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极权下的中国 无处躲藏的监控

有估计说,中国大陆各地的监控摄像头已达 5.6 亿个,14 亿人口中,每 2.5 个公民就对应了 1 个

北京市中心有条街道名为「幸福大街」,去年底某一天,街上出现多名年龄、性别不一的民众排成一列,他们时而蹲低、时而弯腰,以看似怪异的姿势缓缓走在人行道上,为的是躲避来自四面八方的监控镜头。

捕捉到这场行为艺术画面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此前曾于 2017 年在贵州体验了称为「天网工程」的人脸识别系统威力。在当地监控中心人员拍下他的脸部照片后,BBC 记者依计划「潜逃」至车站,结果一踏入售票大厅,警方已通过监控发现他的踪迹,并立刻出现在身旁。全部过程历时不足 7 分钟。

不论是幸福大街或离首都北京市直线距离约 1700 多公里的贵州省,都无法避免笼罩于密布的监控镜头下。有估计说,中国大陆各地的监控摄像头已达 5.6 亿个,14 亿人口中,每 2.5 个公民就对应了 1 个。

中共今年庆祝建党百年前夕,不少分析都聚焦于「逆民主潮流的中共,得以存续百年并持续一党专政」的生存之道,其中一个重点即为通过数字科技监控全民。

旅居美国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说,互联网刚兴起时,它的即时、随机以及传播范围无远弗届等特性,大大提高中共垄断资讯的成本,因此在最初发展阶段,中共有些无所适从,只能试着学习如何管理和控制网络,例如俗称「网络长城」的防火墙。

不过,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受访时表示,中共当局很快就适应了网络生态并且发现,网络对专制政权来说虽然是个麻烦,但其实也很有用处,也就是网络有助于强化和改善统治。中共之后不仅发展出成熟的网络操控术,还进一步向其他威权或半威权国家输出。

此外,中共也充分利用包括监控技术在内的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将这些新技术用于管控社会,称为数字或科技极权主义。

邓聿文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极权统治很大程度和技术的升级有关」。高科技成为中共监控社会极为重要的助力,除了遍布各地的监控摄像头,植入手机的定位系统,也让人逃无可逃。

他进一步分析,北京这次能够成功控制 2019 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也是得益于基于数字监控绵密的社会管控网络。

来自香港的人权律师桑普告诉中央社,在独裁专制国家,控制就是一切,中共唯有不断集权,才能保证江山不变,而科技极权就是习近平大权巩固的重要凭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通过大数据对人流、金流、货物流和资讯流等方面的全面掌控,除了确保政权,也让集权的程度更胜以往。

桑普曾是香港「占中」义务律师团成员,「港区国安法」去年 7 月生效后,为保有言论自由而移居台湾,目前为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

他在访谈中提醒,中共当局正借由「一带一路」计划输出中共的数字极权模式,不可小觑,而实际上数字极权正在全球蔓延,应设法即时纠正。

近年人权状况备受国际质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是中国内部深刻体会数字极权手段之地。国际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19 年 5 月曾公布报告,新疆政府通过一体化作战平台收集民众从身高、宗教信仰到政治倾向等各类型资讯,并根据是否与邻居往来、拒用智能手机或积极替清真寺募款等 30 多种行为来锁定可疑人物。

人权观察表示,一体化作战平台通过结合警方手机上的 App、各检查哨含人脸辨识功能的监视器来追踪手机、身份证与车辆的移动路线及位置,并以此监控民众动态,甚至能追踪用电和加油的情况,借此分析及判定可疑程度;而据调查与统计,一体化作战平台认定可疑的行为,大多与种族或宗教无关。

一体化作战平台还可监控人际关系,当侦测到有人联络新注册的手机号码或国外有亲友时,一体化平台警察端的 App 便会指示警方展开调查。

一体化作战平台之外,北京当局自 2017 年 7 月起也强迫新疆群众在安卓手机安装名为「净网卫士」的 App。净网卫士会封锁特定网站并禁止使用者下载特定软件,以及扫描手机上储存的档案。新疆警方则会在街上随机抽查,被查到未安装净网卫士或未从手机删除政府认定有害内容的使用者会被拘留。

社会信用体系则是中共数字极权的另一环。2014 年,中国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网要(2014-2020 年)」,其中提及要在 2020 年建构一套全国性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奖惩意识来提高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相较于许多已开发国家信用评分系统一般仅用于信贷的金融信用评分,中国政府所提的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资料主要由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等通过监管及服务过程来获得,目的是「规范公共行为」。

社会信用体系与大规模监视系统紧密相连,佐以人脸辨识技术和大数据。除了传统金融违约和欺诈,部分地区也将闯红灯、垃圾分类等行为纳入其中,并给予相应惩罚。

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截至 2019 年 6 月,已有 2682 万人次因失信遭限制购买飞机票、596 万人次因失信被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部分地区的惩戒方式还包括限制失信人的子女入读私立学校以及大学录取等。

虽有支持者认为,社会信用体系有助提升社会诚信与信用,还可助控制金融风险,但实质来说,社会信用评级系统搜集了庞大的个人资讯,政府部分则可轻易获此这些信息,因此不只可以规范市场,更能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人权观察就表示,社会信用体系是中国政府大规模坚控计划中的一部分;旅居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也曾于港媒发文分析,此一以「规训」为中心的「驯化」国民系统,在不使用实质暴力而减低政权正当性之下,可做出相当于暴力镇压、甚至更强大的维稳功能。

幸福大街那场行为艺术构想来自 36 岁的湖北艺术家邓玉峰。他先前多次以创意形式表达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包括 2018 年 4 月在网络黑市买了 30 多万人个人资讯后,在武汉一家博物馆公开展出。邓玉峰说盼借此唤起公众对于数据泄露的重视,但警方却很快关闭了他的展览。

这一次,邓玉峰告诉 BBC,「消失在幸福大街(监控镜头)」的想法让他有一种莫名讽刺感,因此选择了这个地点展开实验。

邓玉峰和他的伙伴可能未如罗冠聪所言的被驯化,但是更多人呢?

BBC 引述这场活场的一名女性参与者说,她的同学对此并不以为然,认为当局为了保护公众安全,民众自然需要让度一分自由权利;而更多的路人则投以怪异眼光,一位长者用嘲弄的语气问,「干什么呢,这些不长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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