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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创新的新优势

中国正在实现全球竞争力的新水平,这要归功于中国人民对创新的高度顺应能力

中国经济的未来有赖于创新,中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过去不见得都是如此。

过去半个世纪在中国发展出的制造业奇迹,让大约七亿人脱离了极度贫穷(或是自行努力脱离贫穷),但那并不是由创新驱动的。相反地,背后主要的驱动力量,也许可称为蛮力模仿(brute-force imitation)。战后婴儿潮带来几亿名充满企图心的劳工,中国凭借这些供应似乎永无止境的便宜劳力,致力生产其他国家的创新产品。短短一、二十年间,这个错过工业革命的国家,因为这些努力,而得以吸收到全球最现代的制造业进步做法。很恰当地,中国赢得全球仿冒国(global copycat)的名声。

现在,时代正在改变。中国的婴儿潮世代正由千禧世代取代,后者出生在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下,这项政策正式开始于 1979 年,希望让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水平(replacement level)。这项政策确实奏效,但也造成新的人口现实:目前中国正在兴起的千禧世代和 Z 世代劳动力,并不足以补充不断流失的婴儿潮世代。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30 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比 2015 年减少 8,100 万人;而在 2030 年后,预计劳动人口每年平均减少 760 万人。这会有深远的影响。较年轻劳动人口缩减,中国若是希望成长,并且支持不断老化的人口,就不能再仰赖模仿。中国必须改为依靠创新。

中国突飞猛进的创新表现

但中国是否能够创新?相较于已经以创新来打造经济几十年的已开发国家,中国能否在全球层次和它们竞争?许多观察家对此相当怀疑。

他们指出,近年来,西方持续产出大量的创新和创新人士,而中国相形见绌。2014 年 3 月,《哈佛商业评论》曾刊出由瑞吉娜・艾布拉米(Regina M. Abrami)、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沃伦・麦克法兰(F. Warren McFarlan)所撰的《中国为何无法创新?》(Why China Can't Innovate),这篇文章表达传统认定的见解。当时,这些作者的论点扎实,也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但现在,全球最快到达十亿美元估值的新创公司,有许多是以中国为大本营。

这很惊人,因为中国在 2020 年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仅位列第 14 名。显然,有某些因素推升这些中国企业一飞冲天,但我们用来评估创新的指标,漏掉了这些因素。

我们往往专注在那些产生重大新构想的人和企业,也就是深具魅力的英雄人物,他们勇敢无畏,而且思想灵活。根据这个标准,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表现很突出。但在过去五年间,世界各大强权之间掀起一波「创新冷战」,中国已大致能和美国分庭抗礼,而且,中国成功背后的驱动力量,或许根本不在于它的创新人士。

想了解是什么力量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我们必须要认清,中国现在可运用一项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资源:曾经历前所未有变化的庞大人口,他们因此而特别懂得如何采用创新、顺应创新,而且采用和顺应的速度与规模,是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相比的。

正是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这个层面,也就是超高采用意愿、超高顺应力的数亿名消费者,让中国目前具有全球竞争力。到头来,评断某项创新的标准,应该是看人们使用它的意愿如何。而就这一点来说,中国没有可匹敌的对手。

老杨的故事

老杨是个在北京的乞丐。他通常待在北京鼓楼大街地铁站外,那是当地的一个观光区。多年来,他靠通勤族施舍的零钱小钞度日。但在 2015 年,他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那时北京民众突然不再带现金出门。仿佛一夜之间,所有中国人民都开始下载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之类的应用程序,把移动支付整合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对老杨来说,这项破坏式技术原本可能是场灾难,毕竟,他的生计仰赖现金。但面对危机,他顺应调整。首先,他努力存够钱,买一支便宜的小米智能手机。接着,他打印一张标示,上面有他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QR 码。然后,他回到鼓楼大街站外的老地方,把标示挂在脖子上,手机连上地铁站的 Wi-Fi;接着,就是等待。

老杨不仅在中国这个崭新的无现金世界里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好。今天,民众如果想给他施舍,不用再从口袋掏零钱,而是打开手机上的移动支付程序,扫描老杨身上的标示,转几元人民币给他。现在,他得到的平均每笔施舍金额,从过去的一、两元人民币,增加为三、五元人民币,几乎提高了 300%。数位升级确实奏效。

中国的移动支付程序并不会排斥金额的大小,也不会嫌弃任何太不正式的业务。我 2015 年在成都时,曾用手机付费购买某全球性品牌的笔记本电脑。接着,我走出店外,用手机付钱向路边一名妇女买了早餐三明治,她把金属制垃圾桶倒过来,盖在烧红的煤炭上,当成锅子来煎三明治。

老杨、电脑店的店主和早餐三明治摊贩,都不是创新人士。在我们用来评断全球各经济体创新程度的制度里,他们并没有太多「价值」。但是,如果在每一个社会阶层里总共超过九亿个互联网使用者,都能迅速采用并顺应创新,会发生什么情况?你会得到一股经济力量,足以改变全球竞争的条件。

移动支付在中国推行迅速

移动支付的故事特别具有启发性,因为推动移动支付的技术,几乎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出现。因此,它们的相对创新程度或创新时点(也就是指谁抄袭谁),变得几乎不会造成影响。2014 年 Apple Pay 在美国推出,一年后,Samsung Pay 与 Android Pay 跟进,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在中国推出。

两国的开始时间与相关技术不相上下,但采用率非常不同。2019 年初,苹果公司大张旗鼓宣布,全球有 3.83 亿支手机已启用 Apple Pay;但在当时,美国的 iPhone 用户只有 24% 曾真正使用过这项技术。而且,也是直到 2019 年,Apple Pay 才超越星巴克(Starbucks)的移动应用程序(只能在星巴克店内使用),成为美国最多人使用的移动支付程序。

中国的发展情形大不相同,微信支付在智能手机用户当中,有 84% 的市场渗透率(腾讯的超级应用程序「微信」的用户,都可以使用微信支付,而微信的每月活跃用户数达 12 亿人)。这样的渗透率,足以解释为何微信支付在 2018 年的每日交易数达 12 亿次,而 Apple Pay 是一个月十亿次。也因为这个原因,中国 2019 年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的支出总金额(347 兆人民币,约合 54 兆美元),是美国移动支付总支出金额(980 亿美元)的 551 倍以上。

那么,以移动支付来说,哪一国或哪一家企业更创新?这个答案重要吗?

年轻的中国

无可否认,法规环境有助于移动支付在中国迅速成长。虽然本文专注探讨常受忽略的一点,那就是中国民众愿意尝试并信任新的技术,但另外也该提到,中国广泛采用移动支付,具体是因为有两个群体:其一是中国的创新人士,他们与硅谷同行已愈来愈不相上下;其二是中国政府。就中国的例子来说,主管机关的空前举动,就是把银行执照授予阿里巴巴、腾讯这两家非政府的科技龙头,而牺牲了那些国营放款机构。若没有这种支持,这枚移动支付的火箭就无法顺利发射起飞。

然而,真正让中国采用移动支付如此成功、在全球显得如此独特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中国的人民。即使政府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政府的法规,让中国民众对资料隐私的要求比美国人低,而中国政府给人民的权利也确实比较少。但情况不仅如此而已。若要了解为何中国民众这么愿意采用移动支付,应先思考何谓「年轻的中国」(Young China),我用这个词来表达两项意义:第一项是指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共有七亿人;第二项是指一个新的国家身份认同,这是中国在过去十年间产生的,与 1990 年代末到 2000 年代的制造业身份认同大异其趣。

近年来的生活经历(lived experience),塑造了中国对于采用新事物的独特态度,而这种生活经历,与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同。若想知道有多么不同,可参考我所谓的「生活变化指数」(Lived Change Index),这个指数使用人们一生中的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GDP),来追踪人们经历了多少的经济变化。就像 68 页的边栏「生活变化指数」所显示的,广泛来说,如果从 1990 年开始住在中国,感受到的发展与改变,会比全球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迅速。

我们说到中国今日的变化速度时,往往是把重点放在迅速变化的实体面貌,而那里的各项变化确实十分剧烈。但这么做,我们就忽略了中国人民心理面貌的改变。如果看看「生活变化指数」表,或是将上海在 1989 年与今日的照片做对照,你可能会自问,经历这样剧烈的变化,会如何塑造你对进步的期望,以及影响你对政府、技术与商业能做到哪些事情的感受?

美国的千禧世代从 1990 年开始,经历了剧烈、足以改变人生的各种变化,而我就是在 1990 年出生的。首先出现的变化是互联网。接着,是传统手机。再接着是智能手机、社群媒体、交友应用程序、行动银行、电动车、大数据、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还有很多。从 1990 年以来,美国人的平均每人 GDP 成长大约 2.7 倍,听上去很不错,但你若是知道中国的情况,就不会这么想了,因为 1990 年出生在中国的人,经历的平均每人 GDP 成长是 32 倍,高出数量级的成长。1990 年,中国 GDP 还不到全球 2%,2019 年则跃升到将近 19%。

来看一些细节。从 2011 到 2013 年这短短三年间,中国使用的混凝土总量,比美国在整个 20 世纪使用的还多。1990 年,中国农村每一百户有一部冰箱,现在的数字是 96 部(食品保鲜,是发展程度的一项常见基准)。1990 年,中国只有 550 万辆车,现在有 2.7 亿辆,其中 340 万辆是电动车,占全球电动车总数的 47%。1990 年,中国人口有四分之三住在农村,今天则是近三分之二住在城市,城市人口增加超过五亿人。

印度对照组

比较美国和中国,或许并不公平。中国能有这么高比率的人采用移动支付,大多数观察家把原因简单归为只是「跳蛙模式」(leapfrogging)发展的结果 ;也就是说,中国很晚近才迅速现代化,因此能够直接跳过美国过去必须经历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某些艰辛的阶段。像是 Google 所谓的「下一个十亿用户」市场,当中的互联网使用者,会跳蛙式地直接略过昂贵的桌上型及笔记本电脑,第一次上网就直接使用便宜的智能手机。印度是中国在亚洲的「他者」,属于这个市场的一部分。所以,下面比较一下印度与中国。

中印两国很适合做比较。这两国几乎同时成为现代政体,印度于 1947 年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 1949 年。1992 年,两国的平均每人 GDP 都是约 350 美元。两国的人口都非常多。印度人口比中国年轻,显示印度对新技术的态度更开放。两国同样重视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

然而,稍微再仔细研究资料,就会发现两国有着巨大差异。印度只有一半人口使用互联网,而且,许多印度人抗拒扫描 QR 码来付款。因此,印度只有大约一亿人使用移动支付应用程序,中国则高达约 8.5 亿人 ,即使 Google 通过「下一个十亿用户」计划,早就与其他许多组织一起大量投资,以改善印度的基础设施与连网情况。这是极大的差异,无法用「跳蛙」来解释。在这两个国家,移动支付和 QR 码很明显比现金更快、更简便、更安全、也更便宜。然而,两国在采用程度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仍持续存在。

原因何在?从生活变化指数就能找到答案。过去三十年间,印度的平均每人 GDP 大致呈线性成长,从稍高于 350 美元,成长到超过两千美元;但中国几乎是呈现指数成长,从将近 350 美元,提高到超过一万美元。这项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许多中国人愿意扫描 QR 码,但许多印度人不愿意。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某个文化更擅长创新,而在于某些发展生态系统,会让人们在面对变化、采用新事物、看待新事物的时候,很自然采取不同的态度。近年来,中国的人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更需要调整以顺应急剧的变化;他们也了解到,创新技术可能是自己生存的关键。

四大步骤缩小创新差距

想在未来几十年成功与中国竞争,各国和企业不仅必须开始策略性地优先重视「创新投入」(大胆地想象出新工具和新技术),也应注重「创新产出」,也就是通过迅速大规模采用创新,来推动改造转型。短期内,中国在创新产出方面明显具有优势,因为中国有大量极愿意采用创新的人口,也有大量极愿意调整以顺应的人口,因此中国有条件可在创新军备竞赛居于领先。然而,中国以外的企业领导人如果采取以下步骤,就可以开始缩小差距。

1. 密切关注。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曾写道:「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这项深入见解很适合用来描述中国,因为中国在某些方面领先全球市场好几年,因而提供极好的方式,让人得以一窥未来的景象,特别是在数位与零售趋势方面。

以威士卡(Visa)、万事达卡(Mastercard)与非现金支付的其他全球业者为例,他们至今仍抗拒鼓励移动支付,显然不愿意完全破坏自己的信用卡帝国。如果中国的情况能做为参考,我们或许可预期这些企业可能会朝向「柯达时刻」(Kodak moment)发展;当初,柯达公司为了因应数字相机的出现,而误判未来,做出灾难性的决定,把自己定义为「底片」公司,而不是「相片」公司。全球未来将会看到的景象,可能会很像是中国目前已出现的情形,也就是民众信任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之类的平台,进行所有与金融有关的事情,包括从买东西、贷款到投资的一切。然而,大型信用卡公司仍有机会,在全球率先推动并鼓励移动支付,而不是像中国的银行多半采取的做法那样,将市场拱手让给科技大公司。

同样地,中国的线上与线下零售生态系统正在结合,发展领先美国数年。在中国的杂货店和便利店里,已常看到肉品和农产品下方附上整排 QR 码,只要用智能手机扫描,就能显示履历溯源,像是某片鲑鱼产自何地、运了多远的距离等等。同样地,在店里扫描科技产品,也能看到品牌的介绍视频与使用者评分。这就是阿里巴巴说的「新零售」概念,很可能成为全球的常态做法,因为这能让品牌直接深化与顾客的关系。

现在,几乎所有在中国的多国籍企业,都已采用这种数位优先、中国领头的策略(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已推出这个策略的先进版本,远比在美国本土的做法更先进)。

这方面的心得教训是,中国消费者开始期待,要拥有像这样丰富的线上品牌体验。企业如果无法提供这种体验,或是被认为在这方面表现落后,就注定会在市场上失败。想在美国市场取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可以从中国人身上看出,如何与消费者建立更好的接触点。

生活变化指数

本指数使用平均每人 GDP,来追踪一国人口一生经历多少经济变化。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改变,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迅速。

2. 让模仿更到位。如果你习惯相信自己独特而优秀,可能就会觉得以模仿为策略,等于是宣告战败。然而,创新一向都是既要发明,也要模仿。乔布斯(Steve Jobs)从施乐(Xerox)那里获得鼠标的构想,但我们不会因此而小看了苹果公司。天才会偷别人的想法,一向都是如此。全球性企业若想和中国竞争,就必须让「模仿」成为自己军火库里的武器之一,愿意使用。

有一些最聪明的非中国企业已了解到这点,正在从中国竞争对手身上寻找构想。脸书(Facebook)在 2019 年为聊天功能加入整合付款选项,而微信早在那之前五年,就大规模推出类似功能,率先展现如何融合社交与商业技术,以创造成效。

亚马逊也这么做,模仿阿里巴巴的「光棍节」活动,推出「会员日」(Prime Day,这项非常成功的年度活动,为所有 Prime 会员提供各种销售优惠和折扣)。Instagram 的短片功能 Reels,构想也是取自 TikTok(抖音海外版)。其他还有许多例子。

想从中国寻找构想的企业,可以考虑以下方式:

→让中国团队带头。我们总是听到有人说,应该要在中国采行在地化。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至少一部分改为从中国来带头。很少有企业赋予权力给公司里的中国团队,让他们协助制定全球策略。但这样会错失良机。你的中国团队习以为常的事,可能对其他团队深具启发性。你在中国学到的策略,可能有助于改变你的全球策略。

→让最好的人才接触中国。把公司最聪明的人才送到中国,让他们接触到那里的新构想,扩大了解各种可能性。我曾和许多不同的企业代表谈过,从德国汽车厂到美国零售商都有,他们告诉我,他们访问中国的部分任务,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数位生态系统,把相关心得带回国。

→以中国速度了解中国最新状况。有人说:「如果你已经半年没去中国,就等于没到过今日的中国。」记得要刻意、持续了解中国的最新状况。一个好的开始,就是每季都从趋势观察家与当地资讯来源,取得最新资讯。对全球高阶主管来说,呈现各项趋势及体验的各种更新视频,算是很接近亲自造访了。

3. 衡量与运用顺应性。全球化企业应该制订标准,以衡量特定人口群体的顺应力高低。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进行更深入的行为测试,以了解各国和各个年龄层对新事物、改变与顺应的态度如何;另外,也可以更聚焦在像中国那样的人口群体,也就是曾为了跟上时代潮流,而被迫大规模改变的群体。生活变化指数虽然仍只是粗略的工具,但已经算是一种还不错的方式,可用来推断顺应程度。

这些指标有助于企业在推出产品上市时,瞄准那些比较乐意改变、比较愿意采用新技术的人口群体。有些国家、文化和世代,天生比较愿意采用新事物,因而更能够调整顺应。在对改变比较友善的国家,推出并反复改进产品,有助于企业慢慢塑造和调整产品,直到准备好可以扩大规模上市。这也有助于企业决定,哪些产品线可能适合或不适合较不愿意采用新产品的环境。

4. 优化竞争强项。采用新事物的速度,并不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全球的信任度也很重要,而现在全球许多国家就是不信任「中国」这个品牌。皮尤研究中心(Pew)的最新资料显示,全球对中国的看法降到新低,而且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企业在政策与作为上,都与中国政府难以切分。华为的案例就清楚说明这一点。虽然华为生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而且在中国的市占率打败苹果公司,即使在民族主义进一步促进消费者支持之前,就已是如此,但是,华为无法像原本希望的那样在全球扩张,因为它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透明。

社群媒体巨头 TikTok 从华为的例子学到教训,因而在进军美国市场前,就先消除自己与中国政府的任何关系。川普政府出于安全因素,而要求在美国禁用 TikTok 时,TikTok 在美国推出才三年,但这个应用程在美国的每月活跃用户已逼近一亿人。TikTok 的问题在于观感,而不在于产品本身,而 TikTok 也设法克服了这个问题。目前,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公司,是估值第二高的中国叫车公司滴滴出行的三倍。

在信任度方面,西方仍然胜出。在产品与订价相似的情况下,对中国这个品牌不放心的全球消费者,往往因此而选择西方品牌。这些品牌未来的发展秘诀,就是要体认中国是一股新兴的强大创新力量,而如果想成功与中国竞争,就必须向中国学习。

中国人既是消费者、合作者,也是竞争对手,注定会在全球市场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与中国的竞争,不该被视为零和游戏。但现在该是时候承认,中国在这场创新军备竞赛的最大资产,可能是格外愿意采用新事物、能够顺应的中国人民。要是我们能认知这点,并从中学习,也能拥有中国新的创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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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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