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hbr.org/2021/05/what-the-west-gets-wrong-about-china

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三个代表

1990 年代初期,我们第一次到中国旅行,当时的景象与今日非常不同。即使在北京,不管走到哪里,许多人都是穿「毛装」、骑单车;只有中国共产党高干使用汽车。乡村生活保留许多传统元素。但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由于采取以开发经济和增加资本投资为目标的政策,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强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发展蓬勃、渴望消费的中产阶级。

不过,有一件事没有改变:许多西方政治人物和企业高阶主管,还是不懂中国。例如,他们相信会随着这股新的经济自由,而出现政治自由,因而误以为,中国的互联网会类似西方世界发展出来的那种版本的网络世界,也就是不受拘束,而且常对政治具有破坏力。有许多人相信,中国经济成长的基础会和西方的一样,而没有预见到中国政府持续扮演投资人、规范者,以及知识产权所有人的角色。

西方的领导人,为什么持续如此严重误解中国?我们在研究当中逐渐看出来,企业界与政治界人士对于现代中国,经常抱持三个很常见、但根本上是错误的假设。我们会在后文里谈论到,这些假设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知识不足,而这些不足使得他们用一些看似有说服力,但其实错误百出的类比,来比拟中国和其他国家。

迷思一:经济与民主是一体两面

许多西方人以为,中国的发展轨迹,会和日本、英国、德国与法国在二战之后的路径一样,而唯一的差异,是中国走了四十年的毛泽东路线,绕了个弯,所以起步的时间,比韩国、马来西亚等其他亚洲经济体晚了许多。根据这个观点,经济成长与繁荣会让中国像那些国家一样,在经济与政治方面迈向更自由的模式。

这种论述看似合理。作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指出,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自由主义一直很少有竞争对手,因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似已被击败。这个论述有一些有力的支持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 2000 年的一场演说里宣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也是同意进口民主制度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当个人拥有力量……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就会要求更多话语权。」

但这种论点,忽略了中国与美、日、英、德、法等国之间的一些根本差异。这些国家自从 1945 年起,就是有独立司法权的多元民主政体。因此,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同时并进(例如,通过立法来保护个人选择和弱势权利),如此就很容易把两者想成是一体的两面。苏联的解体,看似证实了这种信念,因为苏联政权无法为人民带来有意义的经济成长,而导致它垮台: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之后,俄国最终整合进入全球经济。

然而,中国是在共产党稳定的统治之下成长,显示民主与成长不见得一定相互依存。其实,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成就,如大规模减少贫穷、庞大的基础建设投资,以及发展为世界级的科技创新者,这些成就,都是因为中国采取威权统治形式的政府而创造的,并不是即使在威权统治下仍有经济成就。中国政府因应新冠病毒疫情的强势作为(与许多高死亡率、封锁措施迟缓且不严格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可能更强化了这个观点。

中国也打破预言,它的威权统治并没有阻碍创新能力。它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太空探索方面,都是全球领导者之一。其中有些科技成就,是由市场力量驱动的:人民想要购买商品,或是想要更便利地通讯,于是像阿里巴巴、腾讯之类的企业,帮助他们做到。但科技进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高度创新、资金充裕的军方,大量投资中国蓬勃发展的新产业。当然,这点呼应了美国的国防和情报单位支出,在硅谷的发展上扮演的角色。但在中国,消费应用进展速度更快,更凸显出政府的投资,与造福个人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关联。正因如此,中国一般人民认为,阿里巴巴、华为和抖音等中国企业是国家之光,是中国成就的国际先锋,而不是像西方观点那样,只把它们看成就业或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来源。

因此,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艾许中心(Ash Center)在 2020 年 7 月的民调资料显示,中国公民对北京政府的满意度高达 95%。我们自己在中国的实地体验,也印证这个结果。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一般人民,都不认为中国的威权统治政体只有压迫,虽然有可能会如此;他们认为,它也能提供机会。重庆一名清洁工现在拥有好几间公寓,因为中国共产党改革了财产法。上海一名记者领国营杂志的钱,飞遍全世界做全球生活风格的趋势报道。而南京一名年轻学生可以在北京清华大学研究推进物理学,因为社会流动,以及共产党对科学研究进行重大投资。

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国近年来实现的经济成就,其实是因为中国采取威权专制形式的政府而创造的。

也许可以说,过去这十年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即使政治没有自由化,也可能达成经济改革。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在中国看来,那场危机曝露出「民主化与经济成功之间有关联」的这项「华盛顿共识」是空洞的。自那之后的多年间,中国成为经济巨人、科技创新的全球领导者,以及军事超级强权,同时,巩固政府的极权制度,并强化了「自由论述不适用于中国」这个信念。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现任国家主席暨(更关键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会透露,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背叛理想,投靠自由化,因而摧毁共产党对苏联的掌控。习近平在 2017 年宣布,中国发展的「三场关键战役」,战场在三个领域,包括降低金融风险、处理污染和减少贫穷,同时他也清楚表示,这些改革的目标是强化制度,而不是改变制度。因此,中国实际上不是一个寻求提高自由化程度的威权国家,而是一个寻求在政治面与经济面更加成功的威权国家。

在许多西方的分析里,最常与中国改革连在一起的词就是「停滞」。事实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停滞。它持续加快脚步,只是并非自由化的改革。一个例子,就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在 2010 年代晚期的改造。在习近平指示下,中纪委获得习近平授权,着手处理在 2010 年代初开始广泛蔓延的贪腐,因而能够逮捕和拘留嫌犯长达数月,而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单位可以推翻它的裁决,就连最高法院也不行。中纪委成功减少贪腐,主要原因是它基本上凌驾于法律,而这点在自由民主体制之下是匪夷所思的。这些就是中国进行的改革,我们必须按照它们本身的情况来理解它们,而不是简单把它们看成经过扭曲,或是有缺陷版本的自由模式。

许多人误解中国的发展轨迹,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往往描述自己是一个不同版本的自由国度,因而更值得信任,特别是中国人在海外运用的英语宣传品里的说法。它常把自己比拟为西方人熟悉的品牌。例如,华为在说明它为什么应成为英国推动 5G 基础设施的合作厂商时,自称是「中国的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而这家英国知名的百货公司,在英国最受信任的品牌排行经常榜上有名。中国也常很努力对外国政府或投资人说明,中国在许多方面和西方类似,像是消费者生活风格、休闲旅游,以及对高等教育的高需求。这些相似点是真的,但它们体现的,是中国新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的财富和个人抱负,而绝非否认中国与西方在政治制度的实质差异。

这一点引导到我们要谈的下一个迷思。

迷思二:威权政治制度不可能具正当性

许多中国人不但不相信民主是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也确实相信他们的政府具有正当性,而且有效能。西方人无法理解这一点,这足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仍然期望中国政府减少身兼投资者、规范者、尤其是知识产权所有人的角色,而中国政府其实认为,这种角色是必要的。

这种体制在中国人眼中的正当性,部分还是根源于历史:中国过去常需要抵御入侵者,而且,自 1937 到 1941 年美国加入二战之前,中国基本上是孤军对日抗战;虽然西方很少承认这点。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都宣称是它独力击溃外敌),因为打败一个内部敌人而强化(中共在 1949 年打败内部政敌蒋介石),为共产党和它的威权体制建立正当性。

经过七十年,许多中国人相信,他们现在的政治体制,其实比西方体制更正当,也更有效能。这种信念,对许多西方企业高阶主管来说非常陌生,尤其是那些曾接触过其他威权政体的人。当中的区别在于,中国制度的重要特点不只是马克斯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根据我们的经验,许多西方人不理解马列主义的意义,也不了解它为何重要。马克思主义制度主要和经济成果有关。当然,它也有政治意涵,例如,资产公有制是确保财富均分的必要条件,但经济成果才是重点。然而,列宁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教条,主要目标是控制。因此,马列制度不只关注经济成果,也注重取得并维持对制度本身的控制。

这一点,对于想在中国做生意的人有重大意涵。中国若是只注重经济成果,就会欢迎外国企业和投资人,而且,外国企业如果协助创造经济成长,中国会视它们为平等的伙伴,不问谁拥有智慧财产,或是谁在合资事业占有多数股权。但它也是列宁制度,因此那些议题对中国领导人具有关键重要性,他们不会改变对那些议题的想法,无论外国合作伙伴在经济面能带来多大的成效和助力。

每当有西方企业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谈判,这种思维就会发挥作用。我们都曾出席过这样的会议,特别是在科技或医药产业:企业高阶主管表示很惊讶,中国如此坚持要他们把智慧财产转移给一家中国企业。有些人抱持乐观,认为只要他们能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中国对控制的需求就会降低。我们的回答?不太可能,原因正是在中国的那种威权主义里,控制是关键。

以列宁主义式做法来挑选未来领导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维持正当性的方式,因为许多中国一般人民认为,这种方法能产生相对有能力的领导人:他们是由中国共产党挑选,借由成功治理一镇、然后是一省,而在这个体制里层层晋升;只有经历这些之后,他们才能任职于中央政治局。在中国,你必须先证明自己是优秀的主管,然后才可能成为高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主张,它那些基本上属于列宁主义的规则,让中国政治远比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更不独断,也更少裙带关系(虽然这个制度本身也有利益交换和决策不透明之处)。

熟悉列宁主义教条,对于晋升仍然很重要。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进入大学,马列思想都是必修课,而马列思想也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2018 年的电视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可以为证。还有一些很方便的移动应用程序,例如「学习强国」(「学习」语带双关,有「研修习近平思想」之意),教导诸如马克斯、列宁、毛泽东和习近平等人的基本思想,政治教育现在是一项 21 世纪的商业活动。

政治的列宁主义本质,也在政治讨论所用的语言上得到印证。中国的政治论述,仍建立在马列主义的「斗争」和「矛盾」观念,这两种特性都被视为可迫使产生必要的、甚至有益的对立冲突,而这种冲突,有助于取得胜利的结果。其实在中文里表达「消除冲突」(resolution of a conflict)使用的字汇是「解决」,内含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意思,而不是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因此有个老笑话这么说:中国对双赢的定义,是中国赢两次。

中国制度的重要特点不只是马克斯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主要目标是控制。

中国运用它独特的威权模式,以及它自行认定的正当性,采取在自由民主体制里会被认为高度侵犯的方式,建立中国人民的信任。例如,荣成市(山东省)运用大数据(中国政府通过监视系统,以及其他获取数据的基础设施而取得),给人民个人化的「社会信用评分」。这些评分用来评估人民在政治和财务上的优缺点,据以奖励或惩罚他们。奖励的好处包括财务面(例如,可取得抵押贷款),以及社会面(获准购买新的高铁车票)。社会信用评分低的人,可能会被禁止购买机票,或是无法在应用程序上找到人约会。对于(在中国及其他地方的)自由派人士来说,未来的这种可能发展令人惊愕;但对中国许多一般人民来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里,这是完全合理的一个部分。

这些想法,看上去或许非常不同于中国对说英语的国际对象所呈现的「互惠」、「和谐」等对外展现的儒家观念。然而,即使是这些概念,也导致西方人相当程度地误解,因为西方人通常把儒家思想,简化为和平、合作等陈腔滥调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达成那些成果的关键,在于尊重适当的层级组织,而层级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手段。后启蒙时代的西方世界,可能认为层级与平等是对立的概念,但在中国,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互补的。

中国接纳威权的马列主义体制,认为它既具正当性、又有效能;如果西方人在与中国打交道或在中国投资时,想要做出更务实的长期决策,体认到这点就极为重要。但第三个假设,也会误导那些想与中国往来的人。

迷思三:中国人的生活、工作和投资,都与西方人无异

中国近代历史反映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进行决策的方式,与西方人非常不同,包括他们采取的时间框架,以及他们最担忧的风险,都大不相同。但人往往相信,别人做决策的方式和自己一样,因此这个假设可能是西方人最难破除的。

我们来想象一位现年 65 岁中国女性的个人历史。她出生于 1955 年,在童年时经历「大跃进」,当时发生了两千万人活活饿死的惨烈大饥荒。她在青少年时期是红卫兵,热烈崇拜毛主席,而她的父母因为是知识分子而正在接受「再教育」。到了 1980 年代,她是重返大学的第一代,甚至还参加天安门的示威抗议。

接着在 1990 年代,她利用新的经济自由,三十几岁就在某个新经济特区成为创业家。她买了一间公寓,成为她家族史上第一个拥有财产的人。她急于累积经验,于是在上海的一家外国资产管理公司担任投资分析师,而她的雇主虽然为她做了长期职涯规划,她还是为了略高的短期薪资,跳槽到竞争对手公司。2008 年,她把增加的可支配所得,大部分都拿来购买她父母只能梦想的新消费品。2010 年代初期,随着审查变严格,她也开始调整自己之前在微博上直言不讳的政治评论。2020 年时,她全心全意要让她七岁的孙子和襁褓中的孙女过得好(可生第二胎在当时才刚合法化)。

1955 年,她若是出生在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里,几乎不管是哪一个,她的人生都远比在中国更能预测。不过,我们若是回顾她的人生经历,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许多中国年轻人会觉得,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或是他们政府接下来可能会做什么),变得更不可预测和信任。

人生(或是有记忆以来的人生)如果是不可预测的,人们对长期成果的折现率,通常会高于对短期成果的折现率,而这个折现率,实质上也高于生活在更稳定社会里的人所采用的折现率。这并不表示人们不在意长期成果,只是他们的风险趋避倾向,会随着考量的时间框架拉长而大幅增加。这点塑造了他们做长期承诺的方式,特别是那些包含短期取舍或损失的长期承诺。

因此,许多中国消费者偏好股市的短期利得,而不是把他们的钱锁在长期储蓄工具上。市场研究不断显示,大多数中国个人投资人,投资行为都像交易员。例如,2015 年有一项调查发现,他们当中有 81% 一个月至少交易一次,即使频繁交易必然会损害而非创造长期的基金价值。这个数字高于所有西方国家(例如,只有 53% 美国投资人达到这种交易频率);甚至也高于邻近的香港(这是另一个带着赌性,以及同样类似零资本利得税体系的汉族人社会)。这表示,这种行为是受到中国大陆独有的特点所影响:长期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存在于足够近期的过去,因而那些现在买卖股票的人都曾历经过,或由别人那里得知。

就是因为这种确保短期利得的态度,使得前述那名上海的年轻资产管理人,会为幅度相对较小、但可立即获得的薪资增加,而舍弃一份长期的好工作;这种行为,困扰着许多想在中国留住人才,并管理接班人才库的企业。那些真的接受长期职涯风险的人,通常只有在满足对短期保障的主要需求之后,才会这么做。

例如,我们曾访谈过一对夫妻,妻子「下海」自己开公司,加入中国众多女性创业家的行列,这是因为丈夫在国家部门有稳定但低薪的工作,能提供家庭稳定的保障。有一种长期资产类别得到愈来愈多中国人投资,那就是住宅不动产;25 到 69 岁的人拥有住宅的比率,自 1988 年的 14% 成长为 2008 年的 93%,而背后的驱动力,也是对保障的需求:在一个社会福利有限、过去曾多次出现政策突然改变的国家,房产不同于所有其他资产之处在于,前者在情况不好时,能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对比之下,政府对未来的折现率就比较低(部分是因为列宁主义式做法强调控制),而且明确专注于长期报酬。其中大多数投资所采取的工具,仍然是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式的五年计划,包括习近平取名为「生态文明」的发展计划,以太阳能科技、「智能城市」和高密度能源效率住宅为基础。若没有国家介入,就无法实现这样雄心勃勃的目标,而国家的介入,在中国相对快速而容易,但通常也很粗暴。相较之下,这些议题在西方经济体的进展就极为缓慢。

个人与国家在做投资决策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在一个无法预测的世界里,提供保障和稳定。虽然西方有许多人可能认为,中国在它 21 世纪的全球计划里,只着眼于机会,但中国的动机非常不同。在它动荡的现代历史里,中国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国外强权的威胁下,其中有些来自亚洲(尤其是日本),有些来自亚洲之外(19 世纪中叶时的英国和法国)。因此,中国的统治者认为,外来者的活动带来的比较不是机会,而更是威胁、不确定性,甚至是屈辱。他们仍把自身的许多不幸,怪罪在外国的干预,即使这已是发生在一世纪以前的事。例如,英国在 1840 年代鸦片战争里的角色,开启中国人仍然指为「屈辱世纪」的一百年。中国历史仍左右着中国对国际关系的观点,而且这多半能解释,它现在为何如此执着于本身主权不可侵犯。

那段历史也能解释一个矛盾: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为何采取如此迥异的时间框架来运作。对个人来说,他们历经个人无力掌控的艰困时代,他们的反应就是,在做一些重要选择时,看得比西方人更短期得多。相反地,寻求如何取得对未来更多控制和主权的政策制定者,现在下的是一场比西方看得更长期的棋局。这种对可预测性的共同追求,是以控制为核心铁律的威权体制,可以一直保持吸引力的原因。

许多西方人接受的,是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那个形象:1978 年,由邓小平展开的「改革开放」时期,强调必须避免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极端而通常很暴力的政治,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在中国不再重要。但现实却相当不同。自 1949 年之后的每一个时点,在体制、社会与日常经验等这些形塑中国人的层面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位居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一向相信,也强调中国历史与马列思想的重要性,还有它们隐含的一切。除非西方企业和政治人物接受这个现实,否则会继续误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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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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