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共举国体制无往不利

至于是好事还是坏事,自然由党、甚至领导人决定

共产主义在 20 世纪兴起后,在前苏联、东欧、亚洲等地曾有逾半世纪的实验。结果,「共产」的目标,无一成功。但建党百年的中共,却把便于统治的「举国体制」,建立得十分成功。

这项「举国体制」的精髓,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至于办什么事,说穿了,就是「党想办的事」。要是中共处于权力独尊的阶段,例如 2021 年的现在,甚至可说是「领导人想办的事」。至于是好事还是坏事,自然由党、甚至领导人决定。

而在中共即将迎接建党百年的时刻,这个「举国体制」适时送上的大礼,就是「防疫」,而且显然能让中共自弹自唱、自得其乐地传诵许多年。

因为,这份大礼,让中共这个看似强悍、骨子里有如惊弓之鸟的统治集团,产生莫名的自信。而这份自信,甚至能感染到中共治下为数可观的人民。

如今,不少中国民众认为,疫情虽然从中国爆发,但中国是「第一个成功控制疫情的国家」,言谈中充满了自信,早已忘记了疫情爆发时的恐慌与痛苦。

在「举国体制」下,中共使出各种软硬明暗的手段,多路齐发,在其他国家疫情数度失控的情况下,对比鲜明地强力压制了疫情,让中国从 2019 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发源地的难堪处境,摇身一变,成了自己口中、乃至于一些国家眼中的「防疫模范」。

建立牢固的「举国体制」,有两项要素必不可少。一是强大的社会控制力,二是强大的宣传控制力。而这两项要素,在中国大地上执政了近 72 年的中共,全部都有,而且不因时光久远而退化,反而愈加强大。而用在疫情防控上,可说是相得益彰。

众所周知,中共对中国的统治,建立在政府、军队、学校、社会各角落的组织性控制。只要有主管,就要有相对应的党官。而且「以党领政」,同级党官永远高于单位主管。小自社区、农村,大至国家,莫不如此。

再加上 70 多年来,中共强力遂行自身意志采取的高压手段,造成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对中共党组织的屈从。而这种屈从的根源,没有太多的「敬」,却充满了「畏」。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犹记得 2020 年 1 月 COVID-19 疫情从武汉爆发初期,在总书记习近平拍板下,武汉展开了历史上规模罕见、以牺牲人身自由、窒息经济活动为代价,并强制数百万市民全面接受核酸检测的封城行动,历经 2 个半月才结束。

虽然代价高昂,产生了聚众核酸检测可能爆发感染的风险,甚至到了部分居民出不了门买菜、无饭可吃的地步,带来了空前的民怨和质疑。然而,这却让武汉乃至于湖北省,成功地摆脱了疫情中心的阴影,让外界既咋舌,也刮目相看。

此后,中国各省区、各城市、各农村有样学样,一有疫情,各种形式、强度不一的封城,加上强制所有人接受核酸检测,成为中国固定的防疫模式,更成为中共对外标榜的题材。

香港政治评论员刘锐绍观察,封城这种极端防疫手段,也曾被不少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但宏观来看,中共「举国体制」特有的强大控制力和铁腕执行力,在中国这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在封城的防疫成果上的确让西方国家难望项背。然而,这种控制力和执行力有没有制度的规范,就另当别论了。

不可否认,中共的威权体制,在疫情的阻隔上,取得了相当程度的作用。然而,如果只有强大的社会控制力,虽然能让人口服,但无法让人心服。要让人心服,就得靠另一项法宝——强大的宣传控制力。

宣传力,正是中共建政近 72 年来,乃至于建党百年来,让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中外竞争对手,难望项背的。

这种强大的宣传控制力,来自于中共掌握著中国自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管道与资源,既能压制源头流出不利信息,也能箝制媒体报道不利信息,更能管制民众传播不利信息。这种高压作法,让民众及任何民间组织,根本难以产生有效的监督力量。

除了控制信息流通,中共的宣传技巧,更令中外对手瞠目结舌,自叹弗如,这让中共在面对任何民意危机时,总能转危为安,可说无往不利。

这份技巧在于,利用强力的社会管制、精细的信息筛选,以及巧妙的宣传和对照手法,把「坏事说成好事」。

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中国民众对疫情初期的防控不力、官方试图掩盖信息,以及粗糙的封城政策,曾有过许多抱怨。然而,经验丰富的中共,却立刻使出「一方有难,八方来援」的手法,动员外省人力及物资驰援,先让民众产生「放心,你并不孤单」的心理。

紧接着,官方控制的媒体,刻意选择了防疫一线的医生、护士、共军官兵、警察、清洁队员的众多「小故事」,搭配全国各地受宣传感召,不是画卡片就是自拍加油短片的小朋友,大肆宣传,硬是把残酷的场面,塑造成一片温馨感人。

最后,官媒一哄而上,把防疫成功的荣耀,归给标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以及以他为核心、作出正确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再搭配诸如钟南山等精心塑造的防疫专家接受表扬,并适时对疫情发展作出指导,让民众有了「舵手领航、专家导航、小人物围绕着大核心」的集体心理。

这看在前中共解放军军官、海外中国民运人士李晓明眼中,有着几分无奈。

李晓明认为,这样的「举国体制」,如今准确地说,是「习近平意志」的体现,客观上的确使防疫奏效,更让中国民众基于塑造出的满足感和自豪感,转而坚信习近平与党的「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是民主国家在制度上难以做到、且难以想象的。

当然,中共能够成功地用「举国体制」执行防疫且取得成果,甚至成为向人民炫耀「制度自信」的资本,还有两项外在因素不能忽略。一是科技、二是欧美的防疫不力。

在科技上,中共利用彻底掌握网络平台控制权的基础,进一步套取个人资讯,强行设计并推动「红、黄、绿」灯号的「健康码」系统。利用民众的居住地、就医纪录及行踪,决定民众能否进入公共场所,或离开居住地。

如今,「健康码」是中国民众手机里的必备程序,甚至有「宁可不带身份证,也要带着健康码」之说。但重要的是,中共既能借此管制健康疑虑者的流动,便于追踪管理,奠定了防疫的成果;它的更大附加价值,在于其掌握人民行踪的能力,借由「健康码」更上了一层楼。

同一时间,欧美国家的防疫失败,让中共在对人民的宣传效果上,也上了一层楼。因为,这些长年戴上「敌对势力」帽子的欧美国家,顿时成了中共最好的「对照组」,让自认在国际舆论场老挨打的中共,趁机反败为胜,成为「把坏事说成好事」的重要谈资。

美国就是中共曾经选定的对照组。有很长一段时间,央视每晚的新闻联播,除了总会播报全球染疫数字外,还会刻意报出美国一度飙高的染疫及死亡数字,以凸显自己的防疫成绩。

就这样,中共靠着举国体制、现代科技及欧美的防疫失误,不但成功地执行了「大内宣」,把「中国防疫全球第一」植入中国民众的认知。进而有余力「大外宣」,向全球宣传中国的防疫经验,顺便奚落欧美国家。交替运用,相得益彰。

也因此,在资讯获得不充分的多数中国民众心中,中共的「制度优势」油然而生。他们的认知大致是:中共的问题不少,但在疫情这种大事上「还是要共产党才有办法」,而「民主国家就是没办法」。

但刘锐绍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为例,直指「举国体制」并不一定是防疫成功的保证。

刘锐绍指出,香港在防疫上,并没有采用中国的「举国体制」,却也达到了本土病例多日归零的成效。这靠的是当年 SARS、禽流感疫情带来的警惕与经验、专业有素质的医护人员,以及民众在英治时期养成的良好自律性。

他强调,相形之下,港府的举措反而令民众疑惑,反而更提高了民众的警觉心,知道港府「靠不住」。在没有「举国体制」下,香港的防疫仍能在波折中创下佳绩。

尽管如此,中共仍然坚信「举国体制」的妙用,如今运用到了疫苗接种上。

在举国体制下,中国的 COVID-19 疫苗可说是「边打边认证」,完成认证前就先靠着体制的力量试打乃至于普打,甚至对机构职员半强迫施打。靠着这种体制,中国在 6 月中旬已经注射了逾 9 亿剂疫苗,数量高居全球之冠。

中共迎接建党百年,不缺献礼。诸如「全面脱贫,迈入小康社会」,这是典型的「举国体制」成果,也是从头到尾都当成「好事」的成果。至于防疫,开始是出乎意料的,如今却也在「举国体制」下「转坏事为好事」,不失时机地成了献礼。

只要是献礼,中共总是会传唱下去,也许能唱到下一个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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