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里的困境:当只有老人照顾老人

我国目前有 2.49 亿老年人、4000 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而养老护理从业人员仅有 30 万人

在许多老人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本该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养老护理,而现实是,在小城市养老院里,只能由像周先林一样相对年轻的老人,去照顾更年迈的老人。

牢狱之灾

「没人帮得了我们,肯定是拿不出那么多钱的,我心里也烦得很。」站在院子里,周勇很不耐烦,撂下一句抱怨话,转身躲进了屋内卧室。

他没有关上门,在农村,人们习惯睡觉前才把大门锁上。我和周勇不在彼此的视线内,对话的声音只能透过纱窗门和客厅,在院子和卧室之间一来一回地传递着。周勇几次不客气地下逐客令,重复说自己已经不想再谈父亲的事情,但在我提出一些建议时,又会安静地听。

「现在错过了上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申诉,法院有可能同意再审,就还有机会。」我说。

「律师说了,继续上诉就是不认一审结果,态度不端正,还能有啥机会?再说哪儿有钱继续请律师?」周勇不认可这个建议。

「争取拿到对方的谅解书,说不定可以争取个缓刑。至于律师费,去申请法律援助就不用花钱了。」我继续提供自己有限的经验。

「怎么可能谅解?对方一下子要那么多钱。你不用再说了,除非法官亲自来了,不然没用。」周勇仍然否定。

这样的讨论没有任何效果,他始终保持一种冷漠而疏远的态度,每次对话几乎都被他以相同的回答终止:「没钱,什么办法都没有。」

周勇需要一笔钱。2020 年 9 月,他的父亲周先林在马鞍山市区一家老年公寓当护工时,为了防止一位接近失能的 86 岁老人孙海自己下床造成危险,把对方捆绑在床上,导致对方窒息死亡,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 3 年零 9 个月。死者家属提出的赔偿要求是 10 万元。如果能拿出这笔钱,这位 70 岁——同样也是老人的护工,刑期可能减低甚至缓刑。

钱,成为了周先林的子女们谈起案子时无法绕过的字眼,也是他们小心翼翼守护的界限。周先林的女儿周月记得,大概一个月前,有另一位记者来家里采访关于父亲的案子,聊天中谈到 10 万元赔偿款的事,记者问周月,家里的房子能值多少钱?一家人每年的收入大概是多少?这让周月一家警惕起来,怀疑「记者」其实是死者家属找来的说客,想刺探家里的经济情况。「我们读书少,不懂采访是什么,她老问房子和收入干吗?是不是想试探我们的口风?」周月心里怀疑,也为有这个想法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用半开玩笑的口气和我聊着。而她的母亲林秀玉更为急躁,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直接质问我:「你们到底想知道我们家什么情况啊?」

出事以来,一家人只在今年 4 月的庭审现场见过周先林,也是在那时,他们才清楚地知道,周先林是如何陷入如今的困境的。2020 年 9 月 26 日上午 10 点多,周先林在老年公寓查房时,发现无法独立行走的孙海正试图从床上爬到地上,嘴里念叨着「我要去找老伴儿」。前一天晚上,他就有过类似的举动,还因此磕到床头柜,把眼角撞出一块瘀青。怕孙海再从床上摔下来,周先林拿起桌上的一条布带,从孙海两腋穿过,将布带两端分别系在床沿上。

那是一条 3 米长、用来做横幅的红色牛津布。周先林对这条布带太熟悉了,因为就在那天早上 7 点多钟,他还用这条布带捆过孙海。一大早,为了换床单,他把孙海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坐着。但那天孙海显得格外躁动,坐不住,周先林就用红布带子捆住孙海的腰部,把他固定在轮椅上,换完床单,才把老人解开放回床上。

没有想到,意外就出在这条红布带上。这次把孙海约束在床上后,周先林就走出了房间。每隔 20–30 分钟,他回来检查一次,都看到孙海被红布带子拴着,在床上睡觉。但第三次查看前,因为有老人把屎尿拉在了裤子里,周先林去帮忙清理了,间隔了一小时。中午 12 点多,当他第三次回来查看时,发现孙海已经瘫坐在床边,红色布带滑到了颈部,孙海呼吸困难,双手不断挥舞挣扎。周先林赶忙把孙海抱回床上,但孙海的眼皮上翻,身体逐渐失去了反应。最终,孙海被鉴定为颈部受压引起机械性窒息死亡,周先林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零 9 个月。

在周先林的家人看来,这个刑罚过于沉重了。「他自己也一身病。」周月担心 70 岁的父亲熬不住监狱生活。周先林曾经做过胆囊切除手术,如今还患有高血压、青光眼,其中一只眼睛接近失明,另一只眼睛看东西时模模糊糊,需要定期复查。3 年以上的刑罚意味着无法适用缓刑,他只能「实打实地在牢里待着」。周月最忧虑的是,父亲如果真的进了监狱,能否定期复查眼疾还是个未知数,如果情况不断恶化,有可能发展到完全失明。

周先林没能获得缓刑的原因之一,与儿子反复提到的那笔「拿不出来」的钱有关。他的辩护律师曾提出 3 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但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里明确写着:「……至今既未对被害人亲属予以赔偿,也未得到被害人亲属谅解,故对该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

事发后,周先林一家没有和死者家属直接联系过,只是通过律师得知,对方提出他们给 10 万元赔偿金才愿意谅解。周月对法律问题一窍不通,她不太明白谅解与缓刑有什么关系,只是大概理解为,拿出 10 万元,有可能让父亲减刑甚至「不用坐牢」,但 10 万元对这家人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我们农村人在外地打工,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小孩要照料,去哪里找这么多钱?如果只是减刑几个月,又有什么意义?」周月的回答和弟弟几乎一模一样,她的母亲林秀玉则在一旁细数如今种地的成本和收入、家里的各项开支。「重新找律师要钱,打官司也要钱,还能有什么办法?」

70 岁,去当护工

夏日午后,气温逼近 30 摄氏度,室外几乎看不见人影,蝉鸣、蛙声,以及看家犬见到陌生人时的吠叫,都显得格外清晰。几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怀抱小孩,坐在村头一间小卖部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这里是全村消息的集散地,她们早就听说,村里有人因为当护工出事,「进去了」,还能描摹出养老院里那起事故的种种细节。但真正认识周先林的人其实不多,这位今年 70 岁、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如今却是村庄的陌生人。只有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记得,年轻时的周先林是种庄稼的好手,农忙时如果腾得出手,他很愿意帮别人家绞麦子。

周先林的老家村庄位于长江主航道东侧,是一个由长江泥沙沉积形成的小洲。2013 年底,马鞍山大桥通车,从马鞍山市区开车到村庄只要 40 分钟。而没有大桥的漫长岁月里,村庄被长江包围着,通向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渡船。载人的小船每次收费两到三块钱,摇摇晃晃开上十几分钟,才能到县城。在自行车还是稀罕物的年代,从村子到渡口,至少得步行一个小时。

因交通不便,村里祖祖辈辈都安于耕作养殖,没有人想过外出打工。小洲土壤肥沃,适合种庄稼,被称为县城的「菜篮子」。小麦是最主要的作物,村子被划分成三个片区,每两个片区之间是一大片麦田。5 月下旬,黄澄澄的小麦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一眼望不到头。村里还有不少用栅栏围起的小水塘,周边搭着简易棚屋,村民就住在池塘边养鸡养鸭。

周先林的大半辈子都与土地打交道。他的父亲去世早,母亲改嫁,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直到快 30 岁才结婚。妻子林秀玉是从外地来的。刚嫁到这里时,家里只有一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小房子。说是房子,其实房顶只横着几根木头。每到梅雨季节,林秀玉连着几夜睡不了安稳觉,既要躲着漏雨的地方,又要担心即将收成的小麦被雨水泡坏,赔了大半年的收入。好不容易等到 6 月收割完小麦,夫妻俩马不停蹄,开始播种玉米或是油菜。靠着三四亩地的耕种,夫妻俩把房顶封上了瓦片,又拉扯大两个儿女,慢慢修出了三间红砖平房。

周月对童年的记忆也是种地。她只上到小学毕业,就开始在家里帮忙干农活儿。但种地越来越不挣钱了,刨去种子、农药、收割机器、运输费成本,一年到头,每亩地只有几千块的收入。出门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十七八岁时,周月和弟弟先后离开了村子。算下来,她和父亲真正的相处时间,只有短暂的十几年。

在别人口中,周先林的一生是单薄的,就像刑事判决书上对他的描述只有一句话:「1951 年生,文盲。」即使是周月,也只能把父亲 70 年的人生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种小麦是雷打不动的传统,后来父亲不再只守着土地,收完小麦后,开始跟着村里人到外面打工。最常去的是建筑工地,不过没有技术,没法做木工、钢筋工之类的工种。好在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还能卖力气,他干工地上最累的活儿,拿最少的钱。最远跟着老乡去过北京,在工地上摆摊卖早餐。周月觉得,父亲不擅长做工,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长则干上两三个月,短则几天就跑了。那时候,周先林没有手机,也很少主动和家里人联系。周月常常是偶然联系时才知道,父亲已经到了另一个城市。她还能记起,父亲难得主动打过的两通电话:一次是在北京被扒手偷了钱,让她先给自己打 2000 块;另一次是得了胆囊炎,身体实在不舒服。

让他和这个家庭真正疏远的是和林秀玉婚姻的破裂。二十几年前,周先林跟隔壁村的一个女人好上了,在林秀玉的坚持下,两人离了婚。在当时,这是村里的大新闻。如今上了年纪的老人谈起周先林时,还会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他和他家的老奶奶(林秀玉)离婚了。」

离婚后的一家人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林秀玉和儿子住进了两层小楼——小楼的二层是儿子出钱,在原来的平房上盖起来的。周先林后来感情并不顺利,独自住回了隔壁老旧的红砖平房里。曾经的夫妻比邻而居,林秀玉总是尽量躲着,不与周先林碰面,实在绕不过去了,才会勉强蹦出两三句话。还好他们碰面的时间也不多,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大部分时间分散在外地打工。周勇和妻子去了上海,林秀玉也在上海当照顾老人的住家保姆。直到这几年,林秀玉的身体大不如前,只能回老家做些简单家务,照顾周勇的孩子——因为没有户口,孩子只能在老家镇里的学校念书。周先林也回了村,继续种地。得了胆囊炎、青光眼后,城里愿意接纳他的岗位越来越少,他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在工地上干活儿了。

2019 年 9 月,当远房亲戚说起,马鞍山市里有一家养老院要找「照顾老人」的人,一个月能给 3000 多元时,周先林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在马鞍山市,体制内的教师和公务员的月薪大概是 6000 元,能拿 3000 多元的工作对于一个年近七十、没有技术傍身的农村老人来说,是充满诱惑力的。他拒绝接受儿子的劝告,带着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村子。「他可能对养老没有安全感,一辈子没攒下什么钱,总想趁着还能动的时候,多挣点养老钱吧。」周月这样理解父亲的选择,她说自己没有定期给父亲生活费的习惯,「他一直是自己养活自己吧」。

新工作

周先林工作的老年公寓在市区的一条马路边上。两栋平行的三层小楼上方,用活动板支起一个尖屋顶,再把中间的空地前后围住,铺上地砖,就成了大厅。大厅干净但简陋,只摆着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还有一堆来不及更换的床板。一楼是厨房、麻将室和工作室,二楼、三楼是老人居住的房间,每层大概有 10 间 15 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面摆放两张床铺、一台电视和活动坐便器。

养老院 2014 年开张,规模不大,周先林入职时,这里住了三十几位老人。许多老人的子女从农村出来在城里打工,即使在本地工作,也无暇照顾老人。每位老人每个月的收费是 2100 元,孤寡老人费用减半。周先林是 24 小时护工,吃住全在养老院里。他的底薪是 2800 元,每照顾一名无法自理的老人,每月就能另外多拿 100 元工资。除了他,这里还有另一位全天护工和两位白班护工。

养老院里最年轻的一名护工 55 岁,其他人都已年逾六十。周先林年纪最大,甚至比一些被照顾的老人小不了几岁。不过,老年公寓的院长赵婵不太介意他的年龄,因为「周护工身体好得很,有劲儿,一百六七十斤的老人都能抱得动」。在养老院里,老人总是反复在床、轮椅和坐便器之间挪动,力气大的护工更得心应手。看起来,周先林有意隐瞒了身上的疾病,让自己看起来身强力壮。工作的一年时间里,周先林勤快,有时还会跟老人开玩笑,这让赵婵挺满意。「就是说话嗓门大,有点急躁,不过也能理解,老人容易耳背。」

赵婵也想过招一些年轻的护工,但这对一家小养老院而言绝非易事。「年轻点的,都去做一对一看护的保姆了,每天至少 150 元起,一个月 5000 元左右。如果再年轻些做月嫂,价钱就更高了。」3000 多元的工资对年轻护工而言,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倒是常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希望得到这份工作,通过熟人向赵婵引荐。赵婵也不在意护工的年纪,「只要能照顾老人,有耐心,就可以了」。

但当一名老年护工并不容易。白天,周先林负责照看 9 名老人,夜间每隔两个小时查一次房。他和另一名全天护工轮流,凌晨 3 点起床做早饭,然后给老人洗漱、穿衣服、喂饭。吃完早饭,把老人推到阳台上晒太阳,帮助他们上厕所。早上 10 点多是午饭时间,午睡后,他开始陆续给老人洗澡、擦身子,或是带能活动的老人到活动室打牌、看电视,一直到 5 点的晚饭时间。有的老人需要翻身、换尿不湿,或者裤子被屎尿弄脏、乱发脾气,都需要护工随时出现。出事后,孙海的儿子孙斌查看了当天的楼道监控,视频里的周先林十分繁忙,从凌晨一两点到中午 11 点多,不停地在不同的楼层、不同的房间里进进出出。

赵婵今年 55 岁,她住在养老院里,既是管理者,也参与看护工作。这次事故在赵婵的意料之外。她告诉我,有时不得不对老人采取约束措施,因为有的老人喜欢动手撕尿不湿,有的老人无法自己坐着,需要用绳子固定在轮椅或是坐便器上,避免滑下来。「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老人受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护工能腾出手去忙其他的事。」出事那天,周先林把孙海缚住,正是赶着去照顾其他老人。

不得已的选择

坦白地说,孙斌对周先林过去一年的表现还算满意。他对周先林的第一印象也是「有力气」。孙海入住养老院的那一天,是周先林把他从一楼背到二楼的。周先林爱开玩笑,会在孙斌来探望父亲时逗老人:「认不认得这是谁?你认错了,这不是你儿子呀。」

孙海出生于 1934 年,少年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退伍后转业到马鞍山一家国营厂上班。他以「干部」身份退休,每个月能有 5000 元的退休工资。孙斌是他的独子,已经 60 岁,一儿一女都在美国工作定居。1984 年,孙斌从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系毕业,由于母亲身体不好,放弃了入职北京、上海大企业的机会,回到马鞍山工作。几年后,母亲去世,孙海开始和另一位老太太搭伙过日子,一过就是 30 多年。

在部队时,孙海留下了半月板损伤的毛病。几年前,年过八十的孙海在家中不慎摔倒过几次,就不再愿意下床走路了。长期卧床导致肌肉萎缩,孙海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连大小便都需要有人协助。他本身就有便秘的毛病,卧床后更加严重,十几天才解一次大便,严重时还要用手抠。继母逐渐无法忍受,要求请保姆。孙斌提出,可以用老两口的退休金支付保姆费用,自己每个月最多补贴 1000 元。如果两个人愿意一起住养老院,养老院由老人选定,自己可以负责补足父亲不够的费用。

一番纠葛后,继母被自己的儿子接走,不再与孙海一起生活。孙斌想过请一位保姆住到家里,一对一看护,但最后作罢。「男保姆不好请,女保姆愿意来照顾男老人吗?一个人也没法 24 小时看着呀。」继母走后,他曾试过自己照顾父亲。那时,父亲的家又脏又乱,水槽中堆满了没有洗的锅碗瓢盆,地上散落着衣物、食物残渣,还能看到老鼠、蟑螂的踪影。孙斌找来家政,专门清理了一整天才打扫干净。最麻烦的事情还是解大便,孙海常常弄脏五六条床单,孙斌每次清洗更换床单,都得折腾大半天,他实在对付不了了。「我搞不了啊,我和妻子还要轮流到美国帮忙带孙子,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丈母娘。」

孙斌决定把父亲送进养老院。他考察了三四家养老院,觉得硬件条件都差不多,干净整洁,价格大多在 2000 到 3000 元之间。只有一家养老院的收费高达 7000 元,在马鞍山市里算得上高档,但孙斌觉得,只是环境稍微好一点。「父亲需要的只是一张床,还有帮忙解决父亲的排泄问题。其他公共空间什么的,对他也没有太多用处。」最终,孙斌选定了赵婵开办的老年公寓,这里离自己居住的小区距离不到 500 米。2019 年 9 月,孙海住进了养老院,由周先林和另一位女护工轮流照顾。

只要有空,孙斌每天都会去一趟养老院,给父亲捎去自己做的饭菜,或是打好的果汁。女护工 40 多岁,温柔、有耐心,哄老人吃饭时轻声细语,孙斌觉得放心。在聊天记录里,女护工常常发来老人吃饭、睡觉的视频,孙斌有时会转去 200 元,拜托对方给父亲买点好吃的,或者只是单纯地感谢一句「辛苦了」。他也曾先后几次给周先林塞了 800 元钱,请对方多关照父亲。

在照顾父亲和自己的生活之间,似乎终于达到了一种不错的平衡。在孙斌终于松了一口气时,意外发生了。那天,孙斌正和几个朋友在东北旅游,中午 12 点多,突然接到赵婵的电话:「你父亲没了。」

隐秘的危险

孙斌蒙了。起初,他以为父亲是正常死亡,毕竟两个小时前,他还收到了养老院发来的视频。视频里,护工在喂孙海吃馄饨排骨汤,老人看起来胃口不错。直到朋友帮忙到养老院查看,发现老人的眼角有瘀青、脖子上有勒痕,孙斌才慌忙报了警。当初把父亲送进养老院时,他只担心「养老院的营养跟不上」,却万万没有想过老人的安全会出问题。

其实,这不是赵婵的老年公寓第一次发生纠纷。2018 年 9 月,一位老人被送进赵婵的养老院,老人患有高血压和脑梗,生活不能完全自理。2018 年 12 月,老人被接回家时,身上多处褥疮,有些溃烂已经深至肌肉组织。当天夜里,老人出现了呼吸困难、翻白眼等症状,送入医院半个多月后去世。家属对赵婵提起了诉讼,认为养老院没有按照合同,尽职尽责地护理老人,要求赔偿 30 万元。

孙海意外去世后,赵婵考虑停办养老院。「干这个风险太大了,再有一两个老人出事,我哪里承担得起。」她不愿再接收不能自理的瘫痪老人,同时把一些已经入住的「麻烦老人」送回家庭。如今,养老院里只剩下不到 20 位老人和 4 位护工。对于这两年连续遇到两起重大纠纷,赵婵的总结是:「倒霉,运气不好。」

但安全隐患早就埋在养老院的各个细节里。公寓里老人最多时能达到 50 人,但护工只有五六人,每名护工平均要照顾 10 位老人。养老院招不到年轻的护工,只能聘请六七十岁、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工,不少人的文化水平是「文盲」;瘫痪、半瘫痪老人睡的是简单的木板床,而不是两侧有护栏的医疗床;护工在约束老人时,没有使用专业束缚带……

不止赵婵这里,其他养老院也多少存在这些隐患。在马鞍山的另一家养老院里,有三十几位老人入住,大部分老人每月的收费在 3000 元左右。养老院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子,三层楼,安装了观光电梯。院长是一位五十几岁的东北大姐,名叫杨茗,雇用了 6 名护工,年龄多在 60 岁左右。招聘时,杨茗会让应聘者先来「实习」三天,跟着老护工学习,自己则观察对方是否手脚麻利,对老人有没有耐心。开设养老院六七年,不少老人在养老院去世,有自然死亡,也有突发疾病。虽然杨茗还没有遇到过像赵婵这样的纠纷,但当我问及「如果遇到该如何处理」时,杨茗显然没有想过答案。

人口学家、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长期关注养老问题。他告诉我,「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形式正在逐渐瓦解,农村老人的儿女大多外出打工,无法照看老人,许多老人也不愿意拖累儿女,社会养老的需求日益旺盛。但这种广为存在的「小作坊式」养老院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专业的养老机构应该聘请专业的护工,对不同自理能力的老人进行分区照护。

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养老院标准背后,却是中国社会养老的结构性困境。在我国,专业护理人员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养老需求。据民政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统计,我国目前有 2.49 亿老年人、4000 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而养老护理从业人员仅有 30 万人。「这个缺口太大了,有护理经验或者资质的护工很抢手。」乔晓春提到,大城市里的养老院政府补贴高、收入好,吸引了大批年轻且专业的护工,小城市只能聘请老年护工。「养老机构靠什么来定价?就是看服务对象能不能交得起钱。定价太高,人们住不起,养老院无法生存;定价太低收费少,无法请专业护工。从大城市往小城市再往农村,养老院的经费、硬件、护工的专业程度,一系列条件都是往下走的,越来越差。」

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说,养老护理还不只是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护工需要懂得心理护理、保持肢体功能位置、加强瘫痪肢体的活动、预防并发症等专业知识。林黎辉是美国波士顿一家老年日间护理中心的主管,27 年前从东北大学护理师专业硕士毕业后,一直从事养老护理工作。护理中心的许多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林黎辉告诉本刊记者,除了定期的翻身、换药等基础操作之外,每天她都会唱着歌与老人们拥抱、握手,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和情绪,为自己一天的工作提供基本判断。因为护理中心紧邻波士顿的一所医学院和医疗中心,经常有学生过来实习。曾经有一位护理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一家「记忆咖啡馆」,把记忆衰退的老人们集合起来,准备好点心、茶水,拿着家属提供的老照片和老人们聊天,帮助他们回忆家乡、童年和家人。「很多人认识不到,老人也是有情感需求的,情绪状态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身体状况。」林黎辉说。

而这种养老图景,对去世的孙海来说似乎太过遥远。如果没有意外发生,他能得到的,也只是一张干净的床铺和能帮忙解决基本生理需求的护理。而这甚至是周先林努力想要获得的生活。他不顾儿子的反对,执意进入养老院做护工,为的就是挣一份养老钱和一张年老后得到照顾的床位。但现在,他得到的是 3 年多的刑期。周先林入狱后,周月暂时住进了他那间红砖平房小屋里。谈到 3 年以后,出狱的父亲该如何度过之后的生活,周月沉默了一会儿,说:「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Project 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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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所有火中取栗、蹈火赴汤和洞若观火的报道,都是易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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