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欲望驱动的工作

在这个从根本上以人造欲望为基石的体制当中,工作的意义会得到彻底的革新吗?

最近,德国启动了一项社会实验,目的是考察「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效用。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指的是政府定期定额发放给全体国民、用于基本生活花销的金钱。这种收入基本上没有条件限制,也不涉及资格审查。参与实验的人每月将无条件领取 1200 欧元的酬劳,未来三年,除了填写七份问卷,什么都不用干。大约两百万德国人提出了申请,最终 122 人入选。据说,芬兰做过类似的实验,结果不明确;加拿大也有这样的项目,但因资金问题而搁浅。

早在 16 世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里,就对此有过初步的设想。如今看来,这一构想羽翼渐丰,且初衷不改,主要目的仍然是把人们从求生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过上稳定、有尊严的生活。换句话说,无条件基本收入印证了人类对工作的理解——除了生存的压力,工作应该带给所有人意义感、满足感和自豪感,而在现实世界里,符合这种理解的工作真的太少了。

何谓工作?它有没有清晰和稳固的共识?艺术爱好者大概不会把自己的绘画当成工作;同样,老农也不会将耕田种地的生计视为工作;在物理学家眼里,所有生物都会「做功」(work),或许他们会认为万物皆在「工作」(work)。为了讨论的便利,在《工作的意义》中,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给了「工作」一个最普遍的定义:在一项任务上,有目的地花费精力或付出努力,以实现某个目标。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近乎循环论证的定义预示了议题的复杂性与高难度。

我想起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里对人类活动做出的著名划分。在这位思想家看来,劳动(labor)、工作(work)与行动(action)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劳动与工作,她花了两章的篇幅来解释二者的区别。她认为,劳动意味着「被必然性奴役」,不过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的周而复始的行为;工作则不然,它是一种包含技术性的创造,尽管创造者未必理解其中的意义。而在某种程度上,《工作的意义》回应了阿伦特——苏兹曼认为,自有人类以来,劳动、工作与行动从来都混杂在一起,很难做出严格的界定。

事实上,就词源来考察,所有欧洲语言中的「工作」都有强迫和惩罚的涵义。基督教说,「人莫强加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教义又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意思是,劳作乃人类该受的罪。但是,就像苏兹曼指出的,对工作的这般认识,仅是一种特有的西方文化,既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未必存在价值的普适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劳动更不必然与贫困、罪恶和命运相关。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包括苏兹曼在内的不少人类学家就注意到,至少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在一些古老的部落里,人们无需没日没夜地劳动,也可以过上相对惬意的生活,譬如,南部非洲的桑人(San),也即外界所谓的布须曼人(Bushmen,丛林人)。无论他们生活在森林中,还是活跃在沙漠里,他们的日子都有更多的休闲时光。如果没有殖民者的入侵,他们不至于沦为橡胶林或者香蕉园中的奴工。

考古学家也逐渐修正了人们对原始社会的刻板想象,不再确信资源的匮乏或稀缺是人类活动的惟一动力。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推论,在人类大部分的历史当中,「稀缺性」一直不是人类活动的主要驱力。苏兹曼给出了坚实的事实依据——1751 年至 1759 年的统计数字说明,当时的布须曼人预期寿命,比工业革命初期的欧洲人还要长。另一项研究表明,农业社会人们劳动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狩猎采集社会,哪怕富裕如罗马帝国,民众的寿命也只有「野蛮人」的三分之二。

这样的结论明显与政治哲学家热衷的自然状态不符,也和经济学家秉持的稀缺性原则存在矛盾,偏偏后两类人的假设才是现代观念的梁柱。是他们在不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资源根本无法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欲望无限,资源有限,故而自私是人类固有的本性,竞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工作则是弥合无限欲望与有限资源之间鸿沟的无可奈何又独一无二的手段。读着《工作的意义》,想想荀子讲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再想想霍布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悲惨世界,难免怀疑我们走上了一条回不了头的歧路。

铺就这一歧路的材料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是苏兹曼和他的人类学家同行们格外关注的,那就是关于欲望的文化——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宣称,基于私欲的所谓经济理性,不过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副产品;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指出,丛林里的狩猎采集者在某种程度上比华尔街的银行家更加富足,因为前者的物质欲望更低,享有的闲暇时光更多;科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则描绘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把自然看作慷慨而慈爱的父母,所有人按需共享,有节制地享有自然赐予的一切。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结论都来自实证,而非假设。

难道欲望不是本能,自私不是人性?不,苏兹曼没有这么说。他只是提醒我们,在需求与欲望之间存在怎样的混淆,而自私的人性在不同的环境与文化中,也会得到不一样的安顿。为此,苏兹曼补充说,同样从事狩猎采集,不同气候带的社会就有很大的区别。譬如,寒冷地区的狩猎采集者,比热带和亚热带的人们,面临更加剧烈的季节变化以及更加脆弱的食物供应,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截然不同,看待物质欲望和自私人性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其分配制度、等级观念和看待工作的态度也更加接近农业社会。

苏兹曼对农业社会的看法与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的立场很接近,只是更加坦率。他们都认为,农业的出现,意味着更大规模的人口、更多的饥馑、更多的疾病,也意味着更短的寿命、更惨淡的生活以及更加艰辛的工作。也就是在农牧民取代狩猎采集者的过程中,饥饿、疾病、贫困、稀缺性一一被神圣化,工作也随之演变,成为教义中带有强迫惩罚等涵义的宿命。

正是基于这样的工作文化,美国国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才有金句「时间就是金钱」,而懒惰是「吞噬所有美德的死海」。接下来,卡尔・马克思把劳动视为评判一切价值的尺度,马克斯・韦伯将工作看作国富民强的伦理基石,都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是农业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只有当农民的工作足以持续养活一批无需田间劳作的人,城市才可能出现。城市催生更多职业,工作的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其中有两类全新的工作格外重要:一是操弄文字的人,二是控制资源供应和分配的人。他们是国君、官僚、文人以及商人。

城市的出现还意味着社会等级越来越分明,与之匹配的是人们的欲望,它们也变得种类繁多层级分明。一个证据是广告的出现。庞贝的妓院里贴满了露骨的图片,汴梁的摊贩在街头散发印刷的精美传单,煽动欲望乃至人为制造欲望,其历史与最早的城市一样古老。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为制造的欲望取代了物质匮乏,成为工作的主要驱动力。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一家生产麦片的公司全员投票,四分之三的员工都要求把老板推进的每天 6 小时工作制恢复为每天 8 小时,他们想挣更多的钱以满足更多的物欲。这让我想起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描述的社会趋势:彻底取消工作与休息的界限,让整个地球变成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者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过劳死、「996」、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异化,莫过于此。

读完《工作的意义》,我发现苏兹曼与赫拉利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在描述晦暗历史之时,言之凿凿、相当自信,而在直视现实之际,却显得目光游移、含混不清。连贯的逻辑使他不愿多做正面评价,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工作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们仍然能在工作中找到满足,或者至少可以享受工作带来的秩序感和稳定感,使自己的人生不那么孤独与凌乱。

这说明,苏兹曼在书中轻忽了一些事实,除了满足欲望,工作也是一种社会黏合剂,感到自己的工作是别人需要的,觉得工作可以将自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意义不该低估。

更重要的是,苏兹曼的论述没有回答,在这个从根本上以人造欲望为基石的体制当中,工作的意义会得到彻底的革新吗?还是说,人们已经找到了改革这个体制的可行办法?回过头来看这个「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社会实验,我很期待以后的结果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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