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三年,焦虑与代价

学校掐尖的需求,家长对于优质资源和安全感的追求,使初中三年变成了从一开始就要全力以赴的冲刺

「你知道我的手机里有多少个群吗?」王雨(化名)在我面前划拉着手机。自从孩子小鱼上初中之后,她的群就开始爆发式增长。学校几乎每个科目都有自己的群,而且有分层教学要求的科目群,还会随着一次又一次考试的结果调整。「你看这个,×× 科目 A 层次群,」小鱼刚结束一次考试,王雨和我念群里的新消息,「1 班和 2 班 ×× 科目平均分 87,最高分 98,最低分 70,90 分以上 12 人,80 分以下 5 人。我姑娘刚考了 80 多分,那就被刷到 B 层了。接下来我就不会在这个群里待着了。」

女儿上小学的时候,王雨的一切都围着女儿转。那时候,她觉得孩子小,需要多一些关注,等到上了初中,以为自己就可以松口气。女儿就读于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升初不需要操心,而且 A 校在北京某区属于第一梯队,教育质量有保证。让王雨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中考是三年以后的事情,但从孩子进入初中的第一天起,一场长达三年的冲刺就已经鸣枪开赛了。

小鱼的一天从早晨 6:30 开始。7:20 之前,她需要到达教室,把各科作业交上去,下午 5:30–6:00 左右放学,然后回家、吃饭、写作业,晚上 11:30 到 12:00 关灯上床。周五晚上安排有 2 个半小时的奥数课,是教培机构针对 A 校「定制」的「超班」(教培机构里分层教学,水平较高的班级)。星期六上午的时间属于 A 校老师的「小灶」时间,目标是「夯实基础」。然后是物理。初一其实并没有物理课,但不少孩子都在校外超前学,「等到初二开课的时候,就相当于复习了一遍」。周日的时间属于语文和英语。当然,还有作业也需要见缝插针地完成。这个时间表的紧张程度算不上特殊。小鱼的班主任穆洁(化名)告诉我,在她的班上,「问题已经不是所有孩子都在上培训班,而是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在上所有科目的培训班」。

王雨看孩子做「烧脑」题,一边做一边抠脑门上的青春痘,「把脸抠得可惨」。她觉得女孩子还是应该清爽些,让孩子注意点。「顾不上。」小鱼说。「顾不上」,这几乎可以概括王雨日常的大半感受。睡觉是第一位顾不上的。王雨每天都开车送孩子上学。区区 10 分钟的路程,她好歹能让孩子在后座上「眯一会」。早餐桌上,小鱼含着馄饨,半梦半醒,得靠妈妈敲着桌子提醒下咽:「吞下去,吞下去。」

有一些东西为了给睡眠让路,是顾不上的。王雨给孩子报了个篮球班,想锻炼身体,调剂生活,安排在周日早上 8:00。事实上,一个学期下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小鱼能有精神从床上爬起来。初中生有综合素质测评,安排的项目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在测评系统里上传相应资料。一种典型的情形是:深夜里,孩子睡了。王雨到厨房里打一盆水,开始洗土豆,拍照;洗完土豆的水倒进花盆里,再拍照。照片传上去,完成了一次节水实践。

小鱼的课业压力其实并不直接来自中考。在 A 校,除了极少部分人,孩子们都能顺利进入普通高中学习,没有普职分流的压力,家长和孩子们面临问题是:能进入一所多好的高中。

A 校的高中部在区内名列前茅。初中部的学生有部分能够在中考之前就锁定直升高中的名额。对于家长和学生而言,直升的规则并不一目了然。直升的确切人数不完全确定,比例在 1/3 左右浮动。学校最终会使用哪几次考试的成绩作为评定标准也并不明确。王雨得到的信息是,保险起见,孩子应该保持在年级排名 150–200 名之前,在分层教学的科目锁定 A 层。在考试频次上,这些孩子们面临的已经不再是一锤定音的中考。从好的方面来说,这减少了「失误」的风险,但同时也意味着,孩子们实质上面临的是更多次的「关键考试」。初中三年,从一开始就需要拼尽全力。

优等生们的跑道也不再是初中义务教育的政策规定的进度和难度。竞逐的加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学校的「掐尖」需求。对于同时拥有高中部和初中部的重点中学而言,学校声誉的真正来源是出众的高考成绩。于是,初中教学的重点之一是在中考之前就筛选出最优秀、最有高考潜力的一批孩子,让他们直升本校就读。

穆洁告诉我,教委对于初中阶段学生的学习难度和进度有严格的要求,但其实,「很多学校的一些学科会用印教材的方式在初一下讲初二上的内容,初二上讲初二下的内容,以此类推,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一个词就是『着急』,个人认为『着急』主要为「掐尖」服务,」穆洁说,「在 A 校,直升名单下来以后剩下的半年,这些学生就已经开始学习高中的知识了,但他们其实是初三学生,6 月仍然要参加中考。」

孩子们和家长都知道,要直升,学校命题的校考最重要。穆洁告诉我,中考测试的是义务教育的普遍水平,「真的不难」,有时候可能并不能完全体现两个孩子学习能力的差别,但校考的目的是筛选。「一般情况下,最后一道大题分 2–3 个小问。第一问绝大多数孩子都能答出来。第二问是个别孩子能答出来。哪个孩子的能力更强,一目了然。」这些年,校考的难度也在加码。因为原本做不出「第二问」的孩子会到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拔尖「再加工」,于是水涨船高。

在「掐尖」里,即使有实力稳拿直升名额的孩子也不能松气,因为「尖」上有「尖」。程佳(化名)是北京人,小时候就读于老牌名校 B 校,等到女儿也进了这所中学,她才发现教育环境发生了这么大变化:「我们那个时候初中升高中,几乎没有同学会选择去其他重点校的高中部,因为两者的差别不大。可等到我女儿毕业的时候,我发现重点高中按高考成绩也细分了三六九等。最拔尖的同学是一定会走出去的。一些特别出众的孩子读到初二的时候,就已经有其他学校来签约了。」除了跨校,还有「重点班」的名额之争。尽管教育部多年来都提倡高中不要设重点班、实验班,但「分班」依然是重点校的普遍做法。有些学校会在「掐尖」时许诺重点班名额。重点班是不是意味着会有更头部的资源?这种想法对家长和孩子的吸引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淡定」的难度

「我是最普通的一个妈妈,我想淡定又淡定不了,我只能顺势而为,被裹挟着往前走。」王雨感叹。她也总怀疑孩子受的苦不值:「你说你考上清华、北大和考上上海交大,真的有本质的区别吗?好多也有面子上的问题吧。」可在日常里,不断地有信号在提醒她:必须往前冲。学校按成绩划分的等级是分明的。优等生连考试都有专门的考场。考试成绩都有大数据分析,不仅仅显示平均分和分数段,还提示你孩子未来的提升空间是多少。上一次考试,小鱼的某科考得不理想,自己分析只是因为紧张,问题不大。可给开小灶的老师首先就不接受,负责任地在微信群里表示,他决定找作业不多的几天,免费给几个孩子再补一补,一定让他们下次拿到理想成绩。王雨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哪有作业不多的几天呢?」前几天,孩子写作业到半夜,实在熬不住,只能先睡,让妈妈凌晨 5 点半叫她起来接着写。王雨前思后想,决定不叫小鱼早起。她给老师发信息,恳请通融。老师倒是爽快地同意了,可孩子埋怨她:今天做不完,明天还有新的,欠债总要还,还是自己扛。

小鱼喜欢看音乐剧,王雨准她吃饭的时候,就着手机看一下。有一回,她发现孩子凌晨躲在被子里用手机。她没吱声,只是第二天把手机拿出了房间。她觉得自己特别能够理解一天里终于有一点自己的时间,舍不得睡觉的心情。学校要求不能带零食,但她还是会给小鱼书包里塞一些。这些小小的「松」和「甜」,似乎也是她能做的一切了。

争取直升,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是「提前上岸」,尽可能地减少不确定性。王雨观察,小鱼不爱重复学习刷题,有时候容易粗心大意,校考难度大的时候,她的排名更靠前,到了区统一命题的「区考」,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人人都说中考「一分一操场」,她想,这个险,能不冒当然最好。人生就像撞大运,有机会把握的东西,当然还是把握住更好。

王硕是北京一所老牌名校 C 校的高中老师,今年女儿在本校初中部就读,正好中考。女儿中考体育的考场正好设在高中部。考试那天下午,王硕倚在办公室窗口焦虑一下午:「生怕她不小心丢了一分。」C 校的直升是看三年的成绩,取一个加权平均,从初一开始,每次大考都不能掉链子。其实孩子的成绩已经非常优秀,能在这所知名中学能够排到 60–100 名,无奈学校直升「掐得特别尖」,奋斗三年最后还是只能在中考里搏一把。

王硕有时候在小区里看到年幼的孩子们欢乐奔跑,就会在心里哀叹他们未来的苦日子。「你就看着,上幼儿园的时候,大家都在院子里跑;上小学的孩子你偶尔能见到;上了初中,个个都早出晚归,是看不到的。」初一的时候,女儿就问了王硕一个问题:「妈妈,人为什么要活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作为一个高中老师,王硕清楚地能看到很多家长看不到的东西。高中三个不同层次的班,同一张试卷的平均分可能相差 10–30 分。这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生源,又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教学?她也说不大清楚。但生源就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默认的规则。直观的感受是,同一区的 D 校,中考招生分数比 C 校高一分,其他录取方式的「掐尖」掐得更尖。「我们的老师那么敬业,天天从早到晚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学生了,可等到高考,拼吐血了也追不上。」王硕经常听到家长教育孩子:「努力就能实现一切目标。」她没法说服自己拿这句话逼孩子。「我和她说,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将来社会的领域那么多,总会给那些勤奋的人留有生存立足之地。」

有时候,王硕看到 C 校高中的竞争那么激烈,她会感到深深的忧虑:女儿在初中就已经拼尽全力,就算中考顺利进入本校,面对加码的课业和同龄人更激烈的竞争,她能顶得住吗?如果孩子自身的资质更有决定性的意义,那是不是能接受孩子松口气,去做「鸡头」而非「凤尾」?作为母亲,王硕没这个胆量。在她观察,几乎没有家长愿意退而求其次。「你会想,如果进一个更好的学校,更好的班级,哪怕做凤尾,没准她也能受到同伴的激励呢?也会因为各方面的资源挖掘出更大的潜力呢?」

种种「不确定」带来的焦虑并不会随着孩子升入高中消失。高中以后孩子马上会面临选择高考选考科目这个问题。选考科目不仅要考虑该科目的竞争力度,还和未来报考大学时的专业选择相关。「作为家长你会担心,你能不能帮助她选一个能带来点优势的学科。孩子上初中刚明白点事就几乎都在为分数忙碌,除了极个别的孩子能够很早就确立志趣,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社会,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做什么,」王硕说,「我做了这么多年老师,出了校门进校门,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也看不清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优胜的代价

穆洁是班主任,也是任课老师。早些年,学生上课打盹,她会马上叫醒,现在,她忍不下心来,干脆让他们安心睡会儿。有时候孩子们会和她撒娇:「老师,今天作业特别多,你能不能别留那么多作业呀?」开学的时候,她曾经和学生许诺:「如果作业太多,可以和我提出申请,少留作业,但是不能糊弄也不能抄袭。」穆洁知道,这些孩子除了在学校里学,还有课外班、一对一辅导,有外教课,有艺术特长培训。一方面,她愿意从自己这里给孩子们减少一点负担,但另一方面,她又很矛盾:「学生没有做更多的练习,拿不到分数,我也得负责。」

曾经有一年,穆洁班里排名第一名的学生决定去国外留学。她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觉得遗憾,这个孩子一走,班里的成绩啪地掉了一截;但另一方面她又真心实意地为他感到高兴。几年下来,她一直和孩子保持联系,确实看到他在一个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中实现了更全面的发展。

「一个老师,只要你稍微有一点情怀,你不认为这份工作就只是为了赚钱,手段就是追求成绩和分数,只要你还希望家长把孩子交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是放心的,自己担得起家长的信任,你大概都会觉得非常撕扯。因为整个环境好像不足以支撑你去达到你心里的那种教育目标。」

这些年来,孩子们可能非常聪明,知道得更多,但穆洁感到「生源的质量是在下降的」。直观地,普遍身体素质在下降。虽然体育成绩纳入中考,但突击依然管用,用体育老师的话说:「我们初一初二都是副科,初三就变成主科了。」有个别家长担心孩子的身体,找到穆洁说:老师,孩子在学校的运动量够不够?能不能加一些体育课?穆洁很无奈,这事她说了不算。大部分家长根本顾不上这个问题,很多孩子放完寒暑假身体反而更差了。

孩子们的心理状态堪忧。学校有课间操,但很多学生并不愿意参加,一方面是因为疲惫,另一方面是在明里暗里和同学竞争,「别人多做了一道题,他就不舍得多玩一小会儿」。学校举行运动会,规定不能看书做题。可是孩子们会悄悄把书本别在裤腰上,插在袖子里。

穆洁需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处理家庭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家长的不安和焦虑有的时候达到了她无法理解的地步。有学生已经非常优秀,班里名列前茅,「直升两个字就写在脸上」,可是家长依然会在考试后追着问:「老师,他说他考得不太好,我挺担心。」

一个常见的情形是:「家长活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有任何的不作为,就造成了孩子不如别人优秀,于是拼命加班挣钱,给孩子报名各种昂贵的培训班。但孩子实际的学习质量和效果,他都没有精力去关注了。与此同时,家长又容易给孩子立下不切实际的目标。一旦孩子达不到期望,家长的心态是:我能做的都做了,你学不好是你的问题,是你不努力造成的。家长自身带着巨大的负面情绪,教训孩子口不择言,伤害性极大。」于是,一些孩子「特别的黑暗自卑,活得特别的不阳光」。「有孩子回家就摔门进屋,除了吃饭不想见任何人,不想说任何话。」穆洁见过这样的学生:人非常聪明,最后和家长闹崩,厌学,办了休学。

在重点高中,王硕教着那些在初中竞优中获胜的孩子。他们非常聪明、非常吃苦,但那些付出的代价也让她一目了然:绝大多数人都戴着眼镜;每个班都有孩子存在心理障碍。

王硕记得自己上初中的时候,9 点写完作业,睡觉睡得很早,每天精力充沛,有大把的时间空想、观察、思考:太阳为什么会透过树影形成那样的光斑?干燥的马路为什么在远远看过去的时候好像有积水?那是她对物理产生兴趣,最后成为一个高中物理老师的起点。在讲台上,她也喜欢用这些生活中的例子去引导学生。「从前,这个办法很管用。你能看到学生立刻能有感受:哦,是这样的!可是现在,你提到这些事情,孩子们是茫然的。我讲到回音壁,才发现北京原来有那么多孩子没去感受过回音壁。我讲到万有引力、航空航天,讲过去的科学家用肉眼观星,记录位置。他们会问:老师,用眼睛怎么可能直接看到星星呢?」王硕说,「他们日常看起来丰富多彩,填满了作业和任务,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观察真实的生活,可没有观察,哪里来的好奇与思索呢?」

职高:一种升学选择?

鲁晓阳在中策当了 22 年老师,在这里看到的是大量「低头走路的孩子」。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简称「中策」)创办于 1979 年,目前有两个校区,校园面积加起来有 220 亩,与此同时,还在筹划新的分校。今年之前,中策有八大专业,每年招 1100 人左右,有 500 多名学生是「直升」,意思是不需要通过中考,只需要通过面试就可以就读,目的是让成绩差的学生仍有学可上。像计算机、商务英语这样的专业相对热门,报名与录取率在 3∶1 左右,而像烹饪、环境监测和电气运行与控制(以下简称「电气」)这样的专业,几乎就是「报就能上」。

鲁晓阳是浙江省特级教师,教电气专业,讲话风趣,能想象他在课堂上,也是乐于引导、充满活力的老师。说到「低头走路」,鲁晓阳又挺起胸膛,昂起头,做了个有点夸张的自信姿态:「你看,这就是职高学生与普高学生最大的区别,普高的学生们都是昂头走路的。」

人们总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鲁晓阳说他在职高教书,总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成功是成功之父」。孩子们本来就没信心,所以他通常会让刚入学的学生做最基础的操作,简单到保证每一个同学都能做出来。「必须让他成功,然后让他踩在成功的肩膀上继续成功。」所以电气班的学生入学第一课是做 LED 灯,先是让灯「长亮」,再让灯「闪烁」,其次是配上音乐,背后的理论难度是循序渐进的。这法子听上去简单,但在鲁晓阳看来,通过技术来培养信心,「先会后懂」,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鲁晓阳原来班上有个学生叫樊文天,刚进校时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的典型的职高生,低着头,不跟人交流,让他看书,他说「头大」。从课堂上获得一点成就感后,就开始问「为什么」。他在沙发里置入传感器,受重量触发后,会自动启动内置空气净化器,做成「会呼吸的沙发」;把电压升到 10 万伏,在空气中拉电弧,将音频信号载入电弧,做成「会唱歌的闪电」。樊文天后来凭借「会唱歌的闪电」,在「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里拿了个特等奖,于是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他后来考上浙江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优秀毕业生」毕业,被浙大中控破格录用。

职校生中考分数不高,最常见的现象是偏科严重。因为成绩差,很多孩子在小学、初中被打压了 9 年,自信心早就被打压殆尽,其中很多人更是「过早地放弃了」。鲁晓阳班上原来有个胖乎乎的男孩子,不到 1.6 米,进校的时候成绩全班倒数,「自我放弃」写在脸上。「这种小朋友骂是没用的,本来就没信心,再骂他,更没信心,更对着干。那咋办?带他去玩。」鲁晓阳挺得意的玩法是无线电测向运动(又称无线电猎狐运动),在旷野、山丘等地方,通过无线电测向机,定位事先隐藏的多个电台,谁最快找到最多谁就获胜。

男孩子当然爱在山野里跑,「找到一个电台,开心一下,又找到一个,又开心一下」。那个胖乎乎的男生后来还参加了这个项目的亚锦赛,回来后跟鲁老师讲:「我就是滚得慢了一点。」比赛中有段路程是个陡坡,他胆子不够大,往下滚的时候缩手缩脚,最后就输在这段滚坡上,以 1 秒之差败给一位日本选手,拿到亚军。「老师,以后你多跟我说『滚』,我就滚得快了。」职校里男老师与男学生之间的日常交往是会用到「滚」这个字眼的,这实际是师生关系亲近轻松的一个注脚。

鲁晓阳的很多学生通过这些方式,逐渐摆脱了过去成绩差而导致的消极状态。越是看到这样的孩子获得成就,鲁晓阳就越是感到遗憾。同一个理论,他去普高讲,两节课讲会,在中策,他得讲 6 节课。好的生源,理所当然去了普高。他就会想,要是职高里也有这样学习能力强的好生源,他还可以培养出更厉害的学生。缺乏理论基础,实际上使这些手上有技术的孩子无法走得更远。

某种程度上来讲,职校在做的是「兜底」教育,接受那些所谓的差生,高分的孩子因为感兴趣而自愿到职校来的非常少,即便有,也会被家长阻拦。中策 2018 年招第一届电气「中本班」时,录取了一个 555 分(满分 600 分)的孩子。这个分数能上杭州排名第二的学军中学。副校长潘利荷说她总共接到孩子家长打来的十多个电话。这位妈妈向她解释,他们家是温州人,两口子平时忙于生意,孩子放在杭州一所民办初中,每天上学都会路过中策,因此对学校有印象。可这毕竟是 555 分的好苗子,家长向潘利荷求饶,不要录取。后来这孩子没出现在中策校园。

「中本班」这条路

这些年,浙江省的中职学校生源有了变化。2018 年开始,全省推出「中本班」,即「中职本科 7 年一贯制」,也称「3+4」,3 年职高 + 4 年本科。不同于「无处可去的学生」,读中本班的孩子,一半以上能读重点中学,职高是学生和家长深思熟虑后的一种选择。

杭州市人民职校(以下简称「人民职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很有名气。人民职校建校于 1957 年,1980 年开启职业教育,两年后,开设幼师职业班。2000 年,它与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合办学前教育专业的「3+2」班,很受欢迎。2015 年前后,人民职校就开始准备材料,想要将这个班进一步做成「3+4」,因为就业市场早就发出信号,杭州市各区县的公立幼儿园招聘门槛逐渐升级到了「本科及以上」。现在放眼杭州,可能只有区县零星的几所公立幼儿园愿意招大专生。

2018 年,「3+4」在中考前一个月落地。这第一届总共录取了 38 人,其中有个孩子叫金洋洋,金华市永康的考生,中考成绩 573 分,能上永康一中这所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但她在拿到人民职校的录取通知书后,到永康一中办了退学,她的同学们很受震动。

对走职高这条路,洋洋妈妈心里挺坚定。她对应试教育很反感。初三,学校希望大家去补习,说是自愿的。她跟女儿说,如果班上有一半的同学去,那我们就去,结果报名了 40 多人,那洋洋也只好去。一学期是 20 个周末的课,一开始没说收钱,有一天洋洋回来说,这个补习班可能要交 4000 多块钱。「我老公挣钱很辛苦,我好心疼那份钱。」第二学期,洋洋就没再去了,成了班上唯一没参加周末补习班的学生。

家里条件不好,洋洋妈妈于是「千万百计地想给女儿找到一条不同的路」,快乐一点的路。她琢磨,人是会自卑的,学会做题,只会考试,就像社会上吐槽的「小镇做题家」,会在大学里败下阵来。她很怕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文化课平平无奇,但会滑板车,会唱歌,会弹琴,都是自信的加分项。」她希望洋洋能有一技之长,成为一个自信心比较足的孩子。

此外,洋洋妈妈有个认知,比如学木工、学雕工,都是初中毕业后十五六岁开始学,她认为那是学手艺的黄金时间。洋洋有艺术细胞,喜欢唱歌、跳舞和画画,但她们家条件不好,从小也没给她上过什么兴趣班,她就想给洋洋抓住学习艺术的最后时机。「现在看到有这种路,我就很希望让她走一走。」

洋洋从比较小的时候就对老师这个职业有好感,很早就相中人民职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但它当时只有「3+2」,且只在杭州本市招生。她们曾退而求其次,转向金华本地一所最好的职校,母女俩去这所职校和与它配套的大专学校考察过,有点偏远,校舍也旧,但有钢琴房、舞蹈室,新的校舍也在修建中。洋洋跟她妈妈说,为了读学前教育,受苦受累也要去。

洋洋妈妈评估了两种选择的优劣。假如去读重点高中,错过学手艺的黄金时间不说,那种高考的严酷压力,可能会把孩子压垮。周围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她有个亲戚的孩子,三岁就认上千个字,家里条件好,给孩子弄了个书房,整个房间满满当当都是书,期待很高。孩子初中读书是很好,考进重点高中,读到高二就开始抑郁了,后来就退学了。

她们当时还抱有一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想法,进重点中学,那洋洋应该是排在比较后面的,在班上平平无奇,假设读得很郁闷,到时候考大学或许只是个二本,人生会有遗憾的,可能会后悔当时没选「3+2」。

出于这些考虑,洋洋与妈妈就一心一意地决定去读职高,尽管周围的老师、亲戚都反对。反对的声音还挺大,比如班主任跟洋洋说,「那种地方」是学校 500 名之后的学生去的,绝对不能去那种学校。初三换了一个班主任,也听说她们家特殊,孩子读书这么好,要求这么低。开家长会的时候还特地找家长聊天,讲到最后说:「这个女儿是不是你亲生的?如果这样选择的话,她未来要被糟蹋掉的。」家里的亲戚也说她们,别人都往高处走,你们怎么往下看,说到这些时都是摇头的。

今年洋洋已经读完三年职校,过完这个暑假,就要去浙师大开始中本班的后半段。这个班的家长们最大的感触是,这条路没选错。洋洋的同学何林颖三年前选人民职校,是因为与它合作的本科院校是浙江师范大学。作为小学历史老师,何林颖的妈妈本能地觉得这是条捷径。何林颖的文科强,理科弱,总成绩虽然还可以,但一进入高中,偏科的孩子会压力非常大。「3+4」意味着直升浙师大,几乎算是另辟蹊径,避开了那条残酷的独木桥。

这个班第一届是在全省招生,其中台州招 4 人,每个区只收 1 人。何林颖的中考成绩距台州最好的高中差 15 分,这个成绩能上排名第二的重点高中,上一所职校绰绰有余,但她们仍担心,唯一的名额很可能被人抢走。所以何林颖初中班上的很多同学直到快高中毕业,都不太清楚原来她上了所中职学校。

对于这个中本班,很多人的感觉是「划算」,连校长金卫东也这样说。他算了一笔账,浙江每年 30 万高考考生,浙师大录取分数线在 3 万名左右,相当于全省前 10%。而杭州市每年参加中考的学生数量约有 2.7 万,杭州学生的成绩相比其他市要好一点,不说 10%,按 20% 来算,那就是中考前 5000 名的学生能考上浙师大。前 5000 名,意味着杭州前三的高中(杭州第二中学、学军中学、杭州高级中学)之外的学生,未必能考得上。

「中本班」的启示

三年前,中本班对浙江省的家长来说,还是个新事物,做出这个选择,除了现实考量外,也有家长对社会上流行的主流路径的反思。洋洋班上另一个同学黄卓颖,一开始就认定这个专业。她是宁波慈溪的考生,慈溪人多经商,一般人家经济条件过得去的,就会给孩子报私立学校。黄卓颖读的是一所「小学 + 初中」的 9 年制学校,学费从小学一年级的 1 万多元,涨到九年级的 2 万元,现在她弟弟在同一所学校读七年级,学费马上升到 3 万元。黄卓颖从小上过挺多兴趣班,林林总总,有六七样,她喜欢古筝和拉丁舞,这两样学得挺不错。很多家长给孩子上兴趣班是跟风与焦虑,一旦与中考和高考面对面,兴趣班都得让位,技艺最后荒废了事,只留下几本证书。但黄卓颖和她妈妈都希望把这些技艺保留下来,学前专业恰好有艺术课。

她们关注学习过程,但很多家长只看最终拿到手的那张文凭。有现成的对比。她家一个亲戚的孩子,与黄卓颖同年,小学、初中同校。读普高后,时有逃课,因为谈恋爱受处分,最后考了 500 多分,能上一所二本学校。二本学校不好吗?在这位亲戚眼里当然不好,她还想多花点钱送孩子到更好的学校去。卓颖妈妈看到周围亲戚朋友给孩子砸钱、一对一补课,有时会想,你们真的了解孩子吗,还是以为只要花钱就是好?

三年下来,卓颖妈妈非常庆幸当年的选择。她没想到,一所职校的校风这么好,老师如此敬业。有天晚上 9 点半,副校长于伟伟还给卓颖打来电话,讲了两个小时如何修改毕业论文,「10 个孩子每人两小时,不是说装面子的」。

孩子有一天跟她说,所谓的学习成绩不是最重要的,要跟同学和社会都相处好。她了解卓颖,非常要强,即便中本班几乎是直升,她觉得在班上有个中上水平就可以了,可卓颖总保持第一、第二。一直在应试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到职高读了两年,就对社会有了新的理解,这令她感到意外。黄卓颖有个小她 4 岁的弟弟,正在读七年级,已面临中考压力,进了职校后的黄卓颖经常宽慰弟弟:「没关系的,哪怕考不好,读职高,也挺好的。」孩子的这种成长,卓颖妈妈原本的预期是起码得到大学时候,因为专心刷题上补习班的中学阶段,成长是停滞的。职校提前让孩子接触到真实社会的一角。

2018 年浙江省推行的中本班,中策也有一个,放在电气专业,本科院校是浙江科技学院,鲁晓阳去参观过,心里认可它是所好学校。中本班的本意是「连贯培养」,可以简化重复课程,多出来的时间用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但在鲁晓阳看来,他的这个中本班,多少有点事与愿违。

鲁晓阳说,中策的这个中本班身上有一个「紧箍咒」,即考核方是本科院校的浙江科技学院,但它只考核理论,不考核实践。为什么?「因为一张试卷评价一个人是很轻松的,20 分钟,一旦考核实践,一个学生可能就需要一天。说白了,本科院校的投入程度,没有中职的高。」

原本,中本班恰好是鲁晓阳心中的理想生源,但是这批学生很快就陷入了理论考试的窠臼。有几个报名绿色电子社的中本班同学,来了一学期就舍弃了,原因是「没时间」,要应付上面的考试。每学期考核一次,这种学习逻辑,「跟重点高中没什么区别」。

对孩子来说,职高与普高最明显的区别,其实是升学压力。一旦卸除这个压力,他们这批本来头脑就不错的孩子,未来或许可以作为某个社会调查样本——比如,以近 10 年为例,比照 1000 个孩子,中考成绩在 500 分左右,走职高这条路的和走普高这条路的,看他们后来读了什么大学,做了什么工作,对生活的满意度如何。

高升学率

在杭州,职校的老师都记得,就在几年前,听到的要求还是「以就业为导向」,但现在基本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扩招,高职去年、前年连续扩招 100 万人。2019 年之前,中策有 9 个 5 年制班,这意味着,约 300 人毕业直接升高职,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部分自考升学的,加起来比例是 60% 左右。到了 2019 年,这个比例几乎上升到 95%。

2019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高职扩招 100 万人任务的方案。那是 4 月底,而高职高考的报名年初就结束了。考试项目除了语文、数学(各 150 分),还有专业技能考试,后者分为「技能操作」和「专业理论」两部分,加起来也是 300 分,后者也分别在前一年年底与当年 4 月考完了。即便如此,中策副校长潘利荷记得当时还是极力动员学生考大学,她告诉孩子们:「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要考,不要有负担,去考就好了,今年有机会进行学历提升。」她动员了大概 100 个学生。到了第二年,这种气氛才趋于稳定。

在杭州,职高生的升学需求是早于扩招政策的。对杭州的大部分家长来说,孩子高中毕业、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去工作,太早了点,他们没有养家的需求。对他们而言,体面的工作、本科学历,才是「刚需」。「有哪个家长愿意孩子 18 岁就去工作,不读大学,人生会有遗憾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本地家长并不愿意孩子去干那些所谓的底层工作。

人民职校的老师高锐记得,2015 年左右就经常有家长说,我们要考学的,我们要读书的,为什么不让孩子参加高考。人民职校是所「小而美」的学校,占地只有 20 多亩,位于市中心,周围都是居民区,无法扩张。受校舍之限,学校只好通过期末考试成绩筛选,通过的学生才能报名职高高考。家长们还是千方百计地想让孩子读书,学校就得跟他们解释,「成绩没有过线,那么今后考学也会存在困难」。高职院校扩招后,原来分流一半学生就业的压力没有了,学校「掘地三尺」,修出更多教室给学生上课备考。

一年前,高锐曾到贵州省的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挂职,这也是一所省级重点职业学校。但在这里,她发现,孩子们读完高中,要去打工了,读到一半辍学的也有很多,因为家里实在没有条件支持孩子继续读书,甚至有时候孩子这个学期不来,去赚点钱,下个学期又来读了。这与经济发达的浙江的确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职业教育做得好的地区,多半也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浙江、江苏和山东都在此列,贵州的孩子职高毕业后要工作,多数时候也会流向这些经济发达的省份。

我们采访的杭州市人民职校、中策职业学校和开元商贸职业学校都表示,在杭州,孩子们现在基本都升学了。在这之前,职校毕业生能否找到好工作,是判断一所职校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好的职校通常会与多家企业建立「企教融合」,常见做法是职校与企业成立一个非实体但联系紧密的集团。开元职校的校长郑效其说,他们学校所在的集团里有 30 多家企业,他们每年只有 5% 的毕业生会就业,「那我就对不起这些企业,每年只能输送这么点人」。

杭州西湖游船有限公司 2001 年与中策签订合作协议,每次招聘都拿出 20% 的配额给该校的毕业生。到今天,公司员工 500 多人,其中有 140 人毕业于中策,占了近三分之一。「要去西湖游船,先上中策职校。」民间流行的这个说法,本来是中策挺自豪的一件事。顾天翔在西湖游船公司负责人事招聘,他说,他们公司面向社会招聘时,学历要求是「大专及以上」,但是给中策的名额一直以来都是职高毕业即可(前提是在该公司实习过)。没想到这几年趋势在变,学生们都走向升学,这 20% 的配额竟然面临招不满的现实。

杭州的中等职业教育虽然发展得不错,但在金卫东看来,那也只是「一个孩子长大了一点」,还没有成长到可以抵抗外力的程度。这里的从业者都认为,职业教育依然很脆弱。刻板印象固然是困扰,最叫人不安的还是政策变化。2020 年 9 月 27 日,国家教育部下发的文件当中就有一条指出,要「逐步取消中本一体化」。那么,金洋洋她们上的这个班,还能办几届?谁都没有底。

金卫东还得到一个数据,2021 年的高职高考中,来自学前教育专业的中职学生比去年多了 1000 人。这个数字去年是 2000 出头,今年跃至 3000 人,这说明浙江省的中职学校正在一窝蜂办学前教育专业。金卫东回忆,2017 年 11 月,北京发生「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之后教育界都在讨论,学前教育质量必须提升。一窝蜂跟风开办新专业,也是中等职校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杭州市而言,教育局一直对中职的专业开设有整体统筹,比如学前教育,原则上就只有人民职校开办。

在高职扩招、大学推广应用型本科的趋势之下,中等职校如何发展也有很多不确定性。金卫东说:「只有升学体系走通,家长才会认识到,职校是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因为人是不一样的,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干吗都走一条路,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事才是对的。现在的认知是,好成绩在那边(重高、普高),不行的再走这边(职高)。真正做职业教育的意思是,哪一天喜欢学前教育的孩子,能考到北师大,甚至职高这条路能通到清华,那就对了。」

我在乡镇中学的命运记

我是在大学毕业踏上工作之旅后,才渐渐意识到,对我以及我曾经的一些伙伴来说,中考可能是比高考更加残酷而直白的人生分岔点。这要从我们的成长以及教育背景开始说起。

我老家所在的地方是渝东北一个比较偏远的县,2017 年底才整体脱贫,而我家所在的乡(如今已改为镇)则是整个县里最边远的乡之一。我的初中,就是在乡里的中心小学读完的。

我是 2003 年从村小毕业,进入中心小学开始读初中的。当时我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 15 公里外的另一所乡镇中学就读,那所学校离县城更近,教学口碑声名远播,规模也很庞大,每个年级的班级数量都在 15 个左右,我的好几个小学同学都去了那里。相比之下,我们乡的中心小学附中不但称不上有何规模,甚至已经好几年升学形势不妙了。有些年份,甚至没有一个同学能考上县一中。

我小学时学习不错,是少数在村小读书却考过几次全乡联考第一名的。按理说,这样的成绩,小学老师通常会建议家长,把孩子送进靠近城里的学校念书。但我当时的小学老师却建议我,可以留在本乡,理由是,我们乡的学校要办一个重点班,留在本乡或许更有利。

办重点班在城里的孩子看来或许天经地义,但在我们那里却是开天辟地的,家长们和学生们都闻所未闻。毕竟我们那个学校,在我入学的那几年已经是招生顶峰,依然最多只有 4 个班,从数量上选优的意义就不大。但或许是升学成绩实在过于难看,这个重点班还真办起来了,入选的学生是学校专门组织的入学考试前 50 名,这个班的教学班子抽调了学校最精英的老师。同时从初一开始,我们还像初三一样每周免费补课一天。

正是被这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点班吸引,我在反复犹豫后听从老师和家长建议,留在了本乡。当时,我们班的教学班子确实称得上精兵强将,语文、数学、历史、政治这样相对基础的学科,都跟初三一样,选的是学校里的教学标兵式老师,而物理、化学、英语之类专业性更强的学科,则都是大专毕业的年轻老师。其他班有的英语老师甚至只有中专文凭,是在工作后跟学生一起开始学习英语的。相比之下,重点班能在一入学就得到科班出身的老师教学,堪称奢侈。

专业青年教师力量的注入,跟当时国家的农业税费改革有关系。我入学读初中的 2003 年前后,正是中国全面取消「农村税费」改革的时间,原来由乡镇财政负担的学校拨款,改由教育局统一拨发经费。教师人事调度原本需由教育局、乡镇政府、学校几方协调,后来也统一划归教育局管辖。这一政策带来的改变很明显,此前,像我们那样的边远乡镇小学,所有老师都来自本乡本土,几乎没有流动。但改革后,我们学校则入职了一大批外乡镇甚至城里的大学毕业生。

即便如此,形式仍然严峻。我入学后的 2004 年,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学生考上了县一中,2005 年再次吃了零蛋。这让 2006 年即将毕业的我,感受到了非常切身的危机,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能在本校稳考第一名,但我跟城里大型中学的尖子生显然差距巨大。我还真不一定能考上县一中。

初二下半学期,我曾经考虑要去的隔壁乡镇中学,突然向我抛来橄榄枝,以免学费的条件邀请我转学时,我立马同意了。所以初二的期末考试后,我不再参加原来学校组织的暑假补课,在学习和生活用品都未取走的情况下,托人转告我的老师们,我准备转学了。但就在我缺席补课的第二天晚上,原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和数学老师,齐齐骑着摩托车来到我家,在夏天的乘凉夜里,把我堵在了家里。

随即是一番长达数小时的轮番劝说,包括与我远在上海的父母通话,承诺免除我的学杂费用,让我进入教师食堂免费和老师一起吃饭,甚至许诺让我搬出 24 人一间的狭窄宿舍,搬进和单身老师一样居住的单人宿舍。我的家人并不擅长做这样的谈判,所有的决定只能我自己做出。最终,当天晚上,我哭着被几个老师连夜带回了学校。

当然,除了免费进入教师食堂吃饭外,其他条件我都没敢接受。那些条件我并不太在意,真正难以承受的,是老师们的情感攻势,毕竟两年以来,我始终是他们最为关爱的学生。那天晚上回到学校后,我没有直接回宿舍。老师们把一个年轻老师从梦中叫醒,赶去了别的老师那里睡觉,好让我安顿一晚。第二天,我在所有同学起床之前,悄悄坐到了教室。

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的痛苦和绝望,某种程度上,我的确是被迫回到学校的,心里并不情愿。在我心里,考上县一中的可能性就这么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折扣。而经此一番折腾,我又必须得考上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围追堵截,在那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领导每年都会经历一次。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劝返都以失败告终。

命运分岔处

后来当我有同学问起,缺课的那两天,我是否是办理转学去了,我一律矢口否认。还有一个同学说起,如果我真走了,她也准备转学。她的剖白并非出于青春情谊,因为我俩的关系实在没有好到那个程度,但我理解她的意思。

实际上,到初二时,我们班作为重点班的名头已经有些名存实亡了。首先,从整个年级上来说,因为学生辍学,4 个班合并成了 3 个班,优选比例变成了三分之一,显得相当寒酸;其次,从初二开始,似乎一夜之间,这些原本的农村尖子生就变成了古惑仔团体。

男生们开始拉帮结派,藏下管制刀具,在巴掌大的校园里打群架,翻围墙出校门,去小树林里喝酒、抽烟;女生们则开始学着飙脏话,拿不多的零花钱打扮自己。不论男生女生,还都开始烫染头发,由原本偷偷摸摸的暗恋、表达心意,变成正大光明要在校园里卿卿我我。而所有的这些,基本前提都是,大家以不爱学习为荣了。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留守儿童,在学校寄读。进入初中是可以独自支配零花钱、彻底脱离祖辈或亲戚微弱管辖力量的开始。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少男少女们全靠自我摸索和同辈力量解决。残酷的校园丛林法则是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强硬的男老师全凭心情体罚学生,让学生面壁,互打手心,得意扬扬;软弱的女老师则被学生欺负,只能求助班主任和校领导维持基本的课堂秩序;而在学生之间,校园里总是流传着,谁又被谁冲到宿舍扇了耳光的事迹。

我也是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其实是远比课本教学质量更重要的影响力量。如果说青春期是一个人命运的河流最为躁动崎岖的奔涌阶段,那对我们来说,青春就是洪水在几乎没有河道的山里暴发,只能左冲右突,自寻前路。

而此时,由升学带动的命运齿轮已经开始缓缓转动。从初二下学期开始,伴随着一些学生离开,班上也来了不少学生:有的是跟随父母在外地读打工子弟学校,但无法参加当地中考回家的;有的是在城里沉迷游戏,被家长送到我们那个连网吧和游戏厅都没有的地方来戒网瘾的;还有的,是从附近民办初中转过来的。无论哪种类型,大家共同的特点都是,学习一般,升入一所好的高中希望不大。都需要自寻前程了。

有人以惨烈的方式回答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理解。我有个小学兼初中同学,是小学五年级时被父母从打工的湖北送回老家的。小学毕业时,她曾忧虑地跟我聊起,可能她妈妈不会允许她再读初中了。所幸,她考上了重点班,得到了一个继续读下去的机会。进入初中后,我的这个同学依然很刻苦,名次在班上也一直处于十来名左右,并不算差。

谁也没料到,在初二下学期的五一劳动节放假期间,她却在返校读书的路上就着一包辣条,喝下了一整瓶敌敌畏。在留下的遗书里,她说她妈妈已经正式考虑让她退学去打工,给她智力缺陷的哥哥攒彩礼钱了。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命运走向,反抗方式就是在一个山间小水塘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如今回想,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跟升学有关。因为她的成绩,考上县里的两所重点高中,希望相当渺茫。而在当时,很多家长包括我父母在内,都有一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考不上这两所学校,也就不用继续念书了。这个观念看起来武断而可笑,但当时县里从排名第三的高中开始,二本以上的上线率就不高了。三本乃至往下的大专学校,昂贵且不实用,甚至往往是一个家庭返贫的开始。家长们的判断不完全正确,是有一定根据的。

跟那个自杀的女生相比,我成了无比幸运的那一个。2006 年初中毕业,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顺利升入县一中,又在县一中从学习中游进入相对前列的位置,顺利考入一所喜欢的大学,顺利找到喜欢的工作。相比初中,我的人生几乎再也没有经历过可能带来绝对转折的惊涛骇浪。

小升初时,我的父母让我留在本乡的理由是,怕我太小,在外难以照顾自己。等我上了高中,我知道,这其实是借口,他们真实的想法是,怕我去城里学坏了,在关键的一步行差踏错。相比之下,学校教学质量差一点,他们倒还能忍受。当然,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不过等到我初中毕业时,我弟弟也面临初中择校问题时,我还是非常坚决地主张,让他去了邻镇那所中学。后来,他的确差一点陷入了校园帮派纷争,我知道后,立即让我父母给他办了转学,去了县里另一所最好的初中之一。在新的中学,他经历了从全年级的尖子生到中游的成绩下滑,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踩线进入了县一中,在高考时,又踩线超过了一本线,并以当年刚刚过线的高考分数进入了一所中部城市的重点大学。

我弟弟比我更幸运,这份幸运里有我父母的开明重视成分,也有我蹚出前路的经验成分。他总让我想起我的初中同学。除了那个自杀的女孩,他们大多数都在初中毕业就出门打工了,有的在我读高三时就有了第一个孩子,有的在高中阶段打架斗殴,上了本地媒体的社会新闻版面。

政策带来的中考变迁

因为写这篇稿子,我最近还去找了我的一位初中老师周凡。严格来说,他不是我的老师,而是我读初中时学校的教导主任,也就是当时去我家,劝阻我的校领导之一。周老师 1994 年中专毕业后,就去到我们学校任教,并在 2015 年调往重庆主城区的另一所学校。

通过他,我才搞清楚,原来我们县的中学其实分了三类:第一类是每个年级学生规模在千人以上的完全中学,第二类是每个年级学生规模在千人以下的完全中学。而像我就读的戴小学「帽子」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则有十多所,里面的附中属于三类中学,在这些学校里,我们学校的升学水平处于前列,能达到二类中学里的中游水平。

但三类中学和一、二类中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学校教师的高级职称名额比例悬殊达到 5 倍。在我入学的那几年,正是教师人事管辖权从乡镇转移到县教育局的时候,几乎所有老师都在动心思,想调往离城区更近更好的学校。而升迁调转,最有力的抓手,便是所带班级的升学成绩。这大概也是我们那一届重点班得以开办的重要原因。

不过无论是重点班,还是补课,从下一届便没再继续了,其中既有政策的限制,也有非重点班学生家长的不满,还有学校内部非精英教师的反对,更重要的则是,重庆市重点高中招生政策变了。

在我毕业后的 2007 年,重庆市取消德育优秀保送生制度,要求各重点中学从高中统招计划中拿出 10% 以上的名额,按比例分配到学校所在区县的普通初中学校。这一比例随后升高到 2008 年的 30%、2009 年的 60%,到如今,县一中 90% 的入校名额按此原则分配。这意味着,即使在我们那个「戴帽」的边远乡镇附中里,只要考试名列大约前十来名,就能升入县一中了。我们成了不多的几届,在中考就面临人生筛选的学生之一。

算起来,周老师几乎见证了我们那所规模微小的学校经历的所有中考阶段。他自己是 1991 年初中毕业的,以第一名的身份被降分录取去了县里当时还保留的唯一一所师范中专(后在 1999 年停止招生),毕业后分配回到原乡教书。上世纪 90 年代头几年,乡里的学生几乎都在本乡读初中,但师资力量缺乏流动带来的欠缺,让乡里的初中几乎很难升学,大家也就不作指望。

邻镇的中学是从 1993 年才开始招生的,最早只有 2 个班,但仰赖更好的乡镇财政和师资,这所学校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就有十多名学生考取了县一中和县师范学校。随后,这所学校以攻城略地的强势姿态四处抢挖优质生源,迅速就从 2 个班、4 个班,扩大到顶峰时的每个年级超过 15 个班,成了县里有名的超级中学。我读初中时被挖的背景是,这所学校的校领导以每人摊派分包的方式,去了所有邻近乡镇挖掘生源。

周老师说,他们当时面临的压力,不只是升学成绩难看本身,还有升学成绩带来进一步的生源流失后,学校是否会被撤销的问题。毕竟,在 2001 年,我们乡里又开办了两所民办中学,但都因为生源流失,很快又关闭了。

也是在这一次聊天我才知道,我那位自杀的初中同学,当时给校领导带来的了实务层面的巨大压力。那位同学是在补课的上学路上出事的,而补课属于违规。周老师说,当时校领导虽然已经看过她的遗书,但也做好了家长会闹事、要求赔偿的准备。不过最终,那位家长并未要求赔偿。我对那位同学身后事的印象,最终停留在黄昏时她妈妈响彻群山的号哭,与历史老师诵读遗书后,全班低沉的抽泣声当中。

不过老师们经受的压力也取得了回报,我们那一届共有 3 人考上县一中,算得上成绩可观。在我毕业后没几年,曾在我们那个重点班教学的老师,就几乎尽数调去了县里更好的学校。

只是周老师说,根据他后来的跟踪,从我们那所初中毕业的学生里,进入高中后依然学习不错并考入了知名高校的,也全都出现在我们那几届里。在过后的十几年中,虽然升入县一中的比例大大升高,但只有一位教师子女高考时表现还不错,进入了一所排名靠前的「985」大学。

周老师的分析是,随着我们当地县城规模的扩大,家庭条件稍好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就被送去了城里。在我和我弟弟读初中时,县城里有口皆碑的初中只有 2 所,且规模不大,但这些年,县城里出现了 4 所规模超大的初中,每个年级人数都在 20 个班以上,几乎将偏远乡镇中学的优质生源吸纳一尽。与之相伴,随着名额分配到校政策的实施,我所在的那个乡镇,老师们已经很难有巨大动力去狠抓升学率了。

在周老师看来,这也是乡镇初中学生,即便顺利升入重点高中,仍然竞争力不大的主要原因。但在我看来,这实际跟当地高中的教育形势变迁也有莫大关系。

2006 年至 2009 年,我读高中时,县一中的教学风格还充满古典气息,高一高二从未周末补课,到了高三,每月还能放假 5 天。甚至,我们学校的校门是大大敞开的,如同大学一样自由进出。也就是说,大家还有机会凭自我意志和本能,去填平初中时做题训练的鸿沟。这带来的后果是,作为一所市级重点中学,当时我们学校有时好几年都没人能上清华北大,比如我 2009 年毕业时,全校第一名只考上了复旦大学。

而如今,形势显然已经完全变了。我的高中母校在我毕业后没几年,就和全国的大多数重点高中一样,开始实行全封闭管理。大多数老师,也开始办起了课后补习班。我老家的那些留在村里的邻居,他们的孩子在初中阶段面临的竞争变得和缓,但它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了高中。

如果说,在我读初中的年代,边远乡镇的学生,面临的教育资源差距,主要还在县域之内的学校与学校之间,现在则已经像城里一样,渗入到家庭与家庭之间了。

当「佛系」与「坑校」相遇

年初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教培机构推销培训班,说是可以「给期末考提分」。我说:「不用了,孩子自己能复习好。」对方又说考完试还可以给讲题,分析错题难题。当我再次拒绝以后,对方锲而不舍地追问孩子几年级了、在哪儿就读。没想到,当我告知他学校名称时,对方立刻 180 度大转弯:「哦,不好意思,打扰了!」

虽然对孩子当初派位就读普通学校的遗憾早已平复,但这通赤裸裸的「歧视」还是让我有点回不过神来。两年前,女儿小升初。她就读的小学没有初中,不能直升。在这个情况下,升学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政策保障生,一些特定单位人员的子女可以获得进入某些特定学校的名额;二是参加学区内的电脑派位。我们家所在的学区有 8 所初中,其中 3 所是市重点,2 所是区重点,还有 3 所是普通学校,也就是所谓的「坑校」。

女儿六年级寒假的时候学骑自行车,我们带着她把市重点和区重点跑遍了,就是没去 3 所「坑校」。我们家没有政策保障生的资格,只能等电脑派位,但我有种非理性的乐观:派位要填 8 个志愿,「坑校」当然排在最后面,只要是重点,「市」和「区」我都接受,运气不至于差到落坑。

其实在一开始,派位对我们来说算是个利好消息。前段时间,一个朋友告诉我,她的孩子 8 岁,已经通过了 PET(剑桥英语)考试。我和女儿说了这件事。她直接往床上一倒:「现在都已经卷到这种地步了?我要躺平!」小学六年,她接受的是真正的「快乐教育」。我们只给孩子上过体育课外班。五年级的时候,我考虑到马上要升学,去了解了一下政策,发现电脑派位以后,PET 之类东西并没有什么作用,于是「躺平」得更心安理得了。

之所以「佛系」,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要求孩子成绩拔尖的高期待。小学班里有 30 多个孩子,女儿的成绩大概能排到十多名,中上水平,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我和其他家长几乎没有联系,这也让我屏蔽了很多焦虑的信息,我不知道真的「牛娃」是什么样子。另一个现实的原因是,我和孩子爸爸的重心放在工作上。孩子的日常安排主要由爷爷奶奶负责。曾经有一回,我们也动了心思,想给孩子报个班。老人表示,精力有限,报班的话只能我们自己接送。我们时间排不开,就此作罢。我和先生也曾经考虑是不是要换房子,去一个不存在「坑校」的学区。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否定了。用孩子爸爸的话说:要是中考考不好,进好初中也白搭,机会成本太大。

派位结果揭晓那天,打开电脑页面我就懵了:孩子抽中的是第七志愿。这个结果带来的滋味很复杂。首先是失落。熟人、朋友、邻居的孩子都进入了重点校。然后是怀疑。政策保障生的录取名单是不公开的。我会想:我是不是太不关心孩子了,如果我们努努力,是不是有可能找到门路,挤到这个名单里去?紧接着,你就遭遇「歧视」了。派位以后,我慌了神,赶紧加了各种微信群。我问:我们家孩子派位进了 A 校,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结果,热闹的讨论群里没有一个人接我的茬儿。我才意识到,「坑校」是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的。派位结果出来的当天,我们开了家庭会议,达成了一个共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中考这个机会。说起来有点悲壮,那个时候,我突然体会到了为什么有人说「感谢高考」。

在「坑校」就读是什么感受?那天接到教培机构推销的电话以后,我接女儿放学回家,跟她说起这件事。她急了:「你怎么不给他打回去啊?打回去!问问他什么意思,我们 A 中怎么了?」我很欣慰:两年的时间,我看着女儿从不愿意说自己在哪儿就读,变成了说:「我就喜欢我们学校!」

家长对「坑校」有一种本能的负面想象,如果不是因为真的入了坑,谁也不会有兴趣去了解一所学校的真实情况。其实当初,我们很快就发现,传说中的「坑校」和我们的预想不太一样。派位后,我们研究了从未留意过的 A 校的情况,发现它存在一个很大的利好:一个年级不到 500 名学生,有 110 多个「校额到校」的名额。也就是说,如果中考时孩子达到一个基准分数,只要校内排名在前面,就有资格进入相应的市重点、区重点高中。

学校本身也给了我很多惊喜。录取通知书下来以后,马上就开了家长会。第一次进学校,我们的第一印象是硬件不「坑」。校园很大,环境比很多重点校还要好。第二印象是老师也不「坑」。家长会上,发言的年级组长非常干练。老师很明确地说,孩子们是派位来的,可能会有一些家长有落差,但他们的教学也是有方法的。学校拿得出数据:个别科目的中考成绩甚至只比市重点校低一点。在 A 校,中考前 10 名的孩子可以派位进入西城区最好的高中,但实际上,按照既往经验,这些孩子的中考成绩本身也能够达到这所高中的分数线。A 校还有个传统,孩子入学前,老师都会来家访,了解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和安排,也会和孩子沟通:你希望在学校的三年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这些都让我们觉得心里踏实了不少。后来我发现,「坑校」不坑可能不是特有现象。在之前那个不谈「坑校」的家长群里,这两年我也陆续看到一些家长提到:XX 普通校的中考成绩也不错。

「佛」与「鸡」之外:第三条道路

可是「坑校」娃要想逆袭,无论老师怎么强调学校的教学质量,家长都很难淡定。前段时间看电视剧《小舍得》,南俪一开始也是「佛系」妈妈,后来绷不住了,开始了可怕的「亡羊补牢」。还记得当时入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家长说:那完了,课外班给报上吧,进了「坑校」还能怎么办?像我们这样的佛系家庭自然面临着一个接下来到底「佛」还是「鸡」的道路选择。

其实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讨论要不要报课外班。当时的结论是,既然情况不明,不如先绷住不报班,学一段时间看看。女儿刚入学的时候,排名学校 30 多名,现在读到初二,能够排在年级的前 10 名。这两年我们只报名参加了一个数学课外班。

我们没有用培训班鸡娃,但也没有躺平。女儿所在的班尖子生多。有一次开家长会,班主任说:「我们班有一个特点,去年疫情期间孩子在家学习,班里有一半的家庭可以做到有一个家长在家全职陪着。我们班开家长会,一半是爸爸,一半是妈妈,没有老人参加。」简而言之,家长重视孩子的教育,这种重视不是花钱报班,而是真的愿意在孩子身上投入时间和精力。

「每个牛娃背后都有一个热爱学习的中年人,每一个热爱学习的中年人都是被孩子激励的。」这句话准确概括了我们家的情况。我们不愿意盲目地给培训班送钱,是因为经过权衡,我们觉得自己作为大学毕业生应该有能力应付初中功课,给孩子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辅导,这会比上培训班的效率高得多。我和先生做了明确分工。他把习题和课本捡了起来。我们家有一个书房,孩子在书房写作业,爸爸在边上做自己的工作,同时负责随时答疑解惑。我能力有限,就出苦力,就负责给孩子抄录错题本。

其实这么做我也曾有过疑虑,我问先生,我们小时候,爸妈这样管过我们的学习吗?学习难道不是孩子自己的事儿,父母不能越俎代庖吗?后来我意识到,今天孩子面临的局面和我们当年太不同了。A 校离我们家很近,最初我们打算让女儿骑车上学,可立马就放弃了。因为孩子把书包放在前面的车筐里,根本把不稳龙头。现在女儿的书包有小 30 斤重,有的时候还得再拎一个包。我同意先生的判断:「现在孩子面临的压力和诱惑比我们小时候大,所以学习是、但又不仅仅是她自己的事。」

「陪读」本身可能还有比学习辅导之外更重要的价值。最开始,我陪孩子写作业会找些闲书看。她不乐意,觉得我就是在监督她。后来,我帮她抄错题本,不用抄的时候,就自己学英语。你会发现她不抵触了。把错题难题交给我抄的时候,她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我又给我妈找了个事儿」。我想,我们身体力行的意义是让女儿感到学习虽苦,但不是孤军奋战。如果不是深度介入了她的学习,我们也很难切身体会到孩子的苦和乐,她的很多心情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共鸣。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愿意给孩子减压。其实,孩子真的不缺压力。在学校里,前 10 名、前 30 名的孩子各有小课,筛选、竞争的氛围无处不在。初中两年,她因为考试哭过三次,两次是因为担心自己没考好,还有一次是因为自己病了,为可能错过考试而着急。作为母亲,相比鼓励她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入竞争,我更愿意帮助她正确理解竞争的意义和结果。

女儿看重每一次考试。我就告诉她,学校有考试、排名,工作以后还有 KPI,考核形式不同,却是人生一直伴随着的事,你不应该排斥它,也大可不必为此太过焦虑。妈妈以前做销售工作,三个月一次考核。对于考核结果而言,努力和运气都很重要,而我能把握的只有努力,我只和我自己比,如果我努力了,没有拿到好的结果,我问心无愧,坦然接受。

家长要焦虑起来,其实是没有止境的。朋友的孩子在最好的小学、最好的学区,孩子 8 岁通过 PET,依然担忧不够好。女儿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怕自己信息闭塞,赶紧加了一些孩子去了名校的家长的微信。时至今日,他们也有他们的烦恼,哪怕孩子的成绩已经很优秀了,也会为能不能进入重点校的实验班发愁。家长总是希望孩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能够站到金字塔顶端去,这是人之常情。

对我们来说,女儿有可能通过中考进入最好的高中,已经是我们未曾预料的局面,我们期待她成功,但不将这作为必达的目标。我们也会希望她未来能考上清华、北大、985 大学,但我们同样和她说,我们并不要求她一定要进多好的大学。就算考进了清华北大,等你工作以后就会发现,你的同事、领导可能背景各异,你的名校头衔和你的工作表现并不相关。在考学的路上,我们竭尽所能追求目标,但无论目标达成与否,人生都还有很多可能。

分数之外

我们和孩子谈论这些,目的不仅仅是给她减压,更重要的是,当大人们张口闭口谈分数时,孩子们关注和思考的却不只是这些。

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要去杭州玩,让女儿来拟定行程。她把浙江大学安排了进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喜欢《盗墓笔记》,里面的主人公吴邪是浙江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她以后也要考浙江大学,学应用心理学。她查过了,浙大的这个专业在全国排名第五。我问她:「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更好,你怎么不考呢?」她说,一则未必考得上,二则她从小在北京长大,大学的时候想要去别的地方生活。我突然感到,女儿不再是少不更事的小孩了。她已经开始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了。

还有一次,我停车的时候离旁边的一辆车太近,我和女儿说:「等一等,妈妈要再挪挪,边上车太贵,蹭到了咱赔不起。」女儿问:「这里的车都是好车吗?都比我们家的贵吗?」接着她又问:「这些好车都是这些开车的人自己买的吗?」我说应该是吧。她说:「妈妈,我告诉你,其实不是的,很多人买车买房都是家里给的钱。」我意识到,我们不知不觉,孩子在用他们的方式认识社会。无论是人生的规划还是对社会的理解,这些都是不逊于考学的重要问题,作为父母更当回应。

我们回应的办法是分享我们的人生经验,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经验是真实的、不加矫饰的。女儿上初一的时候,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妈妈,努力到底重不重要?」学校几个孩子之间议论,有的同学真的非常努力,但是成绩还是上不来。我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和她讲了我初到北京时候的一段经历。

当年我揣着我妈给我的两万块钱到北京,租下房子就只剩了 3000 块。找工作的时候已经容不得挑选,我只能去应聘一个我从来没做过,也觉得自己干不了的销售岗。这家公司离我租的房子有一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这在当时来说是算非常远了。而且入职之前要培训两周,进行考核。我把这两周坚持了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在培训中途,很多人退出了,我很顺利就拿到了工作机会。而且入职的时候,公司办公地点奇迹般地搬到了我的住处附近。入职后不久,公司恰好有一次升职机会,评定标准是上一个月的表现,而我的业绩恰好不错。我告诉女儿:「如果我当时不努力,可能抓不住这些机会;但如果我没有一些运气,也很难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努力很重要,运气也很重要。努力能让你有底气,运气来的时候能接得住。」

我没有因为害怕女儿忽视努力,就告诉她努力最重要,因为我知道孩子有自己的判断。她来询问我,寻求的是真正的交流,不是讨一个说教。听我说完,女儿马上答道:「妈妈,你说得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现在所有教育的焦虑都指向「找一个好工作」,「什么是好工作」是最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我和先生向孩子承认:我们其实给不了她一个答案。我们的经验无法用于未来。在我们读书的时候,银行、政府、老师、医生是好工作,现在这些工作不是说不好,而是有太多新的工作出现。你有一个朋友成绩不好喜欢打游戏,以后他如果以此作为职业发展的方向也可能很好。现在我们唯一肯定的是:你一定要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不然你的未来会很被动。我和先生都是随波逐流长大的,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可能外人看来,我们一路走来都还不错,但其实我们内心会有缺憾。我们相信,如果当初能够明确目标,会活得更笃定,更有价值感。

有时候我和朋友说起这个观点,别人会说,那是你没有缺过钱。我承认,我确实没有经济特别困窘的遭遇,但我也从未宽裕到财富自由的地步。我相信在一个保持基本的舒适生活的范畴内,选择是很多的。金钱和地位在外人看来很风光,对本人来说未必如此。以前做销售,我的业绩综合评定不错,但总是有起伏。上级会和我说:你再努努力,可以提升很多嘛。其实我心里清楚,业绩不太好的那些个月份,是我让自己松了口气。虽然损失了一些业绩,但那是让我舒适的、可以持续发展的状态。孩子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从公司辞职了。当时我在事业上陷入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困扰。我进入了管理层,其中一项工作是裁定业绩分配。在别人看来,我升职加薪值得羡慕,裁定工作有什么难的呢,按章办事即可。但对我来说,规则和我的价值观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以至于我出现了心理障碍。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收获都有成本。对一个人而言,什么是好的,并不由外界标准来决定。

女儿很喜欢看《哈利・波特》。在她迷上心理学之前,她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像 J.K. 罗琳那样。我告诉她,J.K. 罗琳也好,莫言也好,都是你看到的功成名就的作家。其实大多数人投身写作,都默默无闻,收入有限,这是作家这个职业的现实。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人即便默默无闻,收入有限,仍然在从事这份工作,因为是真的喜欢文学创作。当你真的喜欢一件事的时候,很多其他的因素也就变得不重要了。

我们也会去谈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有一次女儿问我:「妈妈,我什么时候可以不住在家里?」我说:「你大学毕业以后可以选择在外面租房子。」她问:「如果我想住在爷爷奶奶家附近,需要多少钱?」我说,那得考虑住什么样的小区,按照你的要求至少得上万了。她开始算:如果我一个月赚一万块钱的话,那我所有的工资都只能用来租房子。我告诉她:「你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去比较远的地方住,房租会便宜。」然后她想了想:「我还可以和别人一起合租,分担费用。」我说:「这也是一种方法,很多人都这样做。」不论回顾我们自身的人生经历,还是回想孩子的成长,我都会感到,人生的发展中我们真正能控制的东西非常有限。我想让孩子尽可能对真实世界了解得多一些。她知道得越多,就会越有弹性,越适应变化。

有时候我会和孩子聊到高中生活。我问她:「咱们没参加过什么培训,如果以后进了重点高中,做不了尖子生,进不了实验班,发现别的同学都比我们强,怎么办?」她说:「实在不行,那我就接受呗,在普通班待着也挺好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当年的「佛系」选择是正确的。我们确实看到,孩子在一个宽松环境里,成长得很健康、很阳光。我印象特别深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上过一阵数学培训班。我陪她去上课,发现教室外面的桌子放满了外卖,那些报了很多培训班的孩子是没有时间回家吃饭的,只能匆匆忙忙将就着吃两口。我觉得那是成年人职场生活才应该有的残酷,我们真的需要让孩子这么早就体验吗?很多在培训班出没的孩子戴着眼镜,沉默寡言。我陪听过一节课,发现老师提问的时候,很少有孩子主动回答问题,只有我女儿特别活跃,总是在举手发言。我问她为什么这么积极。她说:「我怕没人回答问题,老师会尴尬。」我格外珍视这种敏感与善良。其他孩子为什么不呢?我想,他们只是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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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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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所有火中取栗、蹈火赴汤和洞若观火的报道,都是易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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