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变得稀缺的建筑工人

每 5 个农民工中就有 1 个建筑工人。但如今建筑工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他们在逐步老去,并且面临着年轻一代的接班断层

建筑业是中国的一个支柱行业,建筑工人也是进城务工群体的主力,每 5 个农民工中就有 1 个建筑工人。但如今即使是在高工价之下,建筑工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他们在逐步老去,并且面临着年轻一代的接班断层。

抢人

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建筑工地是不可或缺的主力战场。转动的黄色塔吊、光滑的玻璃幕墙,以及戴着安全帽在架子上施工的工人们,让这个场域成了一个时刻忙碌的地方。一个工地通常从早上 6 点开工,晚上 6 点下班——这只是明面上的说法,很多时候,工人们下班之后还要加少则 2 小时、多至 4–5 小时的晚班,以赶上期望的建设速度。按照合同,每一个工地在每一阶段都有工期压力,要按时交付,不然就会违约。

32 岁的张龙要经常面临这种压力,他是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的一位生产经理。在一个建筑项目中,这个职位主要负责保障人力、物料、机械设备的充足与及时到位,进行工期进度管理。这两年,张龙一直住在北京丰台区的丽泽商务区,负责当地一两个大项目,每天至少两次去实地查看进度。即使是在工地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他也眉头紧锁,不时点上一根烟,透过窗户观看身后工地的实时情况。

丽泽商务区是北京三环之内最后一块尚未完全开发的大型土地,张龙所负责的 D07 项目是由四家知名地产商联合开发的一个高端城市综合体,兼具住宅、商用功能,总建筑面积为 11.9 万平方米,有 C、D 两栋公寓楼,均为 21 层,高约 100 米。按张龙的说法,甲方和公司对项目非常重视,提出按照「国家优质工程奖」的标准打造该项目,要作为北京的标杆性工程。

2020 年 5 月 15 日,项目正式开工,张龙与分包单位的 200 多号工人一起入场,计划在 2022 年 5 月 25 日竣工正式交付。进入 2021 年,张龙愈发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大。由于工程要按照最高标准打造,所有建材都是最优,但在建材市场上,涨价潮从 2021 年开始袭来。钢筋的价格从 2020 年 2 月的 4500 元/吨疯涨到近 7000 元/吨,铜的价格从约 4 万元/吨一直涨到了 8 万多元/吨,造价一直往上抬升。

更重要的是,建筑工人的工价也在上涨,用工人手一度紧缺。比如,在建设两栋大楼的地下工程时,由于工程要求高,工艺讲究,但人数有限,进度一度提不上去。按照时间表,两栋大楼的地下工程要在 2020 年 12 月下旬完工,但到 2020 年 7 月初,项目刚刚开工俩月,张龙就觉得进度不及预期。他和团队掐指一算,一度差了近半个月。

D07 项目的两栋百米高层建筑,看似独立,地下空间则是打通的。在这样的百米级高层建筑内,地基部分的作业面积远远大于地面部分,地下一共 4 层、3.6 万平方米,有 21 米深。挖掘机可以挖出大坑来,但此后的修筑基准面,要用到大量工人做好钢筋切割捆绑、支模、混凝土浇筑等工作,这样才能保证按时实现「正负零」——指主体工程达到基准面。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地下工程大体完成,可以进行地上工程了。按照合同,只有按时实现「正负零」,作为施工单位的他们才能拿到上一阶段的工程款。

「我们其实已经预估到很多特殊情况了,但没想到还是很紧张。」张龙说,他估计当时的人手缺口超过 50%。做项目规划时,团队就考虑到了用工方面的影响因素。施工队伍 5 月份进场,他们就考虑了「五一」假期、7 月份中原地区农忙的用工缺口问题,提前和劳务分包公司做了沟通和预案。但面对 100–200 多名工人的缺口,张龙焦头烂额,一度辗转难眠。他试着去找更多的工人,却发现偌大的华北市场,工人变得稀有,用工价格上涨幅度很大。与一年前相比,一个负责倾倒建筑垃圾、打扫工地的小工,工价从 200 多元/天涨至 300 元/天,而有技术含量的大工,工价则从 300–400 元/天普遍涨至 400–500 元/天。

这背后是建筑业用工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建筑业是中国的一个支柱行业,建筑工人也是进城务工群体的主力,每 5 个农民工中就有 1 个建筑工人。然而,这个群体的人数正在逐步减少。据 2014–2019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质量监测报告,建筑业工人的数量在 5 年间从 6109 万人降至 5226 万人,在农民工总量中的占比从 22.3% 下降至 18.3%。

仅剩的 5200 多万人也在逐步变老。我国近年来总体农民工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平均年龄持续走高至 40.8 岁,每 4 个农民工中,就有 1 个超过 50 岁。这在建筑工地更加明显。2021 年 4 月,我在 D07 工地围墙之外,可见不少年龄目测超过 50 岁的工人正在处理建筑材料。走进项目办公室,一块智能工地系统显示屏则展示着工地内目前 200 多名工人的年龄结构:46.6% 的工人年龄在 45–55 岁,是工地的主力军,而有近 20% 的工人年龄在 55 岁以上,25 岁以下的工人只占 2.1%。

这些老龄化的建筑工人「都是要去『抢』的」,一位京津冀地区的建筑劳务经理直言。「抢人」最火爆的地方是雄安新区。2020 年 5 月,国内疫情平复后,雄安新区启动区大范围开建,吸引超 10 万建筑工人投身建设。来自雄安的号召也间接推高了市场价格,建筑工人的工资上涨。在雄安当地,为了「抢人」,一些单位会采用日结的方式,「直接发现金,当天结算」。当地工人的工价如今能开到 500–600 元/天,春节期间一度涨至 800–900 元/天,还不算加班费。即便这样,也留不住要回家的工人们。

D07 项目的用人高峰期,正好与雄安开建期重合。那段时间里,张龙每天「电话基本不会停」,跟劳务公司、施工队伍等对接,为了完成任务寻找工人队伍。他们和分包单位决定去市场上寻找「突击队」。得益于分包劳务单位的一些长久合作的老关系,他们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最后找来了两个劳务公司、一共六七支小队,带来了 150–200 人的「突击队」。现场从此有了 400–500 号人,在北京的冬日里加班加点,每天至少干到晚上 10 点多,最终在约定日期之前实现「正负零」,顺利交工。

只是,这里有着更高的成本代价。张龙说,这类「突击队」是近年「市场有需求才出现的」,他们专接急活儿、短活儿,去各个缺人手的建筑工地应急帮忙,通常是几周到 1–2 个月不等。「突击队」工价会比常规队伍高出 10%–20%,工作时间也更短,但这些年生意非常火热。「我们幸好提前跟人家打了招呼,不然临时找肯定找不来,因为到处都缺人。」负责对接的劳务经理说。

手艺人

一栋大楼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D07 项目总工程师李佳兴今年 33 岁,从事建筑行业十多年,最早是在中铁系统做基础设施建设,参与过京沪高铁、沪宁高铁的建设。他说,高铁建造难在精,对道路精度有极高的要求,而房屋的建造难在管,「涉及的管理工作太多了」。以 D07 项目为例,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属于总承包单位,随着项目进行到不同阶段,都会有分包的不同施工队伍进场,负责不同工序和工艺,前后入场的施工队会有 30 多家,而建高铁时他负责的一段路也就 4–5 家。

按照「国家优质工程」标准建设的这栋大楼,要求更加严苛而精细,误差要控制在毫米级。李佳兴说,为此,他们采取了精细施工,「比如一般大楼可能平均 5 天盖一层,这个大楼可能得要 7 天」。效率的核心在于一次成型、不要返工。当下,建筑业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很多都要靠工人们的双手去完成,精细施工的要求也加大了对工程和工人的考验。

2021 年 4 月中旬这一天,我来到 D07 项目走访,两栋大楼目前已立起 6–7 层高,外层被层层钢结构包裹。大楼正在进行的是主体结构的施工,即在地基基础上,搭建维护建筑上部结构主体性和稳定性的承重体系,也就是大楼的「骨架」。主体结构完工后,还要进行二次结构施工,主要是砌筑剪力墙等非承重部分,进而是装修、绿化等工程。其间,各工程交替穿插进行,在做主体与二次结构时,机电、水暖、消防等工作同步展开。施工队伍都是从中建二局的供应商目录中挑选出的优秀队伍,一共 200 多人,主要是钢筋工、木工和混凝土工三大工种,恰好对应核心筒(建筑中央部分,通常由电梯井道、楼梯、通风井构成,属于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的三大步骤:绑钢筋、支模板和浇筑混凝土。在工地上,这三类工人属于「大工」,其余扫垃圾、推车搬运物资的是「小工」。所有大楼的主体结构都离不开「大工」们的手艺。

首先是绑钢筋。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一根根钢筋都要靠人工捆绑起来,在此基础上才能浇筑混凝土,形成承重柱等大楼的主体结构部分。绑钢筋是一种传统建造工艺,一个常见工序是,工人连接好竖向受力筋,画好箍筋的间距线,用箍筋将受力钢筋套住。箍筋是一种带有弯钩的钢筋,工人要用手拿着扎钩套住扎丝,绑住箍筋与受力钢筋。钢筋很粗,箍筋中等,扎丝极细,直径通常在 0.3–0.45 毫米。捆一个扎丝不过数秒,但因活儿细,这是一门纯粹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绑好之后的钢筋极其牢固,看起来像是纵横交错的骨骼经脉,严丝合缝,秩序井然。

钢筋捆扎好之后,就是支模,即在钢筋外层支好一层模板,用于混凝土浇筑和定型。这时候,就需要木工上阵了。张龙在刚入行时要去工地实习,学习了解各种工艺流程。在他看来,木工是一门非常依仗工人手艺和经验的活儿。「木工们把模板拼成什么样,混凝土出来就是什么样。」张龙说,因为一块块木板要拼装起来,需要用上立档、横档等各种金属器材,处理凹凸不平的拐角,确保拼缝严密,还要确保模板的刚度和稳定性,避免浇筑时「爆模」和漏浆,以便最后成型。目前,在 D07 项目工地上的三大工种中,木工的工资最高,一度可达 500 元/天。由于工程工期紧,精度要求高,施工队里都是至少有着十几年经验的老师傅,「新人干不了这个」。

一个好的建筑工人,还能为项目降本增效。一个项目的造价成本中,人工、材料、机械的花费大概是 3∶6∶1,其中材料涉及的费用最高,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材料优化是项目降本增效的关键点。45 岁的宋海涛是中建二局渤海分公司从农民工成长起来的机电经理,自 2018 年起,宋海涛在天津北辰区郡德花园项目上负责水暖、通风、机电等工作,带着一支施工队伍。该项目有 29 栋洋房、4 栋别墅、3 栋写字楼综合体,工作量和材料量都巨大。

「机电施工涉及电缆线,动辄好几万,如果长度有问题,几万块就浪费了。」宋海涛说,线缆的主要材料之一是铜,从 2021 年春节开始价格涨了近一倍,「天天涨」。为了节省材料,他要求工人们要学会看图,「下料」前要看图和实测双重复核。很多工人不会看,他就每天召开看图会议,挨个儿教。最终,他带着这些会看图的工人,帮项目降本增效 30 多万元,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农民工」。

在项目点上,宋海涛带着一个 100–110 人的团队,队伍里的人都是他的老乡。在工地上,宋海涛戴一顶安全帽,穿一件荧光色的工作马甲,带着工人在盖好的大楼主体结构中不停地往一个孔里预埋线路。他手里拿着的,正是一圈圈的 BV 线,如今价格是 8 万元/吨。

宋海涛来自保定唐县,自幼家里条件不好,他初中辍学后就出门打工,求着老家的师傅带他学技术,从 5 元/天的小工做起。对一个新入行的机电工来说,学会看图纸最重要,他就白天干活儿,晚上自学,第二天再拿着图纸跟自己干的活儿做对比。几年后,宋海涛当上了带班组长,又自学了电气焊等工艺,「因为电焊当时一天能多挣 10 块钱」。他前后参加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大百年讲堂、清华紫光大厦等 50–60 个项目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学习管理,在项目点他见到了很多大学毕业生,意识到自己面前有一道鸿沟——甲方的管理人员都是土木工程专业等高等教育出身,有深厚的理论知识,他感到了自卑和差距。

1999 年,宋海涛报名参加一个网络函授的建筑工程专科学位课程。那个年代,网络和电脑都是稀有物,从农村出来的他买不起,他就每天 5 点起床干活儿,等晚上 6–7 点工地管理人员都下班后,借他们办公室里的电脑学习。他每天至少要花 4 小时看书和上课,最终在 2002 年拿到学位。宋海涛坦承,他所知道的工人中,能有此突破的「非常少」。

宋海涛所带队伍中的工人很多都跟了他十几年,最年轻的工人是一名 37 岁的老乡,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做机电、水暖等工作。「有经验的人很重要。」宋海涛解释,这是因为机电、水暖工人是一个技术工种,属于手艺人,年龄越大经验越多。他入行之后,得有一年多时间才逐渐入门,而现在各个项目的工期都很紧,所以及时上手很重要。宋海涛说,这些年,由于房地产行业下行,开发商需要更加快速回款,工期比以往更紧张了。比如现在建设一个 20 多栋的洋房,工期要求在 2 年左右,过往同等类型和规模的项目,大概要 2.5–3 年左右。「市场上,工期普遍比往年缩短了 20% 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工地上的任何返工都是要尽量避免的。聂绪诗是 D07 项目分工施工队伍的劳务队长,负责两栋大楼的主体结构工程。他在建筑行业干了 30 余年,从一名木工做到了施工队长。他开始负责招工是从 2008 年开始的,那一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步伐如火如荼,房地产市场起飞,很多劳务公司都赚到了钱。但 2015 年后,随着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楼市行情下降,很多劳务公司倒闭了。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现今盖一栋楼,甲方的资金链不像过去那么宽裕了。过去盖楼,很多甲方会提前预支某段工期的工程款,少则千万,多则数亿,而今的甲方都得等到工程干完再打款,比如他们承接的 D07 项目地下工程。聂绪诗说,如今从甲方,到总包,再到分包单位,所有的资金打款都没有以前那么快了,都在压缩资金,「就像压缩饼干一样一层层压」。款期也会拖得很长,以年末为例,「以前腊月初十或十五就能拿到,现在必须等到腊月二十七八」。

工价上涨也压缩了下游的利润。聂绪诗说,甲方的造价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定额,而工价上涨的成本,有时候只能总包和分包去分摊,「以前 100 块钱大概能赚 15 块钱,现在可能连 10 块钱都不到」。出于这些因素,他了解到很多劳务公司都不干了。由于建材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宋海涛最近的工程进度也暂时慢了下来,只能做些准备工作,「干得越多越亏」。

至于建设项目建材价格上涨、高价找来的「突击队」,这笔成本如何分摊,目前还没有定论。张龙说,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去跟甲方谈判,合同允许的建材价格浮动在 3%–5%,超出部分需要再议。「整个劳动力价格估计每年增长 10%–20%。」张龙说,「最后还是要大家一起来谈,但甲方一般会以市场指导价跟你谈,但指导价跟实际情况还是有挺大差距的。比如说人工费指导价可能是 198 元/天,但是用工荒的时候随便找一个工人就得 300 多元。」

后继缺人

在工地上,聂绪诗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要负责现场的各个方面。他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西装,拿着有翻盖的手机,喜欢大声吼着四川话,用免提接听电话指挥。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帮一个工人捆一批钢筋,然后用塔吊送到施工最高层给钢筋工。「现在工人少,我们自己也就帮着做一下。」聂绪诗说,现场这 100 多名工人,包括抢地下工程时的多支「突击队」,都是他靠自己的关系「抢」来的。

聂绪诗感受到招工难,是从 2008 年后开始的,那一年后市场开始有了用工缺口和「抢人」现象。2014 年后,「工人难找」的现象愈发明显。十几年前,当聂绪诗每次回乡,村里很多老乡们都会主动来他家坐坐,送点礼物,打个招呼,「有活路记得找我一起」;2014 年后,每当聂绪诗回乡前后,他得主动去维系跟工人组长们的关系,送点烟酒等年货,再请客吃顿饭,好让他们过年后跟着自己做项目,「现在还得过了正月十五再走」。

工人地位的提升,也体现在环境上。在聂绪诗出来打工的那个年代,瓦房、棚户、8–20 人的大通铺是标配。北方冬天冷,他们就烧煤,或捡工地上不用的木料来烧,后者容易起灰,早上一起床,被子上铺满一层黑灰。宋海涛某年在北京建设时,曾在一条河的岸边住过编织布支起的帐篷,漏风漏雨,冬冷夏热,蚊子很多。大夏天帐篷内连电扇都没有,温度奇高。工人们裸露上身又怕被蚊子咬,就每人把大塑料袋缝好往身上套,入睡时汗流不止。如此住了一两年。

如今,工地的环境是大大改善了。在 D07 项目等诸多工地上,工人们也跟管理人员一样,住着厢房,每间寝室 4–6 人,人均面积 5 平方米。屋内还装着中央空调,食堂饭菜可自己挑选加餐、开小灶。工资是日结月付,每月直接由总包公司打到工人的银行卡上,绕过劳务分包,避免拖欠。

工资在向一些白领看齐。以宋海涛的队伍为例,他手下的机电、水暖工人,如今工价能有 400–500/天,每个工人月入轻松过万。老家的传统是男性出门打工,女性在家工作、带孩子。「老婆随便在老家找个厂子做,一个月也有 3000–4000 元。」如此算下来,两口子每月收入达到 1.5 万元不成问题。事实上,在打工群体里,建筑工人的收入一直属于前列。出门打工多年的建筑工人,往往都在老家有房有车。在 D07 项目工地上,我遇到了一个四川工人,2011 年时付全款 90 万元为儿子在成都买了房子。

然而,高收入也让建筑工人群体变得难以管理,「不好管」是宋海涛与聂绪诗近年来的一个共识。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当工期变得紧张时,工人们普遍不愿加班,下班后喜欢聚在一起打牌,或者刷一刷智能手机,看看短视频。「给多少钱都不愿意加班。」宋海涛说,现在的工人都是年龄较大的人,除非家里有困难,否则一般家里多少都会有点积蓄,不愿再像年轻时那样拼命加班,觉得一个月有 1 万多元足够了。

在 D07 工地干活儿的工人刘常贵或许算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就是那个给儿子在成都付全款买房的工人。刘常贵最早是做钢筋工,后来当队长带一个 10–20 人的小队伍,靠此积攒下不少积蓄。给儿子买了房和车后,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完成了大半。他在行业里进进出出,也转过行,回乡开过商店,与人合资搞过装修和家具厂,赔光了大部分本钱,最后重新成为一名钢筋工组长。刘常贵自己不再愿意多干苦活儿,就在工地上负责分拣废旧钢筋,「新手就能做」。这份工作工资低,一天 200–300 元,但他觉得知足,妻子也在工地上工作,「两口子一年有个十几万元就够了」。

刘常贵一边挑钢筋,一边对我说,他们这批老工人其实大多数都已经想好了后路——据相关规定,男性 60 岁、女性 55 岁之后就不能进工地干活儿了,买不了保险。机电工等退休更早,55 岁之后就办不了操作证了。刘常贵离退休还有 10 年。几年前,他开始给自己和妻子买社保。他算了一下,退休之前刚好能买满 15 年,到时候回乡两口子每人能拿 1000 多元的退休工资,还有早年买下的门面月租能有 1000 多元。「我自己随便再去哪儿当个普通保安,一个月也有 1000 多元,这样就有 4000 多元,绝对够了。」

而当老一代工人在做退休打算的时候,年轻人却很少补充进来,即使待遇再好。工地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日晒雨淋,苦、累,还有一定的危险,这让年轻人离工地越来越远。在 D07 工地上,我见到的最年轻的一名工人 24 岁,他做了几年架子工后就不愿再做,现在主要负责管理,也在考虑回乡转行。见此情景,一位劳务经理发问:「10 年之后,我们去哪里招工人?」

「年轻人更喜欢无拘无束。」宋海涛对此无可奈何。他如今在北京安家,有两个 20 多岁的儿子。他在建筑行业实现了阶层跨越,也累积了一定资源,曾想着让两个儿子也进入这个行业。小儿子当过兵,退伍回来后被宋海涛带着上过几次工地,但小儿子每次都不太情愿,不愿学技术,干活儿也提不起兴趣。最后,小儿子选择去做了房产中介。他觉得,房地产仍是一个支柱行业,他更愿做自由的销售者,而非建设者。

宋海涛觉得,这跟过去老一代工人为下一代创造了不错的环境有关。宋海涛最早感受到代际差异,来自 2005 年一次带一位朋友的「90 后」儿子干活儿。他的朋友也在建筑业做工,常年离家,在外辛劳,总是尽量满足儿子的物质需求。孩子早年辍学后,朋友就让宋海涛带着,跟他学点手艺。可是,到了北京的工地后没多久,孩子就消失不见了,宋海涛非常着急,带着工友们找了三天三夜,最后在一家网吧找到了孩子,他当时正在网吧通宵打游戏,还往游戏里面充了不少钱买装备。

宋海涛一看,非常不理解,「我们那时最多上 QQ 聊会儿」。他苦口相劝,但这孩子后来还是离开了工地,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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