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印度富士康小镇:「印度制造」野心下的年轻人

电子厂商正在印度寻找移植「东亚模式」的土壤:经济特区、基础设施、劳务中介、集体宿舍,以及最重要的——阻止工会

每天下午两点,斯里佩鲁姆布杜尔镇(Sriperumbudur)的主干道都会被几百辆白色巴士占领。这个地处清奈(Chennai)到班加罗尔高速上的小镇,平时路上跑的都是满载货物的大卡车。但在工厂换班的时段,是大巴车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送进工厂。

斯里佩鲁姆布杜尔是莫迪政府「印度制造」计划中的明星小镇。来自台湾的电子制造商富士康落脚在此,并打算在这里为全世界生产苹果手机。在中美博弈的风暴中,富士康是拉动印度制造业的一张名片,也是吸引无数年轻人背井离乡的谋生机会,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年轻女性——在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 20% 的印度,富士康的「女工工厂」曾登上头条。

寻找富士康女孩似乎并不困难,小镇周日的集市上,三三两两的年轻女孩结伴而行,随便询问一下,十有八九都在附近的工厂工作;但实际上也不容易,女孩们大多面露难色,简单交谈后就匆匆离去。在上下班的换班间隙,她们被大巴从工厂直接送往四五十公里外的宿舍,大半张脸被统一发放的一次性口罩遮住,只露出一双双眼睛。

在富士康工厂外遇到卡莱(化名)的时候,她还没有正式入职,一行九个女孩来做 Covid-19 核酸检测,我才有机会和她搭上了话。她有点犹豫,但最终还是答应和我聊聊。

和其他女孩相比,22 岁的卡莱已经算是「高龄女工」。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中介们最喜欢的是高中或者工业培训学院(相当于中国的技校)毕业的女孩,她们在 18 到 20 岁之间,比起同龄的男孩更勤勉细心,也更好管理。

卡莱花了四年时间拿到了工程学位。她的家乡在 200 公里外的韦南杜村(Vannathur),地处国家级落后区古德洛尔县,在村里,女孩们往往一满 18 岁就会出嫁。卡莱本来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拿到工程学位,意味着她或许能在清奈或者班加罗尔工作,将婚期推迟个四五年。但她没想到,毕业这年赶上 Covid-19,就业市场很不景气,她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村里很多人都去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工作,我想或许我也有机会。」她说。

从一个朋友那听到招聘的消息后,卡莱和其他六个女孩结伴来到了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她们进了富士康的印度子公司 Rising Star 做流水线组装工,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是 10500 卢比(约合 1059 港币)。对于工程学院毕业的卡莱来说,这份工作收入微薄,但她没有选择。

「有总比没有好。」她说,她怕自己不符合招工要求,只出示了自己的高中毕业证,并未提及自己的工程学位。

为了省钱,卡莱没有选择住在富士康统一提供的宿舍里,住宿舍每个月要扣 1500 卢比,她和其他四个女孩在 30 公里外的村子租了一间房子,均摊下来,每人一个月只要出 700 卢比。五个女孩共享一间不到 40 平米的一居室,带一个小厨房,厕所是公用的。

上早班时,她们不到五点就要出发,坐快一个小时的大巴去工厂。公司在 40 公里的范围内提供班车,每月只扣 200 卢比(约合 21 港币),还提供一日两餐,卡莱盘算着,自己每个月留 2500 卢比就够用,剩下的 8000 卢比都寄给父母。

从农田到工厂

富士康的印度故事起源于诺基亚。

2004 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宣布在印度建厂,多个邦政府都向其伸出了橄榄枝。

2004 年之前,所有在印度销售的诺基亚手机都从中国大陆进口,在诺基亚东莞工厂和富士康深圳工厂生产。时任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塔米尔纳度邦)领袖,当地人口中传奇的「妈妈」贾亚拉利塔(J. Jayalalithaa)看到新闻后下令引进工厂。泰米尔纳德的官员在两天之内就见到了诺基亚高管,考虑到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离清奈国际机场只有 30 公里,出口非常方便,诺基亚选择了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经济特区。工厂在 2006 年投产,其主板供应商富士康的工厂也在同年落成。

诺基亚和富士康的到来,为附近的年轻人创造了上万个工作岗位,让他们走出农田,跳上大巴车进入工厂流水线。

今年 32 岁的埃兰戈(Elango)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家在 70 公里之外的瓦拉贾贝德镇,父亲靠种地养活了一家人。2008 年,19 岁的埃兰戈进入了富士康做流水线组装工,每月的工资是 7500 卢比。相比之前工作的另一家诺基亚供应商,富士康的规模更大,为员工提供班车和食堂,他起初很满意。

在鼎盛时期,诺基亚、富士康和其他供应商雇佣了近五万名工人,工厂在清奈 - 班加罗尔高速上依次排开,24 小时持续运转。工厂的巴士穿梭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和周围小镇的大街小巷,新闻里播放着食堂和托儿所的画面,「在诺基亚工作」是邻里间炫耀的谈资。2007 年 8 月,时任国大党总理曼莫汉・辛格和党领袖索尼亚・甘地曾到访诺基亚,在工厂里参观了三个小时。

「诺基亚出现之后,周围村里的年轻人都开始学习电子专业,希望能进入工厂工作。」在富士康工作了五年的奥尔苏(Arasu,化名)告诉我。

但诺基亚和工人之间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2012 年开始,单调乏味的工作、培训期的争议以及工资纠纷,多次引发了工人罢工。随后,诺基亚与泰米尔纳德邦政府的钜额债务纠纷让它的处境雪上加霜。2014 年 4 月,已经被微软收购的诺基亚宣布对员工提供「自愿退休计划」,有五千多人拿到了 30 到 50 万卢比的补偿,工厂于当年的 11 月停工。

富士康也关闭了它的两个工厂。埃兰戈失业了,作为一名外聘合同工,他不能拿到任何补偿。在富士康工作的六年里,他的工资只涨了 2000 卢比。工厂停产后,短期的劳动力过剩让埃兰戈很难找到工作,2015 年,富士康在安德拉邦的工厂开业,重新雇佣了 2000 多名前工人,但埃兰戈在六年里都没能从组装工升级到技工,没能搭上这班车。「后来我在汽车和太阳能工厂干过,工资最高时也只有每个月 1.2 万卢比。」他说。

受疫情影响,埃兰戈失业了,现在在村里帮父亲种地。从去年七月开始,他就一直在到处找工作,至今颗粒无收。他把自己的号码留在了脸书上富士康劳务中介的招聘页面,期待有一天能接到电话。但他也知道市场供过于求,工厂都希望找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自己希望渺茫。在中介的脸书主页,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像埃兰戈一样留下了自己的号码。

诺基亚的退场,并没有阻挡其他的手机厂商落地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相反,正是诺基亚和富士康等供应商培育了电子制造的产业生态。2017 年,富士康的工厂重新投产,并投资 30 亿卢比进行扩张,称将在三年内创造三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当年因诺基亚倒闭而失业的工人数量。这一次,富士康成为了主角,一波又一波年轻人继续向斯里佩鲁姆布杜尔涌来。

卡莱的父母也以务农为生。家里有 1.5 英亩的田地,种些芝麻、扁豆和玉米。和印度数以亿计的小农一样,田里并没有灌溉系统,全靠季风带来的雨水赏饭吃。气候变化让雨水越来越捉摸不定,一旦雨水少了或晚了,收成就明显受到影响,有时连种地成本都收不回。在上一个冬收季,芝麻就因为少雨而歉收赔了钱。

「现在务农就是赔钱的行当,所以我用自己的收入补贴家用。」卡莱说,她急着找工作就是为了支持父母,也给自己挣点嫁妆。她知道自己已经逼近晚婚线,并没有在工厂里长远干下去的打算,更没考虑过职业发展。

从刺绣小镇到电子重镇

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邦,也是国内生产总值第二高的邦。在首府清奈获得「亚州底特律」的美称之前,泰米尔的轻工纺织业就已经闻名世界。斯里佩鲁姆布杜尔也是泰米尔纳德邦工业发展的缩影,曾经,这里的人们靠种田和手工刺绣为生,最出名的历史事件是 1991 年 5 月 21 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这里被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暗杀者刺杀身亡。

21 世纪开篇,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它摇身一变成为了印度的汽车和电子制造重镇,工厂和外地工人的到来,也改变了本地的经济生态。

桑谷村(Sunguvarchatram)距离富士康所在的工业园只有 10 分钟路程,过去的二十年里,它从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小镇。街道两边商店林立、餐馆众多,很多民居都作为旅馆和宿舍向外出租,路边停满了摩托车。普拉卡兰(Prabhakaran)在路边开了一个小超市,在过去的五年里,他的顾客大多数都是附近工厂的工人。

他告诉我,传统上,周围的村民都以手工刺绣为生,刺绣工艺品远销欧洲。但后来,刺绣机器出现了,一台机器可以代替 20 个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作都被机器取代。此后,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大家都去了工厂工作。本地人也将房子租给附近的工人,一个人一个月收 2000 到 2500 卢比的房租。

巴瓦尼(S Bhavani)也在工厂附近做生意。七年前,丈夫出车祸陷入昏迷,她只得出来谋生供两个儿子读书。她在工业区门口的高速路边搭了一个简易的亭子,为工厂的员工和过路的司机提供茶点、午餐。

「村里没有人想要种地了,工厂就在附近,报酬比农业好。」巴瓦尼说,周围有很多村民在工厂做后勤工作,休息间隙会来喝茶。大多数流水线上的工人都会去食堂,但偶尔也会有人光顾。如果哪天工厂放假或者停工,她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

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关于工厂生活,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是无技能的,在工厂里「像驴子一样干活」,他们在流水线上快速流转,两三年就换一拨,只有极少数会拥有升迁机会,在工厂里长久地做下去。还有一点,流水线工人很少有本地人。

在富士康,流水线的工人大多来自周围的县镇,甚至临近的安德拉邦,只雇佣本地人做保洁、保安等后勤工作,「外地的工人住在 40 公里外的集体宿舍里,好管理、不会制造麻烦,还拉动地方消费。」出生在附近村子的奥尔苏说,村子周围本来很荒凉,没有多少人,工厂来了之后,很多村民都做起了生意,也有不少年轻人在附近买了地。

另外,流水线上有至少 60% 是像卡莱那样的年轻女孩。女孩们往往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在短短几年的就业年限里,她们挣钱补贴家里、供兄弟读书,也为自己的婚姻做准备。

「公司不需要招聘工程毕业生,只需要低级的技工,高中毕业足够了。」他说,流水线工人一般都是通过第三方招聘的合同工,只有技工和工程师等更高的级别,工厂才会直接雇佣,「(组装工人)不会知道自己真正的雇主是谁」。

在狭窄的晋升通道里,奥尔苏是少数的成功者。在 2015 年加入富士康之前,他也做了十年的合同工。他为戴尔、纬创等公司的供应商工作过,直到加入富士康才晋升为工程师,不仅定期可以获得加薪和晋升,还可以拿到公司直聘的员工福利。2019 年,他还曾被公司派去武汉的富士康进修。

「我是村里唯一的富士康工程师」,他说。

这与诺基亚时代的富士康并无差别。一项由 Finnwatch 等劳工权益组织 2011 年发布的报告里指出,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工厂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了滥用合同工、实习工、培训工等非正规就业形式,以及未给雇员提供应有的保障和晋升。十年后,竞争更加激烈,拥有工程学位的毕业生排队等一份组装工的工作,也依然有附近工业学院的巴士驶近富士康。

甚至,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也被其他工厂借鉴。奥尔苏告诉我,最先只有富士康为工人提供集体宿舍,后来,伟创力等工厂也学习了这种模式。

从印度到世界?

严苛的劳动法,向来被外资尤其是东亚企业视为印度发展制造业的最大瓶颈。

在印度见过的几乎所有从事制造业的华人,都曾或明或暗地表示过一样的想法:制造业的利润来自于高效、密集的劳动,就像深圳富士康那样的「血汗工厂」。

虽然印度的劳动法在执法层面并不严格,劳工权益保护长期受到批评,但对于外资来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阻碍。在印度国内,推动劳动法改革以吸引外资的呼声一直很高,却一直未能有实质进展。但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这样的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劳动法实际上被放宽,以吸引外资、拉动经济、创造就业。

早在 1965 年,印度政府为推动印度制造和出口,就设立了「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它就是经济特区的前身。进入 21 世纪,印度宣布设立经济特区,进一步简化制造业的管制和进出口流程,提供中央和邦政府的「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在经济特区,外资可以享受慷慨的免税额,无需遵守最低出口销售额,甚至有 75% 的面积可用于非出口目的。

经济特区最常被提及的合法性在于「创造就业」。但根据 Finnwatch 等组织的报告,很多企业在进驻经济特区时,甚至并未承诺投资额和岗位数量,在当年泰米尔纳德邦的 18 个经济特区中,实际创造的就业数量只是承诺的 42%。

但这并不影响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享受免税特权和法律豁免。根据 2003 年的《泰米尔纳德邦经济特区政策》,在简化审批申报、减少劳动稽查的同时,它还创造了一些新概念,比如「自我认证」、「弹性工作时间」、「女工夜班」等,来为外资冲破劳动法的阻碍。在这样的制度下,工厂可以向特区专员自证其法律遵守情况,而无需接受劳动稽查或法院审查。

另外,所有经济特区单位还被认为是「公共事业服务」,从而限制了工人的权利,比如在调解程序期间不能罢工,而且在发起罢工前必须提前六周通知,在收到罢工通知后才可以罢工。

Finnwatch 等组织的报告认为,这种量身定做的「简化劳动法」,让经济特区的工厂合法地违反《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等最基本的劳工权益保护条款。

在「印度制造」的话语中,重要的是「富士康」,而不是「工人」。2014 年,富士康的工厂受诺基亚影响关闭后,印度中央政府就立即与郭台铭展开了密集沟通,印度各邦也纷纷伸出橄榄枝,展开了一场富士康争夺战。

据《商业标准报》报导,2015 年 4 月,时任印度电子和通讯技术部部长夏尔马(Ram Sewak Sharma)就带队会见了郭台铭,邀请他再度落地印度,六个小时的长谈中,郭台铭表示了担忧,涉及基础设施、政策以及此前与工会打交道的经验,但最终接受了印方的邀请,在当年 7 月到访了印度,并在 8 月再次来到印度,与一年前提出「印度制造」计划的新任总理莫迪会面。

这次会面后,郭台铭与莫迪「达成了协议」。很快,他宣布富士康将在 2020 年之前在印度建立 10 到 12 家工厂,雇用 100 万名工人,并与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签订了投资 5 亿美元的备忘录。

迄今为止,郭台铭的承诺还远未兑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设厂的计划也在最近宣布作废。目前,富士康在印度有两处生产基地,据彭博社 2019 年 8 月的报导,安德拉邦斯里城(Sri City, Andhra Pradesh)的工厂有约 1.5 万名工人,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工厂的规模也与之相当,且未来还将继续扩大——政府备忘录显示,富士康在这里又拿下了 30.83 英亩的土地,计划为 1.95 万工人建造宿舍。据路透社报导,未来三年富士康还将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的工厂投资 10 亿美元。

郭台铭六年前向印度政府表达的担忧得到了回应。除了政策优惠,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也正在逐步改善。安德拉邦斯里城的官网网站上设置了中文,在基础设施栏目中,详细承诺了公路、24 小时不间断的稳定电力、24 小时饮用水和地下污水网。在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的工业园对面,有一片密密麻麻的输电塔,为园区提供电力。

另外,富士康内部的工会也不复存在。奥尔苏对我说,基本上就是因为工会的存在,诺基亚才土崩瓦解,所以现在电子手机厂内部都不设工会。为了防止内部结盟,工厂管理层也是多元混搭,有北印度人、南印度人、中国人,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派来的经理。

截至 2019 年 7 月,印度有 232 个已投入使用的经济特区,其中泰米尔纳德邦就有 40 个,居各邦之首。在 2018 年,经济特区共吸引了 693 亿美元的外资,是 2006 年所吸引外资额度的 117 倍。这 232 个经济特区,和它吸纳的一波又一波年轻劳动力,是印度在中美关系变化和全球制造业产业链转移的浪潮中,实现制造业转型最重要的筹码。

见到卡莱的那天,她和其他女孩穿着花花绿绿的纱丽克米兹长衫,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女孩们大多瘦小纤弱,长长的披肩从胸前绕到双肩,几乎快要拖到地上,从路边落满了灰尘的树叶上扫过。她们脚上的脚链叮当作响,依次走进了高耸的工厂大门。

在那扇门后,她们都要穿上统一的白色防尘服,把长长的黑发包进防尘帽,车间里只有机器的嗡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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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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