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隐私」,还是保护「难言之隐」?

「隐私」的边界如此主观、模糊、多变,而作为「侵犯隐私」的工具,数据算法又那么冰冷、精确、粗暴

大数据时代建立在海量个人数据之上。在真正被自己的「难言之隐」冒犯之前,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没有清晰的认识,到底哪些信息算作「隐私」。

「隐私泄露」的受益者

我的信用卡曾两次被盗。

第一次是在圣彼得堡的电车上,小偷把我的钱包整个掏走,行云流水地跳下电车,我被挤在车厢里动弹不得,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的身份证、信用卡、借记卡和学生证被一股脑带走。我立即打电话给银行挂失,等接通人工客服,却被告知小偷已经刷卡得手。

垂头丧气地过了两周后,一位陌生的俄罗斯小哥在俄罗斯社交网站「VK」给我留言,说他在公交车座位上捡到一个钱包,顺着证件上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学校,很快锁定了我。

多亏当时我在网站上使用的全部是真实的个人信息,可以说是个人隐私的全方位披露,帮我挽回了部分损失。

第二次,窃贼的手段升级换代,直接复制了我的信用卡磁条。当我的信用卡乖乖躺在北京中关村的家中酣睡时,对方已经用复制卡在美国西海岸疯狂购买「维多利亚的秘密」镶钻内衣。

那天清晨 6 点,我被银行客服叫醒,一口气听他给我念完最近 10 笔交易明细,才知道自己的卡又被盗了。起床去报警的当口,听筒里的客服小哥心急地数落我,说自从我上次被盗刷后,他们就把我当作重点关注对象进行监控,结果我居然不争气地又出事儿了。

「监控」这个词虽不好听,却让坐在派出所里录口供的我产生了安全感——原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人在替我的财产日夜值守。这么一想,即使他全天盯着我划卡买内衣,我也不会介意。

两次被盗经历反而让我确信,向数字社会交出部分隐私,能够换取更多便利和保护。

一年后,我换了家银行办卡,准备在信用卡界重新做人。刚拿到新卡不久,连刷两笔大额消费后,卡片直接被冻结了。打电话去问客服,说确认是本人交易后才能解冻,问及原因,他们提到了我跌宕起伏的被盗史。

这下我才后知后觉,我已成为数据的网中之鸟。无论我在哪家金融机构开卡,都可能被过往数据打上「高危用户」的标签。

在真正被自己的「难言之隐」冒犯之前,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没有清晰的认识,到底哪些信息算作「隐私」。

如今,手机应用通过麦克风权限提取关键词,再推送相应内容,量身打造信息茧房,已不算神话。大多数时候,这项功能就像个神秘的「田螺姑娘」,总能让我不知不觉间得偿所愿。

比如我跟异地的男友聊到一种可以用来传小纸条的「异地恋神器」,却不记得品名。于是像在对神灯许愿一样,我对着话筒多说了几遍「异地恋神器」,第二天它果然出现在购物软件的搜索栏里,那一刻我对这个「窃听狂」只有感激。

但另一次,我和朋友聊完一篇关于异装癖群体的社会学论文,随手打开「淘宝」首页,却发现我充满低调通勤装的推荐页中间,赫然插入了几双刺眼的荧光色超高跟绑带皮靴,附带一连串热辣刺激的关键词——正是我刚才兴致勃勃与朋友探讨的款式。

这直接导致我关闭了「淘宝」的麦克风权限。

后来我的手机就变迟钝了。有时我不由得自我反省,我是不是过于「双标」?一会儿想要算法猜透我的心思,一会儿又嫌算法给我乱贴标签。

「隐私」的边界如此主观、模糊、多变,与个人体验高度相关,天生具有利己的色彩。而作为「侵犯隐私」的工具,数据算法又那么冰冷、精确、粗暴,致力于提炼出平面客观的个人画像。

以主观判断去审判中立的技术,难免有欲加之罪的嫌疑。面对大数据带来的隐私问题,我们的立场真的那么坚定且正义吗?大数据时代的隐私问题,不仅是个法律和伦理难题,也是每个人的自我认知难题。

披露隐私,也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去年春节过后,我从国内辗转回到莫斯科的办公室。当时武汉还在「封城」,国内新冠疫情处于高峰期。俄籍秘书伊琳娜热情地拥抱了我,以示她心无芥蒂。

我对她说:「你别怕,我回俄罗斯后,自觉在家隔离了 14 天才出门。」

她一脸无畏:「我相信你没出门,不过没必要紧张,反正也没人看着你嘛!」

我说:「这可不是开玩笑,我们那儿要求严格居家隔离,如果违反防疫规定外出,你的所有行踪都会被公示出来。」

这一下扎中了伊琳娜敏感的神经,她大义凛然起来:「公示?谁有权利知道我去过哪儿?」

天不遂人愿,春节过后短短一个月,俄罗斯疫情暴发,莫斯科市政府开始要求居民居家隔离,如确有外出需要,必须申请数字通行证,否则会面临罚款。

数字通行证开放申请的那天,第一个给我发来申请指南的居然是伊琳娜。她给我列出了详细的步骤,还分享了她新鲜出炉的通行证。

根据防疫规定,莫斯科市民要想合法出门,除了详细的个人身份信息外,还必须在市政府网上填写出行计划,具体到出行目的、交通方式、工作单位名称、纳税号、公交卡卡号或车牌号、出行时间段和路线等等。

那一天,莫斯科市政府一共收到了 320 万份申请。为了获得出行自由,四分之一的莫斯科市民争相奉上了自己的「隐私」。

为了推进数字化社会,去年夏天俄罗斯政府颁布法令,计划建立全国统一数据库,这意味着每位公民都将拥有一份永久的「黄金数字档案」,所有民生部门都可共享这份档案,据此做出福利分配等决策。

大多数媒体都在热捧此项举措,伊琳娜又焦虑了起来。我劝她,政府办事部门推进数字化,会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便利,是好事儿。她却反驳:「便利都是他们的,我们只是从生到死都被盯着罢了。谁又能保证他们的数据库不出问题呢?只要信息存在于网上,黑客总有办法偷到。」

一语成谶,上周伊琳娜的银行卡被盗了。除了配合银行注销卡号,一笔笔申诉挽回损失,她依然要仰仗同一家银行,再次向他们提交个人信息,申请一张新的银行卡,才能继续领取工资。

来回拉扯中,数字时代的居民似乎只能别无选择,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隐私阵地节节失守。

现代人生活的乐趣,很大一部分是由出让「隐私」构成的。昨天中午吃了什么,今天喝了什么口味的奶茶,明天要去听谁的演唱会……这些原本只与个人相关的事实,汇聚成巨大的窥私欲天堂。有人满足于注视,有人沉溺于被注视。

现代生活的安全感,也相当程度地建立在隐私共享的基础上。只要公权力真能守住信息安全的大门,大多数公民都愿意让渡部分隐私,换来生活体验的升级。

网络隐私专家、美国东北大学法学与计算机科学教授伍德罗・哈佐格(Woodrow Hartzog)指出,在社交网络上披露大量私密的网民,并不注重他们的隐私。法庭往往发现,他们对自己的隐私权不抱期待。互联网上规模空前的自我披露,或许预示着隐私的消亡。

这一观点似乎将隐私泄露的责任抛给了用户,但细想不无道理。扪心自问,当让渡隐私能够换来关注、利益和快感,我们是否还能清醒地划出私人领域的边界?

数据时代的「隐私」与黑洞高度类似——我们很难确知它的面目,也难以描述它的面貌,只能寻找外围证据,反证它的存在。

个人信息、敏感信息、私密信息……「隐私」的边界就漂浮在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概念之间。

理论上说,我们在网络上留下的一切痕迹都算是个人信息,但只有敏感和私密的那部分才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互联网时代,公与私之间的界限近乎消失。人人可以成为公众人物,也可以随时因为素人阶段的私事「塌房子」。我们越来越难以勾勒出这个黑洞的轮廓,更难逃脱它的吞噬。

以描绘科技乌托邦见长的《黑镜》剧集中,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套路。

《黑镜》第三季第一集的标题《急转直下》(Nosedive),就预示了透明社会中,个人命运被数据掌控的悲剧。为了爬上优质生活的门槛,女主角费尽心思,想提高自己的个人评分,挤进社交明星云集的婚礼派对。她为了刷分拼命展示自己的高质量社交生活,向大数据的操控者证明自己的「素质」,最后却弄巧成拙,由于误机、发火、衣冠不整等一系列微不足道的过失,一步步被推入监狱。

细思恐极之处在于,这些小小的过失,只是因为被广而告之才遭到审判。否则,它们只是个人生活中一点不痛不痒的「难言之隐」。

究竟哪些秘密才是我们应当隐藏,且有权隐藏的?在人人都能辨明「隐私」与「便利」的优先级之前,答案就像屋顶上的风向标,总被吹向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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