛等面积不断缩小,间接导致了亚洲象栖息地的退化或丧失,林下可取食的食物越来越少。

郭贤明向财新介绍,随着时间推移,森林中的林窗(即林冠空隙)逐步消失,一些低矮灌木逐渐被高大乔木取代,象群在保护区内不便行动,也无法获得充足食物。张立团队的调研发现,在保护区外的栖息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保护区内的栖息地也逐渐「失守」。他们以食物、水、硝塘、人为干扰等多种因素为指标,分析了西双版纳亚洲象适宜栖息地的发展变化。分析发现,从 2000 年至 2018 年,保护区外减少了约 1000 平方公里的亚洲象适宜栖息地,而保护区内也减少了将近 600 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地。

与此同时,人类的耕作又为亚洲象这种大食量的动物,提供了适宜生存的疏林地带和丰富的食物来源——亚洲象开始在林地和农耕地之间来回穿梭,逐步尝试偷食农作物。偷食农作物之后,亚洲象的取食习性发生极大改变。

2008 年,陈明勇观测发现,一些亚洲象白天回到保护区内,晚上到保护区外觅食,频繁在保护区与农田之间徘徊。「这说明保护区内的食物不够吃了,它们爱上了农作物,于是不断向保护区外围扩张,加上云南的农业结构以种植玉米、水稻为主,适宜亚洲象取食。」

张立团队在 2008 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亚洲象已经长期适应了人类的农耕,周边种植业的转变会对它的栖息地分布产生很大影响。「比如不种甘蔗的地区,大象就不去了。结论也很简单,就是大象已经长期地适应了人类的农耕。」

保护区内食物不足为推力,人类种植农作物可供其取食为拉力,一推一拉之间,亚洲象离保护区越来越远,与人类生活区域越来越近。至 2018 年陈明勇再次调查时,发现保护区内三分之二的野象「都跑出来了」。云南省林草局最新调查也显示,62.4% 的亚洲象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外,22.9% 的生活在保护区内,14.7% 的生活在保护区边缘。

不过,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顾伯健看来,「亚洲象栖息地受森林郁闭度影响」这一结论目前影响甚广,但还需要结合亚洲象在保护区内的历史分布和变迁等,进行更严谨、细致的论证。除此之外,他提到保护区内林下种植的中药作物砂仁,同样会对林下作物产生影响。

砂仁通常种植在水热条件较好的河沟里,因种植不需砍伐较大的乔木,渗透到保护区部分雨林之下。香烟箐村的冯广明也曾种过砂仁,他说砂仁需种植在森林中有水流的山箐处,这种环境通常位于保护区边缘,并不属于个人所有地。

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早在 1997 年就曾对砂仁的影响进行评估。研究认为,种植砂仁对热带雨林更新有明显影响,会导致林内结构层次简单化和植物种类的大量流失,影响这些植物和上层大乔木的更新。

保护区内及周边废弃的农田中,同样广泛分布着外来入侵物种飞机草。陈明勇在此前接受财新采访时,多次提及它的负面影响,「2 米多高,很多动物都无法钻进去,清理它们需要非常高昂的成本」。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曹敏等人的研究发现,飞机草等优势草本植物的强烈抑制,严重阻碍了木本幼苗的生长,从而延缓了该地区次生演替的过程。因此,在对西双版纳地区农业弃耕地进行管理时,要注意对外来入侵草本的控制,以达到促进本地区次生演替过程顺利进行。

此外,张立也提到,保护区内一些片区仍分布着集体林,比如勐腊片区,就因近年来普洱茶的价格走高,不少集体林下都种植了茶叶。但茶叶、砂仁、飞机草等,究竟会对保护区内亚洲象栖息地的适宜性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在他看来,上述保护区内几种作物的影响,相较于整个西双版纳的生境改变,显得微乎其微。

水电站、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样会影响到亚洲象栖息地的适宜性,也使得亚洲象的栖息地更为破碎化。2006 年,北起普洱市思茅区南郊,南至景洪市小勐养镇的思小高速公路建成。思小高速全长 97.75 公里,其中有 18 公里横跨勐养片区。在高速公路修建前,连接勐养片区东、西两片的亚洲象通道多达 28 条,尽管高速公路建成后保留下 25 个通道,但仅有 11 条被利用。

张立团队的监测结果表明,在高速公路建成后,人工通道的利用率为 44%。一些地区大象的活动减少,甚至消失,这表明它们的家园范围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大象是靠着记忆走的,高速公路沿线人工修的走廊就算距离很近,它也不去用,还是要翻高速公路,因为它的记忆里母象是这么带着群体走的。翻越高速公路完成穿越,直接增加了人象冲突的风险。」

2008 年,澜沧江上的景洪水电站蓄水,江面水位上升淹没象群迁徙通道,使 2007 年从勐养保护区出走后到达水电站西边勐海县的象群无法返回原有栖息地,无法与原种群或其他种群交流,该象群由此成为一个独立的小种群——「勐海澜沧象群」。吴兆录认为,这是导致这群象变得富有攻击性的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这个 18 头象的象群已致约 30 人死亡。2019 年,云南省亚洲象肇事致死人数剧升至 14 人,其中这一象群在西双版纳、普洱就造成了 7 人死亡,占全省一半,也是目前为止肇事最多的象群。「平均下来,每一头象都杀了将近 2 个人。」吴兆录说。

保护区改造争议

在前述层层叠叠的复杂因素影响下,上世纪 70 年代还可顺畅沟通的勐养象群、勐腊-尚勇象群,变成了一个个小的「孤岛」。在沟通被阻隔后,它们四处扩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必然会导致物种基因多样性的丧失和种群质量的下降。

南滚河亚洲象种群就是这一趋势的一个缩影。张立介绍,南滚河保护区位于临沧市和中缅边境地区,原有大面积灌草丛,是大象适宜的栖息地,生活着 20 头左右的亚洲象。2004 年以后,橡胶的大面积种植,使得南滚河流域中国境内的上班老-中南海-帕浪一线的森林几乎被完全砍伐,直接导致了南滚河保护区的亚洲象无法向缅甸方向迁移,孤立在中国境内。与此同时,缅甸境内亚洲象曾常去的南滚河两岸也加速开发,大面积森林消失。

从保护遗传学上讲,南滚河种群是一个单独的遗传单元。「现在相当于被困在一个孤岛上,几十年和其他象群没有交流。」张立说,南滚河保护区现有 20 只左右的亚洲象,按模型推算,随着物种基因的丧失和种群质量的下降,亚洲象南滚河种群会在 16 年后灭绝。如果和其他片区不加以连通,亚洲象勐腊的种群会在 29 年后消失,尚勇种群会在 89 年后消失,勐养种群、思茅种群则将维持在 200 头左右的数量。

如何破解亚洲象所处的困境,让它远离灭绝风险的同时,也不再「横冲直撞」伤及无辜?就栖息地方面,郭贤明认为,限于林权问题等多种困难,改造保护区是最可行的方式。2003 年,郭贤明第一次在尚勇保护区村民迁出的天窗地带,为大象做食物源基地,他们种植了 100 亩玉米供大象食用,「它们去了一天就吃完了」。后考虑到种植农作物会强化大象对于它的依赖性,食物源基地开始改变方向:保留一些白茅、斑蝥、竹子、芭蕉等,在食物较少的区域补种芭蕉、构树等大象喜食的植物。

不过,建大象食物源基地这一举措也引来不小争议。王宏新团队曾在 2020 年到云南就人象冲突问题进行调研。他向财新表示,食物源基地的建设就像「惯着小孩吃糖」,即便现在许多食物源基地改种植粽叶芦、野芭蕉等本土植物,实质仍是让野象对人为活动产生依赖。这会使得它们减少在森林里的活动,根本性地影响它们的食性和行为习惯。

郭贤明说,食物源基地在改变大象取食的作物种类外,还有可能使其更加依赖集中、大面积地在某处完成进食,使大象无法发挥其更大的生态价值。他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食物源基地在整个保护区内分成很多个零散的小点,每个点约一两万亩,「象不管去到哪个点,都有吃的东西」。

李中员补充说,在保护区内,人工种植应与禁伐、疏伐相结合。理想情况是尽可能模拟亚洲象原有的生境,「有树林,林下有水,野生植物可供象群取食,吃完了能在树下休息」。疏伐、改造保护区,也是多名专家、学者受访时给出的建议。

但改造自然保护区有政策限制。1994 年,《自然保护区条例》颁布实施,其中规定,自然保护区可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除经批准的特殊情况外,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核心区外围的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缓冲区外围的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

受制于此,保护区只能在最外围实验区做小范围的栖息地修复和改造。郭贤明称,获得政策允许后,食源地建设和更广义上的栖息地修复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亚洲象花了很多年一点一点走出保护区,现在我们想办法一点一点把它吸引回去,并不是说投入一次,看没什么效果就不再投入了,它是个漫长的过程」。

但西双版纳保护区并非仅为保护亚洲象而设,对保护区内进行改造这一方案同样遭到不少质疑。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朱华此前接受财新采访时就表示,西双版纳保护区的热带雨林生态价值丰富,是保护多年的成果,无论烧除或者砍伐,都会影响到热带雨林里植被和树木的更新。相较之下,人工林的生态价值低、作用少。因此,他更倾向于改造经济林。

顾伯健也认为,保护区外大面积的栖息地丧失,保护区内残留的茶叶、砂仁等多种经济作物的影响均没有被提及和引起重视,在此情形下提出对保护区改造,实在有避重就轻之嫌。

对保护区已产生影响的关键点进行疏通,显得尤为重要。以景洪水电站为例,它的蓄水导致大象无法跨江。张立认为,可以改造堤岸,建设缓坡,让会游泳的大象平缓入水,为大象渡江创造条件。除此之外,勐海种植了大量的甘蔗,大象在勐海十分依赖种植区,无意愿过江到对岸,也需要进行有效引导。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北京区域主任黄文彬则认为,诸如水电站等很多工程建设的环评都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考虑到对野生动物的生存、沟通的影响。「公路部门、水利部门是否可以和林业部门打通?能否拿出一部分预算来合理规划小桥、打涵洞、建廊道,以保障野生动物的沟通?」他说,纵观近年来的工程建设,这一部分都比较缺乏。

国家公园或是解决之道

除了保护区的关键点疏通,如何在更大空间和尺度上把已经碎片化的各个亚洲象栖息地片区重新连接,也是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西双版纳保护区勐养片区和勐腊片区相距约 74 公里,两地各自成为「孤岛」,象群间难以交流。2013 年 1 月底,西双版纳和老挝北部南塔、丰沙里和欧度母塞三省合作,在中老边境一线规划建设 20 万公顷的「中老联合保护区域」,以期共同加强跨边境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有学者提出,恢复勐养和勐腊两个片区之间生境困难重重,或许可以通过跨国保护,「借道老挝」将勐养片区与勐腊、尚勇片区进行连接。

但在张立看来,「借道老挝」这一方案过于悲观,他更倾向于国内栖息地的恢复和廊道建设。早在 2000 年初,为了加强不同片区亚洲象的种群交流,学者就曾提出过多条廊道规划建设。当时西双版纳东侧的勐腊县易武镇仍有较大面积的天然林,设想可以从此处通过建设廊道,将勐养片区与勐腊-尚勇片区连接沟通起来,但这些规划至今仍止于纸面,没有实质进展。20 年过去了,当地植被也已在等待和搁浅过程中发生变化。如今靠近易武镇的连片天然林已经全都消失,早已被橡胶等经济作物所替代,不再适合作为生态廊道。

郭贤明解释,廊道建设搁浅是因为遇到了资金方面的困难。为了让象群依照人类规划的廊道路线活动,必须扩大廊道宽度范围,「平均不少于 3 公里」。但保护区之间的土地大多为老百姓的农地,保护区缺乏使土地流转的大量资金。

目前看来,往南出走到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小缺耳家族」行动轨迹,与之前规划的廊道就有较大重合。「这说明只要我们创造好条件,做好栖息地恢复,大象就可能会使用这些廊道。」张立认为,从大尺度景观的尺度来进行种群激励、栖息地改造和恢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

多位从事亚洲象保护的基层官员向财新表示,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亚洲象保护过程中,存在央地权责不匹配的情况,这也是保护工作面临的困难之一。曾打造全国惟一一所学校防象工程的普洱市林草局野保科科长周智韬告诉财新,当地为保护亚洲象和防止人象冲突建设的防象栏、照明路灯等项目支出,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拼凑」,主要由林草部门承担。「没有亚洲象保护的拨款名目,就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但是地方财政就像一杯水,今年这里用得多一些,那里就要少一些。」他认为,目前各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处于「保护越好,责任越重」的尴尬局面。

王宏新团队也撰文指出,从野生动物所有权、保护野生动物的目的及社会公平角度来看,亚洲象保护的责任主体应当是中央政府。2006 年开始,中央政府通过一般转移支付,安排给西双版纳州每年 500 万元对亚洲象肇事补偿予以补助。2020 年,财政部首次安排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3080 万元,支持云南省亚洲象保护与缓解人象冲突、绿孔雀保护等极小种群野生动植物拯救及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但 2011 年以来,云南省每年用于投保野生动物公众责任商业险的补偿资金已达 2578 万元,中央财政补偿资金远远不足。

此外,有研究表明,亚洲象可承受的最大人口压力阈值为 20 人每平方公里。而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亚洲象分布区的人口密度分别达到:西双版纳 57 人(每平方公里,下同),沧源县 63 人,澜沧县 54 人,思茅区 78 人,江城县 28 人,均远超阈值。「要把人从亚洲象的栖息地里撤出来。」王宏新认为,保护亚洲象,仅靠保护区或是地方政府目前的举措,已经无法根本性解决问题,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顶层设计,通过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来系统性解决。

国家公园会是亚洲象保护的最终出路吗?在郭贤明看来,建立国家公园将对地块进行统一规划,将现有保护区涵盖在内,但不止于此,「哪些地方是适合亚洲象生存的,哪些地方是留给其他动物的,哪些地方需要安排村民迁移安置,应该给什么样的经济补偿,都需要统筹规划」。

其实早在 2016 年左右,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已经在规划亚洲象国家公园,张立当时任国家公园规划评审专家组组长,除了西双版纳,规划也将普洱的大片栖息地纳入其中。专家组建议,考虑到市场的繁荣和茶业的扩张,尤其是在西双版纳和普洱南部,急需适当规划茶叶业的发展,以保证大象种群的适宜栖息地。同时,将更多属于亚洲象分布范围内的土地从橡胶林和茶园改造回自然森林,以恢复大象栖息地。

截至目前,中国已在 12 个省份陆续开展了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等 10 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涉及面积超 22 万平方公里,但亚洲象国家公园并未名列其中。陈明勇透露,因为亚洲象保护的紧迫性并未在当时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未能进入第一批试点名单。

就具体实施和落地而言,王宏新给出了几点建议:需要在工业文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改变土地利用理念,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从不断低水平开发利用土地转变为「向生态还地」。具体可通过逐步征收生态功能区域内的集体土地,实施退林还荒、退耕还荒、退村还荒,实现以自然为基础的生态修复,使其逐步恢复成为适宜亚洲象生存的自然环境。

在退地还荒过程中,要系统性地解决自然保护区分割和分散的问题,要优先在栖息地斑块间建立生态保护廊道,把分散的保护区连接起来,疏通种群的基因交流通道,从根本上缓解种群衰退态势。这也是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的重要因素,在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过程中大量实施退地还荒政策,已迫在眉睫。

国家林草局表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下一步将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逐步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21 年–2025 年,国家林草局拟重点建设 20 个左右国家公园,并建立国家公园建设储备库机制。

虽未能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园试点,多位专家学者希望,能在第二批国家公园的名单中看到「亚洲象」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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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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