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触国安法,壹传媒及《苹果日报》五名董事被捕,今日赶印 50 万份

这是一年来镇压异见人士的行动中涉及媒体机构新闻业务的最具针对性的行动。有别于平日约 7、8 万份的印量,今日《苹果日报》 加印至 50 万份

2021 年 6 月 18 日凌晨 12 点,《苹果日报》新鲜出炉,头版为「国安警搜《苹果》拘五人 检 44 硬碟新闻资料 张剑虹:大家要顶住」。在苹果报社大楼内,编辑记者一边对著电脑赶工,身后是来自本地和外国多家媒体和通讯社的摄影记者,用镜头纪录这一份报纸的排版和印刷。

这一份报纸是否能顺利印刷,受全港甚至世界瞩目。此前一天,6 月 17 日,《苹果日报》五名高层清晨 6 点多于家中被捕,香港警方随后封锁《苹果日报》所在的壹传媒大楼,宣布现场为「罪案现场」,并持续搜查 5 小时之久,而五名被捕的高层,亦一一被押送回报社进行搜证。期间,大楼内的所有记者被要求离开编采部,不能在大楼内自由出入,警员进入采访室,打开员工电脑检视,最后警方带走《苹果日报》采访部约 44 部电脑主机及硬碟。

值得关注的是,是次搜证,是香港警方第一次运用港区国安法,获得法庭手令,进入一家新闻机构任意搜查新闻材料和设备。于此同时,香港保安局局长根据港区国安法第 43 条实施细则,发出冻结令,冻结苹果三间公司共 1800 万港元的财产。

一时之间,消息震惊世界,拥有 25 年历史之久、由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是否还能继续做新闻、出报纸,引发公众忧虑。《壹传媒》工会表示,行动充分反映警方在《国安法》下的权力膨胀,只需单方面声称以往发表的报道有观点违法,即可将编采人员视为罪犯、将新闻工作视为犯罪行为、将新闻室当作犯罪现场,工会又言「现况虽然恶劣,但所有同事仍会继续报道,尽力维持报纸如常出版。」

警方指苹果超过 30 篇报导「串谋外国机构」

2020 年 8 月 10 日清晨,港区国安法生效后约一个月,黎智英、周庭等政治人物先后被捕,随后《苹果日报》报社大楼遭到首次大搜查,检走 30 箱证物。大量市民透过买报纸、买壹传媒股票表达支持和声援,壹传媒股价一度飙升。最终,警方拘捕 15 人,涉嫌在炒卖时「串谋欺诈」,证监会仍然调查中。

不到一年,香港警方国安处再次展开行动,以涉嫌违反国安法第 29 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先后拘捕《苹果日报》5 名高层,包括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壹传媒集团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总编辑罗伟光及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

香港警务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随后见记者表示,《苹果日报》自 2019 年至今超过 30 篇的新闻报导涉嫌「串谋外国机构」,对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进行制裁行动。

港区国安法生效之时,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不具有追溯期,「既往不咎」。另外,根据港区国安法 43 (1)条和实施细则附表一,警方国安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时,现行法律准予警方在调查时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证据的处所、车辆、船只、航空器以及其他有关地方和电子设备。警方亦可申请法庭手令,当中授予搜查新闻材料的权力。

当中,《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林文宗为搜证过程作见证人,他表示,警方在他返抵苹果大楼前,已经进入编采部开始搜证。后来有其余三名同事回到现场,但基于搜查范围广大,4 人无法逐一见证警方搜查情况。同时,他指《苹果日报》编采高层办公室成为警方搜查目标,分别带走其电脑、部份文件及新闻材料。

此外,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记者会上指,《苹果日报》大搜捕行动是针对勾结外国势力和呼吁外国对香港和中国进行制裁的公司,与一般正常的新闻行为无关,更呼吁其他人「切勿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同流合污」、「不要和他们扯上关系」。至于红线的底线在哪儿,李家超则提到要考量一个行为、一篇报导是否涉及违反国安法,「要从其目的和意图出发」,若果并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意图,行为不受法律规管。

自去年 8 月遭首次大搜查后,《苹果日报》的创办人和高层面临牢狱之灾。2020 年 12 月,黎智英以诈骗罪名被捕,保释被拒,需还押候审,同时被加控「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控罪指黎智英在 2020 年 7 月 1 至 12 月 1 日期间,在香港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除国安法外,黎智英也有至少 7 项控罪在身,包括 2020 年六四集会中「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2020 年 7 月协助李宇轩潜逃而「串谋妨碍司法公正」,2019 年 10 月 1 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罪,及 2019 年 8 月 18 日、8 月 31 日两个非法集结案共三罪。今年 4 月,黎智英涉及 2019 年 8.18 和 8.31 游行两案被判罪成、入狱 14 个月。

此外,《苹果日报》另有 2 名高层被控「串谋欺诈」,包括张剑虹、黄伟强。

早前,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多次不点名批评某报章抹黑警队煽动仇恨、发布假新闻。今年 4 月 16 日,《大公报》亦刊登评论要求取缔《苹果日报》。

股权作废、资产被冻,何人正瞄准壹传媒变天?

警方一年内两次高调搜捕《苹果日报》高层,其公司财政亦未能幸免。

2021 年 5 月中,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资金「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冻结黎智英个人所持有的 71.28% 壹传媒股份,及其 3 间公司的本地银行财产。而昨日(6 月 17 日)更直接针对《苹果日报》本身,冻结《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以及 AD Internet Limited,共 1800 万的资产。

上述受影响的三间公司,涵盖《苹果日报》的主要业务,即媒体、印刷及广告,不过目前尚且未知本次冻结是否会完全终止苹果的报刊印刷及营运业务。

另外,翻查财务报表,壹传媒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银行及现金结余为 5.214 亿元。当时壹传媒声称,资金至少足以支持集团营运 18 个月,扣除应收款项及债务后约有 1 亿元现金流。换而言之,本次牵涉的金额虽不算多,但就占现金流约 18%,未知对印刷报刊、员工发薪有多大影响。

股权削减亦令壹传媒的前途存在极大变数。黎智英持有的 71% 股份被冻结后,他已经丧失了股东大会的投票权。这令俗称「街货」、流通市场的股票,成为最后及唯一一道投资者入主董事局的门槛——在一般公司里,大股东需要持逾 50% 股权,才可拥有压倒性的决策权;假设黎智英的股票持续被冻,按现时仅余不足 30% 的股票计算,只要有人在来年 8 月的大会里持股多于 15%,已能掌管大局。

不过,「吞并」亦非易事。按余下流通的约 7.58 亿股份推算,参考过去 3 个月的平均成交量约 2700 万股,投资者若要争夺压倒性的话语权,需连日扫货约 14 日,还要考虑到近日市场渐趋冷淡,交投量已跌穿千万股。

现时文件显示,没有任何股东持股比例多于 5%,亦未有迹象显示,有买家准备「乘虚而入」。除黎智英之外,现时具名的最大持股人均为壹传媒高层,如张剑虹占 0.64%、周达权占 0.59%、主席叶一坚占 0.49%。

然而,有市场人士担心,有人或会趁著黎智英未能行使投票权下大手扫货,影响董事会决定;独立股评人David Webb 亦表示,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只要在公司持股 2.5%,或有 50 名股东成员同意,就能够提出动议,甚至提名候选人遴选董事。

而且,并非每位股东都会现身大会,行使投票权。以 2020 年的会议为例,其中一项议案为行政总裁张剑虹重选董事。撇除黎智英之外,实际投赞成票的股东持股只有约 119.7 万股,占总数仅 0.05%,以 6 月 16 日的收市价计算,股份总值约 35 万元。换言之,只要有持有多于 35 万元股票的股东出席反对,已能改写决定。

自 2019 年起,几乎每天「狙击」《苹果日报》全页广告的前特首梁振英于脸书发文披露,自己是「壹传媒的小股东」,于 2018 年买入 2000 股,占总数 0.005%。数字尽管微不足道,但此番言论仍惹起不少网民猜测。曾在「8.10 大搜捕」后发起「买股票撑苹果」行动的财经评论人黄兆祺(浑水)则说,「街货」的分布决定谁掌管整间上市公司,但未有回应相关推测。

《苹果日报》创刊于 1995 年 6 月 20 日,近日即将迈入 26 周年。经历风雨和动荡,这份早已成为香港新闻自由标志的报刊,还是否能顺利出纸,眼下还是未知之数。

6 月 17 日傍晚,搜索逾 5 小时后,被警方安排「休息」的员工陆续返回苹果大楼上班。尽管有电脑主机被拆、桌上一片狼籍,有记者从口袋拿出手机,连接蓝牙键盘,继续打稿报导,而网上版的《苹果日报》依然活跃,维持著 1 小时推送约 6 则新闻的运作频率,寄语读者该报会「继续忠诚地紧守岗位」。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ng-kong-police-arrest-newspaper-editor-under-national-security-law-11623908475

香港警方根据国安法逮捕《苹果日报》总编辑等五人

香港国安警察逮捕了一份广受欢迎的亲民主报纸的总编辑,并搜查了该公司的编辑部,这是一年来镇压异见人士的行动中涉及媒体机构新闻业务的最具针对性的行动。

周四,《苹果日报》(Apple Daily)总编辑罗伟光(Ryan Law)被拍到戴着手铐被警察从他位于鰂鱼涌附近的家中带走。这次突击搜查是针对这家报业集团及其出版人黎智英(Jimmy Lai)的最新行动。亿万富翁黎智英是反北京批评人士。

数十名警员还搜查了《苹果日报》的编辑部。他们持有一张搜查令,称根据国家安全法,该搜查令授权他们检取新闻材料。该报纸报道称,警察正在查看电脑并搜查办公桌。

该公司另外四名高管也被捕。警方表示,上述五人均因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拘捕。

高级警司李桂华(Steve Li)对记者表示,该报涉嫌串谋他人呼吁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对中国和香港实施制裁。30 多篇《苹果日报》文章与此有关。有关部门已冻结三家相关公司相当于 230 万美元的资产,这三家公司分别为《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印刷公司(Apple Daily Printing Ltd.)以及 AD Internet Ltd.。

李桂华称,警方有强烈证据显示该些文章是串谋计划重点,藉以予外国或境外机构口实作制裁。

出版商黎智英目前正在狱中服刑,罪名是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这些集会与 2019 年重创香港的抗议活动有关。他还在等待根据国安法对他的勾结外国势力指控进行审判。

上个月,香港警方冻结了黎智英的资产,包括他在《苹果日报》的多数股权。亲北京人士呼吁政府关闭该报。该报曾广泛报道并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自由倡导者和媒体观察人士说,在国安法下,香港的新闻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不断受到侵蚀,北京方面已明确表示不会容忍其在香港的权力受到异议和挑战。周四的逮捕行动引发了新的问题,即记者如何去报道可能被视为违反国安法的亲民主团体和抗议活动。中国近一年前在香港实施了国安法。

这部措辞宽泛的法律禁止被认为是鼓动分裂或被认为是煽动性的行为和言论,被定罪的违法者可能面临长期监禁。自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反对派领袖大多被关进了监狱或逃离了这座城市。

去年 8 月,200 多名警察突查了《苹果日报》的新闻编辑室,不过警方当时称,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新闻业务。

去年 11 月,当局对一家公共广播公司的一名调查记者提出指控,此举令香港奉行新闻自由原则的媒体行业感觉到了些许寒意。

据《苹果日报》(Apple Daily)一篇报道称,周四被捕的其他人包括该报出版商壹传媒(Next Digital)的首席执行官张剑虹(Cheung Kim-hung)和首席运营官周达权(Royston Chow),以及副社长陈沛敏(Chan Pui-man)和新闻总监张志伟(Cheung Chi-wai)。他们的家也被搜查了。

《苹果日报》的现场直播显示,警方封锁了新闻编辑室,员工被要求在临时搭建的桌子前登记。该报在 Facebook 上发帖称,已经在办公室的记者被勒令离开,至少有一名警察被拍到正在查看员工电脑上的资料。李桂华称,警察必须查看电脑以寻找证据。

据《苹果日报》报道,警察记录了刚到达办公室的员工的个人资料,但禁止他们进入办公室,指示他们离开或只允许他们前往餐厅。《苹果日报》一名记者在大楼外拍摄了警方的搜查过程,透过厚厚的窗户可以看见新闻编辑室内的情形。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曾警告称,在北京方面的严管之下,在香港受宪法保护的新闻自由正迅速遭到削弱。

曾任香港电台(Radio Television)自由职业编导的蔡玉玲(Choy Yuk-ling, 又名 Bao Choy),今年 4 月因在公共数据库中搜索汽车牌照的所有者而被定罪,并被罚款。一份调查报告包含相关信息。香港电台是一家由政府资助的广播公司,长期以来以独立报道著称,但今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位没有新闻工作经验的职业官僚被任命为掌舵人。之后,该广播公司撤下了几档节目,并从 YouTube 频道上删除了一些老节目。

今年早些时候,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以另一项殖民时代的煽动法被捕。

何为「正常新闻」:香港《苹果》被二度搜查,谁来定义言论自由?

香港《苹果日报》于昨日再遭搜捕。港警国安处搜查壹传媒集团总部暨《苹果日报》报社,并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包括《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在内的五名报社高管。这是继 2020 年 8 月香港警方拘捕壹传媒老板黎智英、对壹传媒大楼进行封锁调查以来的第二次大型行动。警方声称《苹果日报》自 2019 年起,涉有数十篇中、英文文章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危害国家安全,并据此冻结壹传媒三间公司(包括《苹果》的日报、印刷及互联网)共 1800 万港元的资产。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声称有关人员参与在一个大型「串谋」计划中,是打著新闻工作的幌子行危害国家安全之事。

且不论警方以 2019 年为始搜集证据,是对《港版国安法》未提及追溯期、特首林郑月娥声称「既往不咎」的自掌嘴巴,当局在记者会上更刻意打造《苹果》和其他媒体对立的印象:这一边,《苹果》「利用新闻为工具危害国安行为」、「勾结外国势力」、呼吁制裁中国,参与在局方认为的国安相关「串谋」计划中;另一边,局方强调「一般正常新闻工作」不在当局打击的行列,其他媒体人及媒体公司只要洁身自好、划清界线、依照法律(强调包括《港版国安法》)来做新闻,则无需担心。

但「串谋」计划到底是什么计划?「串谋」和「正常新闻工作」之间的界线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的文章能成为证据?是评论文章还是报导中引用的受访者的话?证据如果还未搜集到位为何就能实施拘捕?……对此局方一概没有交代,毕竟,案件还处在「调查阶段」,而永远是说不清也不能说清楚的「国家安全」超然凌驾所有程序。

然而可以说,这件事映射的深意已远超一家媒体被政治打压的层次——当买一份《苹果日报》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完全不会触犯国安法——它正在新闻的各个参与者(包括读者、记者、编辑、广告商、投资者)之间制造断裂,打击整个公民社会的信息传播链条;它在香港新闻业界制造二元对立的敌我矛盾,试图「净化」业界生态、诱发严重的自我审查;它要规范「正常」与「不正常」,实际上骑劫了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定义权。至于被冻结了资产的、仍是政权眼中钉的《苹果日报》还能活多久?记者会上一名亲政府媒体记者的「七一」之问,大概已揭司马昭之心。

「串谋」vs「正常新闻」,被改写的香港新闻场域

今次的拘捕行动更对本地新闻工作者敲响了难以忽视的警钟。被逮捕的五人,除了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及集团营运总裁周达权外,《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总编辑罗伟光及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三人皆为新闻工作者,负责把关《苹果》内容生产。也即,几乎在维持一间公司正常运转的行政、运营和内容部门的话事人,都被警方检控。

面对传媒提问,李家超只一再强调今次事件涉及的是「刑事串谋罪行」,需要与「正常新闻工作」作出区分。至于何为「正常」、「一般」的新闻工作,李家超回应指,传媒工作者只需要考虑自身目的及意图,若没有违法或危害国家安全,便不受法律规管。但针对这次所涉及于《苹果》刊登的文章,李家超及警方均以调查正在进行中为由,拒绝披露细节。

先不论涉事的文章具体内容为何,这次事件本质上是国安法框架下,又一次以言入罪的案例。局方声称《苹果》「呼吁制裁中国」,涉及的文章是在《苹果》发表的新闻内容,更突显当下政权对国家安全覆盖领域的理解,及其与新闻自由之间的矛盾。

《苹果》刊登的文章纵然有其政治立场和论调,但一直以来仍是属于香港社会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的范围之内,其争议主要围绕在媒体是否具有「倡议」(行动)的功能。而就这一点,即便是在新闻学界内,也有不同考虑,在业界更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在香港,把「倡议」明确作为自身定位,《苹果》甚至不是首创媒体。支持媒体的「倡议」功能的人认为,倡议只是对古老的传播功能之一的复兴,其实每个媒体都有倡议功能,只是具体的处理方法不一样。「倡议新闻」就像「快乐新闻」「慢新闻」一样,只是非传统型态的新闻,依然要遵守新闻的基本准则与伦理,而即使在方法上有争议,亦应留待社会自行辩论修正。但今次事件则显示,政府已有足够信心,驱动国安法赋予的权力侵入本应属于新闻自由的空间。

当有新闻工作者因为出版文章而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而李家超尝试将事件与「正常」新闻工作划开距离,所造成的效果与其说是安抚,毋宁是改写「正常」新闻的定义。在新闻专业制度里,报导事实,呈现社会上不同的观点,以文字或影像等各种媒介传播资讯,本身就是正常且正当的专业操作。今次事件的最直接影响,是政权利用国安法,将大众理解的正常新闻工作,定义为「犯罪活动」,更称新闻工作者为「罪犯」,称报馆资产为「黑钱」。如此一般,也反映了政权对香港新闻界作出指示,划分出合乎其需要的「正常」和「合法」区间,以此整治香港新闻界。

这个意图反复出现于李家超与传媒的问答之中。他多次呼吁其他传媒与「罪犯」划清界线,又指涉案的《苹果》员工是以新闻作为工具犯罪。一方面是树立了《苹果》作为反面例子,要求其他传媒警惕,另一方面亦毁谤了《苹果》员工的新闻专业,甚至有将《苹果》排除于新闻之外的含意。这和 2019 年反修例运动后,当局「撕裂」香港社会的话术同出一辙:运动人士皆为「反中乱港暴力分子」,「普通市民」要与他们切割。

这背后有一重更深远的影响,就是把《苹果》所代表的政治异议声音划分于合法的新闻空间以外,变相噤绝政治异见的合法发表。《苹果》在香港新闻界的特殊性在于,它一直是旗帜鲜明的政治异议报章,不惮于发表批判中国及香港政府的言论,亦明确地定位自身为香港民主运动的传播平台。若以严谨的新闻专业标准而言,《苹果》结合民主诉求及新闻操作的做法,的确有新闻伦理的争议,这亦一直是香港社会、新闻界及学界讨论的议题。而今政权以公权力干涉《苹果》的营运,无非是传达一个信息:

批判政治及有倡议行动成份的异议,将不容于国安法之下的言论空间。

媒体内容触犯《国安法》,针对机构,也针对多元观点

数名记者追问李家超,所谓「呼吁制裁中国」的文章,到底是新闻报导中的引述性句子,还是评论文章中的观点?李家超对此没有明确回答。他并没有区分文章的体裁,只反复背诵,只要传媒工作者准确、守法(lawfully and properly),就没有关系;否则一旦违法,也是「损害香港传媒界的整体声誉」。

对此,全港 8 个传媒工会组织发联署声明,指事件在新闻界引发恐慌,担心国安法被「武器化」,严重威胁新闻自由。

记者试图在评论和报导间进行区分的努力,显然并不是多此一举,因为从专业角度来说,评论和报导,以及报导中的引述性句子,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新闻主角。报导的主要写作者是记者,流程上经过采访和编辑两个环节,过程中会进行非常仔细的事实查核,「真实的陈述」是这类文体的关键;报导中的引述性句子则来自被访者,而非媒体自身;评论则以观点、分析见长,基于的是评论者个人的经验、观察甚至研究,比之报导,评论显然在立场和语言发挥上有更大的空间,「洞见」「见解」是评论的最大卖点。

区分「危害国家安全」的是评论还是报导,还是报导中的引述性句子,对应的根本性问题是,当局到底是在指控《苹果日报》的自身立场,还是把市面上、社会上的不同观点与媒体立场混为一谈。如果是前者,那么针对的是《苹果》本身,若是后者,则针对的是广泛意义上,媒体作为一种传达多元观点的平台的功能,以及多元观点的存在。

笔者认为,在新闻业务层面进行这样细致的分类,未必是眼下当局想要做的事情。在「证据细节不宜披露」的说辞以外,李家超也说出「除了文章内容,整体看是否涉嫌刑事串谋」、「新闻工作只需考虑是否符合香港法律」、「警方收集证据不论是否新闻材料」……

这似乎只体现出一种「关怀」:只要「罪行」是刑事串谋,什么材料都不排除被拿来做证据——换句话说,是什么体裁并不是最重要的,只看这篇文章的目的和意图是否危害国家安全。

但这种模糊定位为新闻实操带来的审查效应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报导中的受访者有批判政治、又呼吁政治行动的声音,那记者可不可以报导?如果评论者有政治上和当局不一样的、在当局看来激进的观点,那么编辑又是否可以将相关文章发出?就算记者和编辑愿意为自己出品的报导和评论负责,无惧审查,但又是否也担待得起其他发声者的安危与风险,继而减少披露与引用他们的言语和文章,以免间接导致他人因言获罪?

据报道,香港警方带走了《苹果》的 38 部电脑,并在电脑中集中搜寻「美国集会」、「支持香港」等字眼,很可能「呼吁制裁中国」的罪名要与 2019 年反修例运动一度向美国及 G7 提出帮忙的请求扯上关系。但全港几乎所有媒体(不论立场)都有报导及评论这些事件,甚至提出制裁请求对象也不限于美国、G7,还有欧盟……那么到底是警方力有不逮因此无法周全、法不责众,还是只是拿最具动员能力的《苹果》来开刀?

法庭批准警方搜集新闻材料,传媒生态链势被切割

不能忽视法庭批准警方取走属于《苹果》的新闻材料的决定。

在去年 8 月,香港警方第一次进入壹传媒大厦搜证时,《苹果》员工以及香港新闻界已对警方窥看记者桌上的新闻材料有所反弹,但那次警方并未得到法庭手令,检取新闻材料。今次警方根据国安法获法庭授权检取新闻材料,壹传媒公会及记协皆表示担忧,认为会影响公众对传媒信心,令市民不敢接受传媒访问。

香港法律规定,执法部门若须检取新闻材料,需经特定程序作出申请,并由区域法院或高等法院法官批核。这类申请需要进行公开聆讯,以及有三个层级,分为交出令、须封存资料的搜查令,以及可检视材料的搜查令。有关规定见于香港法例第一章《释义及通则条例》第十二部份,在 1995 年由立法局通过,意在加强对新闻自由的保障。

然而,今次事件中,警方国安处人员没有经过公开聆讯,便拿著法庭手令抵达《苹果》门前,可见《国安法》对新闻自由的尊重并不如香港整体法律,它俨然凌驾一些香港法律的设立原意。

壹传媒工会及记协的忧虑是实在的。香港社会因著《国安法》后的法律红线,人心惶惶,此时,法庭非但没有充份保障新闻机构必须保护其信息来源的专业操守,更允许警方肆意检取任何新闻材料,此举将打击新闻工作者的日常工作。如何让受访者在安全的情况下提供信息?即使受访者愿意承担信息外泄的风险,自己又能否保障材料不被执法部门检取?这是否会导致传媒人加剧自我审查,因循苟且,也许视乎业界能否在日渐收窄的环境中坚守价值,也取决于读者市场是否愿意支持敢言的媒体。

而李家超在记者会上,只有反复污名化因今次事件被捕的新闻工作者,呼吁传媒同业及市民与「罪犯」划清界线。同时冻结《苹果》资产,在商业层面打击公司营运。政府一贯的说法是将《苹果》塑造成新闻界的例外,个别的害群之马,但其连串举动却影响著香港新闻界的资方、记者、作者、甚至受访者与读者,以及连结起他们的整个新闻传播链。

这次事件造成的寒蝉效应,也势必渗入广大读者的心理。有记者追问李家超,关于局方声称涉事的数十篇文章,如果有读者在社交平台上点赞、分享,会否有违法风险。李家超再次回避问题,只称拘捕仍在进行当中,任何协助、教唆、参与犯罪的人士也有可能被捕。此处的含混不清既是滋长恐惧,亦赋予政权伸展管治权力的弹性。「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为伍,会付出沉重代价」,李家超的说法近乎恫吓。

自由是法律容许范围内的自由,这句政府官员奉为圭臬的说话,如今总是带有威胁的意味。

「正常的」新闻工作:传声、洁化?

追看记者会的坊间大众对亲政府的《东方日报》的四个提问一片哗然。

《东方日报》提问的原话是:局方对五名高层入罪有否信心?传闻政府有意在 7 月 1 日前取缔苹果,局方会否确保苹果 7 月 1 号就没有报纸出呢?你形容今日被捕人士为涉嫌犯罪分子,你会否形容苹果日报为犯罪集团?会否叫苹果的员工「跳船」,若「跳船」能否保平安?

把传媒视为第四权、监督者的人,应该都明白传媒提问要避免导向性、挑战而非顺应官方说辞的基本道理。但即便是以亲政府媒体的提问技巧来看,这几个问题也过于不专业。这样的提问给了李家超一个扮演「客观中立」、「执法有则」的光辉形象的机会,李家超依然没有具体回答这些问题,只是赞美了一番警方搜证,表达信心,言必称「依法行事」,当局当然不会干涉个人决定——总之入场有风险,责任需自负。不要将「一般正常新闻工作」和《苹果》事件扯上关系,李家超借机再次强调。

而《东方》示范的这种提问方式会是当局眼中「正常新闻工作」的样子吗——对主要竞争对手幸灾乐祸,媚俗局方,言官方之不方便言,反衬当局的「法治」、「中立」、「专业」。

对于非建制媒体来说,「正常」甚至不是一个有明文参照的标准,而是传媒作为个体与公共之间的介入者,也可能被全然架空和抽离——因为媒体的批判功能、媒体上发表的批判观点,都很有可能违反《国安法》,要被「不正常化」。「正常化」的媒体大概要在官方允许的净化过的空间里做新闻,在这个空间里,哪怕没有歌舞升平,也可能是纤尘不染。

以这种定义来说,某程度上,香港社会以往享有的言论自由,也必然伴随著公共辩论的良莠不齐——一个正常的多元观点空间,只能以公共舆论中的「乌烟瘴气」为代价,既有缜密、华丽、精致的观点,也必须容得下表达有缺陷、立场有差异、论证不详实的情绪与思考。更重要的是,在保守亲建制的论述之外,能存在异议、批判与质疑结构性问题的言论,后者正正被官方抽空于「正常」之外。

而现在这份抽空的压力前所未有地迫切。当局急需借助法律和行政权力,掏空香港公民社会的根基、清理异议分子

Laminar flow

Hong Kong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Project Che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所有火中取栗、蹈火赴汤和洞若观火的报道,都是易燃品。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