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与西方展开制度之争

习近平任内,中国发展模式虽仍在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中,作法与内涵却有了更多转变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 1982 年说,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并由此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到了习近平充满自信的「新时代」,这条中国特色道路,终于面临了与西方的制度之争。

中共崛起后,发展强调学习苏联、实行绝对的社会主义,甚而有针对苏联修正主义(苏修)的批评。到了邓小平开启向市场靠拢的改革开放,中共经过数代领导人建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用模式。19 大后习近平权力定于一尊,成为中共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核心」,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橥中国未来发展方向。

1978 年中共第 11 届三中全会作出实施改革开放的决策,到 1982 年中共第 12 次代表大会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 1987 年中共 13 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对照邓小平多次公开表示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中国共产党从大量借鉴苏联的政治经济经验,正逐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发展道路。

中共 12 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在邓小平口中。1983 年 6 月 18 日,邓小平在与外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 年 6 月 30 日,他在会见日本访客时说:「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此,中共 13 大报告的主题顺理成章确立为「沿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8 年 11 月 15 日,邓小平的著作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波兰文版出版,他在为这部书撰写的「致波兰读者」一文中说:「从中国来说,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经济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快速发展,自信逐渐增加;但与此同时,社会与政治在八九民运后被紧缩空间,原地踏步,这样政左经右的发展模式仍让中共充满自信,宣告要广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2007 年 12 月 3 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表示:「我国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必然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2008 年以降,中国举办奥运、世界博览会,中国都在国力宣传方面下足了功夫。

邓小平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推行政左经右,在经济上改革开放,面向市场;政治上则维持国家控制,以党领政。以中共发展的角度来看,邓小平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他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后代所有中共领导人的发展方向。

然而,什么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7 年 10 月中共 19 大在北京闭幕,大会正式将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冠以「习近平」的名字,并写入党章,2019 年又在全国人大会议写入宪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此奠定习近平在党内的领导权威,以及超越任期制度的核心地位。

习近平任内,中国发展模式虽仍在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中,作法与内涵却有了更多转变。外交上,一改过去「韬光养晦」的准则,大肆宣传其军事实力,推动绝不示弱的「战狼外交」,鼓吹中国已能「平视」西方;内政方面,收紧言论、扩大宣传,强化社会控制,藉打贪腐快速在党内建立习派系;经济则加速开放,但同时巩固党对企业的「指导」地位。

中国的发展方向与西方期待大相迳庭。政大东亚所所长王信贤指出,从邓小平到胡温时代,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经济实力增强,社会控制正在松动,关于「民主」的讨论萌芽,各种公民团体也蓬勃发展,但邓、胡的路径,「在习上台之后,改变了原本发展的轨迹」,同时,习近平走出一条与西方价值相对的中国道路,与美国展开一场价值观与制度之争。

王信贤指出,二次大战时,美苏也存在发展模式之争,在苏联解体后暂时分出高下。中国的发展模式标榜可持续控制社会,但经济维持成长,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吸引力,而中共也乐于在一带一路、疫苗外交等实质方面提供援助。虽然习近平说永不称霸,「但他在跟美国作价值制度之争,非常明显」。

王信贤认为,中国想证明其发展道路与制度的优越性,除了内宣需求,也不讳言有对外输出的期待,但要被其他国家复制目前仍「难度很高」。

中共建党百年被视为中共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党的「新核心」习近平势必要将此刻写入史书。王信贤说:「今年会是一个阶段的总结,也是一个阶段的开始」,而「至今谁有能力、权力与资格作总结?」习近平极有可能会在这个纪念日发表具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会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作总结,其重要程度可能等同中共过去两个历史决议案。

中共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分别为 1945 年 4 月中共第 6 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1981 年 6 月中共第 11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年的「决议」高度评价、并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1981 年的「决议」则确立邓小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王信贤指出,习近平若在建党百年发表重要讲话,起承转合也将经过设计。首先,「宣传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百年来如何克服万难巩固中国现有地位」,其次「突出目前遭遇的问题,在疫情、中美关系等等挑战下,中国必须由习近平领导,才能继续往前走。」

然而,作为毛、邓之后最集中权力的领导人,习近平建构的新时代中国发展模式,仍充满风险。王信贤用「稳而不安」形容当前中国的社会。

政权稳定取决于社会稳定,一昧压抑可能带来更大的反扑,中共对此再清楚不过。王信贤指出,中国近期推出很多针对年轻人的政策,宣传也偏向年轻化,介入课纲,编写诸多思想教材,就是因为受到香港、缅甸青年政治抗争的冲击,希望在形成火苗之前,收编或扑灭。

此外,经济上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趋缓,中美关系也走入「新时代」,中国能否在美国围堵下突围,全面关系著中国未来的发展,中美的价值与制度之争最后一定有个结局,要如何走向结局,会是中国发展模式最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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