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怎样改变,我们都是被动的

原来流行音乐还有社会思考

「圣火 92」晚会上的《水手》

郑智化 60 岁了。很多人意识到这点时,也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已随他的歌声消逝了一大半。当我在网络视频连线采访中见到昔日的偶像,依然难掩内心的悸动。脑海中同时闪现的画面,是 1992 年或者 1993 年,我大概在读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时,在表哥家第一次从磁带中听到歌曲《水手》《年轻时代》《三十三块》;课堂上,师范大学的实习老师教我们唱《星星点灯》。记忆中的歌声,有一种明媚的忧伤、迷惘,淡淡的戏谑。

这种记忆,同时被几代人分享。1992 年,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还是齐齐哈尔市的一名初中生。如果说 80 年代末,像《黄土高坡》这样的西北风相当于大陆最早期的流行音乐,那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港台流行音乐成为整个流行文化的风向标。只是,在港台音乐的洪流中,郑智化的出现多少有些另类。梁龙向我讲他的流行音乐启蒙:「和其他孩子没有区别,我也听刘德华的《来生缘》,张学友的《吻别》,还有更早期的台湾校园民谣等等。直到郑智化出现,突然发现他和以往的流行音乐不一样,他好像有一种直观的态度:有批评,有否定,甚至于反叛。这些不同的点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是最吸引我的,原来流行音乐还有社会思考。」

喜欢上郑智化后,梁龙开始追星:「我总骑着自行车到唱片店蹲守,一个星期起码要去一趟。唱片店老板后来认识我了,被我整烦了,见面就说:郑智化还没出新专辑呢!」不仅如此,梁龙还模仿他写歌词,把郑智化某首贴近自己思路的歌词写在上一行,下一行写自编的歌词,然后在班级联欢会上演唱。

我问郑智化,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火了,他的回答是:「我想如果以台湾地区来讲,真正让我觉得完全火起来的应该是《堕落天使》。其实从专辑《单身逃亡》开始,尤其像其中《别哭,我最爱的人》这首歌,已经让很多人喜欢,但真正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明星,好像走到哪儿都不太方便,是从《堕落天使》开始的。大陆不用讲,大家都知道是《水手》。」

1988 年推出首张专辑《老幺的故事》后,郑智化在 90 年代进入创作的爆发期,接连推出 11 张专辑,1990 年的《单身逃亡》《堕落天使》,1991 年的《年轻时代》,1992 年 4 月推出的《私房歌》是他的第五张专辑,其中就收录了广为传唱的《水手》。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好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励志色彩,知道这首歌的创作来自郑智化洗澡时迸发的灵感,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包括郑智化在大陆一夜爆红,是因为 1992 年 8 月 15 日在北京举行的欢迎巴塞罗那奥运会归来健儿的一台晚会:「圣火 92」。

郑智化回忆,那还是他第一次到大陆演出。虽然之前他曾到过一次北京,并利用手中的台胞证,帮助当时同属「可登唱片」的崔健买过家具和电器,但那只是普通旅行。8 月 13 日,郑智化抵达北京,下午还去王府井逛了街,第二天彩排时却遇到了意外。「导播不太希望我唱《水手》这首歌,因为他感觉这首歌里有一些字眼有点反叛。我当时只准备了这首歌,没有别的歌可以唱,后来在几方协调之下,终于愿意让我上去彩排。」

郑智化记得,彩排的舞台是个游泳池,一旁有很多大学生啦啦队,按照导播的事先安排,他们会在恰当的时候鼓掌和呐喊。「结果我唱的时候特别奇怪,在台上唱完《水手》后,大约有 10 秒钟空气是静止的,没有任何反应。我以为是自己唱得不好还是怎么样,直到观众席上有人喊出了我的名字,很激动的样子,然后全场乱套了。导播过来跟我道歉,他说这首歌一定要唱,发生什么事,所有责任他扛。一下好像从地狱回到了天堂。」

第二天正式演出时,郑智化发现自己的待遇不同了。晚会现场,邓亚萍把夺冠的球拍送给郑智化,并请他对所有人讲话,均非出自事先安排。现场热烈的气氛,多年以后依然让郑智化充满感慨:「我那时候才真的了解,原来我写的音乐其实影响是蛮巨大的。我在做的并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一件大事情。」

郑智化最初以为的小范围现场演出,变为一场可以被几亿观众收看的电视直播晚会。从那时起,海浪、水手,因 3 岁时高烧患上小儿麻痹不得不拄着双拐的励志形象,便成为对郑智化的固有印象。

只是,郑智化的音乐世界,远为复杂生动。梁龙向我谈起,作为郑智化的歌迷,自己在 20 多年后第一次见到郑智化时的反差。那是 2017 年,耿军导演的电影《轻松 + 愉快》获得金马奖四项提名,其中一项就是梁龙创作的片尾曲。大伙一起到台北参加颁奖礼,在一个朋友攒的饭局上,梁龙碰到了郑智化。「他是一个非常决绝的人,(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饭桌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白。耿军问他:你是不是好喝酒,中午适不适合喝一点?他说我从来不喝酒。耿军说不对啊,当场念出一段歌词:『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他说:『那他妈都是骗人的!』一下把你的记忆全部打散了,特别逗。确实不能按歌词对号入座,但我相信他肯定有一些真实感受,不然写不出来,但是他这么说出来,我觉得还是挺摇滚的。他是一个搞摇滚的,不是玩流行音乐的。」

确实,视频面前的郑智化,一旦开口聊天,很容易让人感到一种「无龄感」。当我和他聊起歌曲创作的灵感时,郑智化马上说:「我要纠正你一句话,这句话很粗,但是事实,『专业的妓女不会带着性欲去接客,专业的创作者不会带着灵感去创作』。创作需要灵感是骗人的,至少对我来讲,想不想写才是最重要的。」

回到《水手》的创作,郑智化告诉我,场景虽然在浴室,他的心境却在海上,长时间在海上坐货轮旅行的经验给他提供了帮助:「船员的心声我能够理解,因为我在里面真实感受过。我们常常讲的大风大浪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风平浪静。我曾经有一次体验,在甲板上往下看,当海面没有波纹,像一面镜子的时候,觉得时间、空间统统都死掉了,那种孤寂感可能是一般人没办法理解的。」同样,理解郑智化的音乐世界,需要回到他的真实经历。

一次尝试和一份赌约

初中毕业后,郑智化为了提早就业,选读了当时很难考的台北工专(台北科技大学前身)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他考取结构技师执照,在台湾地区当时最大的工程公司任工程师。几个月后,他辞掉这份薪水很高而且安稳的工作,理由是厌倦公司穿制服、打领带和戴工程师帽的刻板生活。辞职后,郑智化赋闲在家几个月。之后,郑智化被一句「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的广告词吸引,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他在广告行业一干就是 6 年,而且因为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广告案例,成为业内炙手可热的新星,也因为一支广告歌曲《开心女孩》,他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

「那时候遇到一个蛮挑剔的客户,想要为自己的广告创作一首歌曲,我们找了很多人写歌,都不满意,被驳回四五次。后来又找到一位音乐制作人,因为害怕他写了客户又不满意,我就哼了一段旋律,录下来给他听,告诉他我们大概想要这样感觉的音乐。他听了后说,你已经写好了,不用我写啊,你都唱出来了,词也有了,曲也有了,帮你采谱然后编个曲不就好了?于是就有了《开心女孩》这首歌。」郑智化由此知道,原来可以通过哼的方式进行歌曲创作。

「请不要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有我的梦想,青春的天空辽阔。Kissing,Kissing,I love you so. 开心,开心,我的选择。」这首旋律简单的歌,由「娃娃」金智娟演唱以后,异常火爆。此后,郑智化陆续帮客户发行了一些广告歌曲。

每次给客户做歌曲时,郑智化都要先唱给对方听,有一次被点将唱片公司的老板桂鸣玉听到,便问他:「你的歌很好,声音也很好,为什么不走这条路?」「那时候我还很拽地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不做那种戏子伶人的工作。她说你可以先试试音,搞不好会很喜欢唱歌的感觉。人家这么说,我也觉得很好玩,就进去试试看,没想到麦克风一打开,太好玩了,音乐太棒了,这就导致《老幺的故事》这张专辑推出。」郑智化回忆。

1988 年底推出的首张专辑《老幺的故事》,共收录 9 首歌曲,其中既有反映矿工生活的《老幺的故事》,也有《远离这个城市》《不要说黎明》等言情之作,个性风格多元。唱片公司给予郑智化极大的创作自由,他回忆,当时的限制反而更多源于自身:「我写《老幺的故事》,当时的心态并不是要成为一名歌手。第一,我想自己能有一张音乐专辑;第二,可以好好发挥一下自己歌唱方面的才华。最重要的是,我想自己的作品和当时大家听到的所有音乐不太一样,如果都一样,那我就没有意义了。」

在当时以情歌为主流的台湾流行乐坛,专辑主打歌《老幺的故事》以矿难与矿工生活为题材,多少有些特殊。在 1992 年出版的《智化的传奇》一书中,郑智化写道:「我不是矿工的儿子,我也不住在九份,但是对九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第一次知道九份,是从报上报道的海山、煤山两次大矿灾开始……自恃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我决定为这块悲剧的土地做点事,虽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我连九份在哪里都不知道!就凭着一股无知的热血和冲动,我决定……决定写本小说!」

九份位于台湾新北市瑞芳区。1984 年,台湾地区发生的三大矿难所在地:土城海山煤矿、三峡海山一坑、瑞芳煤山煤矿,都位于新北市,九份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几大煤矿之间的地方。可在九份待了一周后,郑智化却放弃了写小说的念头,他感觉自己对九份来说始终是局外人,他更想写的是矿难背后发人深省的人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具有话题的社会事件。经过几年的沉淀,当郑智化决定创作歌曲时,九份的矿工生活再次浮现,化作一句句充满个人感受的歌词:「黑色的煤渣白色的雾/阿爸在坑里不断地挖养活我们这一家/骄纵的老幺倔强的我/命运是什么我不懂都市才有我的梦/纠缠的房屋单纯的心」。

很多人喜欢把郑智化的身体残疾与他的创作联系起来,他本人也曾在微博上写过这样的话:「我如果脚没有小儿麻痹,我应该不会写歌,不会画画,不会写毛笔字,更不会当一个歌手或艺术家。我如果双腿健全,我只想当 F1 赛车手,我喜欢轰轰烈烈的人生!」但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想法多少有些惯性。郑智化在书中便谈起,他并没有像一般残疾小孩那样从小自卑懦弱,反而从小就以过人的艺术天分,成为同学们眼中的英雄:「小学六年,我得到的美术、书法及作文比赛第一名的奖状、奖品多得不计其数;印象最深的是曾经帮家里赢得一台洗衣机,家人还开玩笑说要给二姐当嫁妆。」

要说残疾对他的影响,或许更多还在于观察理解世界的方式。郑智化回忆:「7 岁以前,我几乎都是靠爬行移动身体,爬行的姿势是趴着,双腿走路是站着,天生注定我看东西的角度和其他人不一样。长期观察别人的结果,养成了我敏锐的观察力。」这种喜欢观察别人的习惯,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失去一颗童心,只好用面具隐藏虚假。」(《青春祭坛》)郑智化的歌曲中大量出现「面具」一词,既是对虚假社会的讽刺,也透露出他以别人为面具抒写自己块垒的创作乐趣。

郑智化对此并不讳言:「其实我是一个很自我保护和孤僻的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写,直到这几年才开窍。以前我比较喜欢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这和做广告的职业病有关系,因为都是在外面批判或者教人家怎么样。写歌的时候进了一步,我会揣测如果自己是别人会说什么话。其实从某个角度看,有点像心理学的反射作用,你去看这件事情,对它有激情、有热情,想说一些话,其实也是替自己讲话。」

《老幺的故事》发行后,郑智化并没有想过离开广告业去成为一名专业歌手,反而是发生在公司的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郑智化在广告公司经常加班到很晚。一天,他一直工作到凌晨 6 点多才回家休息,中午去公司开会的路上,碰到一位业务部主管。「听说你出了张音乐专辑。」郑智化感受到对方语气中的一丝嘲讽。「对,怎么了?」「那可真不得了,这家公司真是不知死活,敢出你的唱片,要冒倒闭的风险啊。」还有些睡眼惺忪的郑智化,听到这里说:「你等一下,我回办公室请我的秘书拟一份合约:明天我递交辞呈,正式离开广告公司,未来十年完全做音乐,不管唱歌还是作词作曲,如果十年没有饿死,你要在某某饭店大厅,跪下来向我认错;如果我还靠广告企划生活,查出一块我赔十块钱。这个合约中英文都要,因为我要做公证。合约拟定后,这个主管当然被吓到了,说我是开玩笑的。我说你是开玩笑,我不是开玩笑。这是我真正步入音乐圈作为歌手最主要的原因。」

郑智化告诉我,十年之后,这位主管真的履行了赌约,做到了愿赌服输。回头看,或许他真要感谢这个人,刺激他一脚踏入音乐圈。

「披着羊皮的老虎」

「他为我代入一个思考感,再后来就被另一波文化覆盖了。」梁龙的记忆里,郑智化是他在接触摇滚乐之前,常听的最后一个流行歌手。2017 年的首次相遇,让梁龙意识到郑智化身上的摇滚内核。

那次见面,两人还聊到了绘画,梁龙才第一次知道郑智化从小画画,甚至一度在北京一个工作室独自画了四五年,居然无人知晓。组织二手玫瑰乐队期间,梁龙通过经纪人黄燎原结识了一批当代艺术家,在最为潦倒的时光里,曾长期和一批美院画画的人混在一起。基于这样的经历,梁龙和郑智化有了更多共同话语。后来,他在郑智化已变为库房的北京画室看到他的作品。「挺意外,你能想象他不是玩票,而是一个很有自己内核的艺术家。他的画风是比较戏谑的动漫体,在一个不严肃的环境里,有很严肃的东西;相反,在严肃的空间里是一个非常戏谑的状态,一个非常矛盾的结合体。」梁龙随后和郑智化签了三年的策展合同,帮他在北京和深圳先后策划了两场名为「溺爱」的画展。

办展期间,梁龙对郑智化的个性了解更深。「比较客观地说,虽然他从事绘画多年,可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与绘画市场没有太多接触,这与他的性格很像。当时有个问题,他的画标价非常高,如果按行业里的专业性来定价,当场应该就能卖出一大部分。后来我们也聊过,他说自己不愿意纠结价钱,心里认定就值这个价钱,卖不掉的话,到时候和我一起埋了就好,大概这么个意思。」

这就是郑智化,一个拥有高度自我表达与确信的音乐人。这种骨子中的摇滚内核,被梁龙概括为「这些东西当时可能是非主流的,可能不被大众关注,经过时间的打磨,它的力量就显现出来,被人们记住」。

中国的摇滚文化中,以翻唱的形式致敬,已成为一个小小的传统。1995 年,邓丽君去世时,摇滚人翻唱了一张《告别的摇滚》,来纪念这位曾在特殊时期打开大陆音乐视野的歌者。2005 年,一张《谁是崔健》完成了对崔健的致敬。也正是出于同样的想法,梁龙联络了一些摇滚乐队,在 2019 年郑智化从艺 30 周年时出版了一张翻唱专辑《智敬》。用梁龙自己的话说:「我就是想以一种摇滚的态度,让大家看到郑智化是摇滚的。用摇滚乐去翻唱这样一位当年的流行歌手,没有一点违和感,里面一些翻唱甚至非常精彩。」

这张专辑中,二手玫瑰选择翻唱《堕落天使》。之所以如此选择,「因为这首歌也有点这种灯红酒绿,黎明的颓废,挺夜店风的,我觉得适合二手玫瑰这么一支乐队翻唱」。这一次,梁龙他们完全没有考虑传唱性,在配器和唱法上做了很多试验,「不是让它更好听,而是更摇滚化」。

熟悉郑智化的乐迷都知道,《堕落天使》背后,有一个真实的动人故事。一次,在路边摊吃担仔面时,郑智化遇到一个浓妆艳抹、提着一只断了鞋跟的高跟鞋、满口粗话的年轻女人,印象深刻。没想到两年后,这个女人在原址上开起一家饭店,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相处中,他得知这个女人本出身嘉义望族,家人反对她嫁给身体又差还是孤儿的男友。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十六七岁便一个人跑到台北,不惜从事色情行业,赚钱给男友治病,并最终和他结婚。郑智化渐渐为这个重情重义的堕落天使着迷,直到有一天,女人的店铺被拆,人也从此消失。

如何看待台湾地区的 90 年代?郑智化的回答是,「一个璀璨华丽丰富的时代」。只是在他看来,台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拥有的文化底蕴,如今已荡然无存,背后的原因就有他不愿意谈及的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的空洞化与愚蠢化」。

90 年代,郑智化曾以一首后来在台湾地区遭到禁唱的《大国民》受到热议。这首歌的歌词大胆直接,充满愤怒:「这不再是一个适合好人住的岛,一辈子辛苦连个房子都买不到。」只是,郑智化并不认同「愤怒」这个字眼。「我不喜欢这个词,因为我们的愤怒其实是假的,是说我们有话要讲,提醒你去思考。」

「我的歌曲精神是摇滚,但是形式不一定。大部分做摇滚的人,想法是摇滚,形式也是摇滚,纯摇滚。我不是,我是披着羊皮的老虎,或者披着虎皮的羊,反正两个都搭嘎,其实是有一点矛盾的。」郑智化说。

对郑智化来说,重要的或许始终在于,如何把真实而压抑的情绪,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也是他所理解的中国摇滚的定义。

只有远离,才会回乡

进入新世纪后,郑智化的音乐创作渐渐减少。「不瞒您说,过去 20 年我把所有的创作精力全放在别的方面,去画画,去做漆器,写书法。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我不爱音乐,而是我知道只有远离,才会回乡。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他跟我说。

像许多优秀的创作人一样,郑智化害怕大量创作带来的重复,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如此决绝。「如果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新的元素,那就不要写,不要碰音乐。除了跟一些同样做音乐的人交朋友以外,其他都不要碰,彻底跟它断绝关系,然后让音乐回来找我。」

这一等,就是 20 年。郑智化把自己这种极端的性格特点,总结为极懒惰和极努力的合体。懒惰的时候,可以一天躺在沙发上不动,躺在床上看书,打电动游戏玩手机过一年;努力的时候,可以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工作。「我是两个极端,没有中间,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把兴趣玩玩就好,要做就做到最好。要么成为大师,要么成为路人。」

大概三四年前,郑智化的妻子在市场上买回一只旧木碗,让他没事的时候给碗弄一点颜色。可依郑智化的性格,怎么会满足随便弄弄?他从那开始研究漆器,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着迷到什么程度?做过大漆的人都知道,漆会让人过敏,全身起红点。所以很多人告诉我,做漆器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甚至口罩。我说这样不行,一定要去摸它,才能感觉什么时候应该进行怎样的处理。每一批漆器都有不同的个性,你不去碰它怎么知道?」就这样,郑智化研究了三四年漆器制作,今年 5 月底做了最新一批茶杯和茶盘,并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得意之作。

手工艺、书法、绘画,这些年郑智化选择的生活方式,让他越来越接近于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代人」。然而,他拒绝用标签或概念下定义。对他来说,既愿意享受现代生活的便捷高效,也能体味古人饮酒写诗、发帖问候的乐趣。与上世纪 90 年代相比,「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可能都比以前要局限化、分割化、细微化,如果因为这样我们就批判这是一个小时代,以前是大时代,也不见得完全公平。这个时代有它有趣的地方。时代怎样改变,我们都是被动的。」

疫情期间的隔离,让郑智化有了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的创作。他发现,「以前的创作,很多时候比较偏爱词,为了把那个词表达出来,在音乐性上便稍微修饰或迁就。新的音乐更追求浑然一体。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写歌这么多年,好像从来没有一首是真正写自己的。《堕落天使》不是写我,《水手》不是写我,我以前一直不愿意写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我终于愿意写自己了,会是什么样的歌,大家到时看」。

过往的创作热情,似乎又排山倒海地回来了。明年是《水手》发表 30 周年,郑智化计划重新编排演唱这首歌。酝酿的新专辑中,他还计划写一首与玄奘有关的歌。经历漫长的等待,郑智化决心安抚那个爱玩叛逆的自己,暂停绘画、漆器、书法,回归最重要的音乐,向人们宣告:「I'm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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