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发展权优于人权 中共建党百年不变

尽管中共称人民也「富起来」进而「强起来」了,但中国人的公民权利仍难彰显

1949 年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70 余年后,尽管中共称人民也「富起来」进而「强起来」了,但中国人的公民权利仍难彰显。原是为满足温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依旧主导了官方的人权观,并经常以此为理由压制个人权利、维护统治地位。

在中国某驻外大使馆的官网上,刊登了一篇宣言,指中国对人权问题的基本观点是:「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皆无从谈起。」文中称这样的观点是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得出的结论,中国曾长期遭受侵略,民众认识到「国家不独立,人民的生命安全没有保证,其他一切人权都无从谈起」。

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告诉中央社记者,中共强调生存权发展全是基本人权,比公民权利重要,「这种说法很有迷惑性」,仿佛一个人如果吃不饱、穿不暖,谈选举权是不切实际的;但从人权、法律、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并不成立,言论与信仰自由、选举权等,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冲突。

滕彪说,中共的宣传故意将两者对立起来,但放眼世界,保障人的自由和创新的权利,反而有助于经济发展。全世界经济发展好的国家,除了少数石油国家,都是保障人权、选举权的民主国家。

此外,中国义正词严的「生存权、发展权」也充满疑问。计划生育造成许多人伦悲剧之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政治腐败、环境破坏和贫富巨大差距也让人不能忽视。

滕彪认为,这些都表明,缺乏公民基本权利的经济发展是非常畸形的,中国不是一个能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这和公民没有选举权、没有言论自由都有关系。

2015 年底,记者曾经走访上海最多穆斯林聚会的沪西清真寺,和寺方人员聊到中国穆斯林的信仰状况。在提及如何看待新疆穆斯林遭受官方许多的限制与打压时,他们并没有首先展现出对这些普世「弟兄姐妹」的同情,而是立刻表示,「按照我们国家的说法,这是有境外势力(指疆独)的作用,是政治问题。」

维护中国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往往成为统治者限制信仰等公民权的一种借口,特别是用于对付「境外敌对势力」或者指控对方危害国家安全时,在这种逻辑下,哪怕是推动环保、动物权和女权的非政府组织(NGO),只要是接受了国外的资金,都有可能被官方指为有「颜色革命」的企图。

除了新疆的例子,中国基督徒的处境也日趋艰难,一切都必须在党国控制中。2019 年底,敢于在信仰中关怀时政的四川成都秋雨教会牧师王怡就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重判 9 年。

中共领导人口中的「中国人民强起来了」背后,是公民权的不彰,中产阶级或更更富裕的人一旦经济许可,多半会希望办移民。他们自认掌握了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却很清楚自己缺少法治公平的安全感,而那个让国家强大的党,同时也是可以夺去他们一切的党。

王怡、维权律师高智晟这些人,甚至连「国家强盛的代价」都称不上,因为国家的生存发展并不需要牺牲这些人,他们只是极权下的牺牲者,其他中国人也难以为他们发声。

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介民受访时说,西方的人权理论从第一代进入第三代,都是以个体为根基,到第三代再突出追求环境权等集体权利,但中国的人权脉络不一样。中共的法权概念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出来的,反对西方以个人公民权利为基础、中产阶级发展出来的人权观念。

外界经常议论的是,何以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和富人,却不似欧美国家,这些人会起身争取更多政治上、社会上的权利?

吴介民说,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西方的中产阶级在 19 世纪形成,是在原有封建社会之外新生长出的阶级。这些新兴的阶级力量,一定是用新的人权观念去要求改革,要求国家让步,争取参政权、财产权等。

但是中国在过去 40 年生长出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群人还是依附在党国体制下。很多在国营或类国营企业上班的中产阶级,都高度依赖国家的政策和资源,企业中也都有党支部,整个党国体制是深入到经济生活当中。

以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前阵子又入狱的企业家孙大午等人遭遇来看,吴介民说:「直到今天,就算你富可敌国,国家说要把你拿掉就拿掉。大的民营企业家、资本家都不安全。」

在高科技极权之下,中国的任何抗争活动只要一有苗头就被打压。吴介民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已经第 9 年了,比之前胡锦涛掌权时期更高压管控社会,教育系统也更加党化管理,「所以,它没有发展出要求人权、民权的中产阶级,是很正常的。」

上述的分析,也是让吴介民认为,中国很难模仿台湾从 1980 年代以来民主发展道路的原因。

当前的国际局势,欧美「抗中」氛围浓厚,这是否反而给了北京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借口,以「中国要生存权、发展权」为由强化极权管理?

滕彪说,中国人民应该去思索「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当中国官方学者及媒体刻意强调美国对中国是「老大对崛起老二的打压」时,应当看见背后其实是双方价值观方面的冲突,特别是香港、新疆等政治与人权议题上对中国治理手段的不满。

中国强迫外企技术转让、对国外媒体和大学渗透、甚至在泰国绑架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等于在海外侵犯人权,欧美对中国的不满并非一天两天之事。

滕彪说:「美国也的确曾因为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地位而打压他们,但和对中国的打压完全不是同一种。围堵中国的原因是在中国,是累积的、综合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纯粹要限制打压中国的生存发展。」

习近平 2012 年底上台后,陆续对律师、网络、记者、大学、教会都进行更强力的打压或管制,同时加强自我宣传。滕彪坦言,这个趋势持续的话,的确会让多数中国人没有机会觉醒,不会对自由民主有更多需求,进而觉得「中国模式」是好的;已经觉醒的人则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在中共的高科技极权下,反抗者很难连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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