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香港

十个香港切片、十段香港记忆

过去一两年,香港失去了什么?

在北京和建制眼中,这是一个恢复平静,重上正途的香港;但在不少市民眼中,此刻的香港一再模糊和陌生。本来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现在满城拘捕,大小移民;本来香港地,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看,现在禁忌和红线四处蔓延;本来天跌下来,笑一餐好了,现在玩笑也不能随便再开……

香港故事,这里是十个切片、十个记忆。你记忆中的这城,还剩多少?

香港电影半条命

香港文化领域中,电影文化基因建立得最为完整,陈冠中曾这样说。60 年代张彻、胡金铨的武侠片;70 年代李小龙功夫电影;80 年代枪战、武术、杂耍合于一身的喜剧类型;新浪潮颠覆既存模式;至 90 年代后「只此一家」的警匪黑帮类型片。DavidBordwell 在《香港电影王国:娱乐的艺术》中写:「皆尽过火,尽是癫狂。」这也是香港电影之为香港电影的原因:创造力不受掣肘,张狂,专业电影技艺专业,娱乐通俗艺术皆有之。

千禧年后,香港电影因产业滑坡、市场萎缩和政治气氛,步向衰弱与变种。1993 年产近 250 部电影创下高峰期;1996 年起,年入座率从昔日 6500 万跌至 2200 万,香港制作的电影自仅 98 部,再跌至 2009 年的 51 部。2003 年兴起中港合拍片,需面对中国电检审查和 13 亿人口市场,香港电影的题材与锐气于此有变。

「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电影的拍摄空间和制度,全世界也没有。当年我会说,今日只要你想到题材,明天就能拍了,没人干涉你。新指引出台后,我不敢这样说。」资深电影人田启文这样回应端传媒。

他说的,是 2021 年 6 月 11 日,香港政府宣布因应港区国安法实施,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如视频「意图认同、支持、宣扬、美化、鼓励或煽动任何犯罪行为或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决定视频是否「不宜上映」、或对电影进行分级、要求删剪及附加条件。

田启文吁可以《拆弹专家 2》为例,虚构情节如香港国际机场、青马大桥等设施在片中被炸毁。他反问:整个香港炸了,是不是煽惑?

香港电影由合拍片效应再到被阉割式从根拔起,分水岭在 2019 年社会运动及 2020 年国安法。据影业协会数字,2019 年上映港片 49 部,翌年降至 34 部,又因疫症三度停业,总票房跌幅达 72%。也因运动后警察权力愈发不受控制,不少人质疑香港拿手的警匪片还有没有未来。

田启文说:「有的警匪片特别讲黑暗面,以前林超贤的《黑警》,放到今日连戏名都麻烦。业界要求法例清晰,否则我们宁愿不碰那些题材,这是否行业之福?无人希望如此。」

「香港纪录片工作者」制作的《理大围城》由影意志负责发行,多次受建制媒体如《文汇报》等狙击。原定 3 月于商业戏院高先首映,后戏院发声明决定取消。其后数场社区放映亦因各种打压,被迫取消。

2017 年商业影院已拒播由影意志发行的《地厚天高》,创办人崔允信认为现在即使跟足指示或法律,政权不想你的东西出现,都会想办法制止。但他认为戏院放映对一套电影很重要,不要自行地下化,「这是言论自由的问题,也是创作的基础。」此刻他坚持已取得电检证的《理大围城》于法律角度仍可在港合法放映。

国安法一周年之际,第 15 届鲜浪潮国际短片节宣布,本地竞赛作品《执屋》未获电检批核,取消放映,导演莫坤菱于明报撰文:「没有界限的红线,令一出短片未知因由地未能如期上映,有传媒说,这或许是香港的第一出,但我们心里澄明,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出。」

自由自在的,聚集

全球哪个城市游行集会最频密?根据媒体的统计(注一),答案很可能是香港。先不谈雨伞运动和反修例运动这类大规模社运,光是 2016 年,香港就有 11854 场公众集会、1304 场游行。

年复一年的集会游行,以及与之伴随的街站、大声公、筹款箱、横额直幡、义务纠察等,已成为不少市民熟悉的香港记忆。

有说,七一游行中最早出现的街站,是在 2003 年的 50 万人大游行。社运人士刘山青写道,他和长毛梁国雄希望主办方民阵加入口号「董建华下台」,被拒绝,于是在路上设一个高台,用大声公领叫「董建华下台」,市民此起彼落响应,有别于大台的街站文化,也开始出现。

「你在那里开街站、揸著咪,宣传你自己也可以,好像伦敦的海德公园,踩住一个箱,就一个人开讲。」香港市民许志强(化名)说,这是他记得的旧香港。

许志强年逾 70 岁,过去 30 多年一路见证香港游行集会的文化。自 1990 年开始,他一直为支联会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做义工,每年提早去维园布置、搬铁马,也去各区开街站,请市民支持平反六四。每年七一游行、元旦游行,他也会去,看着人龙中挥舞的直幡和叫喊的口号,他觉得「人可以发声,有意见可以表达,这是一个进步社会的表现。」

每年六四周年的晚上,他在场内做纠察,从早站到晚维持秩序。他最记得 2013 年那一夜,晚会在滂沱大雨中提早完结,但是,「一半人没有走,照样在这里,希望雨停。」他穿着雨衣,静待最后的人离开,衣服湿透,电话也浸坏了。

「我们参加了几十年晚会,真的很自由。但现在不止没有了,它还打压到给人一种恐惧感,」许志强说。

2021 年 6 月 4 日晚上,维园再无烛光,许志强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眼睛不适,脚也不好使。他本打算拿一个电子烛光到街上走走,却感觉年纪大了,力不从心。

年轻人袁德智最近觉得,香港传统意义上的游行集会已经消失了,大家再也很难一大群人、安全的聚集,但他打算变换形式,全香港打游击。

20 多岁的他不久前与其他本土派青年成立「开站师」,带一张折台、一些单张和一个大声公,在各区开街站,呼吁市民关注不同议题。

「我要被人看见,」他说,「我们不能够在家中悼念六四,纵使维园不合法、4 人以上(聚集)不合法,你都要找合法的方式坚守公开的悼念,这非常重要。」

每次袁德智开站,总有数十警察前来驻守,市民想要给他们送水,也不敢走近。最近一次,警察向他发出限聚令告票。今年 5 月,社民连开街站时被人袭击,也让袁德智最近添了些担心。

「以前什么人都可以示威游行,不要说六四,你看法轮功,次次游行都很大阵仗,」现在,许志强觉得有生之年,香港不会再有六四晚会了。

早前,民阵指不会申办 2021 年七一游行,18 年来市民走上酷热街头,呼吁不同诉求的惯例,也看似告一段落。

自由参政新世代

人生第三次出狱后,林朗彦从幕后走到台前,做了好几家媒体的访问。他想起不久前,他和黄之锋被押回荔枝角收押所,两人坐在长凳上等待打指模。短暂相聚一小时,黄之锋提到 2021 年是学民思潮成立 10 周年。

「这 10 年我们真的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很多东西都试过了,」林朗彦说。

10 年前,他和黄之锋还是中学生,到处找同学签名、推动校政。「那时空间很开阔,好像有很多 possibilities,」他们创立学运组织「学民思潮」,反对政府推行国民教育,「搞学民不过是超投入、劲热血的课外活动,有点像篮球校队。」

香港人组织参政的历史,从 70 年代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开始,那些足迹埋下了 80 年代民主运动的土壤,撞上香港前途问题的尖峰时刻。1982 年,港英政府引入区议会选举,新一代在港土生土长、出身基层的大学生,怀揣著一套推动民主社会的理想主义,纷纷走上选举舞台。

1986 年,最早的参政组织之一「民协」成立。90 年代起始,政党和组织纷纷冒起,政界经历主权更替,逐渐确立以民主党、民协、公民党、工党等为主的泛民阵营。民主派内部因着时局,时而分裂、时而结盟,也曾爆发世代之争。

2014 年一场雨伞运动后,新世代参政浪潮席卷而来,本土派组织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线吸引了大批年青人的支持。而黄之锋和林朗彦等人在学民思潮解散后,于 2016 年组成政党香港众志(Demosistō)——Demos 即「人民」,Sistō是拉丁文「站起来」的意思,有别于传统泛民政党,他们自张「民主自决」。

2016 年立法会大选,非建制派大胜,70 议席中夺下 30 席,香港立法会 9 楼一度成为民主派和自决派议员的重地,民主党、工党、众志、朱凯廸等相邻办公,大家还在走廊栽培各种植物。

「当时我觉得应该将雨伞运动那种力量,尤其是年轻人的力量,像传统泛民的方式固定下来、发展下去,」林朗彦说,他们试过在地铁站戴哥斯拉头套反对《国歌法》,闯入政府总部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希望突破旧有框条,「我们尝试令到政治不是那么 dull、死气沉沉,我觉得这是 2016 年青年政治所贡献的事情。」

他不怕承认,当年他们想沿袭民主派旧路,把街头抗争力量以组织、政党的形式稳固下来,这个路线「现在回看就是错了,因为政治是动态的」。不同于民主派前人,香港众志似乎永远都不会获得循选举从政的机会——罗冠聪、黄之锋、周庭三人,先后被取消议员或参选资格。2020 年初,众志终宣布放弃「自决」纲领。

2020 年 6 月,港区国安法生效前一天,香港众志解散,罗冠聪 7 月 2 日宣布离港,随后流亡英国。至今,黄之锋因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控「颠覆国家政权」被关押,同时因多宗反修例案件罪成,正在监狱服刑。而周庭因 6.21 包围警总案后被判囚,刚刚于今年 6 月 12 日出狱。尔今,非建制派的政治人物,不论年资、政治光谱,目前至少 23 人罪成,80 名人士遭还柙或保释候审,16 人流亡或离港。

在林朗彦眼中,非建制派年轻人秉持自由思想,去从政参选的机会已经消失,「往后进入体制的,无论建制派、民主派,都一定不存在一种理想主义的参政,一定是一种资源分配或是权力分配的参政。」

林朗彦说,众志的生命很短暂,却尝试证明了新世代可以参与政治、关心公共领域,体现了一种生活中关心政治的可能。他相信,那是新世代自由参政消失后的剩余物,「那种消失是,消失当中有诞生,诞生之中又有新的毁坏、新的毁灭。」

禁书「轮流转」

「几十年来,不分政治立场,反共、挺共,左中右立场的禁书、杂志、报纸都卖。」陈叔(化名)对记者这样说,他经营了两代的报纸档在游客热门地天星码头。报摊上,昔日百家争鸣,如今只见寂寥。包括业已消失的《苹果日报》。

香港人曾经拥有出版、言论自由。如今噤若寒蝉。

从前「禁书」在香港,是蓬勃,能致富的出版事业,也彰显中国边陲地带,最光明磊落的阅读自由、「反动」自由。香港曾是「禁书天堂」,在机场,在游客热门地,楼上书店,或中国游客拖着过关的行李箱,就可能躺着一本又一本中共官场揭秘、权斗或桃色纠纷的八卦书,也有被中国查禁的历史或政评等书。90 年代至 2013 年间,二三十年风光的禁书市道里,成行成市的包括反共政论杂志如《开放》、《争鸣》、《前哨》、《动向》,2012 年高峰期多逾 20 种。

自 2015 年发生铜锣湾书店事件,不少禁书出版商因经济、政治压力结业或者转为网上营运。港区国安法才是致命一击,现在走到楼上书局、报纸摊档或机场,禁书或反共时政杂志已绝迹。港府据国安法于 2020 年 8 月拘捕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21 年 6 月 17 日冻结壹传媒资产。1995 年创刊的《苹果日报》终被迫停办,6 月 24 日刊出最后一份报纸。

香港迎来属于自身的禁书、禁报年代。公共图书馆先后复检 72 本涉嫌违反国安法的书,有图书馆管理员匿名受访说,第一批复检中的书闭架超过一年。因为下架的多不是新书,他认为下指令的高层没有看过内容,只凭作者、书名决定。

在中学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心(化名)说,除跟随公共图书馆下架书单,学校管理层亦指示:「只要有 1% 的怀疑,都会为安全考虑而下架。」

据她说,在约一两百人的「中小学图书馆主任 TG 群组」,普遍做法是将有关雨伞、六四、反修例等图书下架,造成许多所谓「禁书」公共图书馆未下架,中小学却已率先下架。李心强调,下架代表「注销」,即弃之垃圾站,将来的孩子不再知道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我在的学校下架了香港记者协会出版的《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潘小涛《国情》、赵紫阳《改革历程》等。任何一本书下架都很难过,痛苦源于要毁灭自己的真实经验和信仰。」

独立出版社「山道」2020 年 7 月出版收录反修例运动文章《致自由》,六度被印刷厂拒印,曾想过到台湾付印。最后把印刷、订装工序分拆后秘密进行,并删除敏感字句,才能顺利在港出版。负责人 Sam 说,书业四环节,出版、印刷、发行和书店,国安法通过后,业界动荡,四个版块都极脆弱,而印刷一环最易受打压。「印厂旗下员工至少四五十人,被抄家、封铺好危险。听说去年国庆前后,印厂不断被海关、消防或地政巡查,建制中人曾向印厂透露,那段时间千万不要乱印敏感书,会杀鸡儆猴。」印厂名字从此不再出现在版权页。

Sam 说:「愿意承担这类出版的书商越来越少,如果大家一齐企实(坚持立场),大家都较安全,我们继续做,是希望记录这一刻的香港,每把声音都值得尊重和被记录。」

一家人,齐齐整整

一个细路仔,要花好多心血,裁培教导,他才可以自立成人——80 年代,一个政府广告这样宣传家庭教育,四比三的旧电视机里展现了核心家庭的和睦场景。在这临海的亚热带半岛上,香港人口在战后迅速增加,家庭数量自 80 年代约 131 万,倍增至今天的 269 万。经历过战乱和政治运动的大陆人口,在香港遍地黄金的日子中勤力打拼,但求一家人齐齐整整,许是很多老一辈港人的人生目标。

反修例运动爆发后,大搜捕和移民潮拆散了不少香港家庭。警方至今共拘捕 10261 人,2629 人被检控,其中 478 人未满 18 岁,占检控数字近两成。他们身后牵扯著父母、伴侣或兄弟姐妹。大量案件仍在持续审判,最新被判有罪的有 780 人,散落在香港监狱、劳教中心、更生中心和教导所。而一些被捕者的家人已经移民或流亡,未知重聚有期抑或无期。

最近一次生日,50 多岁的岑父和老婆、小儿子和他的女朋友拍了一张合照。他用手机把大儿子的样子拼上合照,但不太懂修饰图边,照片看上去有点突兀。不过,他还是喜孜孜地把合成相片寄给在塘福惩教所服刑的大儿子。

大儿子岑晓麟是第一宗经暴动罪审讯罪成的被告,他今年 27 岁,被控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包围警总并追打一名便衣警,导致警察口中痱滋爆裂。岑最终暴动及普通袭击罪成,被判入狱 4 年。

自此,他的房间就一直空着。岑父本职地盘工程,最近很少开工,忙着弄物资、写信太累了。老婆工作忙碌,他负责煮饭,准备饭菜的时候看到刻上大儿子名字的筷子,吸尘时看到大儿子的拖鞋,「这事每天都会发生,感觉到少了个人在家。」

一些被告家人觉得承受不了,把子女的房门关上,但岑父每天都开着儿子的房门。

岑父出生于 60 年代末的香港,在拮据中长大,88 年拍拖后成婚,两夫妇想象中的家庭生活,就是平平淡淡的生小孩,抚养他们成人后退休,静候两个儿子成家立室。

岑父确是没想过,「自警察冲入家门那一刻全都变了。」儿子被带离被告席后,岑家相拥而哭的画面,已经是大半年前的事。岑妈每天看着家里日历倒数:又过了一天,又过了一个月。现在,许多被告仍然徘徊在各级法院。岑母身边有几个朋友的亲人被捕,其中一个儿子入狱后,只得两夫妻在家,「也多跟她聊天吧,问她儿子在里面的生活怎样。」

岑父认识了一个入狱年轻人的嫲嫲,「他想看书,但嫲嫲又不懂得订书,我便帮忙。老人家山长水远跑到塘福也很辛苦,他爸爸却还是不理他。」岑父觉得,「这一万多个的家庭,根本修补不到啊。修补不到。」

香港打工仔要享受天伦乐不容易,以前儿子出外打工,一家人吃饭很少齐人。大儿子长大后话不多,岑父常觉得不明白他在想什么,岑母有时会借口说去油麻地买水果,偷偷看大儿子在果栏工作如何。横亘眼前的这场灾难,反而使一些家庭更紧密了。

「我现在写信给他也说,你有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件事上,唯一得到的就是和他关系变好。」岑父说。

去年,小儿子带了只流浪猫回家。白猫怕人,常窝在大儿子床上睡觉。「猫来了便要照顾它,也不会把它当阿仔那样,只是在家里有东西在活动……」岑母若有所思,岑父接话,「家里就没那么静。」等大儿子出来,便能正式见见这家庭新成员了。

好玩的通识科

2021 年 4 月,锺子莹(化名)翻开香港 DSE 的通识科试卷,发现没有一道政治相关的题目。早前上堂,老师说通识科中的法治问题,该是不会再考了。她不太惊讶,一向成绩不错的她只是觉得「考试变得显浅」,不再需要她花时间去思辩复杂的问题。

自今年 9 月新学年起,通识科将易名并调整内容,再待两届学子通过 DSE 通识科考试后,这个科目将正式走入历史。

最初,董建华是通识科必修必考的推手。千禧之年,时任特首的他想改革教育,培养学生「乐于学习、善于沟通、勇于承担、敢于创新」。通识科早于 1992 年已经开设,本为高中生选修科,经过一轮研究咨询,教育统筹委员会下的工作小组建议将之纳入新学制「3+3+4」(「3+3+4」学制于 2009 年推行,即 3 年初中、3 年高中、4 年大学本科,取代原本 3 年初中、2 年高中、2 年预科、3 年大学本科的安排。新学制中,学生高中时除修读中、英、数及通识,须选修 2 或 3 个科目才能考大学。)下的必修必考科目,获政府采纳。

2012 年,DSE(「文凭试」全名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又称 DSE,取代旧学制里中五和中七的两次公开试。香港高中生以文凭试成绩,即可通过「大学联合招生办法」(JUPAS)入读各大学或大专院校的课程。)首年开考,通识科成为高中生考大学的必经关卡。时任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任内报告,指通识科「能帮助学生成为独立思考的终身学习者」。

不过,新设的通识科最初使老师大感头痛,社会上亦有质疑声音。教协 2015 年调查显示,通识科连续 6 年被教师选为最感困难的项目,困难包括难以照顾学生差异、随着时事更新教材的庞大工作量等等。

政府与学校之间反复拉锯下,教育界最终翻过这一页,逐渐争取到国际间对新学制的认证和信心。然而,不过 6 年光景,一切改头换面。2012 年反国教运动、2014 年雨伞运动后,建制阵营将矛头指向教育,并称通识科使学生变得激进。

2020 年 9 月﹐大考前夕,锺子莹在最后一堂通识课上学习「法治」。老师拿出学校设计的笔记,详列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如何看法治的定义。当中,有人认为守法是法治,也有前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所提出的「法治四层次」,最高层次是「以法达义」。

「有人觉得(人大)释法是符合法治,有人觉得释法是破坏(法治),我和同学便会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不同的看法,就是因为对法治定义不同。」她喜欢通识科紧贴时事的特点,觉得这种不断更新知识的过程很好玩,「我也学到很多中国的东西。因为我们要看很多资料,什么精准扶贫、气候问题,真的是看了才会深入了解。」

反修例运动爆发后,董建华说,通识教育「直情失败了」。现任特首林郑月娥说,教育不可以成为「无掩鸡笼」。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说,教育领域需要正本清源。教育局始大幅整顿通识科,通识课本以往不用送审,局方于 2019 年推出「专业咨询服务」,多间出版社「自愿送审」;有经审视的新版书介绍法治时删改「三权分立」内容,部分书的公民抗命、六四事件篇幅亦被删减。

2021 年,政府宣布通识科自今年 9 月新学年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须教国家成就、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等内容,教育局指教师不应引导学生探究议题时「囿于正反二元对立」,这一科的评分,往后也只分达标不达标。

「往后评分改成只评达标、不达标,那么我纯粹循规蹈矩做好每一件事,合格便可以了。」锺子莹觉得,这改革不鼓励学生思考。原本的通识科分成不同单元,包括 Hong Kong Today(今日香港)和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她说最近班上同学打趣说,以后不用分了,因为「Hong Kong Today 跟 Modern China 都是一样的。」

锺子莹说,她的很多同学已随家人移民英国或加拿大,而她也正准备到外国升学。

噪音在街道

街头合唱作为抗议快闪,游行集会场合的行为艺术、舞蹈、诵诗与歌声,巷头巷尾涂鸦……香港确曾被称为「抗议之都」,抗争艺术出现于生活空间,也是这城绝不陌生的「风景」。

这「风景」不仅日常遇到,也是新闻谈资。早期大规模见到是 2005 年世贸部长级会议在港举行,来港示威的韩农,用上苦行、传统舞蹈、街头音乐,跟彼时重视游行秩序感的香港「模范生」大相径庭。其后天星、皇后码头保育、反高铁,都有艺术人在场默站、读诗、击鼓歌唱……「这一代人六四」行动自 2009 年起每个 6 月 3 日晚上,行为艺术家聚于铜锣湾东角道,以身体表达对六四的思考。那些年,时代广场外、汇丰总行下,都可见这些街道艺术形影。2012 年,一班独立音乐人抗衡「起动九龙东」,以机动性高的游击 Show 于窄巷和天桥底快闪演出。

其实也有本土脉络,早自 7、80 年代「民众剧社」、「黑鸟」等团体的探索,90 年代成立的社运组织「自治八楼」也强调都市文化行动,成为香港许多后世文艺抗争青年的最初启蒙。

及至雨伞运动,特别是反修例街头,思想、自由、艺术与民众的歌声和巧思一起流动。城市天桥底、灯柱、马路和隧道墙身都像长了喉咙,再变成如今被漆过的光滑——城市张大喉咙,却无声发出。

「乱入」街景的还有九龙皇帝曾灶财,人称「香港街头涂鸦始祖」,于街涂鸦五十载,墨宝被博物馆收藏保育。惟 2021 年 3 月 24 日,观塘绕道天桥桥墩上,九龙皇帝墨宝得到「抗争文宣」同等待遇:被人用红漆打上交叉。香港涂鸦第一人 MC 仁曾说:「涂鸦反映自由世界的容忍程度。」此事横跨两段时空的香港,见证对公共空间任何形式、任何带示威嫌疑的表达,一种后运动年代神经质式的驱逐,和拭除。

2020 年开始,街道尤为「凶险」。限聚令为表,国安法为里,各种身体现场、城市流动的奇观及自由表达被深度限制,艺术家、音乐人、社运青年和市民在街头拓展过的自由疆界几近没落。

5 月 21 日街头表演者 OliverMa 被警方以「扰乱公众秩序」名义拘捕。吉他、音箱、咪架(麦克风架)全数没收。其后被票控于公众地方没有戴口罩,罚款 3500 港元。国安法实施后,Oliver 便预感警察以不同罪名针对他,因他是在抗争现场唱《愿荣光归香港》的 Busker 之一。

2021 年,黄国才的街头艺术表演也到了第十年,「来到一个时代的终结。因为我不会再做了」。他说,2021 年世界更恶,更腐败,也是(艺术)转化的时候。国安法出炉翌日,他曾装扮成血拼购物的土豪游客,想测试国安法红线。街道不再如同往日,那天他差点中胡椒弹枪。「连在街上行路的自由也被取缔,法律赋予集会、游行、言论、艺术表达自由的权利都失去了。」

「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做创作,要找律师傍身。」上年六四前夕,行为艺术家三木预早找了律师,做好出事的准备,今年六四也做了最坏打算。他曾在 2002、2007 年去北京做关于六四的作品,国安上门盘问,甚至翌晨站在他床边,最后幸全身而退。「现在香港和大陆没分别。尽量做该做的事,与其说基于艺术,不如说基于信念。」

2021 年香港,成了行为艺术家预感被收监之地。

饭台,大台与歌神

「以宗教方式把香港人的家庭情感牢牢栓在一起。」导演林奕华说的,可是谁呢?

还不就是 1967 年开台的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 TVB 或无线,首家在香港引入免费无线广播电视,乘 70 年代经济起飞,旋即满足大众娱乐消费欲望。学者马杰伟曾指,当年的香港人没有一个稳定的文化取向,电视媒介高速成长,马上成为孕育文化认同和社会取向的摇篮。70 至 80 年代初,黄金档剧集吸引观众人数占当时总人口半数还多。最受欢迎的《欢乐今宵》,令坊间几将无线等同于电视本身;多出剧集收视率也屡见新高。

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吗?那些年,香港人放工赶回家追剧,食肆和街道变得水静河飞,电视成为佐餐的最好味酱汁。90 年代初,黄金档收视率稳占 7 成。盈利丰厚,创作资源和条件,变相也为电影行业培训人才,带动音乐唱片行业和粤语流行音乐。

曾经,TVB 几乎是每个香港家庭的第一台。而今却形象大变,成为港人心中反智、保守和「事事旦旦」(随随便便)的「官媒」代表。即使家中长辈或惯性按 TVB,下一世代也早分道扬镳,各有各屏幕,建构相迥的文化认同。

经年流水作业,保守思想,公司势力山头林立及自保,固是这衰落的死结;最近的《开心大综艺》更炒《欢乐今宵》冷饭,饱受网民揶揄。

90 后 Alvin(化名)在 TVB 任制作助理及导演三年多,见证大台最致命的没落:2019 年运动,TVB 选择性报道和抹黑示威者,引起社会反弹与杯葛。社运前后,超过半年没有广告收入,亦被不少人罢看。国安法后,Alvin 有感创作自由再收紧,开始要剪辑国安法宣传片,「好早 TVB 已决定面向中国大陆、东南亚,因市场早已不在香港。」

TVB 非执行董事黎瑞刚表示,计划在大湾区开设新的制作中心,发展成为立足香港的国际华人电视台。

定位不再是香港人的电视台,只会在下一代人的生活经验中渐渐消失。

与 TVB 走在同一条没落于本土之路上的,还有一代歌神陈奕迅。巧合是,他在 TVB 举办新秀歌唱大赛夺冠入行。1982 年第一届新秀冠军是梅艳芳,与后来的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等作为 7、80 年代偶像明星,跨界前卫多元,踏上红馆像一场场巨星试炼洗礼。及至 90 年代四大天王天后风靡,乐队组合达明一派、Beyond 等平分春色。若以黄霑定义 1974 年为粤语流行歌划时代起点,30 年间香港输出的 Canto-Pop,红遍华人社群,滋养几代香港人。

至 97 年后,香港唱片工业滑入下坡路,偶像队伍「青黄不接」,商业化主导、情歌泛滥、歌星品牌化等困境毕现。行业日渐萎靡之时,Eason 红遍 20 年。他的音乐占据一代港人听粤语流行歌的记忆,「歌神」称号是自 70 年代许冠杰、90 年代张学友那里接下的。但要北上揾食(混饭吃)——那综艺、流量、抖音之地,陪伴港人成长的多少位明星,早早在那相见欢?

转眼 2021 年,似是香港流行乐坛模式一个不美丽的尾注:陈奕迅发表声明,「坚决抵制任何污名化中国的行为」,单方面终止与反对新彊棉的品牌 Adidas 合作,歌迷粉丝轩然大波,舆论反扑。

曾越爱,也越恨,偶像陨殁,饭台新例,呜呼哀哉。

咩都笑一餐

咩都笑一餐,「无厘头」传统,做人最紧要开心,一度是港式文化的精髓。从最初的 50 年代开始,莫康时的《摆错迷魂阵》记述当年新移民来港的影响,60 年代秦剑的《难兄难弟》笑贫穷,笑是发泄,笑是逃避,笑也可能是一种逼于无奈的反应。

朱石麟执导的《误佳期》讲述一对情人在房租昂贵、劳工欠保障和地主拆屋的压力下延误婚期。70 年代打工仔笑骂现实,「半斤八两,做到只积咁嘅样……」喜剧艺人许氏三兄弟的电影《半斤八两》,主题曲唱得街知巷闻。

事隔多年,这些故事听来仍然熟悉,人们还能笑得出吗?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讲师罗玉华在书中写道,香港是笑话之都实不为过,「但奇怪吊诡的是,据闻香港人都不爱笑。」荒诞与笑声,本是一体两面。

踏入过渡期,香港人眼见中英谈判、六四镇压,有种集体情绪正在蕴酿,并找到宣泄的出口——黄子华在 92 年栋笃笑《跟住去边度》讲港人的焦虑,一语道破「97 即是把我们这些只是挂住跑马,将做中国人当是业余嗜好的人,一到了 97,做中国人变了全职职业」;而周星驰电影更爆发异常光彩,个个观众急欲解读,自我治疗。

影评人朗天曾说,「97 之前周星驰的戏是很 work 的,因为我们有一个限期,有一个创伤。」

传媒人曾志豪当年还是中学生,也曾经在戏院里跟其他市民一同大笑,「周星驰早期拍《整蛊专家》,主角吃诚实豆沙包,说李鹏是最伟大的领袖,(后来揭示吃错谎言豆沙包)很直白。《国产凌凌漆》炉火纯青,主角发现(本为同伴的中国特工)袁咏仪是射伤他的人,说打打杀杀唔好烦我,带上咸带(色情影碟)就走了。」

2021 年,43 岁的曾志豪才意会到那意兴䦨珊,「政治很复杂,身边的人害你又帮你,这么烦扰,不如专注自己的需要和感受。」

香港电台停播《头条新闻》后(2020 年 2 月,《头条新闻》播出讽刺警方的情节,收到大量投诉,通讯事务局一度警告香港电台。后来港台宣布暂停制作节目,同年 6 月 19 日播出目前最后一集。),曾志豪早就预计,他很快不能主持另一个港台节目《疯 Show 快活人》。不出所料,2021 年 6 月下旬,他录完节目后被立即解雇。

过去 30 年,《头条新闻》成为香港电视史上一个受市民爱戴的政论节目,无论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抑或时任港澳办主任鲁平,都可以成为节目中点评或讽刺的对象。曾志豪 2007 年加入节目,与吴志森一唱一和,扮演「小豪子」与「太后」,讽刺时弊。他觉得,「政制有局限,讲出嚟、出啖气,市民有个出路。」

一如黄子华所言,笑话的创作本质,「说到底关乎每个人最大的关怀是什么。」

不管时局如何,讽刺和幽默像是《国王的新衣》中小朋友的话,引发普通人笑得够响够亮,足够刺耳。「小朋友指出国王没穿衣服后,很多人转軚(反过来)笑国王。一个豆丁笑你没著衫,令其他人大胆了,政权不想。」曾志豪说。

「香港以前好玩得,乜都讲得。我们的社会明显没了那种自信,」他说,「童话有大团圆结局,但国王嬲猪(生气)就是悲剧。」

桥上风景

香港最早期建造行人天桥,是为了方便人依山而走,横渡溪流。

1963 年,湾仔礼顿道正式兴建了最早的行人天桥。80 年代,人口随着经济飞腾而逐渐稠密,政府把桥组合行人道路网。全港今天有 990 条行人天桥。

起初,桥只是过路处,后来成为市民聚首和宣示想法的场所。雨伞运动时,桥上拉起了「我要真普选」的横额。反修例运动爆发时,市民包围立法会,他们在中信天桥上俯瞰夏悫道的情势,向人们抛出雨伞抵御催泪烟雾。各区各处,市民占据大街,也聚集于天桥,有的示威者抛掷杂物堵路,防暴警察开始上桥扫荡。

在上水天桥,一个少年为了躲避追捕,半个身跳出桥外,险些坠落。

自此天桥不再一样,穿过红磡隧道,湾仔告士打道,金钟夏悫道,一直到西环的干诺道西,60 多条空中走道的两旁都安上了铁栏围网。港铁亦在其路轨范围内的 36 条行人天桥,加高围网。路政署回复端传媒,自 2019 年底,因公众安全理由在天桥加设临时围网,防止有人向主要干道抛掷杂物,影响行人和行车安全;这个安排是「政府的集体决定」。

人们很少再于天桥上停留,不论是为了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夜里,读诗人吕永佳的《天桥上看风景》,悄然回到无人的铜锣湾。

深夜的时候,热风依旧吹过马路
红灯不再是红灯,电车路上再无电车
崇光百货不再是崇光百货
广场上的大钟无人再看
深夜的时候,它们已经失语
时间仿佛被拉长了
街道仿佛懂得成长
我们找回自己的脸和眼睛
在深夜悄悄滑下
走上骆克道、波斯富街
在那还亮的天桥上,躲雨、安静地等待
点烟,些微寂寞
而我们,突然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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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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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所有火中取栗、蹈火赴汤和洞若观火的报道,都是易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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