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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基金难以实现利润目标

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的高管们抱怨,其投资决策受到政策掣肘,影响了他们所管理的这些基金的投资回报

中国政府投资的共管理着近 9000 亿美元资产的科技基金的高管们表示,这些基金正面临难以实现盈利目标的问题,因为资金被那些无法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对投资者也没有吸引力的企业套牢。

「私募股权基金的传统退出策略并不适合我们。」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Zhongyuan Science Innovation Venture Capital)的一位高管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该基金是是河南省一家国家投资的投资基金。

这位不愿具名的高管补充称:「我们的投资决策更多地是出于政策考虑,而非遵循市场原则。」

自 2015 年成立以来,中原科创投资的企业有三分之二令其投资无法退出。中原科创在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投资了十多家创业型企业。

这些企业中有农业机械制造商,也有社交媒体网站,其中很多都只是勉强维持。因此,中原科创不太可能赶在 12 月的最后期限前退出投资(其最长投资时限为 6 年)。

像中原科创这样可能无法按时退出投资的中国政府引导基金(GGF)有上千只。随着与美国的较量使得中国日益难以获得西方技术,中国政府正在扶植自主创新,政府引导基金就是其中最重大的努力之一,它的运作方式与私募股权基金类似。

然而,随着政府引导基金的政策导向投资战略同基于市场的业绩目标发生冲突,这种基金已受到检视。

位于香港的 Orient Capital Research 的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表示:「政府引导基金将面临真正的清算。」

虽然中国的政府引导基金出现于本世纪初,但直到 2014 年才开始蓬勃发展,当时中国国务院宣布了积极扩张该行业的计划,以解决科技创业型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

发展政府引导基金的本意是为了让它取代直接的政府补贴。中国政府从 2010 年代中期开始限制政府直接补贴,当时这种做法因效率低下和破坏公平竞争而受到压力。

于是政府引导基金数量激增,其资金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希望这些基金能够打造龙头企业。

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清科(Zero2 IPO)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中国共有 1877 家政府引导基金,管理着总计 5.7 万亿元人民币(合 8920 亿美元)的资产。10 年前有 71 家这样的基金,管理着 830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政府引导基金是中国私募股权行业规模最大、最活跃的参与者之一。」北京一家政府引导基金的高管李磊(音译)表示,「没人能与政府的资源相匹敌。」

投资热确实给一些本土企业带来了生机。蔚来汽车(Nio)是一家一度陷入困境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自去年 4 月从三家政府引导基金获得 70 亿元人民币投资后,这家公司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随着蔚来报告销售额激增,这家在纽约上市的汽车公司的股价自去年 4 月以来已上涨 10 倍以上。

然而,在押对蔚来之前,中国的政府引导基金有过无数笔失败的投资。公开资料显示,在这些基金投资已满 6 年的企业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令基金实现了退出。这令许多生命已接近尾声的政府引导基金面临压力,因为它们难以按时实现退出。

与私募股权基金一样,大多数政府引导基金都设定了固定的投资期限,以便将资金重新配置到新的投资项目上。

「由于我们的商业模式有缺陷,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快速解决这个问题。」李磊说。她的基金需要最迟在今年 12 月退出对 7 家公司的投资。

导致无法按时退出的部分原因是糟糕的投资决策。大多数政府引导基金,尤其是那些由地方政府提供资金的,在配置资金时面临地理和行业限制。这些限制更多是由政策优先级、而非商业逻辑驱动,并导致了大量表现不佳的投资。

李磊表示,她所在的由北京市政府投资的这只基金,肩负的主要任务是将至少 70% 的资金投资于北京的特种化学品和尖端制造企业,而这些产业在北京并不发达。

「为了达到那个比例,我们不得不投资不够格的公司,」李磊说,「这就会影响投资结果。」

为了改善表现,许多政府引导基金改变了以创业型企业为导向的投资策略,转而聚焦于正在寻求 IPO 的成熟公司——IPO 是私募股权基金的传统退出渠道。

然而,中国政府今年收紧股票上市审批以保护投资者的决定,损害了上述转向的效果。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头 4 个月,沪深交易所近一半的 IPO 申请未能进行下去。

总部位于浙江省的一只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经理王志(音译)表示:「由于监管收紧,我们已经放弃了通过 IPO 退出的希望。」

由于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而且退出期限越来越近,一些政府引导基金已决定以低于预期的获利、甚至亏本退出投资。今年 4 月,王志的基金出售了其 5 年前购买的一家本土机床厂的股权,获得 20% 的收益——以行业标准衡量,这是一个较低的回报。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政策目标,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他说,「我们不是一家基于市场、只关心投资回报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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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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