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之上

如今汶川人形容自己「一震而名」。这种说法对于亲历过地震的个体而言,不无悲凉

站在汶川县城的红军桥上,这个山区小城的地势,一览无余。它是高山峡谷间的一个长条,岷江与杂谷脑河在这里交汇。两侧高山沉默着,日夜看着脚底奔腾的「人」字形河流。县城只有 3 万多人口,人们的活动空间,沿着河边珍贵的平地,像两条带子一样铺开。

人和自然的相生相息,在这里体现得尤为直接。景色旖旎之地,却也是多灾多难之所。2008 年 5 月 12 日的地震时刻,一直以山川秀美著称的汶川,却以「震中」之名引来关注。翻开 10 年前的《三联生活周刊》,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连续做了四期的封面故事。我们第一期报道汶川时,公众对这个祈祷着「不要消失的震中」虽然关切,却很陌生。

如今汶川人形容自己「一震而名」。这种说法对于亲历过地震的个体而言,不无悲凉。对于整个区域来说,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命运。「那个道路是地震前的,这条高速是地震后的。」从都江堰进入汶川,当地人几乎每介绍一个地方,都以「地震」作为一个时间分割点。

地震前的汶川,在主流叙述之外;地震后的悲痛,将全世界的关注点集中到了这里。汶川与都江堰、北川、绵竹这些重灾区一样,成为大量资金与资源的汇集之地。抢救生命的大救援结束后,灾区转入了重建。不仅包括北川县城、汶川映秀镇这样完全重建的新城,也包括大量的房屋维修、开山架桥、建立产业园区,还有一重看不见的心理重建——人们何时开始露出笑脸。

按照估算,汶川地震剥夺了近 10 万人的生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 8450 多亿元,灾难的严重程度世界罕见。除了中央拨款、社会捐助,中国启动了特色鲜明的对口援助重建。国务院要求东中部省份用其财政资金的 1%,连续 3 年援助一个重灾县。于是 20 个省市拿出自己的财政支出,投入到四川灾区的重建。

在汶川县城的红军桥旁,有一个登高望远的小山头。爬上半山腰,有一眺望台,是一座修得古色古香的亭子,走近一看,却赫然写着「广州亭」,是对口援助留下的烙印。广东省率领了 13 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一一对口援建汶川县的 13 个乡镇,其中广州市对口援建汶川县城。

说起这场历时近 3 年的援建,汶川县的一位干部向我形容说,这「施」与「受」的双方,可不是一开始就甜甜蜜蜜。两边的工作组,白天有时开会开得吹胡子瞪眼睛,晚上吃饭时再慢慢讲和。双方具体的争论,源自不同的立场。比如广东人希望较多在重建中植入自己的文化元素,而汶川人却怕把自己建成了「小广东」,希望尽量多地保留藏羌文化。广东援建组希望把钱花在「看得见」的地方,而汶川希望借机把钱引入高山贫困地区,帮助扶贫人口做好基础建设。

在重建的过程中,汶川与其他被援建地方一样,在有了外来对象之后,反而在对比之中激发了强烈的自主意识——我是谁?什么是我的特色?援建过后我们靠哪些产业来生活?当地干部也说,他们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干部,也在合作中真切感受到了经济发达省份干部的开阔眼界和高效高能。

随着「三年重建、两年完成」结束,「灾区」的 GDP 增速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之后,开始下落。地震五年之后,所有外力撤走的效应显现了出来。宽敞的街道和崭新的房子,到底能不能带来好生活?从整体来说,当年灾区的经济水准明显提升,但各个地方的发展不太一样,不同百姓的心态也不一样。「灾区」「灾民」这样沉重悲伤的标签,终是一时。他们终究要勇敢地撕下灾难的标签,昂起头来,日子还得靠自己好好过下去。

汶川地震 10 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派出记者分赴都江堰、汶川、北川、绵竹等地,既去探访我们当年在地震采访中认识的朋友,也再次走进当地百姓的生活。那些经历了苦难和重生的人们,让我们看到了沉淀在他们身上的多重情感——怀念、自尊、悲悯与苦难过后的热情。踩在悲伤之上,天地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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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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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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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火中取栗、蹈火赴汤和洞若观火的报道,都是易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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