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习整顿风暴

优质教育资源最集中之地,补习需求也最旺盛,教育均衡的目标能否通过取缔补习机构而实现?

一场针对教培行业和学区房的整顿风暴,在全国「两会」之后汹涌而来。北京、上海首当其冲,而这两个超大城市所拥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几乎是全国最为集中的。

3 月 10 日,「两会」尚未结束,北京便传出消息,朝阳区教育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组办公室发文,要求因疫情等因素在 2 月初暂停的线下培训延期复课。而海淀、昌平等多区教委都要求学科类教培继续暂停线下培训,进行检查和整改。

舆论高度关注之下,虽然北京市教委两日后便辟谣称已启动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有序恢复工作,但截至发稿,恢复「营业」的教培机构为数不多。

整顿的第二弹来自上海。3 月 16 日,上海市教委发布《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大幅压缩重点中学自主招生比例,超过半数名额将打破区县边界,全市统筹进行「综合评价录取」,此举相当于把优质资源「平摊」到各区,不但让上海疯狂上涨的学区房行情迎来「当头一棒」,教培行业也为之震动。

无论是严整教培,还是缩减自招,都意在改变追求「名校」学位的传统应试通道。新政举国瞩目,北京市也传来回响。3 月 24 日,海淀房管局官方公众号警示「学区房」风险,并发布和教委的联合通知,强调在海淀区购买住房后需要据此申请入学的,不再对应一所学校,而是「多校划片」。其实这份通知并非新政策,仅是重申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规定,但两部门罕见联合发文,不仅令高价购买了学区房的家长们如坐针毡,担心政策继续收紧,也让正试图「上车」的家长进退两难。

京沪接连出现大动作,观察者认为和全国「两会」上教育话题不断成为热词有关。近年来,中国政府和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但社会的焦虑心态也有增无减,用于描述并无实质发展徒有内耗式竞争的「内卷化」一词,成为中国教育的新标签。

3 月 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表示:「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

全国「两会」专题讨论时,多位代表委员都表示,许多孩子放学后被送校外培训班,甚至天天连轴转,白加黑、五加二、寒暑假无休,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受损。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贩卖焦虑、增添学业负担的罪魁祸首是校外补习机构,应禁止机构补习中小学必修课,及时查处和清理违规违法的培训机构,甚至有代表委员倡议,须将教培机构彻底取缔。

对于教培行业而言,风暴式的整顿措施其实并不少见。

2018 年 2 月,教育部、民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要求,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严禁数学语文等学科类超纲教超前学等「应试」培训行为,教培行业迎来了政策的寒冬。此后各种整顿接踵而至,不断升级。

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市教委,均表示新政是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将严格执行。问题是,多年不断整顿,教培行业却迎风成长。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8 年发布的数据,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教育总体参与率为 47.2%,学生平均费用约为 5616 元,全国校外教育行业总体规模达到 4580 多亿元。早在 2012 年 PISA 测试中,中国学生报告的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就长达 13.8 小时,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达 17 小时左右,领跑全球。此后相应统计虽未披露,但公认学生的实际投入有增无减。

新一轮更加严厉的整顿措施能否扭转乾坤,令中小学生真正回归校园?

休克疗法

3 月 20 日,北京中小学依计划开学已三周,而被戏称为「宇宙补习中心」的海淀黄庄却罕有补习活动。位于海淀区知春路的银网中心大楼里,汇聚了多家满足升学考试补习需求的学科类线下教培机构,因疫情停摆了整个寒假,仍迟迟未获准开课,经营如履薄冰。

停课延期的消息最早在家长群引爆。3 月 10 日,来自朝阳区教委要求「继续停止线下培训和集体活动」的文件被频繁转发,随后其他区教委的通知也浮出水面——昌平区教委提到「北京市教委将对学科类、语言类、中考高复读培训机构暂停线下培训进行实地检查」;海淀区教委称 3 月 6 日至 7 日,对全区各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为期两天的全覆盖联合检查。

当天,教育类上市公司普遍大跌。新东方(09901.HK)、好未来(NYSE:TAL)等补习巨头股价跌幅一度超过 10%,市值蒸发数百亿元。

家长们发现,艺术类的培训还可以照常营业。北京市教委解释,此轮行动主要是针对不符合要求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令其整改。

何为不符合要求?3 月 15 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在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培训机构教师没有资质、教育质量不高、超纲超前教学、预付费资金等问题,教育部门将加强监管,接诉即办。

3 月 16 日,各区教委密集传出即将进行上门复课检查、召集从业者开会的事项通知。在一份网传的「检查表」中,此轮监管项目包括办学资质、教师资格、教学培训、收费管理、广告宣传、格式合同、资金监管、安全条件、疫情防控共 8 个大类 29 条标准,涉及教育、工商、消防、卫生、公安等多个部门。北京某 K12(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教培机构 CEO 楚风,向财新记者确认了该「检查表」的真实性。他称,申请复课的机构须经历两轮检查,严格按照表上的标准逐一通过。

「想一次性解决历史累积的所有问题。」楚风观察,此轮监管的严厉程度远胜以往,检查不分重点,标准严格。本次监管的「试探性质」也被反复提及。海淀一家教培机构校长刘伟向财新记者表示,业内倾向于认为北京此次整顿行动意在试探性的政策推进中,对教培行业「明面上的问题」进行打击。

至 3 月下旬,北京多区首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恢复线下教学。3 月 21 日,石景山区第一批 4 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获准恢复线下培训。此前一天,昌平区、怀柔区率先「破冰」——分别恢复了 5 家、9 家学科类培训机构线下培训,而作为教育高地的海淀,还迟迟未见结果。

北京某教培机构负责人向财新记者确认,各区复课确已陆续启动,但进度不明,目前大批线下学科类教培机构仍在逐步开通相关资金监管账户,等待验收程序。「这周部分校区可以开,但要全面(复课)还是很麻烦。」前述负责人称。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此轮监管将成为继 2018 年以来最严整治行动,办学许可证、教学内容、防疫准备、资金审查等方面门槛将继续升高。

一位曾参与北京市教委整治会议的人士向财新记者坦言,这次北京各区教委开会,就是贯彻 2018 年的整治培训机构文件,不同区域的做法也不一样。「这次带有一些试探性。相比过去教委去各个机构督查,现在的要求是每个机构申请,自证清白,管理部门再考虑同意线下开课。」

据北京市教委公开通知,这次整治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教师资质、超纲超前教学、教学质量不高、预付费资金、培训服务合同、未成年人保护。财新记者从相关教培机构核实到,预付费资金监管成为重点,但究竟如何落地,尚在内部讨论。

相比多地早已出台预付款资金专用账户监管,北京地区目前仅在石景山区等小范围试水。「关于资金监管操作上的难题,太复杂了。」一位接近北京市教委人士坦言,如果建立管理系统,需要人力和成本维持运营,但能够运营多久,是否行之有效,是否给管理部门增加累赘,都成为决策者的顾虑。

预付费成为此次复课的关键条件。和此前多家教培机构疫情后资金断流、难以偿债有关,海淀区教委明确,校外培训机构申请线下复课时,必配资金「监管人」。「机构与银行签订监管协议,办学资质、办学标准、师资信息、培训内容等符合要求,才可以复课。」该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说,预付费不是培训机构的收入,机构不能自行提前动用未上课的学费,学生和家长也将享有预付费资金使用「话语权」。

海淀的做法也是目前全国多地预付费监管改革的主流方向,不仅要求单次只能收取不超过三个月的学费,未消耗的课时费用也都要进入固定的监管账户或第三方机构,消耗一课付款一课。

不少教培业人士认为,除非在成本端给教培机构政策支持,否则资金这样监管,机构很难维持日常运营。黑龙江某 K12 教育集团 CEO 元英认为,由于房租等大额超前成本的存在,监管如果只追求从支付端解决问题,教培企业的承压能力还会进一步下降。

另一方面,监管系统落地也有挑战。楚风指出,以课耗为基准的支付方式对各部门的精准配合提出了巨大挑战,家长、老师、机构、银行每一环节都需要无缝对接。不少行业人士表示,即便新系统上线,监管方式也仍以家长举报为主。

北京某中型少儿英语教培负责人向财新记者坦言,2020 年半年没开学,部分家长要求退费,没有进账的同时承担开支:北京办公用地租金每平方米要 10 多块钱,300 平方米的场地,一年的房租费达 100 多万元;员工照常发工资。对一个校区而言,一年不开学净亏损 200 万元。

「由于政府监管而停课与由于疫情导致的停课,在家长看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元英说,因为疫情停课,家长大多可以宽容;但以行业整治为名停课,重点还落在资金监管、证照审查上,绝大部分家长都会先退费观望,等监管过后再重新选择。

「北京一旦开动,各地肯定也会不同程度地跟进。」天津某中型教培机构负责人陈放向财新记者表示,在北京市教委发出整顿声明前,业内就有「北京将会停课半年进行行业整顿」的消息传出,即便目前口径放松,行业也普遍认为尽快集中复课的可能性很小。

尽管首轮已有少数机构复课,但行业焦虑并未缓解。「复课的都是些小机构。」楚风分析,此轮监管对证照的要求极为严格,以前母公司拥有办学许可即可惠及旗下所有校区,与此不同,现在每个教学点都需独立获得办学许可才能逐个复课。对于大中型的机构而言,这样的校区或教学点动辄数十上百个,证照全数合规遥遥无期。「新东方第一批一个都没有复课,(连)头部机构也没办法全开。」楚风称。

楚风说,此轮管控即便监管部门有了「良药」,但一次性解决行业数十年来所有积弊难度很大。

多位业内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经过长达半年的停课,企业的资金储备和心理承受能力都已逼近极限。「对机构来说,现在正是招生的旺季,3 月份错过去,那上半年都错过去了。」楚风表示,已经有不少小机构开始退场,按照现在的政策推进,待 3 月过去,北京恐怕有中型机构倒下。

升级的整顿

部分投资人和教培从业者认为,目前此轮突如其来的整顿并非无迹可寻。2018 年正是教培史上的发展转折点——行业告别黄金扩张期,踏入了前所未有的严整期,管控措施步步趋严,不断迈入高潮。而纵观教培行业的发展轨迹,监管层整顿的思路也在发生变化。

以应试辅导为主的学科类补习,最早诞生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最初由大学生家教充当主力军,提供差异化教育辅导。但由于供给高度分散,市场对优质资源的需求逐步提升,「一对一」教培机构应运而生。2003 年,以「奥数」起家的学而思成立后首创「培优」,专为有奥数竞赛需求的学生服务;以「留学」起家的新东方于 2008 年进入中小学教培领域,旗下优能中学辅导成绩偏弱的学生,进一步巩固现有学校内容。「培优」和「补差」基本代表了当时教培行业的教学路径。

随着校外培训市场的发展,以及优质学校竞争门槛提升,学科竞赛及特长考级成为升学捷径。社会办学机构开始与学校、教师合作,不同规模、种类的补习班大量出现。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祁占勇撰文称,「补习班」概念于 2008 年首次在教育部文件中予以明确,「有偿培训」首次进入政策文本。2010 年以来,政策文本不断重申禁止开设与选拔生源、升学考试挂钩竞赛类补习班,2012 年提出禁止「占坑班」(即部分公立校的培训机构自办或与社会培训机构合办的小学学科培训班)。

在这一阶段,整治重点放在严禁与公立校开办升学相关的补习机构、公立校教师「有偿补课」等方面。校外培训问题只作为教育乱收费、教育均衡发展等问题下的子问题出现,且相关政策文本篇幅较短、表达相对单一,主要由中央政府提出「加强管理」「规范市场」「严禁出现」等意见。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重,也进入决策者视野,「减负」成为新的政策要求。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 2009 年公开表示,目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仍然偏重,减负的根本在于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减负首先最根本的举措,提高教师业务素质,改进教育方法。我们习惯于满堂灌,习惯于让学生长时间做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这让学生感到非常苦恼。」袁贵仁表示,丰富学生课外及校外活动,加强与家长的密切联系;规范办学行为、规范补习机构和教辅市场,这样才能有效地为中小学生减负。

2010 年,中央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其中明确提出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同时强调学校在教育教学各个环节中的减负责任,要求学校减少作业量和考试次数,课堂不得增加课时和提高难度。

然而,由于缺乏课后公共服务等配套政策措施,整治公立校培训机构、提倡减负的行动,事实上助推了校外教培行业的迅速发展。「学生一天 24 小时的总时长是一定的,一个环节时长缩短了,另一个环节的时长必然就会增多,总得有个东西来填补多出来的时间,那么校外培训机构就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说。

此后,校外教培行业进入黄金发展期,教培机构迅速壮大。据中国教育学会《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2016 年中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超过 8000 亿元,参加课外辅导学生规模超过 1.37 亿。

教培行业迅速发展之际,各地监管不到位也带来了乱象,准入门槛低、机构退费、虚假宣传等问题逐渐引发关注。「量变引起质变,教育培训机构发展越来越迅速,管理又不明晰,问题暴露得越来越突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素质教育研究所汪峻说。因此,教育部开始严格审查校外教培机构办学资质,规范行业发展,直至 2018 年进入「最严」整改。

校外教培机构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在教育均衡上的努力。薛二勇分析,学生在校外教培机构补课导致了新的教育不均衡,由于家庭条件的差异,不同学生在参与校外教培机构上也存在差异和分化。

「在教育战线,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各项政策制定要把公平放在重要位置。」2016 年新官上任一年后,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了新的教育指导思想——坚持以共享发展为根本目标,扩大教育公平受益面。在义务教育阶段,推动向高位优质均衡发展。2018 年全国「两会」上,陈宝生提出,解决好教育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各种问题,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中小学生校内校外「减负」仍然被视为重点目标。一场声势浩大的减负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目前已有超过 20 个省市发布「中小学减负方案」或征求意见稿。

但这依旧引发众多家长抵触,原因在于,不少地方的减负方案对学生上学下课、作业量等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要求。以曾引发热议的《重庆市中小学生减负方案》为例,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每天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 1 小时内,初中控制在 1 个半小时;严禁义务教育阶段设立重点班,并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布学生成绩及排名;校外培训机构不得给学生留作业。家长们对此感到无所适从。

此后,公立学校授课难度降低成为普遍现象,但为满足升学考试要求,「超纲作业」却又同时存在,众多孩子学业压力依旧沉重,更依赖课外补习。

北京家长郭青的儿子刚上二年级,并不在人大附小等一流名校就读,只算个「中等学校」。老师上课讲授内容不难,但考试内容「抢跑」,二年级数学作业出现通常四年级才学到的「植树问题」,儿子经常写作业熬到晚上 11 点,谈到上学非常恐惧。「整个小学的环境太糟糕了。」郭青说。而儿子班上绝大多数学生为了「不掉队」,报名了课外补习。

为实现监管层提出的减负目标,公立校排名、作业量、上下课时间等被严格限制的同时,校外培训机构遭到严打。在考试标准难度未降低、评价体系未改变、优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教育减负,一场寒门的灾难」等文章轰动一时,有家长公开向有关部门投诉减负政策。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于 2017 年撰文提示要警惕中国教育走入「拉美化」陷阱,一时被广为传播。王蓉指出,当大量中高收入的家长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学校就成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撰文提出,在减负过程中,中国公立教育「拉美化」现象出现了。

校内推行减负,校外则全面整治教培机构。2018 年初,陈宝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力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件事迟早要做,迟做不如早做,小修不如大修」。他表示,2018 年要出台促进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意见,「使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者,而不是教育秩序的干扰者」。

「杯赛」成为整治的首要内容。2018 年 2 月,教育部、民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课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明确规定,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严禁数学语文等学科类超纲教超前学等「应试」培训行为。民间有名的「四大杯赛」——「迎春杯」「希望杯」「华杯赛」「走美杯」被叫停。

一轮监管新政将整治推向高潮。2018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80 号)》(业内称之为「80 号文件」),其中针对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前培训、超标培训等突出问题提出新要求。例如,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低于 3 平方米,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晚上 8 点 30 分。

其中引发行业最大震荡的一条则为「一次只能收取不超过 3 个月学费」。由于教培机构的发展高度依赖预交学费,该政策直接影响到现金流和续费率,直指行业发展模式。这是监管层首次对教培行业预付款「动刀」,被视为教培史上最严监管政策。这波监管后,大批中小型机构被淘汰。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摸排 40 万所校外培训机构,发现存在问题机构 27.3 万所,整改 24.8 万所,整改完成率达到 90%。这些上了黑名单的机构,普遍存在证照不全、消防不达标、楼层过高、总面积不达标、超前授课等违规办学行为。

「能生存下来的机构其实都是拥抱监管的。」黑龙江某 K12 教育集团 CEO 元英向财新记者坦言,监管的落地确实帮助行业淘汰了一批「不守规矩的玩家」,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政策制定方需要增加管理教培机构的行业经验,优化监管措施。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素质教育研究所汪峻也表示,针对教培机构搞运动式清查用处有限。针对教育部门提到「教培机构扰乱学校教学秩序」,不乏行业人士认为,和旺盛的市场需求有关,企业的违规行为离不开家长的「拍板」。

「把这个事情完全理解成机构为了逐利贩卖焦虑,本身就存在偏见。」元英指出,部分机构对于某些赛道、概念确实存在营销过热的情况,但从全行业来看,「是家长先有需求才有行业,如果不改变市场的供需而只压制行业,那么家长的需求早晚又要找到它能够释放的渠道和方式」。

除了教培机构,民办学校一直被视为满足家长多元化需求的教育供应方。2018 年后,对于民办教育的政策风向也开始转变。据浙江大学原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观察,2018 年之前,政府以发展为目标,规范作为手段,但此后局面急转直下,特别在基础教育领域,限制发展成为政策导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对于在线教育的需求不断扩大,行业发展迅速。2021 年,整治力度相应从线下逐步覆盖至线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年初表示,当前校外线上培训机构普遍通过融资进行资本运营,过于逐利,「一些线上培训机构为了获取客源,不把钱用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刀刃上,在各大媒体上铺天盖地地做广告,营造所有孩子都需要参加培训的氛围,加重家长的焦虑」。

在 202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陈宝生说,整治校外培训机构的重点是整治唯利是图、学科类培训、错误言论、师德失范、虚假广告等行为。他表示,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这个难题破不了,教育的良好生态难以形成」。

不过,多次整顿之后,补习需求依然庞大,校外培训机构营收不断看涨。据天眼查发布的《2020 教育行业发展报告》,十年以来,教育相关企业的总数从 78 万家上升到了 412 万家。2020 年上半年,全国新增 23.5 万家教育相关企业。截至 10 月,2020 年新增教育相关企业 47.6 万家,注销 13.6 万家,净增 34.0 万家,净增企业数量同比 2019 年上涨 22.5%。在线教育更为火爆,超百亿元融资涌入赛道。

教育经费投入仍在大笔增加。据教育部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2019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19 年全国教育经费首次超过 5 万亿元,其中中小学教育经费总计近 3 万亿元,占总经费的六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也突破 4 万亿元大关,占 GDP 比例为 4.04%。2012 年至今,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已连续 7 年保持在 4% 以上。但即便如此,家长还要花巨资购买教培服务。

低线城市的学生被裹挟卷入竞争。据汪峻观察,在四、五线城市,甚至出现了以中高考提分为办学方向的校外全日制培训机构。

政策「失灵」背后

整顿不断加码,学生对补习的依赖却无法消除,背后则是各学段沉重的升学压力。从「幼升小」到「小升初」、中考到高考,在现有招生和选拔规则下,学生和家长主动或被动卷入疯狂的教育「内卷」潮流。

长期以来,根据《义务教育法》等法规,中国的「幼升小」和「小升初」实行就近入学,不属于义务教育的高中入学需要经学业考试,各学校择优录取。而令家长们焦虑的是,只有进入优质高中,才有较大把握获得理想的高考成绩进入好大学,为孩子们的人生前途买下保险,但如果孩子被分配至资质不高的初中,考上重点高中就没有多少胜算。为此,许多家长不惜重金购买学区房,让孩子走出幼儿园后可直接进入优质小学,「赢在起跑线」。

「到小升初,血拼已经开始了。」海淀区一位小学家长称,她的孩子才小学四年级,已开始超前培训奥数、语文和高中难度的英语,目标直指区内由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101 中学、首师大附中、十一学校组成的「海淀六小强」初中部。

2013 年以来,全国「小升初」政策调整,监管层强调应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要求的「就近入学」,杜绝暗箱操作的「择校」。尽管北京「小升初」阶段已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选拔考试,实施摇号派位、就近入学,但一些优质校私下「掐尖」「点招」仍然暗流涌动。所谓「点招」即点名招生,在以人大附中、清华附中为代表的优质中学中盛行多年,上述中学或是拥有对口的「占坑」培训班,提前锁定在「坑班」里历次以奥数为主的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学生;或是通过各种论坛、校园活动等途径吸引学生家长投递简历,选拔招考。

近两年来,教育部门对「点招」封杀力度加大,并于 2019 年关停北京市海淀区水木龙华培训学校,即著名的清华附中的「坑班」。但清华附中等学校仍然拥有面向海淀全区的「点招」名额,只是规则更不透明。「家长之间也在相互打探,看哪所学校有校园开放日这样的活动,哪所学校开放了信息收集的链接,包括机构高端班有没有推优名额。」该海淀区小学家长称。每当名校「收简历」风声出现,常吸引近百名家长在中学门口排队,只为获得一个让孩子被学校看到的机会。

为何「小升初」择校热仍然暗潮汹涌?「都是为了摆脱随机派位,尽量到一所升学率高的中学去。」有家长称。据 2020 年清华北大在北京各区录取不完全统计,海淀区一共录取 479 人,是第二名西城区 212 人的 2 倍多,而丰台仅 17 人,顺义 11 人,大兴、通州、石景山不足 5 人。而海淀区 479 名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中,「海淀六小强」垄断超 90%。然而,通过官方派位进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等强校难度极大。据清华附中 2018 年发布的数据,每年近 1 万名学生通过填志愿来登记入学,最终只录取 40 人。登记入学之外,各「附中」名额往往被教工子女、特长生、点招生占据。

超级名校隐秘而复杂的「掐尖」机制,让家长不得不参与超额的竞争。据财新记者了解,证明学生人品的区三好、市三好奖状,证明英语能力的 PET 证书(剑桥中级考试,相当于高中英语难度),证明数学能力的奥数「杯赛」奖状,几乎成为目标「点招」的学生简历标配。疫情期间考点关闭,北京 PET 考试「一位难求」,家长甚至在厦门、重庆等地抢考位。而多次被叫停的「迎春杯」,又以「数学花园探秘科普活动」等名号卷土重来。

2019 年 6 月,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同步开展招生的「公民统招」政策正式落地,取消了民办学校提前批自主招生的「特权」。这被视为民办教育进一步紧缩,择优招生空间越来越小,但引发多地家长反弹。家长们认为,「公民统招」实施后,民办校摇号派位,进一步剥夺了优秀孩子入读「名校」的机会。

另一方面,即使家长不冲击规则晦暗难度极高的「点招」,要在摇号派位中占得先机,仍然需要投入高昂的择校成本。北京「小升初」实施「锁区」,即公办校基本不再招收外区的学生,民办校也只能分出 15% 的名额给外区学生。为了避免被随机派位到升学率低的「菜中」,「点招」机会极小但中小学实力相对均衡的西城区,成为「移民」热点。

近年来,为了遏制学区房择校热,海淀、东城陆续实施多校划片(一个小区对应多个学校摇号入学),西城区也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全面推行多校划片。但在上述政策影响下,西城、海淀部分优质学校集中地段房源更显「金贵」;西城金融街、德胜门片区内小户型报价普遍超过 17 万元/平方米,且一房难求;而海淀如万柳「蜂鸟家园」等热门学区房,均价高达 19 万元/平方米。

3 月 23 日,海淀区房管局、区市场监管局,来到上地实验学校周边的链家、我爱我家、麦田和中原地产等房产中介门店,检查各家中介机构是否炒作「学区房」概念。北京市住建委制定 2021 年房地产市场执法检查工作安排时,更是将「借学区房等炒作房价」作为今年九大重点工作之一。但多位业内人士指出,优质资源僧多粥少,打压学区房炒作治标不治本。

「小升初」之后,「中考」阶段竞争的激烈程度更甚。数位受访家长称年补习支出超过 5 万元,补习科目涵盖语、数、外、物、化等几乎所有中考选考科目:和小学「提前培优」的动机不同,初中阶段的补习瞄准中考,「拼分」意味更浓,为找到更好的老师讲解「考试套路」「做题技巧」等,不少家长愿意支付超过 500 元/小时的高额培训费。

「海淀区的学生比东城、西城加起来都多,今年海淀区是 1.8 万考生,普高只录 1.2 万人,后面的只能上职高。要进『六小强』高中,排名至少要进前 2000 名。」一名海淀区家长告诉财新记者,「学校是有限的,但是学生在增。」她的女儿还有三个月就要参加中考,课外时间早已被塞得满满当当: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只要和中考相关的科目都得上。周围的同学「基本没有不上补习班的」;不少学生睡眠不足 7 个小时。

和「小升初」相似,北京着力推动中考改革向「均衡化」推进,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校额到校」,即将全市优质高中部分名额,分配至普通公立校,让「弱区」「弱校」初中学生也有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到 2022 年,优质高中校额到校的比例要达到招生计划的 50% 以上。

但家长并不「买账」。「北京初中办学质量悬殊太大,部分孩子通过校额到校进了市重点高中也跟不上。」朝阳区一位家长称。结果是,中考统招部分竞争更为激烈。2020 年,满分 580 分的北京中考,仅城六区 570 分和 570 分以上的人数就高达 1361 人,1 分之差,足以拉开几十上百人差距。在海淀区,学生若考到 564 分,排名已落到 1200 名,只能「擦线」入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普通班。

上海近日发布的中考改革政策,同样提出委属、区属示范性实验性学校 50%–65% 的招生名额用于分配到区、分配到校。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提出,规则变得更不清晰后,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家长往往希望降低风险,有确定性的政策保障,这才造成『公民统招』之后,学区房热高温不退,问题的根源在于中高考是竞争的,竞争的焦点不在考试分数上,就会体现在学区房或者走后门上。」

更为残酷的是,竞争失败者则分流至职业高中。这在众多北京家长看来,是不得已的下下之策。在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比例「大体相当」的政策导向下,2018 年 7 月,北京市西城区爆发了近千名家长拒绝孩子读职高的风波,原因在于西城区当年缩减普高名额,报考的生源当中,必然有数百学生将被分流到职高。尽管国家多次明确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但单一的选拔评价体系让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立判高下」。

「中国是高度筛选型社会,每一步都在筛人。被筛下来,就意味着绝缘,和上一层的优质教育就绝缘了。」王蓉在 2019 年公开表示,「高等教育分化非常严重,普通高中分化非常严重。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五五分成,相当于要把 50% 的孩子筛掉,不让他们去上普通高中。而只有上了高中才能上好的大学,中国是讲究文凭的社会。」

「进入普通高中就是成功,分流至职高的则被认为是竞争失败者。本来分类协调发展是非常好的一个提法,结果实施的时候,(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又变成了优劣之分。」薛二勇说。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看来,教育已经陷入全面的竞争状态。「竞争的精神涉及各个领域,从幼儿园开始上辅导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他在一次基础教育论坛上描述当前教育的困境,「在无所不在的丛林中,每个人必须在每一刻胜出才能胜出。」

焦虑根源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优质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北京和上海,却成了校外培训最疯狂、「内卷」最严重之地。尽管教育水平逐年提高,投入力度增加,但基础学位常年紧缺,师资亟待扩充,家长对优质教育的渴求与日俱增。有观察者认为,这说明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和市场的需求仍不匹配。

北京小学学位已经多年「吃紧」。北京市人大代表、市委常委王宁 2020 年 1 月在北京市「两会」上透露,2020 年北京迎来基础教育的入学高峰,小学入学人数预计在 22 万人左右,而学位缺口大约是 8 万。财新记者梳理后发现,22 万人创下近 10 年来北京小学入学人数的最高峰,较 2019 年入学人数多出近 3.7 万人。北京 2019 年、2018 年、2017 年初中入学人数则分别为 117398 人、100984 人、103263 人,也在逐年增长。5 年后若不调整学位供给,北京中小学学位的缺口总数如何,目前尚无官方数据。

学位紧张的背后,是小学入学人数持续增长。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9 年,北京市小学入学人数 18.3 万人,在校生 94.2 万人;2018 年,北京市小学入学人数 18.4 万人,在校生 91.3 万人;2017 年小学入学人数 15.8 万人,在校生 87.6 万人。

但北京市小学教师人数三年间仅增加 2000 余人。从 2016 年的 59716 人增至 2019 年的 61934 人,师资缺口明显。2016 年《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发布时,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按当时的编制标准,2019 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缺口将达到 2.8 万人。学位、师资、校舍等教育资源将再度稀缺。

随着近年来北京户籍等政策收紧,人才「孔雀东南飞」,公立学校体制内吸引高素质师资力度十分有限。反倒是一些教培机构,重金吸引了诸多「名师」,受到学生追捧。而同样公办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深圳,选择卖力高薪招老师、吸引众多名校毕业生。2019 年 9 月,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开出了近 30 万元的年薪,招募公办高中、初中、小学各学科在编教师约 400 人。龙华区第三外国语学校一名工作人员证实,深圳各个城区公办教师待遇基本持平,该市多区都开出了「25 万 +」年薪招聘事业编制教师,远超当地平均工资水平。此举效果明显,当年深圳相应的教师名录中,就出现了为数不少来自清华北大等一流高校的研究生。

基础学位供给不足,优质资源的获得更为困难,父母们难掩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希冀。在北京等地教育决策者的视野中,拉平各区学校差距,实现教育「大均衡」的意图愈显。

受众对教育资源分配不满早现端倪。2013 年 3 月,据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2013 年中国教育蓝皮书》,超过七成被访者认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之间的办学水平差距比较明显或非常明显;55% 的城市公众对通过教育减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平等的功效抱有正面的和乐观的预期。而对这一说法持否定态度的,比例最高的竟是北京居民。《蓝皮书》分析,这折射出首都居民在严峻的教育不公现实中的焦虑不安。

2014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加快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同时,健全科学、明晰、便利的「小升初」制度。如全面采取免试就近入学方式;地方教育部门和公办、民办学校,不得通过考试选拔学生;今后「小升初」主要采取「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两种方式。

此后,教育部为免试「就近入学」划定时间表,2014 年各重点大城市应制定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到 2015 年,重点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 100% 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 以上的初中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 90% 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到 2017 年,重点大城市 95% 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 95% 以上的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据官方通报,截至 2020 年,北京小学和初中就近入学率均超过 99%。

一些家长提出疑问:平均是否等同于公平?对于有能力和有需求进入优质学校的学生而言,择校的愿望是否不合理?现有教育体制是否有利于不拘一格培育更多创新型人才?把公立学校体制内「均衡」作为长远目标,体制外能否留出相应的选择空间?

事实上,强力推动的教育均衡化之下,家门口的学校差距依旧较大,绝对的平均几乎不可能实现。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公开表示,出现择校、天价学区房等现象,根本原因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今后将推进优质学校学区化管理、集团化办学等举措,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学区制」和「集团化」成为近年来教育部门教改的核心方向,目的在于填补教育资源的低地。学区制管理意在实现区域内平衡,即通过区域内多所学校统筹管理和资源共享,缩小校际差距。集团化办学则着力「以强带弱」,在学区疆域以外,以教育集团为单位,通过名校办分校、名校托管弱校等形式弥补区域间教学水平差异。

「名校办分校」数量不断增加。截至 2016 年 2 月,北京市名校办分校已近 200 所,其中跨区办分校达 120 余所。北京市人大代表、市委常委王宁在前述「两会」上表示,中小学集团化办学 2020 年再增 100 所。但不乏教育学者提出,当前区域内多数学校关起门来办学,学校间多为单纯竞争关系,优质校与薄弱校在经费、师资、设施、生源等方面存在资源争夺现象。

朝阳区陈经纶中学崇实分校初二一位学生家长表示,近些年「名校办分校」在朝阳区越来越多。「最直观的就是原来学校基本都挂了一个总校的名头,生源的确好了一些,但办学质量的提高不是太明显。」她认为,教育资源不均衡,成为家长择校的原因。「我所在的劲松学区周边没什么好学校,现在这个分校也要通过考试择校才能上,基本派位入学的很少,我们所在小学当年 6 个班,就考上了 2 个。」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曾向财新记者提出担忧,如果不加大对薄弱校的投入,很可能换汤不换药,集团内的择校难以消除,只不过形式更为隐蔽。

在公立体制内,「作业减负」「公民统招」「多校划片」「校额到校」等改革措施强推下,有限的优质机会被平均化,升学规则变得更不清晰,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后,如何再寻求优质教育?学生家长的焦虑只增不减。

北京海淀区、西城区被公认是两大教育强区。前者虽在高分段独占鳌头,但区内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后者更侧重于教育均衡。但教育均衡化工作推行相对较好的西城区,却陷入高分段「滑坡」的窘境:2020 年北京高考 700 分以上考生 80 人,其中海淀区 57 人,西城区仅 14 人;高考难度更高的 2019 年,海淀区 700 分以上的高分段学生也有 17 人,而西城区仅 2 人。尽管区内高考整体平均分表现出色,却因高分不足备受质疑。

在王蓉看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政策之间严重不协调。基础教育整天讲均衡、讲减负,而高等教育的筛选性高,分化严重,这是政策的断裂。

「就业等出口端要求竞争,而升学入口端希望不要竞争,怎么可能达到。」聂日明向财新记者表示,我们希望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不竞争,到高中、大学和社会再竞争,这不可能实现。现实是,「战争」不在孩子们之间发生,就会在家长之间发生,而教培机构的出现和扩张,只是呼应了这一庞大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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