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标本背后:往生者不能言语

历史不仅仅只是更有成就者所讲述的对自己有利的神话片段,档案馆有责任去纠正馆藏中的缺席或者沉默

因为一个项目,我曾在温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待了一阵子,办公的地方就在这所大学的人体科学馆旁边。有时趁着午间,我会随其他人一起去馆里看看标本。目前,这个占地 3000 平方米的场馆收藏了数千件藏品,就国内而言,规模相当罕见。其中一件标志性的展品是人体塑化标本《网球者》,握着球拍的右手,迎球而击,英姿飒爽,让人印象极深。它也让我不由得想起德国解剖学家冈瑟-冯-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的「身体世界」(BODY WORLDS)展里那些同样制作完美、精心摆放的人体。它们有着仿佛罗丹雕塑一般的姿态造型,只是剥去了皮肤,让肌肉和神经历历呈现在你我面前。

1977 年,哈根斯发明了塑化技术,用熔融状态下的聚合物注入死去的人或动物的尸体,取代原来的体液和脂肪。聚合物凝固下来之后,就能形成不会腐烂的标本,同时又保留了原始样本的大多数特征,这是对过去数百年标本技术的重大提升。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他制作的塑化标本开始在全球各大城市巡回展览,接待过几千万名的观众。从传播角度而言,「身体世界」展无疑是成功的,它让普通人也感受到了解剖学的魅力。

解剖学是最古老的医学学科之一。当我们追溯这段历史的时候,却无法不隐隐嗅到残忍的气息。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被誉为「解剖学之父」的古希腊医师赫罗菲拉斯(Herophilus)就记录下了人体解剖的过程。他出生在小亚细亚卡尔西顿,大部分时间都在亚历山大港度过。据说,他在那里至少对 600 名囚犯进行过活体解剖,尽管这一说法也遭受到了不少质疑。

早期,人们主要通过解剖动物来了解人体结构。如 2 世纪古罗马医学家盖伦(Claudius Galen)的人体解剖学理论,就是建立在对猴子和猪的观察之上(没办法,当时不允许对人体进行解剖)。他得出的错误理论主导了那之后的医学科学发展长达上千年之久。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外科医生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出现,才通过公开解剖人类尸体时发现的细节,证明了盖伦理论中的数百处谬误。1543 年,维萨里推出了巨著《人体的构造》,一共七卷,里面包含了 273 幅精美插图,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解剖学作为现代描述科学的建立。当时,还有另一位沉迷于解剖的大名人,莱昂纳多-达芬奇。不过,他的工作的科学价值要等到 18 世纪才开始被发掘出来。

解剖学出现之初,就对标本有着不可替代的需求。在给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老师仅仅有图册是不够的,没有实物教学工具可谓寸步难行。16 世纪,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出现了职业教学,外科医师公会和理发师学院都会开设学徒制的解剖课程,他们主要的教学标本来自被处决罪犯的尸体。当时会有专门的圆形大厅用来举行公开的解剖展示,当然也有私下偷偷举办的。这种形式也扩散到了欧洲其他国家。伦勃朗 1632 年完成的名画《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就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当时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行会委托伦勃朗创作的团体肖像之一。

伦勃朗的另一位同胞,则在人体标本艺术上留下了浓重一笔。弗雷德里克-卢斯奇(Frederik Ruysch)原本是一位药剂师的学生,1685 年被任命为阿姆斯特丹植物园植物学教授,研究本土植物。但他对解剖学有着不可替代的痴迷,毕其一生都在琢磨人体的各个部分,开发保存技术。他调制了一种秘密的香脂酒用来制备不易腐烂的标本,还找到了一种硫化汞注射液来进行动脉防腐,这些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技术。此外,他还开创了一种新的解剖艺术形式: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着色、装扮,做成造型,摆放在玻璃柜里。因为对细节的出色展示,使得他的作品很快就能脱颖而出,并引来各种效仿。由于卢斯奇早年从事过助产士讲师的工作,所以,他还有机会得到一些婴儿的尸体,并且会把它们运用到自己制作的「雕塑」之中。在很多人看来,卢斯奇的作品无疑是病态的,有一种矫揉的浮夸。但一些历史学家解释说,这反映了他的特定逻辑:把身体部位放置在像西洋镜之类的场景中,能够让观众远离他们正在观看尸体的事实,减少内心恐惧。

把尸体的真实质感发挥至极致的人,是法国人奥诺雷-弗拉戈纳尔(Honor&Fragonard)。他的表兄弟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Honor&Fragonard)是著名的洛可可时期画家,两个人的名字只差一个 Jean,很容易就分不清。热爱解剖的这位弗拉戈纳尔接受过外科医生的培训,曾在里昂的全世界第一所兽医学校工作,后来又去巴黎郊区的兽医学校担任校长。他太着迷于制作尸体标本了,几乎是在以每周两具尸体的速度解剖人类和动物尸体,以至于被人认为是个疯子,并据说因此遭到解雇。弗拉戈纳尔的技术精湛至极,做出来的尸体标本栩栩如生,但他从来不向外界透露自己的独门秘籍。据其他人的观察与猜测,他应该是把尸体先浸泡在置有草药和胡椒的酒精中进行处理,然后往血管、动脉和支气管注射蜡或牛油,再晾干,最后用肉色手绘上色。弗拉戈纳尔生前制作的 700 多个模型,成为了贵族们竞相抢购的顶级珍藏,只不过如今大多数都消失了,只有 21 个被保存了下来。他不像卢斯奇那么走运,卢斯奇存世的作品如今大大小小还有上千件。不过,卢斯奇最初制作的各种场景也基本上不复存在。那些玻璃柜中的惊悸一瞥,只能从前人留下的版画中寻找踪迹。

时至今日,哈根斯的塑化无疑达到了尸体保存的高峰。我在人体科学馆中见到的一瓶瓶福尔马林溶液,则是使器官能够保留在一定柔软度之下并不被微生物吞噬的主要手段。人体标本制作技术经过几个世纪的长足发展,已经自动祛魅,不再是少数顶级专家藏掖的不传之秘,而仅仅是一种通用的医学教学手段。只不过,当我在那数千个教学标本之中穿梭时,一种愁绪慢慢浮上心头。这段历史是多么粗暴地被从单方面讲述,其中的重要一方永远没有开口的机会。

多伦多当代艺术家加雷斯-贝特(Gareth Bate)看完在加拿大展出的「身体世界」后,可能和我一样不安。他在一篇评论文章里写道:「我还想起了纳粹电影制片人莱妮-里芬斯塔尔在《奥林匹亚》中对理想人体的全面庆祝,我想她会喜欢『身体世界』的……《孕育生命的女人》躺在那里,像安格尔宫女一样伸展开来,这个女人在不知道自己会怀孕到至少八九个月就死去的情况下捐献了她的身体……」这场展览中的伦理问题,在他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每个无法带着习以为常的心态漫步于人体标本室的人,可能都无法阻止自己去想象这些往生者的身份和故事,因为他们曾像你我一样,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过去是怎样的人?历史上很长时间里,被解剖的尸体都是死囚。此外,中世纪以来猖獗的盗墓也增添了解剖学发展中不可描述的黑暗面,那些得了怪病、长得奇怪的人死后往往逃不出偷盗者的掌心。1832 年,英国通过了《解剖法案》,允许外科医生使用无人认领的尸体(一般是穷困潦倒者),美国的马萨诸塞等州很快效仿。直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才开始有人主动捐赠遗体。最早的记载之一是一位名叫托马斯-奥恩(Thomas Orne)的富有马贩子,他在 1899 年捐献了自己的遗体。1912 年,200 名纽约医生公开承诺死后捐献他们的尸体,以消除与解剖有关的污名化和耻辱感。

这些时间点,使得 19 世纪黑人女性哈莉特-科尔(Harriet Cole)的故事变得异常耐人寻味。她作为一具标本陈列在费城德雷塞尔大学医学院已有 130 多年了。和我前面讲到的那些标本不同,哈莉特没有肌肉,没有骨骼,只是一副完整的神经标本,因此制作难度要高出几个等级。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具这个类型的标本(迄今也没有多少同类)。它是解剖学家鲁弗斯-韦弗(Rufus Weaver)的杰作。韦弗曾带它参加了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还登上了 1960 年的《生活》杂志。

一直以来,德雷塞尔大学的官方叙事中,哈莉特都被描述为一个在 1888 年因肺结核死亡的 35 岁女性。她曾是韦弗医生的清洁工,死前主动提出把遗体捐给医生作为神经标本,因为常看到医生愁眉苦脸于没有可用的教学工具。2012 年,在一份新闻稿中,德雷塞尔大学医学院把哈莉特称为「服务最长的员工」。

这个说法的高尚格调会让人觉得完美到不真实。最近,流行病学家玛莱亚-弗莱彻(Malaya Fletcher)和两位当地的档案管理员阿莱娜-麦克诺顿(Alaina McNaughton)、马特-赫比森(Matt Herbison)展开了一些考据调查,越查就越觉得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找不到任何档案记录表明哈莉特曾在医学院的清洁岗位效力,但 1870 年的人口普查中确实找到了一个同名的黑人女性,年龄也相当。还有一份 1888 年 3 月的死亡证明,主体也是哈莉特-科尔,只不过上面写着她被埋葬的地点是哈内曼医学院。哈内曼医学院正是韦弗医生原来的工作机构,后来被并入德雷塞尔大学。这个追踪还在继续。麦克诺顿在她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发问:哈莉特和韦弗医生的关系究竟如何?她怎么想到把自己的身体捐给韦弗的?她真的这么做了吗?她识字吗?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些是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的「过去的维度」。历史不仅仅只是更有成就者所讲述的对自己有利的神话片段,档案馆有责任去纠正馆藏中的缺席或者沉默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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