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博物馆下连州

放眼全球,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建世界级的摄影博物馆也极为少见。从设计博物馆开始,在一个闭塞小城的环境里,实现艺术与学术的正襟危坐,同市井百姓的通俗自然之间的平衡,便成为不断摇摆、「斗争」的主题

小城里的异质空间

从广州驱车一路向北,三个小时后,进入像手指一样的山包的环绕里,已是喀斯特地貌。再向北行 40 分钟,方来到广东最北边的连州地界。40 万人口的连州,棕黄的新楼盘,如俄罗斯方块一般高耸,麦当劳有意向入驻这个小城,都在楼盘上挂起条幅,恍若边城。

闭塞小城有着如其他县城一般的野心。有连江从小城蜿蜒而过,那是老城区的所在。中山南路的人造牌楼立在街口,沿街建筑的外立面被整体刷成灰色,仿佛平整的背景板,三四层的骑楼上,窗户的栅栏统一刷着红漆。一望即知,这条被当地人称作「老街」的街巷,如今是一条方兴未艾的仿古步行街。

唯连州摄影博物馆与众不同。博物馆馆长段煜婷带我来到老街中的博物馆,博物馆一层围出一个露天的 U 形院落,种两棵银杏。开放的院落里,是一组新旧结合的三层建筑,包在院子里,灰白的墙、火柴盒一般大小的红窗户,乃至镂空的花墙如故,楼道和走廊被设计成了现代而肃穆的黑色。新建筑与旧房子相连,建筑立面是混凝土的原色和镀锌钢板的亮银色。错落的楼梯和走廊向老街旁的小道开放,四面八方的住家都可以看到。

博物馆对面的学校把校门开在老街上,学生在午饭后把庭院当作游乐园。而在周末,没有孩子的喧嚣,偶有穿着入时的年轻人结伴而来,在庭院和走廊里互相拍照。如今一层是天然的市井气息,二楼的展厅里,大部分展厅空闲,只有历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回顾展,停留在 2019 年。仿佛博物馆只是摄影年展的背景,博物馆的建筑也只是当地的网红地标,悬在小城之外。

只有当 86 岁的胡启坚来到这座博物馆时,他的穿着和气度,才能在展厅里显出博物馆与这座小城的关联。他是本地人,锃光的头上留着薄薄一层一丝不苟的银发,背着印有「扩张的地域」的白色帆布包,与灰色休闲西装里的文化衫同款。

段煜婷称他「胡伯」。2004 年,段煜婷尚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任新快报的图片总监,先前曾经参与过平遥国际摄影节的早期筹备工作,经朋友介绍,与当时的连州市市长林文钊相识,被说服在连州举办国际摄影年展。小城闭塞,当段煜婷从广州初到连州时,要四五个小时。她与平遥国际摄影节创始人之一的阿兰・朱立安联合策展,寻找老城里空间足够大和有特点的建筑。地理的偏僻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仓库、工厂没有被拆除,是理想的展厅。策展人们看中上世纪 50 年代建造的粮仓、果品仓库和二鞋厂。当年已退休在家的胡伯,经当地施工队介绍,被请到果品仓库看管展品和布展的材料,自此在这里看了 11 年大门,也住了 11 年,直到 2017 年博物馆落成。

胡伯身上「扩张的地域」便是 2015 年摄影年展的主题,聚焦全球城市高速发展、人口流动和移民潮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摄影年展自 2005 年开始,疫情前每年年末举办,话题都直指当年全球范围内的时代议题。「开幕当晚,策展人和艺术家们会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酒会,专家们相聚研讨后,酒会面向全城,有酒、有零食。」胡伯回忆,展览期间,他要巡视展厅,其间听过无数次摄影作品作者本人的导览,光影布局的讲究,他默默记在心里,作者不在时,他也能为客人讲解。「很多摄影师每年都参加年展,他们跟我合影,有人前一年拍,后一年把照片拿给我。」

博物馆落成后,在摄影年展期间仍是其中一部分。年展时博物馆所有灯都会亮起,像小城的一颗明珠。屋顶的露天剧场是年展时办晚会、颁奖的所在。如今白天上到屋顶,屋顶有三个连续的坡面,两个最大的坡面夹出一个露天剧场。坡面的底与旁边住家齐平,邻家窗前晒的腊肉映入眼帘。拾级而上,走到坡面的顶端,小城尽收眼底。

但疫情的影响仍未散去,在 2020 年之前,博物馆几乎每个季度换一次展览。开展前,各大城市的讲座已开始预热,开幕时,知名摄影师光临,通往广州的穿梭巴士载着美院的学生、摄影爱好者前来。如今这些场景回荡在胡伯的记忆里,「博物馆开馆后,老街上曾有连州老照片的展览,我为游人做讲解,又被人拍照,放到第二年的年展上展出」。

空间融合的尝试

摄影年展的喧腾,令胡伯想起自己小时候老街的盛况。他自小就与父母、弟弟妹妹住在老街旁,几乎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老街曾是连州当仁不让的中心,与湖南交界的连州靠老街南边的连江勾连四方,四周乡镇的物料在此卸货,连州的物产也由连江而下。

「四面八方的人前往连江,都要经过老街,老街上全是店铺。」胡伯 11 岁丧父,为照顾弟弟妹妹,上了半年初中便辍学,与母亲一起在家开了间沿街的店铺。背靠江边的生意,胡伯和母亲养活了一家人,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胡伯家的店铺并入百货公司,果品仓库也因此地理位置应运而生。但待 1994 年开通高速,陆运取代水运,小城的中心也随之西移,老街上鳞次栉比的商铺所剩无多,逐渐落寞。

当连州摄影博物馆的建筑师、源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何健翔和蒋滢在 2014 年被段煜婷邀请,进入老街时,他们仍能感到那份寂寞。他们自小在珠三角地区长大,留学归来后,在广州执业,连州唤醒了自己儿时的回忆,「街上可以看到以前随处可见的白铁皮的浇花桶、铜盆,老城里人们之间的联结与大城市不同,一路走过去,理发、打铁、炸麻油、写门联的老店都挨在一起,他们为彼此服务。」

何健翔夫妇与段煜婷相识于十余年前一个摄影展上,那时他们已专注于改造项目多年。留学回国后,何健翔和蒋滢曾参与过大型建筑的设计,却发现那些项目里,设计只是生产链条中的一个小环节,体现不了多少价值。「比如会议中心是市政府每年『两会』开会时用的,它的使用要求却只是一些文字,触碰不到很多真实的使用方式。」蒋滢记得,那之后他们便做起独立建筑师,做老建筑的改造项目,他们喜欢保护建筑里蕴含的城市历史,设计时也能与使用方充分交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法。

他们与段煜婷的重逢,源于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举办 10 年时,连州市政府换届,新市长询问段煜婷如何能将连州「中国摄影之城」的特色更进一步,她提出了一直萦绕在心中的做一个专业的摄影博物馆的计划,获得支持。段煜婷想到了身在广东的何健翔夫妇,想到了他们项目背后的融合能力。因为专业的摄影博物馆无一例外都在大城市。大城市有艺术家、有高校、有美院的学生,博物馆在大城市有更多的使用场景。段煜婷曾考虑过广州,广州的用地、资金审批却很难向一个摄影博物馆倾斜。而在一所美术院校都没有的连州建博物馆,潜在的主要观众必然是当地民众,为他们服务是必然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建筑上最为突出。

段煜婷找到何健翔夫妇,他们也因能建造一个正规的、数千平方米的摄影博物馆而欣喜,一拍即合。他们到达连州时,年展时的展厅和其他废弃的工厂都是备选。那时摄影年展已在当地成为一个节日,但年展一过,果品仓库关门,那时的小学校门也没有朝向老街,老街重归寂寥。

「大家期待用一个天天开门的博物馆,让老街活起来。」蒋滢记得,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陪同下,他们与段煜婷和广东省规划院的专家们一同选址,那时粮仓保存完好,改造可惜,二鞋厂距离老城远,最终选定了破损最严重、已是 C 级危房的果品仓库。从当地政府角度讲,他们希望效益最大,改造最破的,效果最明显。

而选择老街上的果品仓库也包含着何健翔夫妇的建筑理念。当他们感受老街上的声音不是大城市的汽车声,而是最平常不过的聊天,他们触碰到现代城市中人的日常和情感。作为建筑师,他们希望用情感置换大城市的效率,引导博物馆沿着老城的肌理发展,促成老城的复兴,而不是整齐划一地改造。

「果品仓库的改造是最有挑战的,它『长』在老街里,挖建筑基础时就对周边居民有影响,消防也不好设计,而且老街狭窄,运材料也是个问题。但老街也最有意思,之前果品仓库周围的建筑仍是老砖、老漆,年展期间,许多外国人三五成群地聚在那里,像校园一样,对比特别强烈。」蒋滢回忆,他们夫妇曾反复在老城里转悠,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宿舍楼上,曾经整齐划一的阳台,有的住家摆了玉石、有的种了花、有的晾衣服,每一户都不一样,他被鲜活的场景所感动,「一定要让博物馆成为老街的延伸,使老街也成为博物馆的风景」。

他们把博物馆里设计得像迷宫,仿佛立体的街道,让人们在老街上行走的脚步,可以在博物馆里延续。建筑上部是海绵体状的空间,分散的楼梯与户外廊道把空间几乎占据了一半,楼梯敞开给旁边的住家,像一件无袖的衣服。段煜婷时常在周末看到一些当地的小姑娘两两成群,在展品前驻足,又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坐下来,聊起私密的心事,「逛博物馆渐成当地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从空间到技术

「主立面下面的灯本来设计要埋在地上的石子堆里,施工后却直接用水泥砌在了地上,成了当地的一个『特色』。」段煜婷自疫情打断展览节奏后,去连州的次数少了很多。当她在兴建了 3 年多的博物馆内逡巡时,她的关注点与当地人不同,胡伯会因曾经果品仓库的老窗户被原样保留而欣慰,而她则总会注意到现代的展厅门旁边就是再朴实无华不过的铁栅栏,黑色楼梯上已隐约有斑斑锈迹,种种细节令她回想起在一个小城施工时,建筑师把当地的局限当作机会时的创意,以及她和何健翔夫妇需要共同填补设计与实际施工能力之间的鸿沟。

她与何健翔夫妇最初曾在空间的使用上反复探讨过多次。对她而言,展览是第一位的,何健翔夫妇最初把二楼的展厅设计成透明的,四周视野更好,展品放在展厅中心,她坚决不同意,因为四周白墙是天然的好展墙,更符合观展的习惯,何健翔夫妇听从了段煜婷的意见。

而在整体的空间策略上,段煜婷遵从了何健翔夫妇的想法。从策展的角度看,展厅应该做成理性的大白盒子,但何健翔夫妇却坚持把展览的空间打散。蒋滢回忆,即便做白盒子,中间的面积也就 3000 多平方米,形不成使观众停留的内在气氛,更何况连州的老街巷值得远道而来的人细细体味,「平时街上的人站着聊天,路就可能塞车,就像威尼斯。一天之内都有不同的节律,白天小贩卖东西,晚上就换成了学生」。他们设计了三个入口供人自由穿梭,并走入博物馆半开放的楼梯、走廊。

何健翔夫妇以往的项目只需要 6 到 8 个月,博物馆从 2014 年招投标到 2017 年完工,用了将近 4 年,其间不断与各方周旋。回想整个过程,对何健翔夫妇而言,却是痛苦与快乐并存,「过去我们所学到的现代主义设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概念化思路,从概念到技术、实施,每个环节紧密相连,非常有目的性。而在博物馆的设计施工中,面临各种实际的变化,反而给设计带来了活力和积极的效应」。

连州市政府资金有限,建造占地 3800 平方米的博物馆,只有 1000 多万元的预算。何健翔夫妇反倒用旧物和最普通的施工材料,实现了与老城的天然连接。何健翔记得,如今博物馆旁的咖啡馆也是改造的一部分,曾是间旧屋,他们夫妇在工人拆除时发现旧瓦丢掉可惜,就想着要利用到博物馆上。那时全城都在拆迁,施工队在一个月内帮助他们从周边的村镇收集到足够的材料,使博物馆独具质感,在老街上的其他建筑没有被统一涂成灰色之前,与老街浑然一体,「这在大城市几乎不可想象。我们过去在很多城市项目上,也曾尝试这种方法,但因为城市建设中,往往标准、效率、效益绝对优先,几乎不能实现。比如以前我们曾尝试在同一所学校内把一棵旧校区的树挪到新校区,都没有成行」。

除了内表面的半透明 PVC 波纹瓦是外来的材料,博物馆几乎所有用材都源于当地。蒋滢回忆,在保留的老房子砖墙和新建的混凝土基础上,他们用了镀锌钢板和黑铁皮。「镀锌钢板很便宜,但足够现代,与其他材质的组合,能拼合高高在上的博物馆展品与市井小城的风格。PVC 波纹瓦细腻柔和,令建筑的『内外』产生材质上的反转,为黑白灰的色调带来一丝淡淡的暖意。」

而因为当下建造房屋招投标的方式,当地的施工队既丧失了传统的工艺,也达不到现代建筑的规范,他们会用自己的施工方式。段煜婷记得,竣工前两周,他们发现建好的屋顶有缝隙,未来是隐患。可施工队已把脚手架撤掉,屋顶的问题需要重新架脚手架,但包工队却要求另加钱,而政府申报又要漫长的流程,工程陷入僵局。段煜婷和何健翔夫妇软磨硬泡,他们先用口头承诺的方式化解危机,最终博物馆才得以落成。

整个过程中,建筑师尝试着用最简单的材料和建筑手段,努力融合老城的风味、满足建筑要求。蒋滢记得,当地的老建筑都有花窗。当地施工队没有人能做出来,他们就用平时用在停车场地面上的几毛钱一块的植草砖在博物馆的围墙上把它恢复。植草砖中间镂空,不仅通风,街上的光线、目光,乃至烧稻草的味道,都透进来。

「两张皮」

博物馆建成后,即使没有游客,馆员也在见证老街的「生长」。在庭院里、楼梯下,他们听闻老街上的话题,近两年来总是老街的旧房改造,楼梯上所见,也是因可能的拆迁,旁边的住家里,旱厕变成了化粪池,曾经破败的二楼焕然一新,又加盖起三层,却不过是毛坯,乃至屋顶长满荒草。即便没有更新展览,「逛」博物馆也成了老街居民的日常。博物馆一层的院落有方桌,桌上有牌,博物馆在小学生上课时的寂寥,由邻家老太太填补。她们在桌旁打牌,还能在博物馆接水喝。

段煜婷却面露疲惫,为疫情后重启摄影年展和博物馆绞尽脑汁。对于博物馆来说,博物馆的落成和日常的使用只是开始和铺垫,虽然当地志愿者因摄影年展和博物馆,走上艺术道路。但在整个连州的层面,博物馆的延续始终需要在严肃艺术和当地的市井审美之间作平衡。

「首届摄影年展前,我们就与政府定下共识,虽然摄影年展本身不盈利,但能够提升连州的知名度,吸引外面的人到连州来,间接促进当地的发展。」段煜婷回想 2004 年时的顺利,当时的林市长代表市政府与她的合约一签 10 年。为增加年展的分量,法国文化部提供了包括保罗・福克斯、G. 埃尔罗等四位摄影大师的展品,中国最著名的摄影艺术家也把作品搬过来,自此名头打响。

而为表现摄影年展与当地不是「两张皮」,2005 年第一届摄影年展的主题是「从连州出发」,第一届年展开幕前,段煜婷团队里中山大学的学者、人类学家、摄影家寻访连州周边的古村落,发掘木狮舞、舞马鹿等当地民俗,在年展的开幕式上表演。

自那时开始,摄影年展时,连州市图书馆会展览摄影家协会挑选的作品,那是当地摄影爱好者获得认同感的所在。他们对摄影的认知大多停留在「漂亮」上,喜欢拍摄风景。段煜婷记得,「第一届摄影年展时,本地人都没见过外国人,拉着外国人合影、签名。除了舞马鹿的表演大受欢迎,当时与摄影年展一起开幕的还有美食节,那是当地人更喜欢参与的」。

摄影年展对于当地人是热闹而非门道,摄影博物馆却不同,它不仅常年开放,更需要对公众进行艺术教育和知识生产。在办馆之初,段煜婷就定下博物馆的目标——展示当今世界最前卫的摄影艺术、普及摄影史上影响当代摄影的摄影大师、推介中国的优秀摄影师,「甚至博物馆展览的标准更为严苛,每年摄影年展可以展出上百个,而博物馆里推出的中国新人一年就 6 个左右,他们的水平一定要在未来经得住摄影史的考验」。

如此高的要求下,在连州这种小城里,吸引大众与保持展览水准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有不同的声音提出:「既然年展已经让人看不懂了,为什么博物馆不展出通俗、漂亮的作品,为何也要如此令人费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做一个让老百姓得实惠的项目?」

除了连州当地老照片的展览会天然引起共鸣,段煜婷需要说服不解的人们。她记得香港摄影师唐景峰曾在馆里做过一个围绕近代史展开的家族史的展览,展厅一侧是唐景峰的祖辈在解放前优渥的生活,以及港英时期,他的叔叔们在香港的生活;另一侧是他自己重回内地,寻访自己先祖故地的照片。两面墙之间,唐景峰做了一个茶室和一本手工书,开展的前三天,他就坐在茶桌后,与看完照片的人聊自己的家史。「参观的人觉得现代的部分是新照片,算是艺术,但『老照片谁家都有,为什么要挂出来』?这时候就要把家族史的前前后后告诉他们,让他们看到照片排列背后的叙事结构,他们豁然开朗,说『我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讲述我的家族史』。」

更为深远的方式是公共教育。2017 年摄影年展结束后,临近元旦,因为连州市民大多来自周围的村镇,一辈子没有照过全家福,于是段煜婷的团队组织他们到馆里来,为他们用传统的方法拍全家福。之后又结合展览主题的公教活动,启发市民用不同于惯常的方式认知世界。段煜婷团队的成员胡若灏对 2019 年的一次活动记忆犹新。那时展览的主题是「跨越国界」,他们请广州的现代舞艺术家做导师,引导孩子们在博物馆的一块假草地上,集体创作《谁的草地?》的即兴戏剧。一轮抢椅子游戏后,得胜者获得这块草地,宣誓「主权」,为其他孩子进入设置种种条件。当条件难以满足,拥有土地的人陷入孤独,剧情由孩子们即兴发挥。最终,孩子们手拉手围成一圈,把象征权力的服装道具丢下,围在了草地中间。

这样的公教活动自博物馆开馆至疫情前,每个月都有一两次,如今仍没有恢复。胡若灏在等待政府经费的投入,馆内偶有零星访客,博物馆馆员不需导览,几乎只是闲坐。博物馆的天台上,目力所及,能感受到群山的环抱。夕阳西下时,远处「落霞与孤鹜齐飞」,阳光则最终消失在眼前邻家屋顶的盆景下,寂寞的博物馆也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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