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工作奏起主旋律 笔杆子画出建党百年路

宣传系统在中共党组织中的地位和军事系统一样重要

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同时被另一支名为「宣传」的「笔杆子」支撑著。从建党之初,一步一步借由宣传打造意识形态,为中共往后百年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加上中国控制 2019 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有成,为着力宣传党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肩负宣传重任的中共中宣部自然成了这波带动主旋律的核心要角。

从党为中心向外扩散,以至于在全中国掀起大规模学习党史运动,并修订、出版了全新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作为官方指定学习材料;此外,打造「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借由旅游重回与中共党史有关的故地,用历史文化唤起中国人民忠党爱国之心。

另一方面,超过 10 部,从方方面面赞颂中共「丰功伟业」的「主旋律」电影、电视剧将接力上映,其中更有多部定档在中共建党日 7 月 1 日,「为党祝寿」意图明显。

这一连串的手段都再再展示出,在这历史风尖浪头的时刻,如何用手上的工具,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成了宣传的主旋律。

流亡美国的 30 多年的中国作家苏晓康接受中央社采访时形容,宣传系统在中共党组织中的地位和军事系统一样重要。中共 1949 年建国初期,为了维持稳定,毛泽东极为仰赖「枪杆子」与「笔杆子」两者。枪杆子是指军队,也就是国防部;笔杆子则是意识形态,当然就是中宣部。

谈起中共的宣传方式核心,苏晓康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式政党,其中一个主要特点是借由封闭的意识形态,确立集体共有的意识与价值。而在毛泽东手上,这套意识形态就等同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借由造神的手段打造领袖至上的威权统治,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围绕着领袖的个人魅力、思想而展开。

苏晓康指出,在当时的国际共产社会中,首先将领袖个人的思想化做意识形态并加以宣传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毛泽东反而是在 1949 年之后,逐步学习斯大林的这一个手段,并且「发扬光大」。

此外,在这样的「大内宣」之下,自然会有许多的「标兵」成为牢固这套论述的配角,在当时时空之下被宣传系统看上,最有名的一个莫过于是「雷锋」。

1962 年,年仅 22 岁的解放军士兵雷锋,在营区发生车祸事故而丧生。而据军方发布,在雷锋死后,他的日记被翻了出来,字里行间满是对毛泽东的崇敬与爱戴,言必称毛主席,「学习毛主席」、「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堪称表率且令人「为之动容」。

雷锋的公祭不但办得风光,雷锋的故事也随着宣传系统渗入军队、教育及社会各阶层。隔年 3 月 5 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更把雷锋精神推向高潮,雷锋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塑造成党员革命象征与模范。

只不过,在这样集体造神的运动背后,雷锋日记的真伪也在后世一直受到质疑与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雷锋只是一个被宣传系统选上的棋子罢了。

苏晓康认为,毛时代为意识形态宣传奠下基础,靠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等人。

据他的观察,中共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就印证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卡里斯玛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即为「对某一个人神圣、英雄或出类拔萃之非凡特质,及其彰显出的行为模式之遵从」,并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的权力。

然而这样的体系随着极具个人魅力的毛泽东逝世后,出现了空缺,接替而上的人难以再次复制,这套毛氏建立的封闭型意识形态虽然仍以各式文宣存在中国的社会之中,但终究缺乏核心的精神。

只不过,在中共建党百年以来对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倒也不是始终牢牢握在手中,在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重新上台直至六四之前,苏晓康认为这约莫 10 年的时间,是中共史上最为自由的一段时间。

苏晓康指出,最大的原因在于邓小平不像毛泽东一样,可以建立一套强而有力的思想与论述,此外他在党内面对陈云等人的挑战。

他说,那段时期邓小平几乎是放弃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外开放,于此同时,赵紫阳时期停止对文艺作品的审查,党放宽对媒体的管制,中央电视台自负盈亏,因此许多过去与未来不可能播出的作品,也在那时候诞生。

苏晓康以自己于 1988 年参与制作的央视纪录片「河殇」为例,当时第一集「寻梦」的样片出来时,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当时也不认为这样的内容会通过审查」,然而后来在审片会议上,这部受到了央视内的相关人员、文化界的巨擘支持,最后就在这样的情况,「河殇」得以在央视播出。

然而好日子并未持续太久,这部作品在 1989 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反而被贴上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反革命」的标签,开始受到大力的抨击,并被禁播,苏晓康与王鲁湘两名总撰搞人也被官方点名。后来在学运期间上街支持学生的苏晓康流亡美国、王鲁湘则遭判刑 9 个月。

「中国确实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而且在当时的时空下,也才能有好的创作。」他说。

苏晓康观察,近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整体宣传手段上,又有一些回到过去的既视感。

他说,习近平的宣传手段,在主管文宣系统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手下运作,除了持续握紧江泽民、胡锦涛以来的爱国论述与民族情绪,更将其推向一个高峰;此外,同样是理论学者出身的王沪宁,有意学习陈伯达、胡乔木等人的手段,凝聚属于习时代的意识形态。

只是,虽然从国内外的理论学说中寻求支撑,然而「连语言都很缺乏,有种为倒退回文革铺路的样子」。

除了大内宣之外,在国际上「说好中国故事」的大外宣体系,近年也接连遭遇挫败。习近平日前要求,对外宣传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形象,随后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也向中央政治局讲解此议题,被解读为中国「战狼」外宣风格可能转向。

苏晓康说,张维为「献策」多少透露出整体宣传的方向与手段应该改变,然而若没有建构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一样只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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