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诞辰 200 年:现代人如何感受?

「为工资而工作的人们在每天劳动中获得的东西,不折不扣的正是那种使古代角斗士赢得喝彩和声誉的东西。这个意象是波德莱尔最精彩的洞见之一,它源于波德莱尔对自身处境的思索。」

「小浪漫主义者」的反叛

200 年前,当夏尔・波德莱尔在巴黎出生时,年轻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刚刚辞世。按照文学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成长的十多年间,1820–1830 年正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极盛期。标志性的事件是 1830 年的「欧纳尼之战」:雨果的戏剧《欧纳尼》在法兰西大剧院上演时,戈蒂耶,那个日后波德莱尔将诗集《恶之花》题献给他的人,穿着红背心为这出戏剧摇旗呐喊,此后引发长达几年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大论战。

波德莱尔出生时,他曾担任卢森堡宫参议院办公室主任的画家父亲已经 63 岁,父亲去世那年,波德莱尔只有 6 岁。与济慈曾经的遭遇相似,波德莱尔年轻的母亲不久便改嫁给少校奥毕克,一个日后凭借自己的正直、努力官运亨通,成为将军并出任多国大使的成功典范,当然也是波德莱尔日后一生的敌人。

在少年时代的波德莱尔身上,我们还看不到多少叛逆性格的影子,那么,他日后的反叛是如何形成的呢?

波德莱尔法文传记译者、法国文学史家董强这样回答我:「很难用特别逻辑的东西解释。按照传记描述,波德莱尔小时候其实是很正常的孩子。一般都说因为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彻底改变了他。其实在他母亲刚改嫁那会儿,一家人也是其乐融融的,包括他跟着母亲和继父去里昂读书的时候,还好好的。后来突然一下子成绩不好了,回到巴黎后,整个人就颓废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中间没有什么事件性的情况发生,但后来他确实一步步走向不断独立的自己。尤其是后来他刚成年,拿到父亲的遗产开始挥霍,遭到继父和母亲的阻挠后,就彻底拧巴上了。」

或许,波德莱尔因为不愿揭发同学,在 1839 年被路易大帝中学开除,可以称得上一个事件。虽然他依然通过了中学会考,并在家庭的建议下,注册法学院学习法律,但这一切似乎更多只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脱离寄宿学校以后,在巴黎拉丁区的自由放纵生活,很快给波德莱尔带来一系列后果:1839 年 11 月,他得了淋病;1841 年 1 月,在寄给同父异母哥哥的信中表露,波德莱尔挥霍的天性已让他负债 3270 法郎。这种天性,在他 1842 年 4 月成年后如期拿到父亲 10 万法郎的遗产后更为放纵,不到两年,他几乎挥霍掉一半遗产。

1844 年 9 月,家庭监理会为已成年的波德莱尔指定一位法定监护人,管理他的资产,仅允许他每月支取 200 法郎,波德莱尔的自尊心受到极大地伤害。从此,他与继父彻底决裂,与母亲也陷入终生爱恨交加的纠葛之中。给母亲的信中,波德莱尔写道:「现在,尽管我只是你的儿子,你至少应当对我的人格有足够的尊重,不让我去接受一群陌生人的仲裁,尤其当你知道这些痛苦对我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在这种自由放浪的生活中,波德莱尔决定成为一个诗人,他的创作便不可避免地笼罩在浪漫主义的氛围中。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郭宏安,几乎完整翻译了波德莱尔的所有作品。他向我总结,波德莱尔 20 多年的创作活动,正处在「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时期。经过 19 世纪 30 年代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极盛期,「波德莱尔 1845 年登上文坛的时候,形势已经大为不同:『很少有人愿意赋予这个词一种实在的、积极的意义』,可是波德莱尔恰恰是『很少有人』中的一个。波德莱尔有一首诗叫做《浪漫派的夕阳》,其中写道:『快朝天边跑呀,天色已晚,快跑,至少能抓住一缕斜斜的光线!』他抓住了这缕『光线』,无意中担起了为浪漫主义运动做总结的任务」。

董强更愿意采用波德莱尔他们这一代诗人的自称:「小浪漫主义者」,将他看作「浪漫主义中的小调」:「不像雨果这样的大浪漫主义者,『我的诗歌是这个世纪的巨大回声』;波德莱尔的诗歌是一种小调,一种对自己灵魂的发抒,关注自己的眼睛看到、身体感知到的东西,不去关注历史社会的宏大题材。」

在 1839 年 8 月以后,波德莱尔进行了人生的选择,既是心理上的,又是道德上的和诗性的。他明白了,在由他的先驱者们占据的领地上,只能可怜地拾人牙慧;他明白了,他所需要发现的,不是表面的东西,而是他自己的诗脉,存在于他自己身上的诗脉,必须到爱神和死神争夺的心理点上去寻找,而且那里总会呈现出恶;所以,别人为他编织的美丽的资产阶级之梦都结束了。

波德莱尔的选择,与他几乎让人难以忍受的「绞尽脑汁地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有关。董强以《恶之花》中反复提及的「忧郁」为例:「波德莱尔的『忧郁』,来自英文 spleen,就是为了区别于浪漫主义『世纪病』的概念。spleen 来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特的气质说,认为人体脾脏汁液较多,人容易变得忧郁。」

波德莱尔与浪漫主义的最大分野,在于他对大自然完全不同的看法。1853 年,代诺瓦耶为他所编的一本册子《枫丹白露:风景、传奇、回忆、奇想》向波德莱尔索要关于大自然的诗篇时,后者这样回信:「但您知道我无法对植物产生柔情,而且我的灵魂是反叛这一奇特的新宗教的,我认为这种新宗教对任何一位精神性的人来说,都是会『引起反感』的。我将永远不相信神的灵魂居住在植物中,而且哪怕它真的居住在那里,我也不太在乎,并认为我自己的灵魂远远要比在神圣化了的蔬菜中的灵魂更有价值。我甚至一直以为,在繁花似锦、永远青春的大自然中,有着某种让人难受的东西,固执而残忍——一种说不出的、类似于恬不知耻的东西。……在森林深处,封闭在这些类似于圣殿和大教堂的穹顶之下,我想到的是我们那些令人惊讶的城市。而在森林的顶上传来的美妙音乐声,在我看来,仿佛是人类的哀鸣。」

在董强看来,这一点非常关键:「波德莱尔是人工的,要理解波德莱尔,就要理解什么呢?人工天堂。波德莱尔因为对这个世界失望,他要靠一种灵魂深处的精神的东西,哪怕是所谓恶的东西,要把它转化为一个可以跟世界抗衡的东西。很多中国人读波德莱尔,读深了以后读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喜欢大自然,而波德莱尔那里非自然的东西太多了。」

正是与大自然这一浪漫主义的新宗教保持了距离,波德莱尔把自己定义为大城市的诗人,开始从巴黎的街头,发现一种属于现代人的新美学。

城市游逛者的新美学

1842 年 4 月,刚刚成年,成为自己财富的主人后,波德莱尔在巴黎贝图纳滨河大道 10 号租了一间房子。可是到了 1844 年,当他从父亲那儿继承的遗产受到指定监护人的监管之后,时常举债的波德莱尔便开始了在巴黎的游荡岁月。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中,描述了波德莱尔的这种生活状态:「他为了躲避债主而来到酒吧或文学朋友那里,有时,他同时有两三个住处,一旦要付房租的那天到来时,他往往又会搬到朋友那里的某个第三处去过夜。这样,他就在早已不是休闲游荡者之家的大城市中来回游荡。他睡的每张床都成了一张碰运气的床。欧仁・科雷佩查明,在 1842 年到 1858 年间,波德莱尔在巴黎共有 14 个住址。」

本雅明之所以说巴黎早已不是休闲游荡者之家,是指法国大革命以来,一个广泛建立的控制网络将市民生活越来越牢固地纳入其中,拿破仑政府于 1805 年在巴黎强制推行住宅编号的标准化。在波德莱尔看来,这种做法如同某个作案者一样使自己的生活受到损害。但是,随着城市化改造进程的加剧,巴黎事实上越来越成为闲逛者的天堂。据说,1840 年前后,巴黎人带着乌龟散步成为一种新的时髦。本雅明敏锐地发现,拱廊街的出现,让闲逛真正具有了吸引力。一张 1852 年的巴黎导游图对这一新生事物做了详尽介绍:「这些拱廊街是豪华工业的新发明,它们用玻璃做顶,地面铺的是大理石,这些大理石过道通向一大批建筑群,那些建筑的主人们就用这种方式协同经营:通道两侧尽是些高雅豪华的商店,灯光从上面照射下来。因此可以说,这样的拱廊街是一座小型城市,甚至是一个小型世界。」

1843 年,当波德莱尔在巴黎结识戈蒂耶、萨巴蒂埃夫人,以及巴尔扎克、雨果、圣伯夫等文学界名流,开始《恶之花》早期诗篇的创作时,他尚没有一个为变化中的巴黎画像的整体概念。激发他创作灵感的是他当时的女友让娜・杜瓦尔,一名先贤祠剧场的龙套演员,黑白混血儿,有「黑维纳斯」之称。

「让娜・杜瓦尔对波德莱尔这样一个伟大诗人的意义,一点儿不亚于贝雅特丽采之于但丁,茅德・冈之于叶芝。波德莱尔有一句话:『艺术是什么?就是卖淫。』他自己选择的让娜就是这样一个自由的高级妓女。她的身体与情色这样受男人垂涎,从十四五岁开始就周旋于几个男人之间。波德莱尔爱上了她,后来与她的关系,有点像他与母亲的关系,爱恨交加,最终结成一种命运的关系。」精通法语、曾做过外交官的诗人树才认为,波德莱尔诗歌中活色生香的身体感,灵感正来自于让娜。

《恶之花》的早期诗歌中,除了一些写给让娜的诗歌,写于 1843 年之前的《腐尸》也值得关注。「天空对着这壮丽的尸体凝望,/好像一朵开放的花苞,/臭气是那样强烈,你在草地之上/好像被熏得快要昏倒。」据说波德莱尔经常在酒吧和画室朗诵这首诗,因此以「尸体文学的诗人」头衔闻名。波德莱尔之前,很少有人以鉴赏的眼光,如此写实地描述一具尸体,这也能看出他那反叛而特立独行的特质。

1857 年 6 月,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经由朋友普莱 - 马拉西之手出版。诗集出版不久,便遭到公共安全总署「对宗教道德与公共道德造成损害」的指控。这一年 8 月 20 日,波德莱尔到通常审理骗子、杈杆儿和妓女的司法宫第六轻罪法庭接受质询。不久前,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在这里遭到类似指控。法庭最终宣判,对所谓有损宗教道德的指控不成立,但因作品中「淫秽和不道德的段落与表达法」,波德莱尔被判处 300 法郎罚金,同时在诗集中抽掉《首饰》《忘川》《致一位过于快乐的女性》等 6 首诗。

《恶之花》的诉讼,对波德莱尔来说虽败犹荣,他不但收获了雨果等人的肯定,还因此名声大噪。事实上,约一年后,波德莱尔才交了减至 50 法郎的罚金。1861 年第二版《恶之花》中,删掉了那 6 首诗,又重新组织结构,增加了近 1/3 的篇幅。多出来的章节,正是第二部分旨在反映新的城市美学的「巴黎画幅」。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之后,拿破仑的侄子上台,便持续推动巴黎的城市改造。1860 年 1 月 1 日,巴黎市从原有的 12 个区扩展为 20 个区,并使得蒙马特、巴蒂诺尔 - 蒙索和其他郊区的市镇都成为首都的几个区。

「波德莱尔看到了当时的塞纳省省长奥斯曼对巴黎最初的改造,所以为什么他后来在《恶之花》中加入了『巴黎画幅』,是因为城市的变化让他意识到了所谓现代性。但波德莱尔活得不长,应该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巴黎开始变,等他死的时候还没变完,大概到他死后 10 年左右,现代巴黎的城市面貌基本定型。」董强说。

1859 年发表于《现代评论》的《天鹅》一诗中,波德莱尔写道:「城市的样子/比人心变得更快,真是令人悲伤。」在董强看来,「这个天鹅后来被很多人视为城市中流亡者的形象,在剧烈变化的世界中,人们好像从另一个时代突然来到这个时代,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让每个人都觉得像一个流亡者」。

波德莱尔以巴黎这座城市为灵感获取的新美学思想,最初正是从评论沙龙中的绘画作品开始的。在《1846 年的沙龙》这本小册子中,波德莱尔首次将美拆分为两种:「任何美都包含某种永恒的东西和过渡的东西,即绝对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在 1863 年发表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波德莱尔进一步将那种过渡的特殊的美,称之为「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非常特殊,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不过看起来,他更重视的是那种时代、风尚、道德与情欲造就的现代性的美,至于构成美的另外一部分永恒的成分,则显得难以确定。法国风俗画家孔斯唐坦・居伊关于巴黎的一系列速写,成为波德莱尔说明其美学思想的最佳例子。

现代人:匿名的英雄

谈到波德莱尔的巴黎时,本雅明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惊颤。19 世纪的巴黎,已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大都市。想象一下吧,与前现代的人相比,「人们每天遭际这么多人,彼此只照面而并不攀谈,彼此不了解对方,而又必须安然无恙地相处在一起」。这种都市人流中接连不断出现而又消失的东西带给人的感受,正是「惊颤体验」。在本雅明看来,《恶之花》中的「巴黎画幅」就将「惊颤经验置于艺术创作的中心」。

对波德莱尔来说,享受人群是属于现代人的一种艺术。收入《巴黎的忧郁》的一篇散文诗《人群》中,他写道:「众人,孤独:对一个活跃而多产的诗人来说,是个同义的、可以相互转换的词语。谁不会让他的孤独充满众人,谁就不会在繁忙的人群中孤独。」

享受人群,意味着你既是人群中的一员,又能适时地从中抽离出来。前者意味着匿名的快感,后者则意味着孤独的个体。

有意味的是,波德莱尔在进入文学界时,便玩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花招:他使用了一个人,作为自己的面具。据波德莱尔的传记作者考证,这个面具人物就是普利瓦・德・昂格勒蒙。他不仅带着德・昂格勒蒙去见《艺术家》杂志的编辑,还冒用他的名字发表自己写的十四行诗。尽管这可能是波德莱尔的一个恶作剧,但他无疑从中感到了匿名的快乐与安全,而这种感觉与一个现代人在城市人群中的感觉是完全吻合的。

《恶之花》中有一首著名的诗《应和》,诗里写道:「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音;/行人经过该处,穿过象征的森林,/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

这首诗何以被称为「象征派的宪章」?郭宏安给出的解释是:「象征主义处于浪漫主义的核心,波德莱尔是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桥梁,这桥梁在他的十四行诗《应和》中得到了深刻而完整的表现。这首诗揭示了人的各种感官相互借代沟通,称为『通感』,波德莱尔将其作为认识自然的入口甚至契机,进而使之成为他全部诗歌理论的基础。《应和》一诗被称为『象征派的宪章』,表现了诗歌的最高功能:勘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各种感官、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隐秘的、内在的、应和的关系。」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楼拜对波德莱尔说:「您找到了使浪漫主义恢复青春的方法。」波德莱尔对象征主义诗歌的发现,是伴随着身体的嗅觉、味觉、感觉等各种官能在内的直感达到的。用董强的话说,千万不要把波德莱尔视为自觉的浪漫主义的叛逆者,他只是用伟大的直觉,感受到了现代性。所谓诗人的职责——「透过瞬间把握永恒」,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象征。

我想说,波德莱尔的象征,本身还带有一种匿名性,不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凸显一个强大的自我。什么是现代人?本质上,他们就是一些人群中的人,带着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惊颤经验,充满惊慌与不安。

可如果只走到这一步,波德莱尔还不能成为波德莱尔。在「巴黎画幅」中,波德莱尔写到现代都市的边缘人群:女乞丐、小老太婆、老头子、盲人、赌徒。那首献给雨果的《小老太婆》中有两段这样写道:「在古老都城的弯弯曲曲的褶皱里,/在一切、连恐怖都变为魅力之处,/我受制于我那改变不了的脾气,/窥伺那些衰老、奇妙、可爱的人物。」「听那有时涌入公园里来的军乐队/为我们举行丰富的铜管乐器演奏,/在振奋人的金色傍晚,这种音乐会/把某些英勇精神注入市民的心头。」凭借伟大的直觉,波德莱尔发现了这些边缘人群身上的可爱与英雄色彩。

一种关于现代人经验的新美学诞生了——作为现代主义真正主体的英雄,不在历史与传奇之中,反而匿身于都市的角落之中。本雅明为波德莱尔在《酒魂》一诗中,在无产者身上认出古代斗剑奴隶的身影而欣喜:「为工资而工作的人们在每天劳动中获得的东西,不折不扣的正是那种使古代角斗士赢得喝彩和声誉的东西。这个意象是波德莱尔最精彩的洞见之一,它源于波德莱尔对自身处境的思索。」

波德莱尔从人群中认出了现代人身上悲剧命运的英雄色彩,也认出了一个诗人的自身处境。

诗歌,不再乞求于灵感,而像为工资工作的人们,在与语言搏斗的日常劳作中,磨练自己「以瞬间把握永恒」的技艺。「沿着古老的市郊,那儿的破房/都拉下了暗藏春色的百叶窗,/当毒辣的太阳用一支支火箭/射向城市和郊野,屋顶和麦田,/我独自去练习我奇异的剑术,/向四面八方嗅寻偶然的韵律,/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有时碰上了长久梦想的诗行。」《太阳》一诗中描述的场景,不正显示诗人磨练自己的技艺,与农民种地相仿吗?

这一诗歌理念,如董强所言,在马拉美那里得到真正的回响:「(诗)人可以靠自己的劳作,得到对主体的确定。法国到现在一直有这种反形而上学的东西,都可以追到波德莱尔那里。我们一般说三位一体,魏尔伦、兰波、马拉美这些现代主义诗人,每个人都从波德莱尔那里汲取了一部分。」

1867 年 8 月 31 日,波德莱尔在巴黎一家私人诊所黯然去世。某些时候,他似乎已预感到自己属于后世。曾旅居巴黎多年的董强,喜欢漫步在那些波德莱尔活动过的拉丁区街道。「你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波德莱尔的氛围里。这个氛围从波德莱尔以后,可以说在法国 100 多年都没变过,到现在还有人想过这样的日子:一种波西米亚的、反资产阶级的,然后靠自己的思想、文学就这么存在的生活。这种波德莱尔的影响一直存在,就是昆德拉说的『存在』,到萨特那里被上升成一种『主义』。

Laminar flow

Lifeweek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Project Che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所有火中取栗、蹈火赴汤和洞若观火的报道,都是易燃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