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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心理咨询室遇到的那些男人

男人们还是习惯以传统的「美德」要求自己,结果在自己打造的陷阱里不得脱身

「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族群,总是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时代变迁了,新的问题随着新环境而产生了,但是人们总是在最危急的最后一刻才肯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这是 1998 年,王浩威在著作《台湾查甫人》(查甫人,闽南语,即男人)里写下的一段话。作为心理治疗师中少有的男性,他发现上世纪 90 年代,台湾男性就处在了一种全新处境之中:维持家庭的成本大幅提高,但男人们还是习惯以传统的「美德」要求自己,结果在自己打造的陷阱里不得脱身。而时代发展到今天,男性仍没有从传统的性别规范中解放自己。旧观念与新现实碰撞,促生了这代年轻人的「晚熟」。以下是他的口述。

沉默的抑郁者

1993 年,我开始在台湾《中国时报》家庭版写《台湾查甫人》的专栏,讨论当时台湾男性特有问题和行为模式。作为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我的性别观察视角得益于那个时代的几股社会风潮。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一批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学者在台湾掀起了第二波女权运动。我和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好朋友,经常参加她们的活动,提供精神医学方面的专业视角。女性运动促进了男性运动的发生。在西方,自由主义者开始讨论男性怎么重新找到自己的认同,既不拘泥于传统的性别规范,又不变得「软塌塌」。90 年代,家庭暴力问题在台湾得到重视,推动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在 1998 年通过。一个相伴而生的问题是,暴力的受害者需要帮助,与此同时,那些施暴者——大部分是丈夫——同样需要进行心理治疗。我也加入了这样的工作。

那个时候,台湾社会的性别意识还非常保守。曾经很多人不理解我一个男人为什么会参加女性运动。有人会善意地提醒我女朋友,当心我是同性恋,拿她当幌子。90 年代,女性的自我成长是台湾心理治疗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各种工作坊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与此对应,心理治疗师也几乎都是女性。1994 年我开始做心理咨询师时,一个担忧是:接个案,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如若遭到非议,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男性寻求心理治疗的比例本来很小,但因为别的治疗师遇到这些案例就会转给我,我反倒能积累很多男性个案。而且我所在的台大医院(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是台湾的顶尖医院,VIP 们遇到问题,医院会特别安排找我帮忙。这就使我有了一个观察各个行业的顶尖人物的机会。

来找我的男人大多有种共同的语言,那就是不多说:不多说自己的失败,不多说自己的挫折。之所以肯来到我面前,都是因为遇到的危机已经到了自认为「无可挽回」的地步。

婚姻的破灭总是很典型。随着台湾女性运动的兴起,离婚对于女人来说不再是一个很可怕的词汇。但是很多妻子对婚姻不满意,找到律师提出要离婚,有性别意识的律师会明白,这个婚离不了。离婚要办成得有两个条件:女性要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也要有情感独立的能力。在一段不太美满的婚姻中,许多丈夫都会害怕自己的妻子掌握这两种能力,因为它代表着女人不是因为冲动离家,离家后,她们确实还有办法解决问题。于是,一些律师会建议女性先找心理治疗师,看看能不能解决婚姻里的问题,如果不能,就寻求自我成长。

你会看到,最开始的时候,妻子想要做婚姻咨询,丈夫打死都不肯来。一些妻子就彻底放弃了改变,退回到原来的婚姻里去,少数妻子会坚持自己来做心理治疗。一个传统女性成长为情感跟经济独立的女性,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在这几年里,丈夫对妻子的变化往往熟视无睹,直到当妻子已经要完成独立准备的时候,他们才会察觉,妻子对自己的需要没有那么多了,他们有了失落感、不安全感,终于开始着急,终于会问:「你干吗又去找王医师?」

100 年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担心离家的女人们。如今,面对真要离家的娜拉们,男人们开始害怕,想到要成长。

我曾接诊过一个医师,在业内享有盛名。在他眼里,自己的妻子不可能动摇感情,更不会有外遇,毕竟自己的身份在那里,他在外还受很多其他女性青睐。结果妻子决然提出离婚,医师一下子崩溃了,患上了中重度抑郁症。

我对他的心理治疗并没有持续很久。这也是男性普遍存在的共性:他们显得非常「问题导向」。他们关注的仅是迫使自己来寻求治疗的那个问题,也只打算解决这个冰山一角。冰山下面的那部分,大多数人不愿去面对。当这位医师感到自己失落的情绪出现好转、社会地位能够恢复的时候,便向我提出终止治疗。即使我告诉他,如若不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下一段婚姻他又会选择一个崇拜他的女孩,又会经历一个同样的过程。

最后一次咨询结束时,医师向我付清了治疗的费用。那时台湾还没有电子支付,需要现金交易。那位医师站在我面前,把他的钞票,一张一张地从钱包里掏出来交给我,并对我说:「唉,王医师,你这个钱也太难赚了,你一个小时赚的钱,我只要五分钟就能赚到。」他要将我一局,他抑郁的时候像条虫,好了就想跟我来一个回马枪。

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通常有一个自恋的核心。低潮时,他是治疗关系中急需帮助的那一方,但当危机解除,他的自恋会唤醒他的竞争欲望,即便对象是他的治疗师。他们会拒绝进一步的治疗,转身投入下一轮的竞争游戏,执着于维持自己的领先状态。

竞争好像是男人永恒的主题。大家是哥们,也互为对手:小的时候,比的是谁尿得更远;长大了,比谁的女朋友谁的妻子更加漂亮,谁更加事业有成。这群社会上所谓的胜利者,从不轻易认输。你会常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个自恋式的、智慧型的企业家,可能不曾失败过。然而,一旦他前进上升的曲线变为转折下跌的抛物线,且这根线下坠到一定程度时,他会丧失掉基本的判断力,顿生出一种赌徒心态。不管周边的人怎样劝阻,让他看清显而易见的现实,他仍会坚信这一把一定能赢。

但要问为什么竞争,许多人却未必答得上来。我遇到的企业家们,好一点的,可能会在竞争中找到一种比较利他的解释:「我不能随便倒下,因为背后是上千员工,上千家庭。」但更多的人,只知道自己必须赢。至于为什么,从没想过。在法国,小孩子初中就开始读哲学,而我们的教育很少去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们只要成功,两岸都一样。这个规训在男性身上会强调得更多。

与这种不服输相伴的,是对内心情绪的压抑。婚姻的失败是一个过程,还能让这些男性有喘息适应的时机,事业的失败往往就在突然之间。高层男性因为事业失败选择自杀并不罕见。周围的人往往都会很惊讶:「我昨天看他还很好啊。」临床上有一个词叫述情障碍(alexithymia),讲的是人无法适当地表达情绪,它既是一些疾病中常见的心理特点,也可视为一种人格特征。述情障碍在男性身上是特别普遍的,在传统教育中,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思想。男人的情绪是要求被压抑的,压抑到最后,表达情绪的能力也丧失了,只能成为沉默的抑郁者。

拒绝长大

20 多年前我写《台湾查甫人》的时候,发现大多男人的身体姿态,就像电影《戏梦人生》里的林强那样,永远紧绷。不论是和父亲冲突,还是跟自己心爱的女子调情,他的手脚跟眼神,都有着不自然的僵硬。这种僵硬在生活中也常见,当我们身为上司或老师,站在台上指导跟训斥都是十分自然的,然而一旦台下来了一位比自己更高阶的长官,整个人就会开始慌张。西方社会学家曾以「凝视的关系」来描述这种对话双方的权力差,看人的永远是掌权者,被凝视的则是居下风。

那时台湾男人的父权结构,从这里就能清晰体现。因为传统的教育环境要求男人独立、力争上游,实则也是暗示了男人需要做一个天生的权力拥有者,只能够管理他人,给他人恩惠。

能够看得到的是,时代确实发生了改变,在台湾,多元化的价值观越来越被倡导,对男性气质的定义也逐渐丰富起来。往常我们评定一位男性,会要求他功课很好,钞票很多,但现在大家更能看见男性在这之外的才华。去读艺术学院的男孩子不再会被认作娘娘腔,照顾家庭的男性也成为被鼓励的对象。

这些现象虽然已不再是凤毛麟角,但传统的规训并没有失效。我遇到过一对大学情侣,最初来找我是因为男生动手打了女生,理由是女生上进心不足,配不上他的天赋英才。后来两人计划一同申请留学读博。他们填志愿的心态很不一样。男孩子想读宪法,于是他按照专业排名,选择了前五名的五所大学;女孩子是要读民法,她对照男友的志愿,看看那些学校有没有民法读。如果有,就选择同一所学校,没有的话,就选择一所附近的大学。

立业、成家,这是男人心中想的;成家、立业,这是大多数女人为自己书写的人生顺序。受过教育的女性,也常常会陷入同一条轨道:在结婚后、孩子长大才开始想:我的人生只有这样吗?我难道只是在做人家的女儿、太太、母亲吗?

做心理咨询时,我很少能从男高管口中得知他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小孩,却经常了解到女高管的小孩几年级,今年是不是在考试。家庭跨越了能力、事业,是否定女人最具话语权的标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看见许多高成就的女人,聪明、漂亮,各项条件都很好,却不自觉地为了一个很烂的男人,一段很烂的婚姻,拼了命地挽回。相反,事业成功就足以让一个男人获得肯定。

刻板的性别框架像一种魔咒,让男女双方都在饱受折磨。一个女性如果能够让自己过得很不错,我们就会默认她是位独立女性,但大多数男人需要想的是我这个月工资够不够养老婆,够不够养小孩。在今天的经济形势和竞争环境之下,向前追求的道路越来越难走,上升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还没有从传统性别规训中解放出来的男性每一关都得过去,每一关却都比以前更困难。在过去,读大学就等于保证了铁饭碗,男人养家没有那么难。可如今没有人再能保证大学生的就业,本科毕业送外卖屡见不鲜。

现实的困难还在另一层心理因素下被放大。亚洲普遍存在的情形是,一代人的自信心是建立在超越上一代人的基础上的。同样是台湾大学的孩子,如果父母也是台大毕业的,他们就不会像父母不是台大毕业的同学一样,感到考上台大值得自我肯定;同样都是大公司的总经理,如果是从父亲手中接来的家族事业,他的信心总比不上另一位白手起家的总经理。

当这样的一代遭遇现实会发生什么呢?前英特尔总裁葛洛夫(Andrew S. Grove)的畅销书《只有偏执狂可以生存》(Only Paranoid Survive)在台湾出版的书名为《十倍速时代》。他不断在书里强调,这是一个机会和威胁都以十倍速度来临的时代,为求生存和发展,人人应自我省察,掌握机会,创造格局。但大多数人并不处在葛洛夫呼吁的那种充满警觉的偏执状态。他们只是更紧张地想要自我保护,想要找到自己的诺亚方舟来逃过这个看起来像洪水来袭的快速时代。新一代在他们的成长过程里,在他们踏入每一个新阶段时,总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觉得期待中的那一片陆地还没出现。他们不知道,在这个被十倍速洪水席卷的世界里,昔日那些良田早已不存在了。

所以你会在年轻一代中看到这样的现象:在台湾的大学,有很多学生转系,延迟毕业的比例也很高,但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因为成绩不足。在意识层面,他们想到的是「我人生不想做这个,我读错科系了,我想出国再重新念一次」,「我要用更多时间,把论文写得很完美、很厉害,一出手就让人佩服」。

我接诊的一位来访者已经 31 岁了。三年前,他从硕士班休学后,一直都没去上班,甚至也不出门了。而硕士班,他读读停停,从大学毕业读了五年多还是没读完。爸妈问他为什么不去工作。一开始他不作答,最后是和爸爸扭打成一团。从此他就再也不和爸爸讲话,见面也不打招呼。妈妈苦口婆心了两年,终于让他来到我的诊所。我也问他同样的问题:「怎不去上班呢,反正硕士班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玩?」他停顿了许久,才喃喃地说:「比上学还困难吧!」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踏入社会,就要「很男人」很厉害,就要证明自己可以功成名就,这太难了。于是他们开始困惑,感到不安,害怕受伤,于是长久地无意识地逗留在某个点上。除开拖延,还有一种方式是放弃竞争,如现在常见的「宅」现象。另外一种极端的是如同小时候通过撒娇讨得父母欢心、拿到更多零花钱那样,一些男性也开始懂得怎么操纵女性,做女性的寄生虫。

有时候孩子想向前走,却被惊慌的父母拦住了。在台湾,许多中产阶级的家庭物质条件其实不差,但是在当事人的感受里,总觉得生活是很辛苦、很勉强的,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于是没办法轻松过日子,甚至连喘一口气休息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对家庭的经营,是这么的戒慎恐惧,以至于害怕稍一不小心,就失去了一切。

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了一种消极完美的父母:他们也许不主动求完美,但他们害怕自己犯任何的错,甚至不允许自己犯任何的错。焦虑的父母,将自己的不安全感投射在小孩子身上,总是觉得小孩子的处境都是永远不安全的,于是将孩子所有的活动范围都框起来,框到他们放心的理想城堡中。这个城堡随着小孩子的长大,开始无限扩大,从一开始的家,一直扩大到学校,甚至到日后他们就业的社会场所。

过度保护之下的小孩,久而久之就放弃了任何离开父母的念头,放弃对任何新事物的尝试,也放弃了对自己的信心。他们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任何努力,于是就变成了任何主动性都没有的小孩。

所以,我们在学校看到很多急着要当家长委员,以便干涉学校来保护自己子女的父母。在社会上,我们又看到了很多新鲜人,被人们嘲笑为「妈宝」。

「背影」式的父亲

男性成长过程中有个必不可缺的角色叫作父亲。一个男人进入父亲阶段,意味着他开始调整过去与男性同侪间的竞争关系,渐渐减少比重,转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外愿意呈现更多赞赏、照顾和分享,对内在也开始接受自己下滑的生理状态。同样是在篮球场上,他们不再是炫耀自己在同侪中的驰骋,而是教导自己的小孩基本动作,与青少年儿子斗牛却承认自己宝刀已老,甚至坐在一旁做他们最好的啦啦队而非教练。

然而这往往只是一种理想,现实的生活里,这样的爸爸极其罕见。孩子晚熟,其实很多父亲也是不成熟的。我接待过一位来访者,从高中以来,父亲就不断逼他继承家业从商,不惜嘲笑他所热爱的文艺创作,甚至还在学校的展览现场当面羞辱孩子当时最崇拜的美术老师。与父亲的冲突反而让男孩更加执意走自己的路,包括后来读工业设计系、从事广告工作、经营个人工作室。可是许多年过去了,每次家庭聚会,父亲还是不假辞色地嘲笑他的工作,说他赚没三两银子,说自己当年的收入已经是儿子的十来倍了。甚至还对儿子的女朋友讽刺说:「这样的男人,你怎么敢嫁他?小心饿死。」

中国缺乏好父亲的传统。在从前的大家族制里,一个男人还未成为族长以前,其实是无需独立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的。《红楼梦》里都是像寄生虫一样的男人,唯一有威严的是一家之主贾政。但贾政是一个好父亲吗?《傅雷家书》是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可是好没有感情。

中国父亲的形象往往过于沉重压抑。朱自清在 1925 年写下的《背影》,在华文世界里是关于父亲最有名的一篇文章了。一开头,父亲出场时就交代清楚——他和儿子的距离是遥远的,「不相见已有二年余」。他在社会观感上是失败的:「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满院狼藉」,「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样一个父亲,根本是谈不上亲职,怎么会成为我们华人世界最让人感动的父亲之一?你还可以在文章里看到儿子的心态:一边自认为成熟,「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一边嫌父亲老气,跟不上时代让自己没面子,「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

我们的父亲喜欢负担一些宏大的命题,实际上,父子关系中存在着许多细腻的东西,它们都应该被照顾到。男孩该怎么打领带、怎么穿衬衫,在运动场上如何打球,在毕业舞会上又该怎么向女孩搭讪,至少在期望中,这些都应该是父亲来教授的。可在现实里,在男孩变成男人的过程中,他们会有一路的困惑,却很难跟父亲维持沟通,收获一份理解。回到家中,父亲可能已经喝醉了,又或是倒在沙发上,一直沉闷地看着手机。

在一对来找我咨询的父子身上,很鲜明地反映了两代人对父亲这个角色的不同认知。父子两人在美国居住了很长时间,后来父亲回台湾继承家业,把企业做大成了上市公司。再往后,他说服儿子也回到台湾,日后接手公司。父子俩的分歧聚焦到了一件事上:周末该不该去公司。在父亲眼里,当老板是不存在上下班的,更不会有周末。儿子坚决不同意:「我周末要陪小孩。」他告诉我,小时候他很爱打球,高中甚至入选了美式橄榄球校队。在美国,橄榄球队员是校园风云人物。几乎每一位队员的父母都深感骄傲,会观看自己孩子的比赛,甚至周末的练习时也会出现。可这个儿子从来没有在看台上看到自己的父母。他父亲对此的解释是谋生辛苦,周末他得跟太太一起忙着做房地产,把老房子翻修漂亮以便能卖个好价钱。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对这个儿子而言,他可能还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个好父亲,他不一定熟知做父亲的每一个细节,但他至少知道他应该做父亲。我与他们的家庭一直保有联系。现在我能够看到,那个儿子的小孩,如今真的成长得很好。

我们并不要求父亲是完美的。20 世纪 90 年代,台湾曾播出美国电视剧《天才老爹》(The Cosby Show,大陆译《考斯比一家》)。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出演的父亲似乎是史上最有亲职形象的父亲了。他和小孩之间既有幽默的互动能力,又能十分睿智地处理孩子们的困难。尽管剧中的角色很「完美」,但拥有一个教育博士学位的比尔・考斯比后来在书里告诉大家:「别怕让子女知道你并不是个完美的父亲,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你时时刻刻都在,是可以信赖的,是碰到困难可以跑来说『我有困难』的最佳对象。」

父亲在日常生活中的缺位,朋辈文化就成为一种替代品。中国的男性往往是在同辈教导下长大的。父亲给出的建议源于较为成熟的经验,可信度较高,但同辈教导则依靠「传奇」。当论及如何做一个男人时,同伴商讨的结果往往过于夸张。于是,一个男性成长的难度也随之放大了。就像许多男生,他们的性启蒙大多来自跟朋友一起看的黄片,他们并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性爱与影片有巨大的差别。

在咨询亲子关系时,我常常鼓励父亲带着上中学的儿子一同自助旅行。他们可以一起规划行程,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爸爸会发现儿子比他想象的有能力,儿子会看到父亲的确拥有某些本事。在旅途中,他还会看到,爸爸也会紧张、焦虑、害怕和慌乱,当他看到这些,就知道做男人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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