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亲手埋葬民主

不是说我们都要去成为政治活动家,只是在追寻个人幸福的同时,我们应该对社会现实,对种种结构化的不平等,有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1919 年本应是一个美好时代的开始。在欧洲绞杀了上千万条生命的大战终于停火;肆虐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也暂告一段落。巴黎和会上,巨头们确定了新的国际秩序,创建了国际联盟来预防干戈再起。威尔逊主义风靡一时,民族自决和自由民主成为了当时人们的普遍信念。罗曼诺夫、哈布斯堡、霍亨索伦……一个又一个古老的皇室在欧洲覆灭,而新兴的民主政权则遍地开花。威廉二世战败退位,远避荷兰,德国人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为了共和国的公民。尽管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鲜血给魏玛的未来投下了不详的阴影,但当时执政的社民党人坚信,跟自由军团的合作不过是必要之恶,他们有能力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一个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他们几乎真的做到了这点。美国记者夏伊勒在提及 1920 年代的魏玛时,不无深情地回忆到:

那里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现代化,更加令人兴奋。没有任何地方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国那样活跃的。在当代写作、绘画、建筑、音乐和戏剧方面,新的潮流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辈出。到处都是青年人占上风。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尽管帝国的余孽一直在暗中蠢蠢欲动,尽管报章上时不时刊出某个政治狂人试图政变的新闻,但看上去没有什么能撼动新政权的根基。人们厌倦了战争,对民主制度充满了真诚的信仰。社会民主党和保守党的执政联盟似乎牢不可破,足以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更何况,在遥远的南部,由一个满脑子妄想的波西米亚下士(编注:希特勒)所策划的阴谋,能掀起多大的波澜?

如今的人们在提起二十世纪黑暗的上半叶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两次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创伤,却忽视了在二战之前,政治自由就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

但没有人预料到大萧条的到来。美国资本的贪婪,将全世界拖入了衰退、失业和贫困的泥淖。一夜间,德国人发现,他们的民主政府似乎解决不了任何迫在眉睫的问题。从布吕宁到帕彭再到施莱歇尔,每一个建制派政客提出的药方都无法让现状有丝毫起色。而那个曾为楚囚的政治狂人,却不知何时已然卷土重来,并在底层民众和旧政权的拥护者中间获得了大批拥趸。在绝望之中,总统宝座上那位万人敬仰的沙场耆宿,不得不亲自将首相之位置予他手,同时在共和国的棺木上敲下了第一颗铆钉。

早在德国未来的元首执政之前,他在意大利的偶像,「领袖」墨索里尼就已经带领着他的黑衫军,让罗马臣服于脚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欧洲的民主政府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倾覆。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从比利牛斯山到高加索山,威权主义的复辟势不可挡——直至 1939 年,整个世界堕入黑暗。

如今的人们在提起二十世纪黑暗的上半叶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两次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创伤,却忽视了在二战之前,政治自由就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民主制度在应对经济危机和民族矛盾时,显得左支右绌,步履维艰,这才让体制外的野心家们有了可乘之机。

心理学框架下的新视角

然而,在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政治学家 Kurt Weyland(柯特韦兰)看来,真实的历史还要比这来得更加复杂。在今年的新书《Assault on Democracy》中,他基于心理学理论,对两次大战之间的威权化浪潮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他看来,结构性因素固然重要,却无法对历史动态给出完整的解释。比如说,为什么直至战争结束,真正的法西斯政权也只有纳粹德国和意大利两家?再比如,为什么在受大萧条影响甚小,也没有民族问题的法国,极右势力也一时间甚嚣尘上?法国民主又是怎么在极右翼的冲击下得以幸存?

他认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更多地考虑个体层面的能动性(agency)。身处动荡年代(或霍布斯鲍姆所云「极端的年代」)的人们,因为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常常难以进行理性的收益 - 成本分析,而是会按照直觉行事。结果是,他们的决策会更加疯狂,更容易受到心理学偏误的影响。对于当时的各方政治势力而言,后果最严重的偏误有两种,一是代表性推断(representative heuristic),二是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

所谓代表性推断,是指人们在评估某一选项是否可行时,会不自觉地援引最近的成功示例,高估背景条件的相似程度和选项有效的概率——显然,这是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一种特殊情况。比如欧洲各国的激进左翼,在看到俄国革命的胜利之后,就想当然地以为武装夺权在本国也轻而易举,最终却大多以失败收场。而损失厌恶,是指对比同等程度的损失和收益,前者给人们带来的反感要远大过后者带来的快乐。

因此,人们大多数时候都偏好维持现状,而不是去冒险求得额外的好处;对于政治立场上的保守派来说尤其如此。一方面,受代表性推断影响,他们也会高估共产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出于损失厌恶,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激进左翼的尝试,保持政局的稳定。

从俄国革命到法西斯兴起

在 Weyland 的故事中,一切的起点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惊人壮举。列宁并未受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框架,在欧洲最为落后的沙俄率先实现了共产革命,并在跟保守势力的血腥内战中站稳了脚跟,这无疑对欧洲各国的激进左翼都是极大的鼓舞。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如德国的罗莎・卢森堡,依然保持了冷静,认为夺权时机在本国尚不成熟,但大部分人显然已经被革命激情冲昏了头脑。德皇甫一退位,德国的斯巴达克团们就开始谋划起义,试图在第一次选举之前就控制国家。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革命者,也都投身于武装斗争之中。

相比之下,温和左翼,比如德国社民党人,对此并不欢迎,因为革命的诱惑让他们长期以来坚持的议会路线吸引力大幅下降。右翼政客则更为恐慌,担心自己的特权和财产都将在革命之后荡然无存。这种恐慌情绪进一步被新生苏维埃政权输出革命的尝试所放大,并促使德国社民党人跟保皇派军人结成了同盟。作为交换,社民党政府停止了对帝国残余势力的清算,并给予军队更加独立的地位。最终,斯巴达克团的十一月起义被无情镇压,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成为了魏玛民主祭坛上的第一双羔羊。其后,魏玛政府还派兵支援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保守势力,一举粉碎了苏联支持的革命者在这几个国家的夺权企图。

但激进左翼的尝试并未因此而停止。十一月起义之后,德国工人又先后在不莱梅和巴伐利亚发起了武装反抗。虽然这两次反抗仍以失败告终,德国乃至欧洲其他各国的保守势力还是深受震动。在匈牙利,激进左翼甚至成功地建立了革命政权。只不过,他们推行的强制国有化、征收粮食和打击教会等政策不得人心,以至于很快被海军上将霍尔蒂领导的政变推翻。

因此,当意大利北部的工人组织发动罢工,并号召转向苏联模式的时候,南部的地主阶级有理由感到心急如焚。然而,他们既没有强力的政治组织可以依赖,也不想跟教皇代表的天主教势力结盟。最后,他们选择了墨索里尼和他领导的退役军人组织黑衫军,作为自己的保护人。地主们以为,墨索里尼只是自己手心的傀儡。但当他带领手下进军罗马之后,一切都失控了。国王被迫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而意大利北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为法西斯的茁壮成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墨索里尼为欧洲的保守派贡献了一种新的思路:也许唯一能够跟苏联模式相抗衡的,就是同样依赖于大众动员和高度集权的法西斯主义。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定量研究显示,一战中士兵伤亡人数越高的意大利城市,战后越倾向于投票给反战的左翼政党,但之后当地法西斯组织也更为活跃,暴力更加盛行。

可是,效仿墨索里尼并不容易。法西斯主义是从现代化产生的怪胎,是对传统社会的彻底背离。跟共产主义一样,既存的社会结构,比如血缘、宗族、土地租佃,都要被统统打破,才能使权力集中于领袖一人,才能让他动员群众如臂使指。此外,领袖还必须得到建制派精英,特别是高级军官的支持,方可有效实行统治。但这些既得利益者未必甘心将自己的部分权力出让给权力集团的外来者。

因此,虽然法西斯思潮来势汹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扩散却并不成功。西班牙的德・里维拉将军曾依靠军队,实现了短暂的法西斯统治。但当他试图进一步修改宪法,集中权力时,却遭到了建制派的集体反对,只得黯然下台。

希特勒:一个噩梦般的例外

唯一的例外发生在德国。作为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德国拥有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随着革命的一次次失败,共产主义的前景显得愈发晦暗。此时,声称要为全体德国人代言的希特勒,似乎成了带领国家走出泥潭的不二之选。

更何况,希特勒的右翼理念,隐隐契合了一战后德国民众内心深处的愤懑。当时风行一时的阴谋论宣扬,犹太人连同社会主义者在国内的破坏,是德国输掉一战的根本原因。而战胜方通过凡尔赛条约套在德国脖子上的重轭,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给民族主义火上浇油。希特勒本人的领袖魅力,他从苏联借鉴的动员技巧,跟民众对现状的不满结合在一起,让纳粹煽动起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政治运动。

当然,即使声势最盛之时,纳粹在德国国内也远未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之死,让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结下了血海深仇。在社民党因大萧条的冲击而深陷危机之时,共产党人选择跟希特勒站在了一起。极端派别的兴起迅速挤压了中间派的活动空间。为了生存,先天不足的德国保守党也将灵魂出卖给了纳粹(Ziblatt, 2018)。

依靠媒体大亨 Hugenberg 的资助,保守党内的激进分子成功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并推选 Hugenberg 为新任党魁。上台之后,Hugenberg 积极向希特勒靠拢,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为纳粹的扩张保驾护航,帮助他们在 1932 年大选中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左翼的分裂使得国会内部再无人能阻止希特勒组阁的野望。社民党政府一开始赋予军队的独立地位,则让纳粹迅速实现了国家武装力量的笼络。

保守党人很快意识到了自己释放出的是一只多么可怕的怪兽。希特勒在就职典礼当天即宣布,要重新举行国会选举,让纳粹党获得更多的执政自由。Hugenberg 随后向一位保守党同事承认:「我做了一辈子最蠢的一件事,我跟历史上最大的民粹主义者结成了同盟」(Ziblatt, 2018)。紧接着,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取缔了共产党,借由《授权法》完全驯服了国会,又在一年后策划了长刀之夜,清洗了包括冲锋队领导人罗姆和前首相施莱歇尔在内的大批政敌。夏伊勒熟悉的那个魏玛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唱意志与胜利的第三帝国。

保守派的艰难选择

欧洲其他各国的保守派被希特勒的疯狂吓破了胆。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边是激进左翼咄咄逼人的革命尝试,另一边是法西斯主义者进行的恐怖政治实验。这种 Weyland 所谓的「双重威慑效应(double deterrence effect)」,促使保守派决定采取行动,来确保自身地位的稳固。最终,他们选择的道路是传统的威权主义,即将权力完全收归精英群体,依靠武力镇压消除来自极左和极右的威胁。

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分野,保守派在打击极左翼时更加坚决,对于极右翼则经常是采取先安抚利用再分化抛弃的策略。比如西班牙的弗朗哥将军,在内战期间热烈拥抱法西斯主义,积极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援,还就任了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的领袖。然而在取胜之后,他将新政权的核心职位都授予了建制派人士,并且有意识地跟纳粹拉开距离,甚至没有响应希特勒的要求,派军队支援德国对苏联的入侵。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玩弄高超的政治手腕,令温和保守派和极右翼互相攻讦。待到双方都疲惫不堪时,他渔翁取利,轻易放逐了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领袖,瓦解了整场运动。

倘若保守派的力量不足以吸纳极右翼,他们也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苏联干涉留下的阴影,让法西斯主义在波罗的海三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爱沙尼亚的法西斯社团退伍军人协会,在修宪公投中获得了超过七成选票。为了将法西斯掌权的可能性扼杀于萌芽,爱沙尼亚的民选总统伙同社民党人发动了预防性政变,随后解散了所有政治组织,将国家转变为威权政体。接下来,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奥地利的保守派纷纷步其后尘。威权政府让保守派有能力清除国内的极端势力,但也意味着民主制度和政治自由的寿终正寝。

为什么保守派不选择跟法西斯主义开展长期合作?在 Weyland 看来,虽然都属于非民主体制,法西斯追求的极权主义和传统的威权主义,实则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前者要求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群众参与,以及卡里斯马式的领袖指点大局,可以让国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也会造成更加毁灭性的后果。后者植根于庇护网络(patronage network)和权力交易之中,不希望民众在政治中扮演任何积极的角色,对法西斯主义寻求的社会运动和激进变革有着本能的畏惧。

在工业尚不发达的传统农业地区,庇护网络可以更为有效地运作,剥夺了法西斯主义生长所需的养分。只有当现代化粉碎了传统的社会规范,而新的交叠共识还未建立起来之时,法西斯的毒瘤,才会从这民意及其代言人之间的真空中出现,再沿着各个毛孔渗入社会的肌理。这也正是法西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成气候,却在意大利和德国野火燎原的原因所在。而一旦疾入骨髓,传统精英仅剩的权力基础也会被一扫而空。

两次大战之间的威权领导人们,为了处理眼下的危机,从法西斯主义者那里学习了不少新伎俩,比如启用国家资助的宣传机器,成立青年团以招兵买马等等。但一俟危机解除,他们会立即扔掉这些烫手的山芋,回到死气沉沉的旧体制之中。事实上,罗马尼亚成立于 1940 年的威权政府的确尝试过跟法西斯组织铁卫团共同执政,但二者的矛盾很快变得不可调和。铁卫团抱怨建制派阻挠他们发动群众的努力,建制派则嫌弃铁卫团的骨干志大才疏,一意孤行。1941 年,忍无可忍的铁卫团发动了叛乱。希特勒为了维持卫星国的稳定,授意建制派政府对其加以镇压。结果,罗马尼亚政府在纳粹的帮助下,清除了本国的法西斯势力。

由此可见,俄国革命也许是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终结的导火索,却远非其直接原因。Weyland 指出,在心理学偏误的驱动下,左翼和右翼都做出了一系列过度反应(比如斯巴达克团的仓促起义和当政者对起义的血腥镇压),进而动摇了民主制度建立在商讨和妥协之上的根基。这一机制跟结构性因素互相作用,塑造了「民主滑坡(democratic backsliding)」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

但是,民主的覆灭远非不可避免。同样在极端思潮的冲击下风雨飘摇,芬兰、法国和捷克的民主政府,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Weyland 认为,首先,这些政府有效地驾驭了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让社会矛盾始终围绕着经济议题展开,而不是难以调和的族群冲突(排犹、反俄或反西方)。其次,主流政党在这些国家有更强的组织性和更深厚的社会根基;当民意发生变化时,政党的纲领能随之而动,不至于给极端派别留下太多发挥余地,对激进势力的抑制和打击也更得人心。只可惜,大势已去。三国的民主火种,到头来还是为战争的狂潮扑灭。

评价、不足与展望

Weyland 的这本著作,对两次大战之间那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做出了令人击节赞叹的剖析。他巧妙地以心理学入史,将其中的每一段微妙展开都解释得斗榫合缝,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也提供了不少洞见。本书延续了政治学界近年来的研究议程,着眼于民主衰落的根源和政治主体——尤其是保守党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诚如 Ziblatt (2017),以及 Hacker 和 Person 去年的著作《推特治国》所言,「保守党困境」是政治文明史上的永恒主题之一。保守派既要代表精英集团的利益,又要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赢得大部分人的支持,这本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挑战。英国保守党选择的方案是,适度出让经济利益,加强地方分支的建设,用传统价值观吸引道德上保守的选民。魏玛时期的德国保守党,由于组织孱弱,选择了煽动族群对立,迎合民粹主义,结果为纳粹所吞噬。如今的美国共和党,也有朝这个方向靠拢的趋势。

但 Weyland 的框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他所引述的心理学理论,比如代表性推断和损失厌恶,都是存在于个体层面的概念。个体决策中的偏见,如何加总到群体和组织层面,学界对此尚无定论。Weyland 断言,历史悠久,架构复杂的组织,更能够避免心理学偏误的影响,做出理性的判断;相比之下,新兴社团则更容易铤而走险。虽然这一论断跟直觉相符,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事实上,关于制度如何调节(moderate)和传导(mediate)个体的选择,我们所知甚少。或许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今后的发展,能够填补上述空白。

本书中,Weyland 把俄国革命当作外生事件,由此展开了随后的分析。可是革命本身,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共产革命最先在俄国胜利,也许是偶然。但左翼政权的出现,却几乎是历史的必然。正如皮凯蒂发现的那样,一战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惊人的时代。魏玛的精英们,在享受令人兴奋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时,可曾觉察到国家的底层早已暗流涌动?他们饮下的每一杯美酒,是否都让盛筵向终焉更靠近了一步?

也许,我们不该对当年的人们过度苛责——他们尚不清楚不平等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但是,今天的我们不再有疏忽大意的理由,否则就只有「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如果共产革命带来的链式反应无法被遏制,那么,从源头上降低激进革命的吸引力,就是避免威权主义卷土重来的唯一方法。

但这谈何容易。正如政治学家 Adam Przeworski 所说的那样:「每当共和党掌权,不平等就会增加;然后,民主党上台时,它仅仅是保持稳定」。迫于保证增长和就业的压力,政府在减少不平等方面能做的,着实有限。皮凯蒂和历史学家 Walter Sheidel 也都指出,历史上唯一能够降低不平等的,就是饥荒、瘟疫、战争和死亡这「天启四骑士」。但目前,我们身处一个暴力日益减少的时代(Pinker, 2011)。更何况,从 Covid-19 疫情中我们学到,与以往不同,今天的灾难只会让现存的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或许有一天,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连死亡都会变成穷人的专属。

但暴力的减少还有另一层含义: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都越来越不愿意采用激进的手段来解决纷争。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参与的成本也不断降低。或许,不需要激进革命,我们也能够给精英阶层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整个社会以和平的方式走向变革。公民参与的增加,会让政府有更强的回应性,也更有韧性去应对极端思潮的挑战——就像书中的芬兰、法国和捷克政府所经历的那样。

这意味着,在我们每个人的未来生活中,政治都将成为愈发重要的一部分。不是说我们都要去成为政治活动家,只是在追寻个人幸福的同时,我们应该对社会现实,对种种结构化的不平等,有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有意识地去建立更多跨阶层的联系,去尽到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可惜的是,不平等创造的阶层鸿沟,正在不断蚕食这种未来出现的可能性。而那最悲观的未来,就是丧钟被我们亲手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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