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ytimes.com/zh-hans/interactive/2018/11/18/world/asia/china-rules.html

中国规则

中国不喜欢西方那一套,所以制定了自己的版本

中国:拒绝失败之地

西方曾认为中国将在经济繁荣的助推下实现民主,否则会因威权主义的重压而陷入动荡。但中共在拥抱改革的同时摒弃民主,开放与压制并进,实现了惊人的转型。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彷徨岁月里,中国还远未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国家,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开始一场节节推进并重塑了世界的成功,一群经济学子来到一处离上海不太远的山中疗养地会面。这些年轻的学者在莫干山的竹林里思考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中国怎样才能赶上西方?

那是 1984 年的秋天,在世界的另一面,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正在做出「黎明重现美利坚」的承诺。那个时候,中国刚从几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复苏。虽然农村的情况已经有了点起色,但仍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那时候,每个人在哪里工作,每个工厂生产什么东西,每件东西卖多少钱,都由政府决定。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上的学生和研究者希望释放市场的力量,但他们担心这会使经济崩溃,惊动控制经济的党内官僚和理论家们。

一天深夜,他们达成了一项共识:工厂应该完成国家的生产指标,但对它们生产的任何超出指标的产品可以自行决定销售价格。这个削弱计划经济的提议聪明且暗藏锋芒,引起了在座的一位没有经济学背景的党内年轻官员的兴趣。「他们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概念,我根本没发言,」现年 76 岁、已经退休的徐景安回忆道,「我在考虑,怎么把它有操作性?」

中国经济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发展了如此之长的时间,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记,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转型,曾经看上去那么遥不可及,这其中又有多少次腾跃是临时起意的、孤注一掷的想法。徐景安在那个山中的僻静之所得到的提案,很快被作为政府政策采纳了,在中国的惊人转型过程中,那是初期的关键性一步。

现在,中国在很多数字上居世界之首:房产主、互联网用户、大学毕业生,以及(按某种算法)亿万富翁。极端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 1% 以下。这个与世隔绝、贫困落后的国家,已逐渐发展为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一场划时代的竞争已经开始。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外推动更加自信的议程,在国内收紧控制,特朗普政府发起了一场贸易战,并在为可能发展成一场新冷战的局势做准备。然而在如今的北京,想得更多的已经不是如何赶上西方,而是如何超过——以及如何在一个与美国对抗的新时代做到这一点。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挑战一个已经确立的大国,这是历史学家很熟悉的模式,同时它还有一种熟悉的复杂性: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支持和协助中国的崛起,与它的领导人和人民一起建立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给两国都带去了提升。

这期间历任的八位美国总统都假定或希望,中国最终会按照所谓现代化的既定规则行事:繁荣将推动民众对政治自由的诉求,从而将中国带入民主国家的行列。否则,中国的经济会在威权主义统治和官僚腐败的重压下陷入动荡。

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相反,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次又一次让人们的预期落空。他们接受了资本主义,尽管他们继续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镇压来维持权力,但却没有扼杀创业精神或创新。周围都是敌人和对手,他们却避免了战争,只有一次短暂的例外,尽管他们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他们领导下的经济持续增长了 40 年,而且常常用的是教科书上说会失败的政策。

今年 9 月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里程碑:共和国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几天后,中国庆祝了创纪录的 69 年共产党统治。而且,中国前进的步伐也许才刚刚开始,这个新超级大国不仅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遥遥领先的最大经济体。

世界曾认为它可以改变中国,很多方面的确改变了。但中国的成功如此之惊人,以至于中国也常常在改变世界,并改变美国人对世界如何运转的认知。

至于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不存在简单的解释。他们有远见和运气,有技巧和强烈的决心,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恐惧——毛泽东的接班人有一种他们从未摆脱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在天安门屠杀事件和苏联解体后加剧了。

就在他们努力忘却毛泽东统治下的灾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了莫斯科的昔日意识形态盟友的命运,并对此念念不忘,他们决心从其错误中吸取教训。教训有两个:共产党要存在下去必须拥抱「改革」,但「改革」决不能包括民主化。

从那时起,中国一直行走在两种对立的冲动之间,在开放与压制、尝试变化与抵制变化之间往复,触礁的恐惧让他们总是在任何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之前退却。

许多人说过共产党会失败的话,他们认为,开放与压制之间的张力太大,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承受不了。但这也许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

中国能否在美国试图阻止它的情况下继续这样做下去,就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机关人员变成资本家

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所有人都不可能预见到中国未来的腾飞,更不用说预测他们将在未来的繁荣中所起的作用了。他们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长大的,几乎与世界其他地方完全隔绝,对所面临的挑战没有什么准备。中共要想成功,就必须重塑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为实现目标重新安排党内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

以徐景安为例,他在毛泽东充满暴力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从新闻专业毕业。数百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清洗、迫害和残杀。文革期间,他在一所「干部学校」从事体力劳动,还在部队里教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去世后,他被分配到一个负责修复经济的国家智库。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如何赋予工厂更多的决策权,而他对这个课题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这让他以一名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身份走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他参与了深圳的中国首个股票市场的创办。

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其他年轻人包括后来担任了 15 年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曾负责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最近才从财政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的楼继伟;然后就是一个名叫王岐山的农业政策专家,此人后来的飞黄腾达,高过其他任何一位与会者。

王岐山曾主管中国首家投资银行,帮助中国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担任北京市长期间,他主办了 2008 年奥运会。后来,他主持了近年来的一场干系重大的反腐败运动。现在他是中国国家副主席,权力仅次于党的领导人习近平。

这些从莫干山上下来的人的职业生涯,突显了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把政府的机关人员变成了资本家。

那些曾经是经济增长障碍的官僚们成了经济增长的引擎。曾致力于阶级斗争和价格控制的官员们开始追逐投资,推动私营企业的发展。如今,中国每个地区、城市或省份的领导人每天都在像严朝君今年 9 月在一个商业论坛上所做的那样,努力把企业吸引到当地来。

「三亚,」严朝君说,必须要「当好企业的管家、保姆、司机与保洁员,欢迎外资企业到三亚投资兴业」。

这是一次非同凡响的再造,苏联人没能做到这点。中国和苏联都有过庞大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遏制了经济增长,体系中的官员掌握不受约束的权力,以此来抵制威胁他们的特权的变革。

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曾试图通过开放政治体制来打破这些官僚对经济的控制。几十年后,中国的官员们仍在课堂上学习,为什么那是一个错误。中共甚至在 2006 年制作了一部关于这个题材的系列纪录片,制成保密的 DVD 分发给各级官员观看。

中共不敢在政治上开放,但又不愿停滞不前,所以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循序渐进地行动,以莫干山的妥协模式为样本,在不触碰计划经济的同时,让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最终超越计划经济。

中共领导人称这种渐进的、实验性的方法为「摸着石头过河」。这些方法包括,在保持土地的国家所有权的同时,允许农民种植出售自己的作物;在「经济特区」取消投资限制,但在中国其他地区保留这些限制;或者用一开始只出售国有企业少数股权的方式引入私有化。

「有抵抗的,」徐景安说。「满足改革派和反对派本身的就是一门艺术。」

美国经济学家曾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给出理由说,市场力量需要迅速引入,否则官僚机构会行动起来,阻止必要的变革。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 1988 年访问中国之后说,中共的策略是在「鼓励腐败和低效」。

但是,中国在对抗官僚阻力上有一个奇怪的优势。中国的长期经济繁荣是在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文化大革命之后发生的,文革摧毁了中共机构,使其陷入混乱。实际上,无度的专制帮毛的最终继任者邓小平铺设了道路,让他得以带领中共走向大举开放的方向。

这包括把几代年轻的党政官员派到美国和其他地方学习现代经济的运作。他们有的进入大学读书,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进行了短暂的「学习考察」。这些人回国后得到党的提拔,被安排其他人向他们学习。

与此同时,中共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扩大了中小学和大学的入学机会,几乎彻底消除了文盲。许多批评人士聚焦的是中国教育体系的弱点——强调考试和死记硬背,政治上的限制,对农村学生的歧视等等。但如今,中国大陆每年培养的理工科毕业生人数超过了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总和。

在上海等城市,中国学生的表现超过了世界各地的同龄人。但对许多父母来说,这还不够。由于新近得到的财富,以及视教育为向上流动重要途径的传统,再加上国家举办的高考异常激烈,绝大多数学生还报名参加课后辅导班,据一项研究,这是一个价值 1250 亿美元的市场,是政府每年军费开支的一半。

中共转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官僚机制本身。分析人士有时说,中国在抵制政治改革的同时,接受了经济改革。但实际上,毛泽东逝世后共产党做了一些改变,这其中虽然不包括自由选举或独立法院,但仍然意义重大。

比如,中共引入了任期限制和强制退休年龄,这有利于淘汰不称职的官员。此外,中共改变了用于评估地方领导人升职和奖励的内部打分方法,几乎完全依据具体的经济目标。

这些看似微小的调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政治体系注入了一定程度的责任感和竞争,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学家洪源远(Yuen Yuen Ang)说。「中国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杂交体,」她说,「一个有民主特色的独裁政体。」

随着经济的繁荣,一心专注于增长的官员往往忽视范围广泛的污染,违反劳工标准以及质量有问题的食品和医疗用品。他们得到的回报包括飙升的税收,以及让朋友、亲戚和自己富裕起来的机会。一大批官员放弃了政府职位,转而经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的权贵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促使中共更坚定地支持将其曾经控制的大部分经济私有化。

一名高级官员在去年的一个讲话中说,私营部门现在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 60% 以上,提供了 80% 的城镇就业,创造了 90% 的新就业岗位。官僚们一般不加干预。

「我几乎一年都不会跟他们在一起,」中国东部的床垫制造商 Mlily 梦百合的董事长兼创始人倪张根说。「我在创造就业,我在创造税收。你为什么要打扰我做这个事呢?」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试图在私营企业中维护党的权威。他还用补贴来扶持国有企业,同时对外国的竞争保留着壁垒。他公开支持要求美国公司用交出技术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

他这样做是在押注,中国的政府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可以创建和经营与美国争夺未来高技术产业控制权、并能取胜的「国家捍卫者」。但他也引起了华盛顿的反弹。

「开放」

今年 12 月,中共将庆祝改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 40 周年。高奏凯歌的宣传已经开始,习近平把自己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仿佛要替国家绕场一周庆祝胜利。

习近平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共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也是一位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的中共高官的儿子,但是,就在依靠邓小平遗产加持的同时,他也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邓小平曾鼓励中共从海外寻求帮助和专业知识,但习近平则宣扬自力更生,还提出要警惕「外国敌对势力」的威胁。

换句话说,他似乎不太需要邓小平口号中的「开放」部分。

中共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冒了许多风险,其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也许是允许外国投资、外国贸易和外国思想进入中国。对于一个曾经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孤立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赌注,而得到的回报也是巨大的:中国利用了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以世界工厂的身份崛起。中国对互联网的有限制的接受,帮助其占据了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外国人的建议帮助中国改组了银行,建立了一个法律制度,创造了现代化企业。

如今的中国倾向于另一种叙事,把经济繁荣描述为「中国的土壤孕育」,主要是中国领导人的功劳。但这掩盖了中国崛起过程中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点——没有昔日敌人的协助,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经常在中共宣传中被诋毁的美国和日本,早已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援助、投资和专业技能的重要来源。不过,真正彻底改变事态发展的是像林泉源这样的人,他是一名 1988 年首次来中国大陆的工厂经理。

林泉源在台湾出生长大。共产革命在大陆成功后,在中国内战中失败的人逃到了这个自治的岛屿。他上小学时接受的教育是,中国大陆是敌人。

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在台湾中部经营的运动鞋工厂在招工上遇到了困难,工厂最大的客户耐克(Nike)建议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去。林先生压抑着对大陆的恐惧前往那里。他看到的情况令他吃惊:劳动力庞大且态度积极,官员们对资本和技术如此之渴望,以至于他们让他免费使用一家国营工厂的厂房,并给予五年税收减免。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林先生奔走于中国南方各地,一去就是几个月,只是在短暂的假期才回家看看妻子和孩子。他开办运营了五家运动鞋工厂,其中包括耐克(Nike)在中国的最大供应商。

「中国当时政策厉害,」他回忆道。「它把大陆当成一个海绵,它就可以吸任何方面的水跟资金,把技术都引进来。」

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华人社区的大量投资涌入中国,林泉源只是这股大潮中的一份子。这些投资让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多的优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海外华人,中国大陆的转型可能会停滞在印度尼西亚或墨西哥等国的水平。

时机对中国大陆来说正合适。对外开放之际,台湾正在不满足于其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上的地位。让中国大陆受益的不仅是台湾的投资,也包括台湾的管理经验、技术,以及台湾在世界各地的客户。实际上,是台湾全力启动了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并将其融入了全球经济。

没过多久,台湾政府开始担心过于依赖自己曾经的敌人,并开始试图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但中国大陆太便宜、距离太近,而且因为有着共同的语言和传统,太过熟悉了。林先生曾试图在泰国、越南和印尼开设工厂,但他总是回到大陆。

现在,台湾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不仅更强大、而且更努力推动统一的中国大陆,台湾的未来令人难以预测。

台湾的困境在世界各地引起共鸣,很多国家在反思,自己是不是不应急于用贸易和投资拉近与北京的距离。

这种后悔在美国可能最为强烈。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了中国最大的客户,现在则在指责中国大规模窃取美国技术——一名政府官员称之为「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

华盛顿的许多人曾预测,贸易将带来政治变革。的确会这样,但不是在中国。「开放」最终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党对权力的控制。但是,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冲击,在世界各地的工业城镇都有感受。

经济学家说,在美国,这种冲击的结果是至少 200 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许多消失的工作岗位都在后来投票给特朗普总统的选区。

有选择地镇压

在北京市中心一座公寓大厦 50 层的豪华私人会所里,一位中国最成功的房地产大亨一边吃午饭,一边讲述了他为什么在政府镇压学生领导的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后,辞掉了在一家政府研究中心的工作。

「非常简单,」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说,他的公司在世界各地坐拥数十亿美元的地产。「反正一天醒来所有人都跑掉了,我也就跟着跑了。」

他说,在士兵开枪前,他有过当一辈子政府工作人员的打算。但事与愿违,在中共正在把那些同情学生的人开除出党的时候,他加入到大批脱离政府的官员行列,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企业家身份从头做起。

「你要是当时开会让我们下海,我们不会去做,」他回忆道。「它无意中给市场经济输送了苗子。」

这就是中共成功的跷跷板模式。

1989 年的民主运动是共产党在毛泽东逝世后与政治自由化最接近的一次,随后的镇压是中共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最远的一次,走向了镇压和控制。屠杀之后,经济停滞不前,紧缩似乎不可避免。然而,三年后,邓小平用一次到中国南方的巡视,再次将中共拉回到「改革开放」的轨道上。

许多离开了政府的人,比如冯仑,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在以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身份,从外部领导着中国的转型。

现在,习近平掌握的方向盘再次把中共带到镇压的方向,他加强了党对社会的控制,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摒弃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试图让自己终身统治。中共会再次放松吗?就像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几年那样?还是这次的转变更持久?如果是的话,这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将意味着什么呢?

令人担忧的是,习近平正在试图改写中国崛起背后的秘诀,用更严酷的手段取代有选择的镇压。

中共一直以来十分注意平息潜在的威胁——比如,一个萌芽中的反对党,一场大众化的宗教运动,甚至是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异议作家。但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中共一般也不再干预人民的个人生活,让人民有足够的自由,以保持经济的增长。

互联网就是中共如何从这种平衡中获益的一个例子。在让全国人民上网的同时,中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 什么,后来,它得以收获上网带来的经济利益,同时控制了可能对党有害的信息的传播。

中共曾在 2011 年遇到一场危机。中国东部发生了一起两列高速火车相撞的事故之后,超过 3000 万条信息一度充斥了社交媒体,批评共产党对这起致命事故的处理,信息传播的速度超过了审查者的审查速度。

惊慌失措的官员曾考虑把最受欢迎的微博服务(相当于中国版的 Twitter)关闭,但当局对公众可能如何反应有点害怕。虽然他们最终没有关闭微博,但在加强控制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并下令企业也这么做。

这种妥协奏效了。现在,许多公司都在网络审查的任务上安排了数百名员工,中国也已成为全球互联网领域的巨人。

「相比互联网创造的巨大价值,网络审查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当有限,」行业的先行者陈彤说。「我们仍然能够获得经济进步所需要的必要信息。」

一个「新时代」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协调了威权统治要求与自由市场需求的国家。但是,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这样做的时间更长,规模更大,也有更多令人信服的结果。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已不再是伙伴,而是成了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将这种模式维持下去。

贸易战才刚刚开始。这不仅仅是一场贸易战。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正在越来越频繁地挑战中国在有争议海域的主权主张,中国也在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华盛顿还在设法应对北京在全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警告说,中国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疯狂投资是有附加条件的。

两国仍有可能达成某种和解。但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把中国描绘为另一种全球秩序的捍卫者,这种秩序信奉专制价值观,破坏公平竞争。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罕见的共识。美国国内目前在许多其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包括在美国近几十年来如何在海外使用实力——以及现在应该如何使用。

中国方面,习近平没有释放任何信号,表示会放弃他所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他圈子里有些人自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以来就一直渴望与美国较量,这些人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视为他们总在怀疑是美国意图的证据,即美国决意要压制中国。

与此同时,人们对两国的新纠纷也有广泛的焦虑,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是中国钦佩和嫉妒的对象,也因为人们痛苦地意识到,中共的成功模式可能会有起落。

繁荣给中国带来了越来越高的期望;公众想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要更清洁的空气、更安全的食品和药品、更好的医疗保健和学校,更少腐败和更加平等。中共正在努力提供这些东西,不过,只对其用来衡量官员表现的成绩单进行小调整似乎还远远不够。

「根本问题是什么,是发展是为谁而发展?」退休官员、莫干山报告的作者徐景安说。「我们这个问题始终就没解决。」

经济增长已开始放缓,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对经济有利,但也可能动摇公众的信心。为控制人们关于中国面临的挑战的讨论——收入不平等加剧、危险的债务水平、人口老龄化——中国正在加大审查力度。

习近平本人也承认,党必须适应新形势,他宣布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需要有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但他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倒退到镇压,包括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型拘禁营。「开放」已经被向外扩展所取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向海外发放巨额贷款,批评人士称这种贷款是掠夺性的。在国内,实验已经过时了,政治正统和纪律正在流行。

实际上,习近平似乎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共可以重新回到更为传统的威权立场,而且,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并超过美国,中共必须这样做。

当然,中共仍然有前进的势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的 40 年里是美国的十倍,现在仍是美国的两倍多。中共看上去仍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世界上有许多人深信,特朗普的美国正在退离世界舞台,而中国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然而还是那句话,中国总能让你的预期落空。

如何控制你的公民:机会、民族主义和恐惧

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西方设想的政治自由并未到来。中共通过教育为民众提供了社会流动的途径;把自豪和羞辱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中,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同时也强化了镇压的手腕。

在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山坡上,巩万萍每天凌晨 5 点 10 分起床,打水,给儿子做早饭。儿子埋头看英语和化学课本时,她给他洗脚。如果他偷看一眼她的手机,她会打他。

现年 51 岁的巩万萍很早就辍学了,17 岁的儿子李秋才的未来是她的头等大事。如果秋才高考表现出色,如果他能被一所顶尖大学录取,如果他能实现自己当科技公司高管的梦想,一切就都会改变。

「我们脱贫就靠他了,」她说。

为了实现这一切,巩万萍和数百万像她一样的中国人与执政的共产党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政府保证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甚至是农民的孩子,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作为交换,这些人远离政治,对爬上屋顶斥责强拆房屋的抗议者视而不见,并接受贴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海报宣传。

巩万萍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感到自豪,希望能分得一些好处。她说,政治在她的生活中不重要。「我不关心领导人,」她说,「领导人也不关心我。」

多年来,许多西方分析人士都认为,在毛泽东时代经历了几十年的苦难之后,为换取不断增长的收入和更多的社会自由,中国人民会容忍一党统治,直到有一天——或者说顺着这个思路推导——这个繁荣起来的国家也会要求政治自由。

然而,所发生的恰恰相反。收入水平已有了跳跃式的增长,但中国的专制领导人却巩固了权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成为一名终身统治者。中国人民仍然对党有要求,但是,繁荣将不可避免地激发民主化这一旧的假设正在受到挑战。

那个将巩万萍及其他人与国家捆绑在一起的不言而喻的约定,事实证明没那么简单。这个约定之所以能引起共鸣,部分是因为,中国仍然在致力于解决它在一个世纪前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在 1949 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就提出了:在西方向前发展的同时,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变得如此孱弱,让它停滞不前?中国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赶上?

那时候,人们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保守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强调等级制度,不鼓励个人的主动性,受推崇的是儒家典籍而不是数学和科学等更实用的知识。共产党人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政策来粉碎这种文化,但最终以灾难告终。

但是,随着中共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重塑而不是彻底拒绝传统文化来精心制作新的文化,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也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政府把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途径,通过消除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给商人阶级的恶名释放出了私人的创业精神,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把自豪与羞辱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故事中的民族主义。

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些激励措施只是人们考虑的一部分。拒绝接受中共的约定所带来的代价则是另一个部分。

许多年来,中共已经加强了其镇压的手腕。

对于一些人来说,比如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这个国家顽固地转向威权主义,意味着对整个家庭、文化和宗教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的破坏。对于其他人来说,仅仅是对镇压的恐惧就足以让他们不越雷池。

我们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不认同这个体制。对于北京在与特朗普政府日益升级的贸易战中的做法,许多中产阶级中国人私下里表示了不满。但很少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这样说。

饥荒和政治动荡的记忆塑造了巩万萍这代人,这些记忆正在以低声警告的形式传给下一代:中国人太多了。中国还没有为民主制度做好准备。远离政治。不要问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不满和恐惧一直被陡增的自豪感——以及机遇感——掩盖着,这种自豪来自看到了祖国的崛起。

以前,西方的吸引力曾被认为是无法抗拒的;现在,许多在欧洲或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已经回国,他们渴望让自己的孩子们知道一个骄傲而强大的中国。倪张根曾有过一个去美国学习的机会,但他选择留在中国,现在已有了千万身家。北京的风险投资人华一嘉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但她希望八岁的女儿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我希望她了解中文的美妙,了解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村人的辛勤工作和牺牲,」华一嘉说。「中国曾经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但她这代人将有多得多的机会。」

许多分析人士和西方外交官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对中国会如何改变——如何变得更像西方——的假设中,有多少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非常实用,」在北京生活的历史学家、作家许知远说。「从小你就被告知不要太理想主义,你被告知不要与众不同。你被鼓励要生存、要竞争,要在体制内有出色表现。」

「整个社会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游戏场。」

中国梦

8 月 9 日,距离大学入学考试还有整整 302 天,李秋才十分焦躁。

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会宁县第一中学里,老师们已经在给学生们增加压力。这所学校盛产考出高分的农村学生,老师们在鞭策秋才维护学校的名誉,要「像太阳一样发光」。走廊里张贴的标语告诫学生们,为了避免「一辈子吃苦」,须忍受一时的痛苦。

自从秋才两年前开始在这里上学,他的生活一直处于忙乱中,不是深夜补习,就是模拟考试,还要掌握吃着面条做完几何习题的艺术。他的每一天都从操场上的跑步开始,跑的时候还要喊口号,「天道酬勤!」

他上课要上到夜里 10 点左右,只在周日才有短暂的休息时间,他和母亲一起住在附近的一个月租 220 元的公寓里,母亲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这样他就能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年 6 月,到时候,秋才将作为 900 万学生中的一员参加一场考试,在中国至关重要的精英治国体系中,这场考试是一个核心——那些在考试中表现最好的人,等于跨入了中国梦的门槛。

「考试考好了,」秋才在最近的一个晚上一边做物理习题一边说,「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中国社会,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教育、尤其是被称为「高考」的大学入学考试与社会流动性更相关了。在会宁一中,那些考上了中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们每年夏天都会返回学校,他们作为中国梦的活生生例子,向秋才这样的学生介绍自己的经历,要让他们更加努力地学习。

然而,如果说高考是机会的一种象征,那么它也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学者们说,这是从科举制度借来的一种巧妙的治理手段,科举是中国使用了 1300 多年的、用来选拔官员的儒家考试制度。早在王朝统治时代的中国,科举就已给政府增添了几分英才管理制度的光彩,因为所有的男性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只有 1% 的应试者能通过最高级别的考试,因为很少有人有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为这些考试做准备。

在充满腐败的现代中国,高考被认为是相对公平和没有腐败的东西,这意味着那些高考失败的人不大可能会责备政府。

「高考让政府可以说:『如果你没考好,你只能怪自己。你没有足够努力地学习,』」堪萨斯大学教育学教授赵勇说。「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治理方法。」

高考始于毛泽东时代的 1952 年,最初只有被认为符合足够红的阶级背景的学生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被殴打,大学关了门,高考在那个动荡时期暂停了下来。毛泽东去世后,国家在 1977 年恢复了高考。那年,超过 1000 万人集中参加了考试。如今的高考已不考虑学生的背景,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在恢复高考后的几十年里,基础识字与算术的普及以及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但是,高考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死记硬背,灌输给学生的是服从和随大流的价值观,而不是审辩性思维。

对中共来说,高中毕业生人数的激增也增加了提供就业的压力,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抱怨,人们认为现行制度仍让农村学生处于不利地位。大学的录取名额仍极大地向城市精英倾斜,同时,农村地区的中等教育水平滞后于城市。就在像会宁一中这样的学校让学生们把精力全部投入高考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努力寻找工作,以偿还大学贷款。

所以有些人选择了另一种获得成功的方式:他们申请加入共产党。

谈恋爱,但不结婚

倪张根觉得没有入党也没什么。他已是一位非常富有的民营企业家,他的公司 Mlily 梦百合是英国足球俱乐部曼联(Manchester United)的官方枕头和床垫合作伙伴。他的目标是让梦百合成为一个全球品牌。

倪张根在江苏省的一个小镇长大,是在中国开展此前无法想象的经济转型期间成长起来的。1975 年他出生时,私营企业在中国甚至仍属非法。虽然后来国家为民营企业家敞开了大门,但他们一直面临着反复出现的障碍,就连今天也是这样。

「肯定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倪张根说。「国营企业有 advantage(优势),有关系也有 advantage(优势)但是我认为因为有这样开放的环境每个人能挖掘出自己的商机。」

倪张根估计他如今的个人财富为 4 亿美元。许多中国高管为了获得优势都愿意与地方政府拉关系,但倪张根说,他与官员保持着距离,他奉行的理念是「企业最好自己干自己的」。

放眼中国历史,鉴于儒家传统上对寻求利润的商人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个国家现在能如此接纳企业家是很不寻常的。为了赶上西方,中共欣然采纳了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思想,这些本身并非目标,而是作为让国家富强的手段。

中共领导人一直担心私营企业可能演变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西方的一些人也曾预测资本主义可能是民主化的特洛伊木马。然而,虽然倪张根不想入党,但他高度爱国,他热爱中国,相信党的领导人最终是为国家利益着想的。

「这个国家是我的土地,」他说。「只要我还活在这片土地上,我就感到舒服、并且有自尊。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中共领导人在 1979 年让某些私营企业合法化,还在 2001 年做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开始接受资本家入党。

「让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确实加强了党和政府与私营经济之间的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蔡欣怡说。

尽管如此,竞争规则已经向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方向倾斜。倪张根的第一次创业——一家出售软件的公司——失败了。他看到商店里记忆泡沫枕头的标价特别高,便做起了床上用品生意。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很容易就能获得银行贷款,但是没有信用记录的私营企业家倪张根被拒之门外。

倪张根转而在 2003 年从朋友和家人那里筹集了一笔 50 万元人民币(当时约合 6 万美元)的种子资金,这笔资金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一名堂兄。私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中国巨大的「灰色」经济的核心,它运作于正规的银行体系之外,为私营经济提供了投资引擎。

随着倪张根的公司在江苏省南通市成长起来,当地的干部开始注意到他。但倪张根说,他们没有干涉,因为他遵纪守法,解决了大约 3000 人的就业,还是纳税大户。这反过来对官员的仕途也有帮助,因为他让他们达到了生产指标。

即使是党的确在发号施令,有时也有不执行的余地。四年前,倪张根的董事会副主席对他说,政府想在梦百合公司内部成立一个党支部。

「我的回答是不行,」他回忆说。「那只不过是一些中级官员试图取悦高层的做法。那不是从习近平那里下达的命令。」

但有迹象表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回旋余地可能正在缩小。最近几个月里,左翼学者、博客作者和政府官员已公开表态,为偏离自由市场的政策背书,这个政策转变似乎是国家主导的。虽然习近平最近曾试图给私营企业领导吃定心丸,赞扬他们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贡献,但他的更广泛做法则对国有企业有利。

「现在你拥有史上最庞大的官僚体系,有干涉任何事物的能力,」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说。「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现在还有许多不喜欢竞争的利益集团。」

倪张根经常把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当作榜样,作为中国首富,马在中国许多商人眼里是偶像般的人物。倪张根现在正在马云为培养中国下一代企业家而建立的商学院学习。

多年来马云一直公开谈论私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推拉关系,但倪张根对马云给企业家们的一条建议似乎特别有同感:「只和政府谈恋爱,但不结婚。」

家乡的吸引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一嘉开始感觉到中国的吸引力。这种感觉让她吃惊。

家住波士顿的华一嘉在美国接受了精英教育,有一份从事咨询的工作,她甚至考虑申请美国国籍。她喜欢爵士乐和美国的流行文化。

但在离开中国十多年后,她决定于 2007 年回国。

部分原因是机会:北京一家咨询公司给她提供了更好地工作前景。也有些原因是些许失望感:国内朋友们职业上已经开始飞黄腾达的时候,她看到在美国企业工作的中国人在职业发展上难以突破瓶颈。还有一部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她想帮助这个国家赶上西方,也想与自己的中国根重新建立联系。

44 岁的华一嘉现在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她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学校里经常教学生们唐诗和书法,还带学生去游览古代遗址。「她需要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华一嘉说。

华一嘉这代人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过,他们本该在国内也有这种政治诉求。来自中产阶级的中国学生大批涌入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学习——那时,出国留学被认为是通往财富和名望的最有希望的途径,而且一些西方分析人士曾预测,这些人回国后将成为一支政治变革的力量。

像许多其他中产阶级父母一样,华一嘉对政府的镇压和中国社会的拜金主义盛行表示担心。但这些父母中有许多人也表示,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首先把自己当成中国人看待,希望孩子们了解中国的农业社会根源,对中国人民在数十年的贫困和纷争中坚持不懈感到自豪。

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它在困难的时候让国家团结起来,而较晚近的爱国主义则把对中国文明遗产的骄傲与对殖民时代遭受外国列强羞辱的深仇大恨结合起来。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混合物,要激发中国崛起于世界的情绪,中共需要巧妙地操纵这种爱国主义。

即使一些分析人士提出,中国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政策,不如说是中国人民坚韧努力的结果,中共领导人也一直在熟练地塑造一种政治化的民族主义,用来强化党的至高无上地位,把专制模式捍卫成防止社会混乱的最佳堡垒。

「中国的民族主义将人民与国家捆绑在一起,而不是让人民之间彼此联合,」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系教授裴敏欣说。

习近平选择性地复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专家们说,这是为了让人们有一些值得骄傲的东西。然而,这种做法极具历史讽刺意味。无论是推翻清王朝的现代化推行者,还是后来的毛泽东及共产党人,都曾经把落后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但是,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很久以前已经失去了对公众的吸引力,习近平正在靠中国传统文化来加强一个信念,那就是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防止内部出现混乱,抵御外部势力。这让有些人担心他可能正在领导这个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孤立时期。

「开放和向西方学习并不是让人羞辱的事情,」上海的学者和文化评论人朱大可说。「中国文化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化,我们的伟大并不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不幸的是,这是少数人的观点。」

华一嘉住的公寓楼俯瞰北京市区的朝阳公园,大楼里张贴着各种各样的宣传海报,包括提倡比如「爱国」、「诚实」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展示。她说令她担心的是,只要批评这个国家,势必会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她还对加强审查和信息控制感到不安。

「我是中国公民,」她说。「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中国的一切都很好。」

但是,即使她有牢骚,她也仍然认为社会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已经接受了这种等待。「进两步,退一步,」她说。

华一嘉开始带女儿去中国贫困地区旅行,让女儿看到即使在移动支付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时代,仍然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她希望女儿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加宽容的中国,一个仍对外开放的中国。

但这不能等同于让中国变得像西方。

「我希望我的女儿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文化,」她说。「但她是在中国出生的。她也在这里长大。她永远需要知道她是谁,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金钱和军力为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铺平道路

从埃及沙漠到南中国海,从巴尔干半岛到东南亚,北京利用投资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在各个战略要地扩大军事存在,试图重写贸易、外交和安全规则,挑战自由民主秩序。

无情的烈日之下,十几名中国建筑工人在空旷的沙漠中进行勘测,准备将其改建成埃及新首都的中心。

这些工人通过一家埃及公司提供的 30 亿美元合同(由中国银行提供融资),受雇于中国最大的建筑集团。他们正在建造一片由 21 座摩天大楼组成的建筑群,其中一座和帝国大厦一样高。

中国劳工和慷慨资助在埃及沙漠上出现,证明了中国的全球抱负。经过几个世纪的软弱与孤立,中国正在重新夺回其领导人所认为的天命——在亚洲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全球各地的尊重。通过埃及和其他地方的企业,中国正在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用投资来向控制着重要资产的政府示好。

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埃及控制着重要的航运通道苏伊士运河,这里的通行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中国在全球的活动构成阻碍。通过为埃及建设未来首都的核心区域,中国在讨好苏伊士运河的终极守卫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总统,同时表示他在实现自己的宏伟愿景时需要依靠与北京的友好关系。

中国的商业扩张以及外交影响力指引着一系列中国企业,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铁路网络和高速公路,到东欧和南亚正在建设的港口和电站。在东南亚,随着中国计划在南海发展军事力量,中国企业家也在那里部署一批网络公司。

十多年前,中国涉足国外的主要目的是将能源、矿产和其他资源带回国,这些资源往往来自被西方孤立的国家,如伊朗、苏丹和缅甸等。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执着的目标只有一个——逐一去除台湾得到的外交承认,北京称这个自治岛屿是自己的领土。就算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与邻国发生冲突,它也接受美国海军的统治地位。

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习近平主席的强硬领导下,中国摆脱了先前的限制,拒绝遵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秩序,并视这种秩序为中国复兴的阻碍。在商业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即使在传统的美国势力范围内,中国也在同美国竞争。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种重定秩序仅仅是对历史现实迟来的回归,北京要求得到与其地位相称的回报。

在执政的共产党的叙事中,中国近代史是一个中华上国被殖民恶势力羞辱的故事。中国发明了指南针、火药、纸张和印刷术,在欧洲仍然落后的时候就已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接下来是几个世纪的羞辱——英国强迫民众接受鸦片并从中获利,日本的野蛮行为,伪善的美国人就人权问题做出让中国颜面扫地的说教。现在,中国打算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中国希望成为世界强国,」美国前东亚首席国家情报官、现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任教的保罗・希尔(Paul Heer)说。「他们认为自己理应得到世界的认可,并且希望回到中国人认为自己应得的正确地位。」

中国的计划在亚洲体现最为清晰。它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亚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时又反抗美国海军在南海的首要地位。从日本到新加坡再到澳大利亚,中国正在扰乱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

中国的远大抱负远不仅限于自家后院。它赞美其「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大量基础设施项目构成的计划,希望以此重建古代亚欧之间商人运送货物的「丝绸之路」。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影响遍及全球各个角落,」香港岭南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张宝辉说。「2008 年西方金融危机是中国的转折点。北京开始转向一种赢家的思维模式,他们现在有了新的信心,要利用其觉察到的西方的缺陷去谋取全球领导地位。」

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是以其国内需求为基础的。与此同时,在国内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它正在进入新市场,为其工厂产品制造新的需求。在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依赖于发展经济和国际尊重的情况下,它正在投射其军事力量和影响力。

在其邻国中,中国的崛起令人们担心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将要重演——那就是旧的朝贡体系,正是这种制度明确了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其他国家屈从并承认中国的帝国力量,向中国皇帝赠送礼物,接受附庸地位,以确保贸易与和平。

北京现在面临的指责是,它用投资诱使合作伙伴陷入债务陷阱,作为扣押其资产的手段。去年,在未能偿还中国贷款后,斯里兰卡将一个港口的控制权移交给了一家中国企业。马来西亚最近取消了两个涉及中国融资的项目。面对国外的阻力和对国内债务增加的担忧,中国正在重新评估其全球风险投资的广度和成本,尽管其范围仍然很大。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主导世界的西方大国而言,中国对它们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美国及其获胜的盟友建立了一个体系——至少在言辞上是这样——旨在通过促进贸易和公平竞争来维持和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有条件的援助,但经常遭到指责,称它们未能遵守其保护人权和法治的标准。

中国的投资没有这样的限制。它向那些掌握着有地缘政治价值的产业的独裁者提供资金。它只求其公司在其中能分得一点利益,同时受惠者不要批评北京。

世界秩序的总建筑师美国现在由一个公开的民族主义者所领导,因而中国对西方主导秩序的挑战被进一步放大。当特朗普总统发动贸易战并嘲笑国际合作时,他令人们对美国长期以来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民主哲学产生了怀疑。

习近平一直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尽管中国面临着窃取知识产权、补贴国有企业以及以不公平的低价将产品倾销到世界市场的指责,但他已成为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领导者。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中国问题专家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表示:「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把自己塑造为国际秩序捍卫者的黄金机会。」

威胁下的竞争和团结

如果新丝绸之路的部分目的是将货物从中国工厂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客户,那么这条路似乎肯定会经过中欧和东欧。

中国的投资已经将比雷埃夫斯的希腊港口变成了地中海最繁忙的航运枢纽,这是通往拥有 5 亿消费者的欧盟其他地区的门户。中国已承诺为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高速铁路建设提供资金。中国还承诺将该地区变成一道密布着高速公路、机场、铁路、港口和发电站的交通走廊。

这一现实构成了「16+1」集团的议程,这是中国与 16 个中欧和东欧国家建立的经济集团。其最新的首脑会议于 7 月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一个阴雨天举行。来自 16 国政府的官员——其中包括欧盟最新但最穷的一些成员国——与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合影留念,这是一个拥有足够的财富和雄心,可以为他们的愿景提供资金的国家。

欧盟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认为,该组织是对其集团的规则和团结的无形攻击。在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方面,中国已将自己定位为欧盟发展基金的替代方案。

欧洲的资金附带保护劳工和环境的规则,同时要求在竞争性招标的基础上将项目授予公司,以确保公平竞争。中国倾向于在发放资金时附带更简单的要求:中国公司必须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获得工作,同时北京要得到一个国际盟友。

欧盟官员尤其担心,中国的资金可能削弱欧洲对违反民主规范的成员国所施加的压力。欧洲威胁要扣留波兰和匈牙利的发展资金,作为对他们转向威权主义的惩罚。两国的法院里都充斥着挤满对政府友好的法官,并对媒体进行威胁。

「这是一种基于相互信任的互利合作,没有任何干涉国内问题的尝试,」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西雅尔多(Peter Szijjarto)在索非亚首脑会议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保加利亚对中国投资连接港口的公路项目寄予厚望。保加利亚政府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一道,拒绝加入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国际声明。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谈中,保加利亚官员打算只谈生意。

「这里涉及的是不同的对话,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切实对话,以及与中国民主和人权水平相关的其他对话,」保加利亚副总理托米斯拉夫・东切夫(Tomislav Donchev)在会议前一天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们试图将它们合并为一个对话,那将是不礼貌和缺乏建设性的。」

这次峰会在一个庞大的会议中心召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苏联统治的时代。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和保加利亚的总理保证,「16+1 集团」并不打算分裂欧洲。

李克强试图消除欧洲人对中国挑战其规则的担忧。他承诺,中国资助的项目将在竞争性招标的基础上发放。

「需要公开透明的招标,」中国总理宣称。

但塞尔维亚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Ana Brnabic)的话与这一主张形成了反差。早些时候,被问及从贝尔格莱德到布达佩斯的高速铁路时,她说中国公司已经承建工程。

「中国是战略合作伙伴,」她说。「我们不打算招标。」

投资未来

二十年前,由于货币危机肆虐,愤怒的印尼暴民在西雅加达爆发骚乱,杀害了数百名华裔商人。然而,从软件工程师转行成为风险投资人的华人程涛(音),此刻在位于同一街区的高层办公室向下看去,看到的是一个宁静的华人生活区——杂货店、餐馆,以及他儿子的学校。

现年 34 岁的程涛,是涌入这里的众多中国年轻金融、工程和网页设计人士中的一员,他们租住的地区到处都是科技公司。十年前,他作为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雇员首次来到印尼。越来越多像他这样出身中国大型企业集团的人正在成立自己的初创公司。

「十年前,这里没有从中国大陆来的人,」程涛一边说,一边喝着从中国进口的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机会,在中国已经没有了。」

在曾被反华恐怖主义摧毁的社区,出现了蓬勃发展的中国初创企业,这说明了中国在东南亚日益深入的联系。仅在几年前,这个地区的中国企业还主要集中在采购自然资源方面。如今,中国正在这里投资未来,用资金和智力培育创新产业。

据谷歌和全球管理咨询公司 A. T. Kearney 的一项调查,去年,有中国投资者参与的融资轮,占了这类公司价值的 95%。

「中国是印尼的硅谷,」风险投资人艾德里安・李(Adrian Li)说,这位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2014 年从北京搬到了雅加达。

就在美国已让出地盘的同时,中国已在东南亚从容不迫地寻求自己的地位。

早在 2003 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曾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十年后东盟在印尼的巴厘岛上举行年会时,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没有参加。考虑到奥巴马童年时期的部分时间是在印尼度过的,他缺席引人注目。

那年,刚就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出席了会议。他甚至在印尼议会发表了讲演,并用那个机会宣布了一个新机构——既后来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现在是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

国家元首们在隆重的仪式上建立关系的同时,以营利为目的的中国企业正悄悄地、持续不断地进军印尼。中国网络公司在国内的新客户越来越少。印度尼西亚有 2.6 亿人口,互联网用户的增长速度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

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比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个现实,他在将大量资金投给当地的网购初创企业,包括去年投给蓬勃发展的在线市场 Tokopedia 的 11 亿美元。在今年春天的穆斯林斋月里,Tokopedia 网站吸引了 7800 万人,比上个月增长了 70%。

这种潜力加强了马云要在印尼领先其全球最大竞争对手——亚马逊的决心。这家美国电子商务公司在新加坡有经营,但尚未大举在东南亚开拓市场。

阿里巴巴已对其曾经的区域竞争对手 Lazada 投入了逾 30 亿美元的资金。阿里的支付宝数字支付系统在东南亚各地可用。马云是该地区许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这将有助于制定标准、塑造消费者的看法,让中国的影响扩大到超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

军事建设

除了资金和点击,中国还在通过更传统的方式展现力量——它的军事实力。

亚历克斯・帕马(Alex Pama)从令人不安的近距离目睹了这种展示。1990 年代,他还是菲律宾海军的一名下级军官时,曾看到中国船只在南海的美济礁(Mischief Reef)登陆,这个菲律宾宣布拥有主权的地方实际上只是几块石头。中国船员在礁石上盖起了住所,作为领土的标示,后来开始浇注混凝土建造更大的建筑物。

菲律宾向自己的其前殖民者美国寻求帮助。但克林顿政府拒绝了。美国海军当时仍在对失去其在菲律宾的长期基地苏比克湾感到恼火。

帕马说,那个决定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他后来成为了菲律宾海军的一名上将。从那时起,美国逐渐退出该区域,把这些海域拱手让给了中国。

「那是绥靖政策开始的时候,」帕马说。

20 年后,习近平下令把美济礁以及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中国称南沙群岛。——译注)的其他一些露头扩建为人工岛,现在这些人工岛上密布着侦察装备、飞机库、跑道、深水港,最近还部署了短程导弹。这些基地以及中国的海上军备建设,让北京已经实际控制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

「美国当时和现在都应该更坚定自信,」已经退伍的帕马说。

控制南海,取代美国的地位,已成为习近平争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目标。去年,中国首次在南海进行了使用先进战斗机的航母训练。

在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中国国有企业控制着两个中国建造的印度洋港口。在缅甸和孟加拉国,还有两个港口在筹划阶段,这些港口将帮助中国实现从大陆延伸到非洲苏丹港的海上「珍珠链」战略。去年,中国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了自己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

中国形容这些举动为防御措施。但美国及其亚洲盟国警告说,北京已在削弱美国在该地区存在的同时,让自己处于能挟持全球贸易的地位。中国作为在这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大国的出现,加上中国朝着海洋霸权发展的行动,已经加剧了新旧交替的感觉。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无疑会削弱并最终取缔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政府顾问时殷弘说。

在 2012 年的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国称黄岩岛。——译注)对峙期间,这种看法的声势大涨。斯卡伯勒浅滩是一串马蹄形的礁石,距菲律宾比离中国更近。

随着菲律宾海军在那里向中国渔船发起挑战,奥巴马政府出面进行协商,让中菲达成了双方都撤出的协议。菲律宾船只离开了,但一些中国船只留了下来。

那以后,中国一直控制着该浅滩。信心得到增强的中国开始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七座礁石上建设人工岛屿。

由于担心在菲律宾引发民族主义愤怒,破坏与菲律宾的亲华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的关系,中国似乎还不想把斯卡伯勒浅滩全面发展为一个军事基地。

「任何把浅滩建成人工岛的做法,都将让杜特地政府愤怒,」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峰。「中国丢不起一个这么好的朋友。」

但许多菲律宾官员担心,这只是中国不可避免的扩张前的一个暂停。

前海军陆战队员、现任菲律宾国会议员的加里・阿勒哈诺(Gary Alejano)在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张南海地图。他告诉来者,斯卡伯勒浅滩位于中国海军前往西太平洋的通道巴士海峡的边缘。他指出了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人工岛,并提到已经有中国战斗机降落的美济礁。

阿勒哈诺说,除非有人挑战他们,这些飞机将继续留在那里,使用中国建造的机库。菲律宾海军船只很少在该海域巡逻,他哀叹道。

「现在你可以感觉到中国控制着南海,」阿勒哈诺说。「美国只会进去又出来。」

抢占咽喉要道

随着中国制定其扩大全球影响力的计划,六个区域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它们都是海上的咽喉要道。

其中包括从地中海进入黑海的通道,从太平洋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通道,把非洲与欧洲分开的直布罗陀海峡,离非洲之角吉布提沿海不远的曼德海峡,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和地中海的通道。

在上述的任何一个点出现敌对局势,都可能会危及中国在全球自由行动的能力,危及中国的出口、以及得到资源的途径。

历史上一直是美国海军力量在维护这些区域的治安,这也意味着中国进出这些地方将有赖于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为了摆脱这一状况,中国一直在给予控制这些关键点的政府大量的资金。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开罗以东的红褐色沙漠中为塞西出资并修建宏伟首都。塞西渴望投资和盟友,但同时,他对异见的残酷镇压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他有反感。

在一次采访中,负责新首都建设的一家埃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艾哈迈德・扎基・阿布迪恩将军(Gen. Ahmed Zaki Abdeen)对美国不愿投资埃及大为恼火。

「别老跟我们谈人权问题,」他说。「来跟我们做生意。中国人正在来这里,他们在寻求双赢的局面。欢迎中国人。」

通过支持新首都的建设,中国在帮助埃及的当权派实现一个古老的愿望:征服沙漠。新首都项目的目标是建设一座可容纳 650 万人口的城市,用一座在工程上可与迪拜媲美的高科技大都会,取代破旧的开罗老城。项目建设预计需要 15 年时间,耗资 2000 亿埃及磅,约合 110 多亿美元。

中国建筑 2017 年 10 月签署了建设新首都中央商务区的总承包合同。一个由国有银行组成的中国财团为预计将在三年内完成的一期工程提供了 30 亿美元的贷款,条件是埃及把贷款花在雇佣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上。预计二期工程将需要 32 亿美元。

身穿黄色安全背心的于文传(音)在中国建筑的施工现场担任安全员。现年 24 岁的他在中国西南省份四川出生长大,虽然抱怨了这里华氏 100 度的高温,以及吃不到辛辣的面条这个显而易见的现实,他还是接受了未来八年里在埃及的工作。

「这是一个积累经验的好办法,」他说。

按照合同,35% 的建筑材料可以从中国运来。有了辛竺(音)这样的企业家,就连从埃及国内采购的 65% 的原材料,也有一部分将让中国获利。

辛竺从老家湖北省移居开罗,到如今已有 17 年了。他在开罗经营着一家把花岗岩和大理石加工成地板和台面的工厂。在这之前,他听说埃及到处都是生产优质、低价岩石的采石场。

他买下了一处位于开罗郊外一个工业区的采石场。他经受过破烂不堪的道路和供电不足的困扰。「我像是个开拓者,」他说。

如今,辛竺的公司有 100 多名雇员,他们大多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他把大部分产品运往中国,但也打算把产品出售到新首都,在北京为埃及的专制领导人建造一座名副其实的法老式纪念碑的同时,他可以从中获得利益。

「我正在寻找中国以外的新机会,」辛竺说。「更多的开发项目对我们的生意有利。」

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典范,如今它走到了十字路口

中国领导人拒绝遵循西方模式,在放手让人们追求财富的同时严控基本经济杠杆,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如今,债务负担和贸易战使北京遭遇重大考验。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向中国传达了一个信息:要想富有,必须要自由。

那是 1988 年。苏联摇摇欲坠。在整个东欧,共产主义秩序即将崩溃。为了避免自身的消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小措施,将其经济从国家中解放出来。但结果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飙升,党的改革者希望得到建议。

他们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自由捍卫者弗里德曼请到了中南海,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在北京这座封闭园区内生活与工作。弗里德曼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坐在一起,表现得得体却又强硬。他说,如果北京想帮助人民繁荣昌盛,那么国家必须更快地放手。

「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强大和富裕起来,」他告诉赵紫阳。「我希望看到中国的改革成功,以便她能为人类进步做出更多贡献。」

中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赵和其他改革派一年后被赶下台。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让人们知道挑战党的权力会得到何其血腥的教训。

相反,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革。它放手让企业家寻求自己的财富,同时仍然严格控制基本的经济杠杆。它制定国家目标,然后说服或迫使人和企业满足这些目标。它按照自己的节奏向世界开放——一切都由共产党主持大局。

弗里德曼和其他顶级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样的战略是要失败的。中央计划经济滋生浪费和腐败。大政府的雄心壮志会使未来几代人陷入债务困境。价格控制会导致饥饿和贫困。官方的预言家总在鼓吹这一点。而苏联证明了它。

那些专家错了。中国走向了繁荣昌盛。

今天,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亿人已摆脱贫困。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工业,第二大亿万富翁群体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它还拥有地球上一些最富有、最强大的科技公司。

中国成功创造了自己的模式。它借用了一些西方的想法,同时也拒绝了一些想法。它在必要时向世界开放,并在它选择的时机踩下刹车。它设定目标,并且用政府资金支持它们。它解放其人民赚钱和花钱,但不许他们得寸进尺,要求谈一个更好的协议。企业家创建了现代中国,共产党让他们乖乖听话。

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他一些按照既定经济剧本走的希望之星陨落了。它们听从国际专家的意见削减预算,结果损害了增长。它们在为竞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就向世界开放,结果在全球动荡中栽了跟头。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外部或内部力量威胁其统治的同时,缓慢而时有不情愿地进行改革。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其他国家进入衰退,中国却变得更强。

中国经济现在成了西方典范之外的另一种叙事。然而,共产党为保卫其经济未来而做出的决定,使北京遭遇自天安门广场以来的最大考验。

它的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组合——刺激经济、净化国家的空气和水、以及满足其人民日益增长的期望——如今实现的难度更大了。它为刺激经济增长所做的努力导致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野心也引起了世界的警惕。

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自由和威权之间做出平衡,如今,它可能会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过分倾向于国家控制。共产党可能会过分信任自身的能力,从而牺牲推动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们。

或许到头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对的。

又或许,中国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中国一次又一次被自以为很了解情况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低估。「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出生在台湾但叛逃到中国的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以及多边机构、学者和知识分子。」

蓬勃发展的鸟笼

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很担心。在 1989 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后,他的伟大中国实验面临崩溃。

他本着人民应该赚更多的钱这个想法,带领国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农民有了更多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种植作物并出售获利。创业者蜂拥到经济特区,那里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培养皿,他们可以缴纳较低的税款,并且自行做出商业决策。经济飙升,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的增长令世界羡慕。

然而,繁荣助长了通货膨胀和腐败。穿过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不仅杀死了民主活动人士,也杀害了对大米、蔬菜和醋涨价感到愤怒的普通人。改革派遭罢黜,取代他们的保守派重新强调了国家控制。

到 1990 年,外国投资者纷纷逃离,一些共产党干部再次开始压制企业家。经济增长率降至繁荣年份的三分之一。邓小平担心,没有繁荣,共产党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权。他认为,改革必须再次列入议事日程。

找到适当的平衡将证明现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如果过度松开控制,共产党就将面临对其权力的真正威胁;如果过于收紧控制,则可能会压制国家的经济增长。

改革在两个方向之间摇摆,但长期以来,它适合现代中国设计者之一陈云所谓的「鸟笼经济」模式——企业家可以自由地展开翅膀,只要他们留在政府控制的笼子里。

1992 年,邓小平开始「南巡」,访问深圳和其他新兴的中国商业都市。他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对市场经济的接受和对共产党的尊重结合起来。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说。

邓小平赞赏深圳的经验,比如像邵春有(音)这样的人。他现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拥有一家电子制造公司,和数亿中国人一样,他与国家达成了一项无声的协议,他去追求财富,同时不妨碍政府行事。

天安门广场镇压距离邵春有很遥远,他在那年夏天来到深圳,是一名来自中国内陆城市的木匠,身无分文的他努力在电子产品工厂和服装厂找工作。由于没有政府的许可,他不被允许住在深圳,所以当警察来搜查非法工人时,他会躲在一座墓地里。有一次,在中国的中秋节假期过后,他靠吃打折月饼为生。

「我现在看到月饼就怕,」他说。

三年后的 1992 年,邵春有在一家制造电子零件的工厂赚的钱,已经比他以前赚的钱加起来还多。正是这样的成功为这个国家铺平道路。

保守派领导人让位给改革派。地方官员放松了控制,银行开始放贷。中国取消了食品配给券,大大降低了政府在粮食、石油和煤炭的定价方面的影响。中国企业家做出了回应。增长飙升至两位数。

两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其他主要经济机构公开表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过快,并有可能失控。但过去失败的教训教会了中国领导人,在某些时刻要采取积极的政府行动,以辅助其改革工作。

领导层强行压低谷物、鸡蛋、蔬菜和房地产等必需品的价格。它迫使臃肿的国有公司进行精简,但往往会给它们一些喘息的空间。然后,当价格下跌时,中国给予多种行业——从拖拉机和电子工厂到鸵鸟饲养者——组建同业联盟以维持运营的权力。

这种做法让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感到担忧。虽然他们普遍承认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但他们认为,国家向损耗极大的目标投入资金会阻碍经济发展。

1993 年回到中国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表达了这些担忧。他赞赏地指出,中国的企业家正在蓬勃发展。但他看到中国政府的专断无处不在。「不出意外的是,」他后来写道,「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根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

弗里德曼对一个政府主导项目的规模感到震惊,该项目实质上是在上海的黄浦江对岸建一座新城市:浦东。弗里德曼写道:「这是一座为当今皇帝建造的波将金式村庄。」

十年后,浦东成了亚洲最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之一。

开放和阻碍

中国在富裕起来,但致富的幅度到 1990 年代末仍然是不够的。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中的五分之一依然生活在这里。通货膨胀持续不断,需要政府不断关注。北京方面推动国有企业精简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导致数百万工人被裁员。

中国需要增长。领导层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入全球首屈一指的商贸俱乐部——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获得其成员资格意味着中国制造商的关税会降低,并让外国公司有信心在中国更多投资。成员资格还可以避免美国议员每年在延长最惠贸易条款前审视其人权状况。

世界其他国家预计中国将被迫实现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以参与竞争。「中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就能更充分地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他们想象力,他们卓越的事业心,」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 2000 年表示。

中国抛开多年来半心半意的徒劳谈判,全力以赴谋求进入世贸组织。它屈服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它同意削减关税,并降低对电信、金融部门和许多其他行业的贸易壁垒。它还同意约束补贴。

通过讨价还价,中国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为将自己发展成全球贸易巨头铺平了道路。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出口量在三年内翻了一番,四年将近两番。投资大量涌入。全球制造商将整个业务转移到中国,而全球消费者则用上了更便宜的工具、玩具和手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哭了,」杭州金源公司(音)总经理朱丁丁(音)说,他的公司生产童鞋及一些工艺品。

到 2011 年时,他们收到的订单数量已是 2001 年的十倍。他挣的钱已足够买一辆汽车,他买了一辆大众。后来又买了三套公寓,全都没有按揭。

「世贸组织推动了我的业务的迅速发展,」朱丁丁说。「不加入世贸组织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但中国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

北京一直牢牢控制着经济的重要杠杆。政府在兑现开放本国金融系统关键部分的承诺上动作迟缓,同时继续封闭电信等其他基本领域。政府还继续扶植能实现其技术和政治目标的企业,比如高速铁路和太阳能电池板,也没有完全放松对中国货币价值的控制。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起了一个系统性的冲击,人们——尤其是美国人——低估了这种冲击。廉价的中国商品引领了一个低价格的新时代,从南卡罗来纳的纺织厂到日本的电路板制造商,再到意大利的时装品牌,许多行业被颠覆。一项研究认为,1999 年到 2011 年间,中国的进口淘汰了美国制造业的 100 万个岗位,此外还有其他行业的许多岗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成了有史以来对我国就业机会的最大规模盗窃,」唐纳德・J・特朗普在 2016 年的一次竞选活动上说,四个月后他当选了总统。

「中国能拯救世界吗?」

随着全球金融体系在 2008 年陷入摇摇欲坠的状况,一位举足轻重的中国领导人批评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曾担任高盛高管的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那位领导人是王岐山,他是最早开始大量接受自由市场布道者教导的中国官员之一。但他对保尔森说,也许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已经够多了。

「你们曾经是我的老师,现在我来到老师的地盘了,看看你们的体制,汉克,」保尔森回忆王歧山当时说。「现在我们不确定是否该继续向你们学习了。」

全球金融危机中任何人都免不了受损。华盛顿帮助华尔街和底特律度过了难关,后来,由于新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刺激计划的规模上与国会发生了冲突,美国政府做事的速度慢了下来。随着个别国家陷入危机,欧洲也爆发争吵,导致联盟出现裂痕。

中国经受住了最初的震荡,但其余波可能造成毁灭性影响。出口出现下滑,随着国外市场枯竭,经济增长放缓。工厂开始裁员。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后来的估计,多达 3600 万名中国工人失去了工作。

随后发生的可能是世界上从未看到过的宏大财力展示——而如果没有让米尔顿・弗里德曼吓得脸发白的政府控制,这种展示是不可能的。

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北京推出了一个四万亿人民币刺激计划。这项计划要求在全国各地修建铁路、高速公路、输电线,以及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然后,政府开始发放贷款。中央银行向国内投放了大量的货币,中国的经济领导人让受政府支持的银行开始提供贷款。国有企业被告知要进行建设和投资,地方政府官员被告知要帮助企业。据一项估算,三年时间里投入的财政刺激总额实际接近 1.4 万亿美元。

一篇文章的标题问道:「中国能拯救世界吗?」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为这一时刻做好了准备。在开始接受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就已认识到国人的储蓄是一个宝藏。目前,中国人的储蓄率几乎是美国人的三倍,这部分上是因为,中国人担心自己退休后或生病时,国内不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不能提供帮助。

因为国家控制着银行系统,政府可以迫使银行允许有麻烦的借贷者延期偿还贷款,或轻而易举地将他们的债务转为对他们更有利的贷款。政府可以忽略宣扬开放市场和紧缩政策的全球投资者和机构的建议,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建议有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还不让钱离开这个国家。政府限制人民可以转移到海外的资金数额,严格控制着人民币的汇率。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差异鲜明。北京行动迅速——而它的增长是在全球经济中少有的亮点。直到金融危机的第二年,华盛顿才推出了 7870 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这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妥协的方案。美国的经济已无法避免陷入衰退。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曾在 2009 年对美国官员说,「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做法上,中国是典范。」

考验中国模式

邓小平用他的南巡之旅让中国改革重回正轨,三十年后,习近平也开始了自己的一次巡视。

习近平上个月去南方的广东省考察,有意仿效邓小平之旅。和邓小平一样,他去了初创企业,视察了它们的工作,与工厂员工聊天。他参观了一个电器公司和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赞扬了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他说,在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上中国没有动摇。

「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习近平在参观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览时对在场的群众说。「下一个 40 年的中国,定当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成就。」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言论与现实并不相配。邓小平是在把中国的经济从国家的控制下进一步解放出来,而习近平则在把经济拉回到国家控制之下。

尽管严格控制债务的呼声不断,但他却一直在释放资金。尽管努力打造全球科技企业骄子,他却在把中国充满活力的互联网行业置于党和国家越来越大的权威之下。尽管承诺要提高企业家的地位,他却在加强超级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如今正在国内利润和工业生产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习近平进行过一些温和的改革。他稍微放松了北京对人民币价值的控制。他改变了做法,允许外国银行和汽车制造商直接拥有它们在中国的企业。

但是,当 40 年的选择所积累的后果让中国经济变得脆弱时,政府的做法已明显地向国家倾斜。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进一步刺激经济不会那么简单。

金融危机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也可以说是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无度借贷和开支,已让中国背上了巨额债务负担。虽然计算中国欠多少债并不容易,因为大部分债务都没有入账,但债务总额可能已达到 41 万亿美元——或相当于三年的中国经济总产值。大致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相当,而发达国家的债务是数十年积累起来的,中国的债务积累只用了九年时间。

人为地提高增长的做法已越来越难。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大约是 2008 年时的三倍。那些中国仍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机场和高速公路项目造价昂贵,其产生的经济效果则越来越小。

世界也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国开放的步伐及其全球野心。特朗普总统已针对中国的经济壁垒,以及中国的产业计划——在半导体、机器人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创建具有世界顶尖竞争力的企业——与中国展开了一场贸易战。

关税和紧张局势威胁着中国贸易机器的关键一环: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这些出口约占国内总产值的五分之一。美国还在对其认为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的中国企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有时会禁止这些企业购买或投资其赖以生存的美国制造技术或创新。

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中国领导人似乎失去尝试的意愿。由于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和棘手社会问题的出现,中共的讨论已转向更多的控制。党内一些越来越刺耳的声音正在使用改革前的语言猛烈抨击西方思想。一部分人甚至开始批评私营企业所有权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基石。

中国可能还会有些自鸣得意。中国模式 40 年的成功可能使国家领导人相信,推动成功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企业家,因此政府没有理由放手。

「中国模式的概念误导了中国,」著名市场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所以我们在倒退。」

当然,中国以前改变过方向。实用主义往往会胜出。

今年 9 月,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儿子给了中国领导人一个微妙的提醒。在一个有最高领导人参加的会上,邓朴方在讲话中称赞了他们的工作,但警告说,中国一旦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永远不会再走回头路。

「改革开放是对人的解放,」他说。「它承认鼓励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激发广大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为每一个普通人提供了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机会和舞台。」

通往对抗之路

建交 40 年后,美国对华态度日益强硬,两国关系似乎已进入更具敌意的时代。这种冷淡关系并非暂时的破裂,更像是一个老牌超级大国对强大挑战者正在进行深入评估。

2017 年 8 月底的一个周末,被任命为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一周后,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前往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在康涅狄格州的乡间别墅,讨论中国问题。

实际上,这更像是一次朝圣:倒转乾坤的先知拜访地缘政治大祭司,当面论证基辛格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已经严重过时了。两个人在阳光房里聊了几个小时,虽然很享受彼此的陪伴,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达成一致。

「他对我的分析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班农回忆说,「但他不同意我的结论,因为太简单粗暴了。」

基辛格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说他告诉这位访客,美国和中国必须争取「达成部分合作,而依照通常标准,两国可能被视为敌人。」

「他有不同的看法,」基辛格简单地说。

在美中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四十年后,基辛格和班农可以被视为代表着两极的观点。

基辛格于 1971 年秘密访问北京,开启了一个与中国接触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是一种顽固的信念,即通过贸易和投资使中国摆脱孤立状态,这样会令美国更安全——也许还会令中国更像美国。如今,那个时代似乎已经结束,变成了一个更具敌意的时代,其中由班农鼓吹的贸易战开始了,他的观点——美国必须与中国针锋相对——也占据了上风。

从白宫到企业董事会,从学术界到新闻媒体,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恶化到自基辛格的历史性访华以来所未见的程度。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它在美国引起的强烈的不满和不安,导致一些人得出结论,正如最近一本关于美中关系的书的书名所示,两个巨人「注定一战」。

当然,美中关系从 18 世纪 80 年代起就一直是有起有落的,当时新英格兰的双桅船首次带着海狸皮和银币航行到中国,开启了一个多世纪的交流,将基督教传教士带到中华帝国,将中国铁路工人带到蛮荒西部。

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然后在冷战期间成为敌人,后来为了孤立苏联,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重新与北京修好。1980 年代,邓小平的经济开放带来的希望被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所打破。1990 年代,当失控的美国炸弹摧毁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双方的贸易协议变得紧张。

至少最近十年来,美国人一直认为工厂关门和工人失业都是中国的错。皮尤全球研究公司(Pew Global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12 年,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从正面转为负面,此后一直处于负面状态。现在大约有 38% 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比 2017 年的 44% 有所下降——但这个数字并不比过去五年更糟糕。

然而,目前两国关系的冷淡似乎有所不同,不再是暂时的破裂,更像是一个老牌超级大国面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强大挑战者,正在进行一次深入的重新评估。

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立场,但是一直拿不出清晰的目标,也没有明确一个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到目前为止,它的努力显得很零散:贸易关税令北京陷入困境,但也令华尔街陷入困境;面对中国向海外基础设施投放的巨额贷款,美国的外国援助计划相形见绌;有人警告中国干预美国选举,但没有太多证据证明此类活动。

白宫在把敌对姿态输送到华盛顿以外的地方。企业高管指责中国从他们的公司窃取技术。大学教授怀疑部分交换生是间谍。军官设想中国战舰在太平洋航行的情景。

许多主张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展开合作的美国人原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秩序,会使其在政治和社会上趋向西方。然而,在习近平的强人统治下,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政治自由越来越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多——它对内成为了一个监控国家,对外怀着帝国霸业的野心。中国不仅没有以美国为榜样,反而表现出挑衅的姿态。

「我们怀着善意,愿意相信通过更多的文化交流,更多到访的芭蕾舞团,中国会发生改变,」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H. Schell)说。「但习近平对此关上了大门。他说,『我们不仅不会往那个方向走,而且现在我们还有自己的模式。』」

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的长期观察者陆克文(Kevin Rudd)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化打破了两国在如何处理双边关系上达成的共识。陆克文说,这预示着一个不确定的、几乎可以肯定更为危险的未来。

「你几乎可以听到太平洋中间某个地方传来的撕裂声,」陆克文在一次采访中说。「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修复。」

「心照不宣的盟友」

现实政治推动了基辛格与中国的接触:他和尼克松都认为,这是对苏联的一种制衡。但他们也未能避免美国外交官乌拉尔・亚历克西斯・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所谓的「喜悦的迷惑」。1973 年回到北京开设了联络处后,兴奋的基辛格给尼克松写信说,「现在我们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友。」

在美国,中国突然成了时尚。「美国人穿起了中山装,戴上了毛式帽子,用锅炒菜,用筷子吃饭,」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 2016 年出版的《美丽国度和中央王国》(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central Kingdom)一书中写道。在尼克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华行程结束不久,中国就与得克萨斯州一家公司达成了一项 3.92 亿美元的协议,在中国建 16 家化肥厂,这是双方接触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早期征兆。

受两国国内政治的冲击,双边外交关系起伏不定。但太平洋两岸的贸易开始了不间断地上涨。IBM、花旗银行(Citibank)和吉普(Jeep)等公司被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所吸引,这些双方接触的先驱惊叹,商业如此迅速地定义了美中关系。

即使 1989 年发生了对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这个毁灭性的挫折也未能打断双方的联系。曾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秘访北京,防止两国关系脱轨。

2000 年 3 月,在美国打开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提出,实现经济一体化是给中国带来自由的最佳方式。他对这种接触的论证之有力,在美国总统中是不常见的,他说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摆脱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并开放社会。

「中国的经济越自由,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像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他说。「当个体不仅拥有梦想,而且还有能够实现梦想的能力时,他们就想要更大的发言权。」

克林顿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同,这并非没有道理。在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退出了大部分经济领域,鼓励私营企业,欢迎外国投资者。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美中建立起历史上最强大的商业关系:双方的贸易额从 1980 年的 50 亿美元激增到 2004 年的 2310 亿美元。中国很快就成为了从 T 恤到玩具、从笔记本电脑到电视机的首选制造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摩托罗拉(Motorola)和其他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为了满足美国人对廉价商品的需求,中国仅向沃尔玛超市的出口就已经超过对大多数国家的总出口额。

但到了 2006 年,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始放缓,并开始推行「自主创新」政策,确立目标,要在传统上属于美国和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一些人已经有了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错误的看法。

对于中国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奥巴马要求采取行动,并对两名顾问表达了不满——在克林顿时期跟中国谈判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和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据贝德说,他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让步太多了?」

自那以后,特朗普总统把奥巴马私下的嘲讽变成了一句政治口号。他认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原罪——这是一项有缺陷的协议,令中国获得了从美国公司窃取技术、抢走美国就业岗位的许可证。

但对上世纪 90 年代负责与北京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来说,中国是否应该被世贸组织接纳是一个「荒谬的问题」。

「它当然是要加入世贸组织的,」她说。

她认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拥有核武器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有经济开放的记录,将中国排除在外是不现实的。它已经大量打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如果不加入世贸组织,它将继续获得收益,同时不必被迫开放自己的市场。

「问题在于,这会是一项实质性的、具有商业意义的交易吗?」巴尔舍夫斯基说。「我认为试过才知道。」她指出,中国现在从世界上进口的商品比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多。

但中国开放市场的每一步都设置了新的障碍,阻碍外国竞争对手的发展,并为自己的公司提供优势。巴尔舍夫斯基说,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世贸组织成员资格,而是因为美国官员未能利用协议中的工具强迫中国遵守这些条款。

「美国做了正确的事,」她说。「我们只是没有继续做正确的事情。」

「经济侵略」

特朗普贸易办公室的领导者,投下重磅炸弹的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说,他是 21 世纪初期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夜校时,最早注意到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侵蚀性影响。

白天,他的大多数学生都有工作。但纳瓦罗回忆说,「我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这让我很困惑。我想,『这是出什么事了?』」

纳瓦罗怀疑,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工作岗位正在转移到中国。但经过一年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还有其他四个因素: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对出口商的补贴、货币操纵以及缺乏环保法规。

「条条大路通中国,」他说。

这位经济学家将自己重塑为中国问题的卡珊德拉(Cassandra),出版了《即将来临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和《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等书籍,使他成了这一领域的一个边缘人物。但他的观点与特朗普不谋而合,特朗普几十年来一直反对中国和日本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日本的威胁被夸大了,但中国的确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损害,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分歧。从 1973 年至 2015 年,廉价的中国服装摧毁了美国的纺织工作岗位。中国家具制造商也摧毁了美国同行。对于蓝领美国而言,「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化灾难的代名词。

现在,纳瓦罗已经进入白宫,为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提供学术支撑。今年 6 月,他的办公室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技术与知识产权》的报告,指责中国以各种方式伤害美国公司。

其他经济学家仍然不理会纳瓦罗的处方,其中包括在中国同意做出根本性改变之前征收更多关税。但私下里,很多商人都同意他的诊断。他们直接关注的是「中国制造 2025」,这是一项国家政策,旨在迫使美国公司交出技术,以及向中国公司提供补贴,从而主导关键行业。

有时候,面对中国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美国的挫败感溢于言表。2010 年 7 月,通用电气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在一次私人晚宴上说:「我不确定到最后他们是否愿意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获胜,或者成功。」他的话被报道后,通用电气迅速改口。尽管有这些不满,美国企业高管仍然害怕与中国当局对抗,后者可以下令对他们的企业进行突击搜查。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开展业务变得更加困难。当时,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持有大约 6000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官员对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感到震惊,并担心自己的金融风险。如果说他们向来怀疑美国政客,那么如今他们也开始与华尔街的朋友反目,在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拒绝后者对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的呼吁。

「中国官员开始训斥美国人,拒不出席会议,」安可公关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大中华区董事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表示,他向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公司提供咨询。「对于中国领导层来说,这是发现皇帝没穿衣服的时刻。」

战略竞争

奥巴马对贸易持谨慎态度,但他同自尼克松以来的所有前任一样,致力于同中国保持接触。他关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等美中可以合作的全球问题。他的战略被称为「亚洲转向」,同时,他也呼吁在该地区建立更多美国外交和军事存在,试图对中国的崛起加以管控。

特朗普政府拒绝接受奥巴马的战略,称其是天真和不充分的。它采取了一种更加好斗的方式,正式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势力」,认为中国试图改写二战后的秩序规则,以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和野心。特朗普的助手们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已经拿到了太多东西,只有展示美国的力量,才可以迫使它改变其行为。

这项政策的基石是贸易战,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价值 2500 亿美元的新关税到位后,特朗普还威胁征收更多。然而,政府的目标尚不确定。

特朗普提出了各种难以执行、或需要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改革的要求,包括急剧减少贸易逆差和结束强制性技术转让。一些贸易和安全问题上的鹰派敦促美国完全「脱离」中国经济。

贸易领域之外,特朗普政府也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它加强了在南海争议海域的海军巡逻,在那里,中国人已经将零星的礁石变成军事设施。但它没有说明美国将如何阻止中国的军备,这种军备已在该地区打破了力量的平衡,令局势有利于北京。

特朗普政府在经济间谍活动方面也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指控中国公民为情报人员,加强对中国投资的控制,甚至考虑限制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的计划。

然而一个深刻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如果开放是成功的关键,美国如何通过关上大门来实现竞争?

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上个月发表措辞严厉的演讲,许多人将其解释为呼吁进行新的冷战,其中阐述了对抗的理由,称美国是民主和市场竞争的捍卫者,中国是威权主义和国家带动增长的支持者。但是,彭斯虽然呼吁持续不断地反击北京,但他没有做出多少努力来超越美国的党派分歧,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

「坦率地说,」他说,「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力正在发挥作用;中国想要的是一位完全不同的美国总统。」

与中国冲突加剧的同时,对全球化时代以及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遥远战场上建立起来的美国领导和扩张也存在尚待解决的忧虑。

至少特朗普已表现出在世界各地退出承诺的愿望——评论人士说,这种倾向已经破坏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等贸易协议,损害了美国的盟友,剥夺了美国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最大优势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为赢得朋友和扩大影响力所做的努力,迄今为止也是有喜有忧。作为「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北京已经为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等数十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谴责这些贷款是掠夺性的,并试图拼凑自己的竞争性援助计划。

特朗普对中国的直觉并不容易归类。他经常谈到他与习近平的友谊,以及对中国经济成就的钦佩。他的不满源于贸易——坚信中国一直在欺骗美国——而不是北京在亚洲的野心或它的压迫性政治体制。

他的顾问们对即将到来的竞争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纳瓦罗等人将其视为争夺 21 世纪经济制高点的史诗斗争。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马努钦(Steven Mnuchin)、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等人试图遏制特朗普最好战的贸易举措。

他们不断地、有时是公开地讨论谁可以代表总统,让中国官员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政策的方向感到困惑。

班农说,他对中国的观点是 1970 年代,作为一名年轻海军官员在太平洋地区时形成的,他几乎以世界末日式的语言说话,预言一场文明的冲突。「要么是儒家的重商主义模式,要么是从希腊传下来的自由民主西方模式,」他说。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区高级主管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看来,这是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超级大国进行的一场相对传统的冷战式对抗。他在职业生涯之初是一名驻华外国记者,当时曾遭到一名中国国家安全官员的殴打。

「我们在特朗普政府中更新了中国政策,将竞争理念带到最前沿,」波廷格最近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说。「但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没问题,在美国,竞争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问题是,关于这一点的公众辩论很少。美国与中国竞争的目标是什么:如中国一些人长期以来所怀疑的那样,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权或挫败中国的崛起,抑或仅仅是试图改变其行为?并且,不管是什么,美国人究竟愿意为此付出多少牺牲?

在上一次冷战结束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曾在国防部工作,重塑与前苏联国家的关系,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可能会对美国这样的老牌大国造成打击。在他的著作《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他描述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即南海的海上意外冲突事件逐渐升级为全面冲突。

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在台湾等其他争议领域,近年来并没有变得更加令人忧虑。他们认为,无论问题如何,如果没有持续的接触,更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错判。

「美国人需要明白,如果我们走上与中国脱离接触的道路,展开无所顾忌的对抗,那将不会是同苏联冷战的重演,」前奥巴马政府顾问巴德尔说。「和我们一样,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也是深深缠绕在一起的。」

因此,他说,即使是像美国一样警惕中国的国家「这一次也不会用经济联系冒险,或是为了再次竖起『竹幕』——这一次是由西方来做——而参与不合常理的斗争。我们只能靠自己。」

不意外的是,95 岁的基辛格看得更长远一些。他说,美国和中国都能发挥这样的力量,并有能力造成不可想象的破坏,因此它们有责任为世界找到「部分合作」的道路。

「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说。

基辛格回到与班农的会谈,补充说,「我无法保证最终结果会是这样。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Project 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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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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