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与个体选择:中考定终身?

中考为什么改革

中考改革并不是为了满足每个焦虑的家长让孩子上重点高中的诉求,而是解决因为这些焦虑造成教育生态恶化,产生的诸如学区房、补课机构违规经营、学生身心受损、文凭和能力不匹配,无法满足国家对人才需求等社会顽疾。在经济学上,它是一个经典模型:「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不过中国教育的复杂性在于,造成家长焦虑的源头很多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现状。教育里的很多问题也不是教育系统本身造成的,它像一张大网织进了太多的社会诉求和利益。一个政策难以彻底解决针对的问题,需要多方面一起改善,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不应仅仅站在个人利益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治理教育生态有超越其领域的价值,教育不能加剧不公平,它要让所有人受益。

两大焦虑:升重点高中和普职分流

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家长,有两大焦虑汇聚到中考这个节点上:「第一个是考不上普通高中,不愿意去职业高中。因为普职是用中考分数划分的,不愿意学习的孩子们归到一块儿,家长怕孩子在这样的氛围里学坏了。第二个是考不上重点高中怎么办。」胡平平是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曾任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是上一轮中考改革项目的省级负责人。在教育系统工作几十年,无论从专业知识还是人生阅历出发,在她看来:「人生是积累来的,而不是一次考试决定的。家长为孩子做生涯规划,不应该只瞄准某个中学、某个大学,而应观察和呵护孩子的兴趣爱好,给他/她开阔的眼界,让他/她逐渐清楚自己想发展什么,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如果仔细看今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会发现它里面特别强调孩子的兴趣爱好。」

道理摆在「鸡娃」家长面前,却很难说服他们不焦虑。因为家长眼里最重要的是两次具体筛选——中考和高考,没有跨过这两道门槛,谈何职业生涯规划?而且这种焦虑越来越严重,一个例子是对「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敏感,这其实是上世纪 80 年代就确定的制度和比例,在此之后各个时期的规划文件里,不断强调要长期坚持。随着社会的变迁,现在分流所面对的情况和孩子人生道路发生的改变,确实跟从前不一样了,但它越来越成为家长群里引起共鸣和集体焦虑的话题,却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焦虑程度也分阶段,初中孩子的家长,经过孩子一次次的模拟考试,逐渐接受了事实,无论要面对的是两大焦虑中的哪种情况,精力是在应对上。小学阶段的家长面对的则是不可知的未来。在过去,缓解焦虑有确定性的方法:小升初通过买学区房或者择校,进入一个好初中。好初中升学率高,在中考里有更大的概率进入一所示范性高中。现在,孩子的锦绣前程好像越来越不可控:相关部门颁布了一系列给学区房和择校降温的政策,中考的考试内容和录取也在改革之中。这些政策总结下来,受影响最小的是学习好的孩子。可正要拼分数的时候,对校外补习机构的严格监管之风,刮了一轮又一轮。家长该怎么办?

在教育政策制定者、执行者来看,家长的焦虑和迷茫,掺杂了很多对教育、社会和时代的误解,对教育导向的转型也很陌生。杨振峰是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到教委工作之前,做过上海名校建平中学的校长,特级教师,他说:「一个大背景是人们未能充分理解教育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过去高等教育是精英化的,对应着好工作。现在大学毛入学率超过 50%,考上大学改变人生这样的想法不符合现实了。」家长对教育给予的厚望却成了巨大的商机。杨振峰说:「两个孩子原来成绩差不多,一个去补了课成绩超过另一个。另一个家长不甘心,也送孩子去补课。两个孩子都去补课的时候,竞争又回到了起点,该好的还好,该差的还差。机构不是这样想的,要把两个家长的钱都掏出来它才能赚到钱,于是推波助澜,贩卖焦虑。由于家长不是完全理解这些教育道理,于是家长就你追我赶地补课,资本绑架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了,所以不得不干预。」

如果真关注孩子的锦绣前程,杨振峰认为,「靠加班加点补课能成就未来,那一定是对人才的误解。在中国社会的环境下,人才是能做别人没做的事儿、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和别人做不成的事儿」。杨振峰做校长的时候,请院士也请包工头做讲座。「包工头拿项目的时候,穿西装、打领带去应标。到了施工开始的时候,夏天进度慢,他脱下西装,跟工人们去喝酒。工人们积极性高,按时完工,下一次包工头能拿到更好的项目。我告诉同学们,这是上接天、下接地的人才。」从人才的观点,引申出家长择校的一个流行理由,要自己的孩子跟家庭背景好的孩子一起学习。杨振峰说:「正是因为现在的孩子接触人群太单一,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很差,如果同学的爸爸里有农民、医生、教师等各行各业,孩子的世界是丰富的,才能广泛地获得阳光雨露的滋养。」

教育虽然人人都能说上几句,可它实际上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杨振峰说:「所有对教育的误解,最后归结到用升学率简单评价学校的好坏、用成绩优劣简单看待学生等等。错误的思维造成家长苦、孩子苦,拔尖创新的人才又出不来。」用道理是很难说服焦虑的家长退出内卷的。杨振峰说:「基础教育从今天发展的情况来看,10 个人有 10 个人的理解。怎么写都只代表部分人的观点,可能唤醒一部分人,还可能让另一些人更加焦虑。解决这些问题,要用政策去撬动。」在中国的文化里,考试手段被看作教育工作的「牛鼻子」,中考改革就是基础教育阶段改变现状的重要政策之一。它的目标任务十分明确,就是改变以升学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淡化学生分分必争的极端追求,引导学生全面健康、有个性地发展。

把眼光放开,中考改革是教育深化改革的其中一环。胡平平说:「如果从中考这个节点往下看和往上看,高中课程标准在改、高考在改,大学也在改。比如说,已经停止给『211』和『985』大学拨专项款了,现在主要评的是『双一流』学科。前段时间还提出了『破五唯』,打破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再往未来的趋势上讲,如果一个区域高中教学质量均衡了,中考是不是就可以取消了?改革都是配套的,未来慢慢把家长的焦虑降下来。」

政策导向转型的时刻,除了熟悉如何让孩子进入心仪学校这样具体的攻略之外,其实也要理解这一系列动作出台的动机和背景。胡平平说:「我觉得要研究透国家的政策才不会吃亏,现在大势是这样,非要拧着来,可能占点便宜,但大概率是要砸在手里的,比如炒学区房现象。」

国家的动力:不能只有分数一把尺子

2021 年的中考,北京和上海的考生都经历了改革。这两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本来就对全国有标杆效应,它们又聚集了大量中产家庭,家长本身可能就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因此对教育尤其重视。两种因素叠加,让这两座城市的中考颇有话题性。

实际上,这场改革从世纪之交就拉开了序幕。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综合研究部副主任张家勇在 2013 年到 2014 年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文件的起草、论证和解读工作,他说:「新中考改革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98 年到 2016 年,这个阶段中考改革比高考改革迈的步子更大更快。一是引入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录取参考,改变了以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二是有些地区改分数评价为等级评价,避免考生分分计较;三是开辟了名额分配、自主招生等录取通道;四是建立监督机制。2016 年,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为第二阶段中考改革做出顶层设计。2017 年以来,全国陆续制定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北京和上海。」

站在家长的角度,中考是公平的竞技场,以分数来筛选学生、以升学率来衡量学校,逻辑上很通顺。为什么要用政策来干预?教育的特殊性在于,每个学生不仅仅是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希望,同时也是国家的人力资源。胡平平说:「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竞争,所以要考虑的是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群体,他们将来要能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才培养是国家的需求和民族的需求。」

这不是一句空话。谈到教育话题,经常被拿出来对比中国学生在世界位置的 PISA 测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胡平平说:「PISA 测试就是在测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它不是教育部门发起的,而是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出的。因为要测的是潜在劳动力的素质,它选择的学生群体是 15 岁,过了这个年纪,学生们要么选择职业教育道路,要么上高中准备考大学,是各国基础教育的终端。」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去看待培养什么样的人,用考试分数这唯一一把尺子是不合理的,中国教育界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由此发生。胡平平说:「80 年代就有专家关注到了一味追求应试的现象,当时教育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认可全面发展,党的教育方针从来没说过只看分数就行。但是,有些老师和家长不认同,说恢复高考之后,差一分都进不了大学,那就连敲门砖都没有。另一种全面发展的声音是说,『德智体美』里『智』也是其中之一,抓学科教育、抓应试分数也是素质教育的内容。」随着社会发展,应试教育的风气愈演愈烈。胡平平说:「90 年代后期素质教育被正式提出来,一直延续到今天,它针对的是唯分数论,而且以后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家的教育方针有非常明显的体现,过去提的是『德智体美』,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把劳动也加了进去,『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发展。」

2018 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四个省市参加 PISA 测试,学业素养表现排名世界第一,爱好阅读兴趣排名第一,而且超过了与四省市家庭经济水平相当甚至更好的国家和地区。因为整个社会关注学习成绩,学业素养世界第一的消息流传很广,可作为一项人力资源的测试,同时测出的还有其他维度:教育公平需要推进,乡镇学校师资是短板。学生虽然成绩第一,可学习时间长、效率不高,阅读、数学和科学的学习效率分别排在第 44 位、第 46 位和第 54 位。还有一项很重要的结果,中国学生的幸福感低,学校归属感在 79 个参测国家和地区里排第 51 位,生活满意度排在第 61 位。胡平平说:「一路靠刷题刷上去,孩子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不行。国家需要人才的大目标和家长『鸡娃』的小目标不一致,国家就要干预。家长一味追求个人利益也有风险,孩子如果出现心理问题甚至更严重的行为,对家庭来讲就是灭顶之灾。」

社会上常以升学率来衡量一所学校的质量,其实教育专业领域有更丰富的维度。2007 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成立,2015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发布,内容包括:语文、数学、科学、体育、艺术、德育是监测学科,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是监测对象,每三年为一个监测周期,每年监测两个学科领域。胡平平说:「有什么样的评价,它就会引导教育的方向。我们的监测是从学科入手,分析它背后的师资、生源、管理、区域等教育生态的影响因素,然后看它的优势在哪里,问题在哪里。」

除了跟当时升学考试相关的科目,监测里还包括体育、美育内容。体育测试身高、视力、握力、肺活量、立定跳远、50 米折返跑等,美术有绘画测试,音乐有演唱实操监测。2015 年到 2018 年的监测数据发现,80% 的学生学业成绩都达到合格以上,但是肥胖率上升,视力重度不良检出率高,睡眠时间少于 8 小时的比例高。胡平平说:「我们树立一个区县的教育典型,第一看学业水平,第二看均衡度,就是校间差异大不大,第三看学习负担,学习负担过重,前面两条再好也不行。有一种声音说学生没有负担怎么行,我们说负担要有一个度,不能总是不断地压,把孩子压崩溃了。」

中考改革中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录取参考,就是以未来社会需要的人力资源为出发点。如果是唯学分和升学的思路,有些家长会觉得这些评价占用时间、过于复杂。上海从 2018 年入学的六年级开始施行,评价结果在 2022 年中考时使用。如何说服焦虑的家长理解这个政策?杨振峰说:「举一个例子,多年前我当校长时,高考还有校长直推生。一个家长提出来他孩子年级排名前十为什么没有拿到任何学校的推荐?我说,高一时就讲过,某大学若给我们 10 个名额,我们扩大 5 倍范围以学分入围选 50 个学生。学分入围看全面发展,宣传委员出黑板报 3 个小时,为了参加篮球比赛打篮球要练 3 个小时,而你的孩子只知道做题。建平中学从前做班委是有学分的,参加篮球比赛是有学分的,选修各种课比如插花艺术这种跟高考科目没关系的课程是有学分的,但是参加补课类选修课是没有学分。」

名额到校:从效率优先到优质均衡

中考改革分成考试内容改革和录取改革。考试内容和难易程度对所有考生都是一样的,引起家长的焦虑比较小,录取改革里的「名额分配」却涉及利益分配,特别让家长恐慌和迷茫。「名额分配」指的是示范性高中要把一定比例的名额分到初中,按中考成绩的校内排名录取。这可以理解为「劫富济贫」。对于示范性高中来讲,它必须要接收部分来自薄弱初中的生源,对于从前升学率高、被家长追捧的初中来讲,也减少了部分升学名额。这些「牛蛙俱乐部」里的学生,竞争对手都是高手,还要面临「同分不同命」的局面。

「名额分配」针对的是择校热,要推动的是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中国家长焦虑的来源之一,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重点学校,这无可厚非,现实却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学校的水平和质量有差别。重点学校是时代的产物。十年「文革」,人才出现断层,全国上下当时有一个共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好学生、好老师、好学校是培养人才效率最高的组合。

教育界对它一直存有质疑,曾任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袁振国在专著《论中国教育政策的转变》中总结反对的理由:第一,重点中学没有起到示范作用,反倒停留在追求高升学率这个特定目标上;第二,重点学校政策与「教育机会均等化」原则背道而驰,中国教育需要的是对薄弱学校雪中送炭,而不是对重点学校锦上添花;第三,重点中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却是以牺牲绝大多数学校和学生为代价换来的;第四,学业成绩高未必智商高、创造力高;第五,重点学校政策直接造成学校之间的巨大落差;第六,重点学校过于强调选拔机制,把人变成选拔的副产品,表面看是因材施教,其实是因教选材等等。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教育领域进入了新阶段。胡平平说:「本世纪初,教育领域完成了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扫除青壮年文盲。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内涵发展,一个是教育质量的提升,一个就是确保均衡和公平。」2010 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年到 2020 年)》,明确要求「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名额分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的。这个政策意味着,即便一个学生在非重点初中读书,只要名列前茅,就有机会升入示范性高中。它给了普通初中提高教学质量的动力,自己的学生如果达不到名额分配最低录取分数线,浪费了名额,学校的压力会非常大。这也让家长在小升初择校时慎重思考是择校去当「凤尾」,还是不择校做「鸡头」,哪种未来升入示范性高中的概率高。

它的核心是干预了生源分布。胡平平说:「我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知道,办好一所学校需要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投入,第二个条件是管理,第三个条件是师资,第四个条件是生源。对于学校来讲,投入、管理和师资都是稳定的,生源好成绩就上去,生源不好成绩就上不去。」学校因素本身,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也有限。胡平平说:「国际上和我们都做过学生分数的监测,影响它的因素第一个是学生本人和家庭,我们把它们统称为个体差异,占到 60% 到 65% 的份额,这是左右分数最大的因素;第二个是区域生态和氛围以及区域给教育提供的支持,影响占 20% 到 25% 左右,区域氛围指比如上海的一个县跟贵州山区的一个县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是学校,影响只占 10% 到 15%。所以,成绩主要看学生的智力、认知水平、家庭因素,但我们不能忽略学校,因为学校教育可以激发学生和家庭,更好地发挥个体的作用。」

更好的生源是成就传奇升学率的关键。这个政策对家长的价值在于,重新思考抓孩子的学习、想尽办法送进重点中学是核心问题,还是在孩子的学习方法、效率和驱动力上耐心培育是核心问题。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世岳说:「60 年代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发现学校因素对最优秀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小的,对成绩最差的学生影响最大。成绩排在前面的学生,不管他在哪所学校,最后都能考得很好。所以,观察全国最好的重点高中,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曾经在全省范围内招生。」

回到重点学校的诞生经过,1995 年《追求》杂志曾经采访了北京一所薄弱学校的校长:「『文革』期间因为就近入学,重点和非重点的差别不存在。恢复高考制度之后,1977 年和 1978 年两次高考,他所在学校的升学率比附近一所后来成为重点中学的学校要高。那所学校被确定为要兴办的重点学校后,从他们学校抽调骨干教师去任教,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也通过考试择优集中到那里,导致他所在的学校升学率一落千丈。」现在增加择校的吸引力,也是类似思路。张强(化名)是上海一所公办学校的校长,他说:「到目前为止,上海的一些家长们认为民办学校碾压公办学校。实际上如果生源没有经过选拔,每个学校新生的禀赋是正态分布的,就像我们伸出手来,五根手指长长短短是自然规律。公办学校是全部接纳的,其中还包括一些发育滞后或者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民办学校只选禀赋好的学生,其他全淘汰,然后非常自信地说,我的成绩比你公办的好,那肯定是错的。」

补课:剧场里站起来的人

重点学校的出现让优质教育资源集中起来,家长在努力让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同时客观环境发生着变化,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让家长、「鸡娃」造就了市值千亿的校外培训市场。

高考的结构也改变了。虽然经过多年扩招,高校毛入学率超过 50%,但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还是稀缺的,并且随着加入考大学这个活动的人越来越多,进入「985」「211」大学的概率在变小。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周森曾经做过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方面的研究,她说:「在过去 20 年里,央属高校本科生的录取人数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北大 20 年前本科生可能招 3000 人左右,现在也招 3000 人左右。我曾经用央属高校本科在校人数和全国本科在校人数算比例,在过去 20 年是大幅下降的。当年可能每 5 个大学本科生里有 1 个能上央属高校,现在每 5 个人里是不足 1 个人的。」

从就业角度衡量,大学之间的差异变大了。周森说:「到 90 年代,当时有的大学是行业性高校,有的大学是教育部管的。比如石油大学、河海大学等,它们是所属行业里最好的高校。在教育部系统里也不仅是北大和清华,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都非常好。那会儿等于是一个较低层次的平原,学生的选择余地非常大。2000 年以后,部委办的大学归到了教育系统,大学之间的差距也在变大。现在社会上看重第一学历,如果考上『985』或者『211』学校,无论本科毕业后的工作机会、收入,还是继续深造的机会,都比一般本科要好。」

过去常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如果家长的眼光只盯着「985」或者「211」作为孩子人生的出路,高等教育这座独木桥的桥面就变得越来越窄了。高考是强筛选,金字塔尖上的学校进行的是精英教育,中考的政策导向却是减负和优质均衡,九年基础教育要培养的是未来的人力资源,包括高端人才和各行各业普通的建设者。高考和中考目标之间的断裂,给了课外补习机构、民办教育以商机。

一个是让出了学生们的时间和空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曾经做过关于减负令之后,中国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研究,助理研究员魏易说:「减负令是一系列的条款,比如要求小学一年级要零基础开始教学,放学时间统一到下午 15 点 30 分,不能排名、不能考试等。颁布之后,学生补课参与率大幅提高,尤其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的孩子,提高得特别多。」减负令造成了家长对补课班的实际需求,魏易说:「很重要的一条是,学校和校外机构谁来占据学生的时间。校内减负,处在优势阶层的家长是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他们自然而然就会选择补课来占据孩子的时间。我们发现中小城市的补课参与率提升得没有大城市高,也是因为大城市执行减负令的力度非常强,中小城市蛮多学校是下午 17 点之后才会放学的。」

一个是给校内的升学竞争提供了像打游戏一样的外挂。家长确保孩子在升学竞争中处于优势位置的需求一直都有,如果学校不能提供分层和筛选的信息,家庭就会绕过学校,通过校外培训重新安排孩子的学习时间、学习强度、学习内容、授课老师、同伴和学习环境。魏易说:「校内不断减负,家长只能换个途径去学习。很多地方都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印度教育部门认为英语对于一些讲印地语的孩子来说太难了,学不会辍学率就上升。它就规定三年级以下不教英语了,那么条件好的孩子还要继续学英语,就去校外学。」

补课还赶上了中国家庭的消费升级。魏易说:「补课行为首先看的是经济实力,它跟家庭的收入是高度相关的,没钱的时候就不会去消费这个东西。中国家庭的消费过去都是买房子,买那么几大件,这些都满足之后,新的增长点之一就是教育。手机不能总买,车不能总换,其实换一个角度讲,是社会高质量发展导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数据也支撑了学者的判断,《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持续 10 年从数据上看到中国家庭消费的变化,今年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教育培训已经进入中国家庭消费意愿榜的前三位。

同其他种类的消费相比,教育培训还有可能为家庭带来巨大的收益。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个人的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中国家庭的少子化,也让家长们愿意在教育上消费。人口学家贝克尔提出过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当生育的孩子越少,下一代子女的代表性会更强,因为父母可以将资金更加集中地运用于孩子的教育之中,让孩子实现再生产的目的。从家庭效益最大化的角度看,这种集中投入很难被多生孩子的策略取代,因为孩子属于「时间密集型产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家长收入的增加,时间价格也呈现上升趋势,家长倾向于少生孩子精细养育,用孩子的质量来替代数量。

补课时间过长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可它的出现和繁荣有社会现实的原因和需求。它作为一种家庭消费行为,完全禁止的难度很大。魏易说:「过去几十年是中国社会流动非常大的一个时期,很多人都看到了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例子,它给了人们希望。即便是农村家庭,说他们完全不参与补课,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在高考强筛选的剧场空间里,千家万户争相消费教育培训,拉长孩子们的学习时间,都想站到最高处看到前方美丽的图景,精疲力竭,不堪重负。

学区房:教育消费的泡沫

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产生的负面效应还有学区房。在中国,教育不仅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因为入学资格跟户籍和房产直接相关,教育同中国另一大民生顽疾房价连在一起。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教授说:「『孟母三迁』,择校是人们面对教育资源不均衡做出的反应,是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学区房同样是时代产物,「它是公办学校严格落实就近入学和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叠加的结果。房改之前,住房不能自由买卖,其他区域的学校再好,无法通过买房择校」。随着基础教育政策的完善、教育优质均衡的导向,学区房对择校来讲越来越重要。陈杰说:「早期还可以通过关系、择校费、考试筛选等手段入学,现在买学区房成了择校进入公办优质学校所剩不多的正规方法。」

陈杰是研究住房和城市建设的专家,他把学区房作为课题,是因为最近几年为了教育均衡发展陆续颁布的「小升初」、中考改革政策造成了房价波动。「去年下半年上海房价上涨,相关部门来调研,我写了一份分析材料。房价升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刚需和改善型需求累积,落户放松,城市更新加速,疫情冲击下国外资金回流与避险,出国人员减少、归国定居人员增多等,但是 3 月份公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调整,『公民同招』和『民办摇号』肯定是重要原因。」

上海市的家长们长期认为小学和初中的顶级学校以民办学校为主,一些全市招生的热门民办学校报名和录取比例能达到 10∶1 甚至 20∶1。2020 年 3 月,上海全面落实「公民同招」和「民办摇号」政策,民办学校不再通过「掐尖儿」,而是以电脑随机录取生源。对于家长来讲,如果去参加民办学校的摇号,就自动放弃了对口公办学校优先录取的机会,没被摇中,孩子就要被统筹进入还没招满的公办学校。教育竞争如此激烈之下,招不满大概率意味着是普通或者薄弱学校。为了保证孩子的锦绣前程万无一失,很多家长放弃去民办学校碰运气,转为买能够对口到优质公办学校的房产。陈杰说:「一部分马上面临孩子升学的家长是有迫切需求的,但看着一个个地段的学区房升温,卖家对未来预期升高,惜售,造成供不应求,加剧了具有刚需属性的买方的紧张情绪,刺激抢购。卖方又更加惜售,形成不断自我放大的棘轮效应。」

学区房价格暴涨不仅影响到有孩子要升学的家庭。陈杰说:「房价具有溢出效应和传染效应,学区房暴涨虽然涉及局部地段,如果不及时制止,迟早会通过比价效应,带动所有住房出现价格上涨。如果是上海这样标杆城市的房价上涨,没有被及时遏制,还会被当作政策放松的信号,引发周边甚至全国城市跟风上涨,全国稳定房价的压力就非常大。」

学区房的高溢价虽然是一个楼市问题,用市场交易规范、信息披露和金融等调控房价的手段可以冷却市场氛围,却治标不治本,它用的是教育政策来治理。陈杰说:「一直以来,学区房治理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从投入角度消除教育不均衡,一种是破除买房才能择校的关联机制。」从投入角度消除教育不均衡,是很多地区在硬件设施、生均经费、生师比、教师配置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有些城市还用先进经验带领薄弱学校,实施学校集团化办学、校长和教师轮岗等。陈杰说:「这些政策逐渐落实之后,确实能让各校软硬件、办学水平接近,但是家长们只关心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升学率。资金投入均等、办学水平均等并不等于升学率是均等的,只要升学率不均衡,就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学区房。」

打破房产跟入学资格的关联,虽然家长们不必再去买学区房,可产生了新的问题。如果是允许公办学校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理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绩好的学生应该获得优质教育,不能因为买不起学区房就丧失机会。陈杰说:「基础教育阶段就以分数划分学生等级和配置教育资源,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家长也身心俱疲。学生在考试成绩上的优势不完全是个体努力,家庭背景因素也很重要。起点不公平,过程再公平也难说结果是公平的。综合各种因素,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基础教育阶段公办教育都是普惠的。」

发展民办教育,也能为学区房降温。陈杰说:「不少实证研究发现,民办教育越发达,学区房的溢价就会越低。问题是民办学校走精英教育之路,上一代的财富和社会资源差距延续到下一代,这不公平。不受约束的掐尖儿还造成公办学校的式微,并且让『鸡娃』风气越演越烈。」这些弊端都不是小问题,国家近年来出台「公民同招」「民办摇号」政策,严格限制民办学校按照成绩、父母背景筛选生源,就是为了保证基础教育的公平。但是,如果没有配套政策,被管控的民办学校需求就转换成了公办学校学区房的升温。还有一些城市采用的是「多校划片」的方法,就是打破就近入学的规则,扩大入读公办学校的选择范围。陈杰说:「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孩子上学可能变远了,整片区域可能都变成了学区房。」

学区房现象也阻碍了社会其他民生问题的推进。陈杰对学区房的解决如此关注,是因为他一直在做租售同权的研究。中国大城市房价高昂,如果实现租售同权,对人口流动和年轻人在大城市里扬起生活风帆有巨大意义。问题是,学区房区域怎么才能做到租售同权呢?陈杰说:「租售同权全面铺开可能会加剧稀缺公共服务的资本化程度,可能造成学区内买房和租房者的冲突,还可能造成基于租金的新筛选机制,比如高收入者购买学区房,以天价租金进行租赁,生源会从单一城市扩展到全国。」学区房现象不解决,租售同权始终没有妥善的方案。

普职比:时代产物现在是否合理

如果以专业角度看「普职比大体相当」,它不是中考改革政策的内容,但因为这种分流是以中考成绩为依据,所以也成为家长们关心的焦点。张家勇说:「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两个体系是改革开放之初就设计的,当时职业高中能直接就业,是受欢迎的。后来在发展当中,职业教育本身没有准备好。要知道职业高中办学成本比普通高中要高,办学经费却比普通高中少得多。学生在这里学不到东西,不爱学习的孩子在一起互相还有不好的影响,在群众中的口碑就变得不好,成了一种低质量教育。」

「普职比大体相当」变成关注点,也跟社会变迁相关。张家勇说:「这个分流政策在 80 年代制定之后,90 年代、2000 年以后文件里也都提到,但没有引起家长的广泛关注。现在成为焦虑之一,是因为孩子少了。从前家里有几个孩子,谁适合读书谁不适合一目了然,一个读书好其他的不行,家长也能接受。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家长没必要让他去接受低质量教育,担心被分流去职业高中是有道理的。」初中毕业就分流,是否适合现在的社会也值得商榷。胡平平说:「从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来讲,竞争应该是上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前置,从上幼儿园就开始竞争。孩子读了高中之后再竞争,他的自主性强了,家长的压力也小一点。全国一刀切也不符合现在的情况,中国区域差异太大了,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初中毕业分流可能不算早,他/她可能本来就要参与就业了。如果是北京、上海、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家长大多接受不了。」

普职分流的政策还有调整空间。胡平平说:「我在很多地方呼吁关注这个问题,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能不能取消普职比强行规定,政府政策引导,做强中等职业教育,让家长和孩子自愿报名学习,而不是用分数线在初中毕业的孩子当中划定。」放眼全国,这也不一定会造成职业高中没人上。张家勇说:「如果是一个乡镇高中,一个年级三四个班 200 人左右,考上大学的只有十几个人,其他孩子高中毕业没有学历优势,也没有学到一技之长,这些孩子的未来发展怎么办。再说去年安徽高考,满分 750 分,总分加起来不到 200 分的有 1 万多人,这么低的分数其中可能有社会人员,但是大部分肯定是普通高中的毕业生。有些孩子可能真的不喜欢学习,我们再扩大普通高中的招生可能意义不大。」

职业教育要做强,要真正教给孩子技能,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这还是吸引家长的。胡平平说:「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发达地区有需求、有资金、有教学和就业资源,职业教育发展得不错,但是没有生源。欠发达地区是没资金、没资源,孩子接受不到高水平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能不能从政策上让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联手,比如长三角现在搞了一个职业教育的协同就很好,安徽、江苏生源可以去上海上学,然后算两个地区都完成了指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个省都要完成指标,阻碍生源流通。」

经济发达地区的职业高中有些跟大家刻板印象里的也不一样了。比如上海,职业高中的生源很多是在上海长大的随迁子女。秦娟是上海一所公立中学三门中学的校长,她说:「随迁子女在学校里分成两拨,一拨学习特别好,老师们教得也开心,但是他们初二就转学了,因为他们要回老家参加中考,上高中读大学。另外一拨在上海读职校也很好,政府有补贴吸引学生去读。」职校不一定就没有好的前途,秦娟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去了杨浦职校学汽车修理。那个校长思路很新,要搞就搞顶级的技术,请通用公司的工程师来教孩子们。那个孩子后来参加一个世界大赛得了金奖,毕业后就留在职校当老师,教了几年课,后来通用公司也觉得这个孩子不错,把他挖走了。」

利益再分配:不能加剧社会不平等

中考改革是典型的问题导向改革,从教育系统内部来讲,他们是专业的教育者,忧虑学生们从小的成长环境,忧虑未来国家人力资源的素质,必须想办法解决。但教育里很多矛盾并不是自己体系里生发出来的,改革要面对的是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制度环境和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它就像社会上的许多顽疾,很难做到一个政策彻底解决,而是很多领域都在改善,才能整体上发生变化。

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名额分配」,各地的执行情况也不一样。王世岳是教育学博士,还在市教育局挂过职,研究和访谈过「名额分配」的具体执行和影响。他说:「教育公平尤其是基础教育公平的政策,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名额分配是特别典型的由中央推动的政策。中央的动力是让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来,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在具体的执行中,中央政府则给地方留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细则。王世岳说:「细则最核心的内容是四条:第一条是分哪些示范高中的名额;第二条是分配名额的比例;第三条是分配给哪些初中;第四条是下沿分数线。这四个细则之中就存在利益博弈。对地方政府来讲,可能高考压力小的地方,执行起来更好办,高考压力大的地方就得精心设计,当地最好的高中分配比例可能会低一些,因为要保证招到好生源。下沿分数线划到哪里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条件,因为最薄弱的学校可能达不到下沿分数线,指标到校就用不完。这个政策保证了示范性高中的生源质量。」

闪转腾挪之间,将影响这个政策的效果。分配名额比例低和下沿分数线高,就给择校生留了较宽的升学通道,对初中均衡发展产生的效果就弱。分配名额的比例高,高中就失去了评价和筛选考生的权力,压抑了特色办学、多样化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高中层级也可能固化。王世岳说:「指标到校可以想象为类似于高考里大学把名额分配到各个省,然后最好的学校录第一批,次好的学校录第二批,以此类推。最好的高中招了薄弱学校的学生看起来是吃亏的,可它其实是把成绩最好的学生和薄弱学校里有潜力的学生都招走了。生源如果固化了,高考升学率也固化了。」

即便如此,教育改革还得推进,起码它不能加剧不平等。如果不用政策干预基础教育的均衡,实际上分数面前是不平等的,因为成绩中既包括孩子的天赋和进取心,也包括家庭背景和父母的资源。魏易最近几年做过基础教育阶段城乡的公共财政投入、家庭教育支出和补课参与情况的系列数据调查。如果从学校经常性的教育投入水平来看,全国公办教育范围内,城乡不同收入水平组家庭子女,所在学校的生均教育事业费差异不大。力气使在学校之外,城镇家庭在每个孩子教育上的投入是农村家庭的 2.5 倍左右。

补课是校外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2019 年的数据为样本,魏易分析的结果是,城镇中小学生补课班参与率是农村学生的 2 倍,平均支出是农村学生的 3 倍。城镇内部,一线城市平均参与率为 46.2%,二线城市为 34%,县城参与率不到一线城市的一半。补习资源也不一样。农村学生参与商业机构补习的人数占 8.1%,参与个人补习班的人数占 87.6%,城镇地区这一比例分别是 32% 和 65.7%。家庭消费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商业机构提供的补习服务。另外,发达的商业补习连锁机构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二线城市,如果社会经济方面的背景低,那么获得校内和校外教育资源的可能性更低。消费力和优质商业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差异,让寒门难出贵子。

择校热和学区房如果任其发展,会造成阶层固化、居住隔离,损害社会融合。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名著《我们的孩子》里描述了美国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今天,不同阶层孩子的人生机会差距在急剧拉大。在 50 年代,富孩子跟穷孩子住同一个社区,读同一个班级,表现平平,父母也不以为意,他们鼓励自己的小孩跟普通家庭的孩子一起玩耍。普通家庭的孩子在求学路上能得到更高阶层长辈的指点和鼓励。现在,富孩子居住的社区是封闭的,父母进行密集全面的干预,穷孩子因为社会资本匮乏,生活毫无希望。富人和穷人分道扬镳是从 70 年代开始的,富孩子上私立学校或者居住在更好的学区内,即便富孩子和穷孩子在同一个学区,富孩子上好学校,穷孩子上差学校。即便在同一所学校,富孩子上快班,穷孩子上慢班。一路下来,他们认识不同的朋友,积累不同的社会资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驶向了不同的人生。

「名额分配」的设计包含了「阶层混合」的期望。特别是在大城市,外来人口多,职业千差万别,收入差距大。陈杰分析:「名额分配政策实施之后,『菜场学校』竞争压力小,相对吃香,会吸引一部分中产阶层回流到这些学校和学区去。」

「阶层混合」不单纯是为国家稳定和社会阶层流动做贡献,也有利于学生成长。陈杰说:「学生应该早早地适应社会的多样性,学习和不同背景的人融洽相处。把不同的学生放在一起,其实就是构建了一个模拟社会。当学生多样化之后,他们会找到各自差异化的定位,容易形成相对宽松的环境氛围,舒缓学生和家长的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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