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g-7s-global-tax-deal-faces-a-china-test-11623241054

G7 全球税率协议面临中国考验

G7 最低税计划可能给中国送上大礼

七大工业国(Group of Seven, 简称 G7)寻求为大公司制定最低全球税率,这为实现美国和中国的目标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不过,中国对该提案的支持并非板上钉钉。

预计这些提议将被列入下个月二十国集团(Group of 20, 简称 G20)部长级会议的议程。G20 是一个由共识驱动的组织,中国也在其中。根据这些提议,各国将同意调整法规,根据运营地点对大公司征税,并设定新的门槛,包括 15% 的最低税率。

该协议对中国税收体系的直接影响似乎微乎其微,中国的公司税率已经高于提议的门槛,并且中国国内也加强了对税收规定的执行。全球税收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对以低税率著称的金融中心香港以及赌城澳门产生更大影响。香港和澳门都是中国领土。

这项由拜登(Joe Biden)政府推动的协议达成之际,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有着自己的优先事项清单,首先是取消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总统期间征收的贸易关税。不过,虽然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寻求让美国作出让步以换取中方的支持,但中国历来支持国际税收倡议,也许不太可能阻止一项已经得到其他主要经济体支持的措施。

如果 G7 的税收提议能在 G20 赢得广泛支持,将会产生更大影响。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在 G20 中都拥有强大的话语权。

这项税收协议将是对中国政府达成国际共识承诺的一次考验,此前数月中国一直在进行外交努力,旨在鼓励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 G20 等平台制定政策。中国批评了其所认为的单边决策趋势和西方国家试图对北京方面发号施令的做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高外交政策助手杨洁篪 3 月份曾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中国不会遵循「一小部分国家所鼓吹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虽然杨洁篪这一言论似乎主要是回应西方对中国人权政策的批评,不过中国政府也已多次要求在重大治理决策中获得一席之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回避了关于上述税收提议益处的提问。但他表示,中国对有机会在 G20 内部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表示欢迎,这符合中国秉持的多边主义精神。

汪文斌表示:「我们支持按照 G20 的授权,在多边框架内推动 2021 年中期就方案达成共识。」

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的中国贸易和法律专家高树超(Henry Gao)称,鉴于中国过去支持全球加强税收治理的努力,中方有可能会支持 G7 的提议。他回忆起几年前,中国政府批评特朗普(Donald J. Trump)政府的减税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目的是利用税收吸引投资流入美国。

2017 年,包括中国在内的 70 多个国家签署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 OECD)推动的一个税收条约公约。中国银行业收紧了对储户的情况调查规定,近些年要求美国公民上报获得的存款利息,这是与美国税务部门达成协议的结果。

而且与美国一样,中国也有一些拥有全球抱负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如果没有 G7 的税收协议,这些公司在欧洲可能面临新的数字税。

中国本身还算不上是现在国际监管机构所瞄准的那种避税天堂,25% 的企业所得税率和其他费用可能使在中国营商成本很高。但是中国的香港和澳门自行制定税收规则,采取较低的税率,而且很多中资公司在加勒比等地区的避税天堂注册。

据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对中国政策的概述,在中国,对于「国家鼓励类行业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包括某些科技企业,可享受 15% 的较低企业所得税率。普华永道还指出,一些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可享有免税期和其他优惠。

总的来说,中国的税负较高。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对各国存在的商业挑战开展的一项评估,在中国,企业缴纳的税费与其利润之比估计超过 59%,而美国为 36%。中国官员已批评了世界银行的评估方法。

中国政府在全球税务处理方面的立场因香港而变得复杂。香港作为一座商业中心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税率低、税基狭窄,这对中国公司及跨国企业来说是一种诱惑。

据世界银行测算,在香港,公司缴纳的税费与利润之比仅为 22%。据普华永道的信息,香港对公司的首 25.5 万美元利润征收 8.25% 的利得税,对余下利润征收 16.5% 的利得税。

虽然香港的基本税率远高于 G7 提出的上述最低税率,但该城市也被视为一大国际离岸银行业务中心,因为那里有大批律师、会计师和顾问专门负责帮助公司降低税负。

在总部位于伦敦的税收正义联盟(Tax Justice Network)发布的跨国公司避税天堂全球排行榜上,香港位列第七,排在泽西岛、新加坡和爱尔兰等地之前。中国在该榜单中排名第 19 位,排在第 18 位的是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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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最低税计划可能给中国送上大礼

从拜登政府就任伊始,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就一直倡导对企业实行全球最低税。尽管美国的立场已从要求 21% 的税率(这与将美国现行的 21% 公司税提高到 25% 至 28% 之间的目标有关)有所放软,但它确实争取到七国集团(G7)财长们就至少 15% 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达成一致。耶伦财长在称赞此举时表示:「这一全球最低税将结束公司税方面的逐底竞争,为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确保公平。」

很难争辩说企业不应该为其利润缴纳「公平份额」的税。但全球最低税引发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问题。

先说政治。在美国获得批准的难度可能很大。经合组织(OECD)估计,最低税每年可带来额外税收多达 500 亿至 80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成功的美国公司。美国财政部获得的税收收入将是上述总额的一部分,但与拜登政府提议的大幅支出扩张相比很小。如果未能获得美国立法机构的批准,其他国家的政府会否动用自己的政治成本来达成一项可能转瞬即逝的协议?即使协议取得成功,它会否拱手送给中国一个竞争胜利?作为 G7 或经合组织提议的非当事方,中国难道不能同时利用税率和补贴,来吸引更多投资到中国?

在经济方面,全球最低税在两个领域引发更敏感的问题。首先是税基的设计。第二个领域涉及政策制定者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以及新的最低税是否是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

如果不能就税基是什么达成一致,15% 的税率并不是特别有用。特别是在拥有许多利润丰厚的科技公司的美国,人们应该产生担忧,即各国将使用特殊税收和补贴来实际上瞄准某些行业。自 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将 GILTI(全球无形低税收入)条款载入法律以来,美国已经有了某个版本的针对海外利润的最低税。拜登政府希望利用新的全球最低税来提高 GILTI 税率并扩大税基——具体做法是取消对海外工厂和设备投资的 GILTI 扣除。

要使 15% 的最低税率有意义,各国将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税基。新的最低税的目标想必是限制公司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司法管辖区的利益,而不是扭曲公司的投资地点。全球最低税与拜登政府倡导的广泛税基相结合,可能会减少跨境投资,降低大型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

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是由谁承担税收负担?我在前文指出,与 G7 国家政府的支出水平相比,预计的新增税收收入将会很小。在另一方面,根据谁承担税收负担的当代经济观念,缴纳更多税款的不是公司,而是工人和广义的资本所有者。

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实现耶伦和她的 G7 财长同僚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首先,各国可以允许将投资全部计为费用。这种方法将使税收制度从公司所得税转向现金流税,后者长期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经此修改,最低税不会扭曲新的投资决策。它还会把税收负担推到经济租金——超出正常资本回报的利润——上,从而更好地达到 G7 的明显目标,即从最赚钱的大公司那里获得更多税收收入。而且这样的制度将会更易于实施,因为跨国公司不需要为跟踪不同国家随时间推移的可扣除投资成本而设置不同的方式。

在最终导致 2017 年美国税法变更的辩论中,国会曾考虑这个理念的一个版本,即一种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就像增值税一样,它将根据在特定国家境内的现金流对公司利润征税。这项改革(当时由于各方对边境调整的政治意愿不足而落空)将会限制不利于投资的税收偏见,促进税收公平。

回到数字上:公共支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较高(就像拜登政府提议的那样)的国家,主要通过增值税——而非传统的公司所得税——为其提供资金。一个更好的全球税收体系是可能的,但它始于「不要 GILTI」的认定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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