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坚持悼念六四?

当六四维园悼念被围困堵截,海外的烛光反而预计更加炽热,不少人今年首次参与六四集会

44 岁的香港市民陈嘉言(化名)决定仍然要去维园,她一身黑衣,身上带着 32 支蜡烛。往年今日,她早已在维园中参加烛光晚会,今年她只能和朋友流离,因为警察封路,用橙带把整个维园包围,陈嘉言不停绕路去靠近维园,同时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点燃蜡烛。

6 月 4 日的香港,以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被捕的新闻来展开。消息在清晨传遍香港,但似乎并不令人特别意外。午后,香港警方宣布封锁维园 6 个足球场、篮球场和中央草坪,这是全港第二大的公园,配备橙色封锁线、手铐、警告旗帜的军装警察占领了公园。倘若市民绕着维园走一圈,每隔十几米都能撞见一队警察,打量路过的人。入夜,连香港中文大学都被封锁了,2、30 名警察站在中大校园入口的民主女神像前,只容许中大师生进出。

夜晚 7 时半,距离往年悼念集会只余半小时。往年此刻已涌入黑压压人潮的维园,今年却空荡荡的。明亮的球场上,是十几名警察。邻近悼念时间 8 时,零星的烛光在维园亮起。有人大喊了一声,「香港人,加油。」7 时 55 分,警方打开广播,拉开黄旗,显示市民可能违法,称在维园聚集的人们正参与非法集会。警方拉起橙带防线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市民于铜锣湾百德新街点起烛光,在场警方即举起黄旗警告。不少市民期待在维园出现的灯海,在维园外、街头和教堂亮起。

距离八九春夏之交,过去 32 年,香港维园烛光,长燃 31 年,直到 2021 年,或成绝唱。今年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也是香港警方连续第二年禁止悼念六四合法集会。去年,面对警方禁令,大量市民依然自发前往维园,部分民主派人士也到场,烛光、灯海、歌声和口号声回荡维园,然而来到 2021 年,政治空间大幅收紧。

2021 年 6 月 4 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支联会早前申请在维园举办六四悼念集会遭警方反对,警方今天调动 7000 警力在全港高调戒备。

六四三十二周年前夕,官方严阵以待,不同建制声音首次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涉嫌违反国安法,组织或遭取缔,各种悼念空间、方式同时被堵截。先是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多年举办六四集会的支联会申请的集会。在六四纪念馆,支联会设置献花处,希望让无法参与合法集会市民,前往哀悼。然而 6 月 1 日,食环署上门执法,指馆方未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为由,六四纪念馆宣布关停。集会被禁止后,支联会表示不会以组织名义前往维园。不过,副主席邹幸彤宣布将以个人名义「在六四当日去守 32 年来的约定」,4 日早上,警方以「涉宣传未经批准集结」拘捕邹幸彤。

尽管气氛高度紧张,不少市民仍然用不同方式悼念六四。天主教正委会于七间教堂举行弥撒,多间爆满,有人驻足堂外,燃起烛光。此外,考虑到被捕等风险,一些市民选择和朋友一起聚在家中悼念。今年,也有不少市民提前悼念,在 6 月 3 日晚来到维园点烛光,当日数名艺术家在铜锣湾街道以行为艺术表达哀悸。

而当香港烛光微弱,海外的六四烛光,今年反而更加炽热。有别以往的稀落,今年英国有多个组织举办悼念活动,这些组织之间各自协调好时间,让不同的悼念活动横跨伦敦时间的 6 月 4 日 5 时至晚上 10 时。

等到香港已夜深,但比香港慢七小时的伦敦,烛光才刚亮起。今年的参加者明显多了香港年轻人面孔,大家点起烛光,照耀整条街道。

悼念活动遍地开花,打头阵有人权组织 Now! 在当地时间 5 点开始的悼念活动,人数较少,有 10 多人出席,包括有白俄罗斯的示威者,以及数名港人。而由英国好邻舍教会主办的悼念活动位于伦敦李城坊(Leicester Square),出现过百黑衣人海,参加者有年轻人,亦有一家大细来到现场。发言人陈凯兴带领参加者祈祷,并呼吁港人来英国要敢言。英国好邻舍教会是由流亡伦敦的香港「好邻舍北区教会」前传道堂主任陈凯兴及其他教友在英国创办的。

其后参加者转至中国大使馆出席另一场由「支援中国民运行动」等组织举办的集会,出席者亦不乏港人熟悉的面貌,如流亡英国的郑文杰、罗冠聪,以及「揽炒巴」刘祖廸。入夜后参加人数增加,估计约 600 人。

夜色中,在香港被禁的口号—「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香港独立 唯一出路」一度响彻整条街道,亦有人挥动港独旗帜。有移居 20 年港人指,今年人数比以往多 4 倍,并以年轻一代占大多数。

「支援中国民运行动」创办人、移居伦敦逾 30 年的吴吕南对端传媒表示,八九民运后,英国及欧洲有多个声援八九六四的政治组织冒起,当时仍在英国读硕士的吴吕南有份成立「支援中国民运行动」、流亡法国的前四通总裁万润南成立「民主中国阵线」、英国大律师 Philip Baker 牵头成立 June 4 th.China Support Group 等。然而运动后来逐渐疲弱,吴吕南表示,近年许多组织有的不再更新、有的解散、有的负责人已经去世,近年每逢六四,他只是与友人带上菊花,到中国大使馆外悼念,人数不多。

在德国,一群港人于 2019 年 10 月因应香港的局势,成立香港人在德国协会(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V.)。今年他们则首在柏林(Berlin)、波昂(Bonn)、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法兰克福(Frankfurt)、海德堡(Heidelberg)科隆(Köln) 等六个城市,在当地时间 8 时 45 分进行悼念活动,寓意「8964」。另外,在海德堡当地时间下午 4 时至 7 时,会有个与外国组织合办的街站活动,会向当地人讲解六四真相。协会主席 Aniessa Andresen 是嫁到德国的香港女生,随夫姓 Andresen,她表示,德国目前虽仍有限聚令,但希望可提供一个空间,让港人静静悼念。

Aniessa 指,今日德国各城市天气不稳,预计一共约 130 人左右出席各地方城市的悼念活动,但她亦坦言有协会成员因担心「踩界」犯港区国安法,不打算出席。远在海外,她亦留意到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被捕、市民到维园悼念被赶的新闻,她感到愤怒及痛心。

此外,美国每年传统上都有不同的六四悼念活动,其中民间组织 DC4 HK(Washingtonians Supporting Hong Kong,华盛顿人支持香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广场主办烛光集会,现场有前香港众志常委敖卓轩等人。另一民间组织 NY4 HK(New Yorkers Supporting Hong Kong,纽约人支持香港)在纽约的华盛顿广场举办烛光集会,有 500 多人参加,组织者之一杨锦霞对媒体表示因国安法,有参与人士担心上镜,故活动将有别于过往安排,今年不会进行直播。

华盛顿的自由广场背靠宾夕法尼亚大道,遥望国会山庄。晚上八时,人们配戴黄丝带,点燃小烛灯,席地而坐。夕阳之下,大家纷纷介绍自己的经历,其中有移居美国的港人,怀念在香港参加维园晚会的情境;有在美国读书的大陆学生,回忆在香港念书时接受的启蒙;也有一些曾经在中国居住、会讲中文的美国人,带着家人和狗一起前来。人们弹着吉他,一起唱《自由花》、《海阔天空》、《试问谁还未发声》等歌曲。

时代翻腾,30 多年过去,六四亲历者衰老、离世,未经历过六四的 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已经长大成人。不到一个月后,中共将迎来建党 100 周年,党国论述走入史无前例的制度自信,六四事件将迎来怎样的历史命运?在海外被不断诉说的六四记忆,还能传承多久,是否能创造新的论述和记忆?烛光流散之际,端传媒采访了在香港和伦敦悼念六四的人们,听他们分享这段记忆的公共价值和私人意义。

2021 年 6 月 4 日,英国伦敦,市民在当地中国领事馆外聚集,悼念六四 32 周年。

袁德智,90 后,2021 年,第一次真正悼念六四

生于加拿大,长于香港,20 多岁的袁德智说,六四事件一直离自己很远。直到 2020 年 8 月,他对 30 多年前的历史悲剧,才有了贴身些的感受。

去年 8 月,香港发生 12 港人事件,12 名反修例运动参与者涉嫌在偷渡前往台湾途中,被广东海警截下,拘留于深圳看守所。此后多名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挺身而出,成为 12 港人代表律师,有人在此事件中被吊销执业证书。袁德智感慨于中国维权律师们甘冒极大风险,为 12 港人案件奔波。对他而言,香港本土和中国的民主运动有了实质的联系,「我这代人,是因为(12 港人)这件事,才(对六四)有联系、会有感觉。悼念六四,是帮他们(中国民运人士)守护六四的真相,是道德义务,要回馈他们。」

今年 5 月底,袁德智在脸书上公开发文《我曾杯葛支联会六四集会 但今年我决定会悼念六四》,指出「在后国安法时代下,我希望香港人能放下过往世代和派系间的分歧,重新审视六四对 2021 年香港的政治意义」,贴文引发关注强烈。袁德智说,这种想法,多少代表到他这一代香港年轻人。

2021 年 6 月 4 日,警方于晚上 8 时在维园外向人群作出驱散,市民离开时亮起手机灯。

他坦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觉得支联会「搞大台」和「形式化」,「建设民主中国」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现在,袁德智反而很欣赏民阵召集人陈皓桓和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他想起吴霭仪对自己说的一番话,「民主运动就是这样,好似一只手拿起一把沙,有些人是会流走的,但有些沙会留在手指缝里,是民主运动的中坚。」

九七之前,他的父母移民加拿大,正值九七,袁德智于当地出生。在一两岁的时候,全家回流香港,父母对政治冷感,不曾和他提起六四的历史。即使升上中学,在课堂上老师也不太讲述六四。在升读大学之前,他对中国没有好感,甚至排斥。中一时,学校组织活动去中国大陆军营,为了逃过这个活动,他特地不申请回乡证。

但对香港本地政治,他很感兴趣。2014 年的七一游行,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雨伞运动中,他也有身处现场。两年之后,他考上香港中文大学,起初读经济,而后转修政治与行政学系,竞选成为中大学生会内阁干事。

那是 2016 年,中大学生会首次迎来政治光谱为本土派的内阁。当年适逢六四 27 周年,中大和多间大专院校举办联校六四论坛,明确拒绝出席多年来由支联会主办的六四悼念集会。袁德智是论坛的筹办者之一,「我那时批评支联会,说我不会建设民主中国,觉得支联会仪式化,不可以停留在过去的事件,要关注香港前途。所以搞联合论坛,要找本土意义。」随后的两年,袁德智在六四周年都没有参与任何活动。

直到 2019 年,六四三十周年,袁德智才第一次出现在维园烛光晚会的现场,作为一名民调义工,他找晚会参与者了解民意。在现场,他接触到几位来自大陆的参与者,令他印象深刻,有人表明支持香港人「自决」香港前途。那时,他已经了解更多中国的抗争历史,包括工运传统、环保运动等,知识的增长碰上真切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的理解有所转变。

「原来中国人不全是跟随党的,也有去反抗的人,」袁德智说,直到 12 港人事件,更让他和中国维权律师、民主自由派人士,产生更直接的情感联系。

今年,他决定第一次真正的悼念六四,但香港自由空间已逝,大家都在摸索着国安法后的发声渠道。考虑到安全问题,袁德智今晚没有前往维园。「就算不去维园,也有其他方式会公开悼念,可以去教会,可以在社区和朋友一起。」袁说,「现在公民社会很少有人出来抛头露面,我这么轻易被抓,少一个就是一个了。」

他表示,有心理准备未来入狱,但目前还希望用一两年时间,多做事情。大学毕业后,他在大学里做研究助理,近来搭起了一个组织「开站师」,希望在全港不同地方开街站。

47 人初选案首次提堂后,他开街站向市民收集信件,一个周末有过百封;有市民一口气写了 47 封信,也有人特地买水或其他物资赠予他。袁德志相信这是在政局低迷之时,大家互相充权的方式,「政治需要被看到,集体行动会令你消除恐惧。」

石牧清(化名),80 后,十多年维园义工,今年在家悼念

以往每年六四周年,石牧清都在维园做义工,为「天安门母亲」筹款。这是自从大学时代开始的活动,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直到最近两年,她不敢去了。

2020 年,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六四集会,大量市民推倒铁马,涌入维园,烛光灯海遍布浩大的维园。不过,石牧清没有去,她不想冒着被拘捕的风险。今年,社会氛围更加紧张,六四这天,她打算和其他义工朋友,在家中聚首,自行悼念。

今年 30 多岁的她是香港某中学的一名通识科老师。香港通识科的指引中,没有明确提及一定要教或不教六四,但教到「现代中国」这一单元时,不少老师都会触及六四。

刚刚入行时,石牧清坚持在临近六四时,抽出一堂课来讲讲。「会当是学习人文关怀,而且是中国历史里面的大历史,所以我会讲,」她说自己注重讲事实,摆出官方和民间的说法,让学生自己理解和判断。

几年前,石牧清换了一间中学教书,班上的新移民学生约有一半。她表示,由于学生背景不同,「大家没有 common ground(共识),很难解说六四。人权自由是很抽象的问题。现在没有什么概念,就不会很强硬去教。」石牧清说,「我现在的理解是,他们对这些 issue(议题)的认知,等同于你对着幼稚园的学生讲课。自小到大,接受的资讯是某一边的,讲半堂一堂没意思。」

她说,不过,偶尔也有令她感到意外的学生。有一次在讲完六四后,一位来自大陆的学生向她分享在广州读小学的经历。那位学生记得,有一次老师突然拉上窗帘,悄悄给他们讲六四。

在成长过程中,石牧清也是通过自己中学老师,了解到六四。高中时,一个老师突然在某一年的五六月,整理了一份关于六四的材料给学生阅读,石牧清才第一次比较清楚六四发生了什么。

但是,石牧清觉得在香港课堂上教六四,要备加谨慎。她表示,有亲民主派的同事收到校方的警告信。她担心自己只要讲一次六四,就会被取消教职,从此不能教书。

「你可以很英勇,就讲一次,然后被 DQ,」石牧清说,「但我的想法是,要继续留在这个地方,用不同方向渗透,讲民主自由价值、人权、平等这些想法,但我不会明刀明枪说国安法是什么,六四是什么。」

今年六四周年,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她决定不去维园了,而作为老师的她如何教育学生,关于六四事件,分享什么不分享什么,将会是一个持续的挑战,但她也还是抱有几分乐观。

「你真的要去迎接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才能展现你究竟有多大的能量,」石牧清也相信,八九民运的影响其实并未真正完结,「历史有它的延续性,一件事的完结不是真正的完结,因为它总会引发后面的事情继续发生。八九六四,在北京完结了,用屠城的方法完结,但会有其他方法,展现历史意义。」

陈嘉言(化名),70 后,茹素穿黑衣

六月阴雨不断,陈嘉言今年仍然决定要去维园。若进不去,至少也可以在铜锣湾街头,以打开手机灯的方式纪念六四。早前警方指,六四当晚若穿着黑衫,或会被视为与非法集会有关。黑衫会换吗?陈嘉言笑道,「其实我从 2019 年 831 事件后,就开始穿黑衫和食素了,持续到现在。」

很多年过去后,陈嘉言仍然抹不去 1989 年 6 月 3 日的记忆。那天,陈嘉言一家六口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屋内寂静,只有电视机作响。在她模糊的记忆中,枪声冲出屏幕,一辆辆木头车运送着伤者。妈妈哭了。陈嘉言分不清楚,电视上播放画面是真实的,还是一出戏。

翌日返校,老师与往常有所不同。她让同学们把桌子推到墙边,在课室中排好座椅,老师推出电视柜。平日,只有在上课时,孩子们才有机会看电视,往往会播教育节目。6 月 4 日,老师说,想让学生们知道中国发生了一些事,便打开电视新闻频道,让孩子们看着六四的直播。

哭泣、尖叫渐渐充斥了课堂,站在一侧的女老师也哭了。陈嘉言猜测,老师的情绪很复杂,是很伤心的吧。

陈嘉言的妈妈没有读太多书,是个家庭主妇。父亲则在小时候经历过二战,年少独自从大陆偷渡来港。在家里,父亲时常批评共产党,但常常带着全家人收拾物资,包括电器、饼干等,山长水远回大陆探亲,与邻居分享物资。陈嘉言还记得,一家人到了罗湖,要搭乘面包车或货车返乡,一路上,不停有人拍打车窗向他们讨钱和食物。陈嘉言心想,父亲一边骂共产党,一边对中国人这么好,也因此,陈嘉言从小就有把党和国家分开的意识。

不过,中国大陆始终离陈嘉言很遥远,她觉得大陆发生什么,不关自己什么事。陈嘉言说自己这一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往往对身份认同有许多挣扎(struggling)。香港主权移交后,日常生活中遇到填写资料的时刻,陈嘉言时常对国籍一栏感到犹豫,一开始她填“BNO”,而后写“China”,但「心理上仍然很漂泊」。

升读中学后,同学约陈嘉言前往维园参加悼念六四的集会,她没想太多,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第一次来到维园集会,人潮乌鸦鸦的一片。悼念仪式流程丰富,播放视频、嘉宾分享经历、唱歌、点烛光,激发了陈嘉言的好奇心。她意识到,如果要参加悼念,不能对六四的史实一知半解。回到学校,陈嘉言跑到图书馆翻查旧报纸等资料。

雨伞运动后,陈嘉言本土身份意识增强,她现在会说自己是「香港人」,在手臂纹上“Made in Hong Kong”,但她依然关心六四。「我成长当中,六四是很大的一件事,虽然你说,一些抗争、镇压在全球都不停发生。但六四时一样很接近我的事,虽然身份上我不想承认自己是中国人,physical 会说是……」陈嘉言说,「我见到动物死,哪个国家的死都会伤心难过。(六四)更难过是自己同一个民族或附近的人(死去),感受会更加大。」

2021 年 6 月 4 日,香港大学,六四 32 年,港大学生会按传统洗刷「国殇之柱」。

陈嘉言在 NGO 工作,她感受到香港自由空间正在逐渐消失。去年初,陈嘉言开始密集收集关于香港抗争或香港历史的书籍,也包括了几本六四相关的书。她担心,香港历史终有一日会变成禁书。

「国安法之后,我觉得现在很明显是过度时期,用疫情限制,之后可能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她说,但她暂时还不想妥协。「有些东西明确不能做,不能拿一些旗帜或口号,但意识形态可以转变。」陈嘉言说,「如果说政治打压,大陆的维权人士,他们被打压的力度更大,生存空间更小,为什么他们到今时今日都做到。我觉得香港总有灰色地带可以走到。」

陈嘉言认为,追求民主的路,如同搬石头过河。「你是搬石头那个,还是行石头那个?以前我可能是跟着前人的路去行,现在是想做搬石头的人。虽然未必最前,但都想落手落脚搬。」

Joseph Ng,70 后,在美国纪念不能再举办六四晚会的香港

90 年代末 Joseph Ng 刚刚来美国念大学时,时常和美国朋友讲,香港是一个非常棒的城市,小小的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如今他住在华盛顿,已有几年未回香港,不仅因为冠状病毒疫情,也因为他是 HKDC(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香港民主委员会)的董事成员。HKDC 在美国游说对港法案,他担心自己目前回港有风险。「那是自己的家,但如今回不去,滋味很难形容。」

美东时间 6 月 4 日晚,Joseph Ng 与四十多位朋友一起在华盛顿的自由广场(Freedom Plaza)举办守夜活动。「往年在香港,是纪念 1989 年在中国去世的人们。如今在美国,除了纪念六四,还要纪念不能再举办六四晚会的香港。」

Joseph Ng 从 2014 年雨伞运动开始,帮忙在华盛顿地区组织一些声援香港的活动,后来参与 HKDC 的工作。早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他曾说自己很「很惭愧」,「香港那么多人流血,那么多人受伤害」,而他远在美国,「永远没办法感受到受伤的人的痛苦」,因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志愿工作。HKDC 曾助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此时正在美国游说接纳港人难民的相关立法。

Joseph Ng 在 HKDC 的同事朱牧民因游说美国国会、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而遭到通辑。朱牧民对端传媒回忆,1989 年他在香港读小学五年级,六四发生的第二天,他到学校组织罢课,要与同学一起讨论天安门事件。「我永远忘不了 6 月 4 日,但我要想要继续 6 月 5 日的精神和抗争,创造一个无愧于那些牺牲者的未来。」朱牧民说。

Alex(化名),80 后,担心大使馆暗中监视

在疫情期间,加拿大华人的六四集会也没有停止。「在加拿大多数高校的学生会大楼附近,都会有关于 64 事件的纪念碑。」住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华人 Alex 说,「当然,没有香港大学的那一尊那么大。」

Alex 在 6 月 3 日晚上前去渥太华国际特赦组织门前的「空椅子」献花。「我一直认为(6 月 4 日)是一个需要纪念的日子,无奈碍于工作很遗憾不能再多做什么,所以决定买束花纪念。」这个空椅子是纪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而设立的,刻着繁体中文:表达自由乃人权之基。

那天,空椅子前,只有 Alex 的一束花。「选择 6 月 3 日而不是 4 日主要是因为疫情期间不愿见人,错开高峰安全一些,」他说,另一个原因是同行的朋友「担心 4 日的时候会有(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暗中监视」。

「我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不过这种顾虑一直存在,」Alex 说,即便他移居海外,恐惧也如影随形。

「出生于中国的人更有可能面临中国当局更深程度的迫害。」Alex 补充,「一方面,对于企盼民主于自由的群体来说,他们的发声与行为代价变得越来越大,而他们能够保全自己与家人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他觉得,这因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想要让一个出生于中国,第一语言也是中文的人去完全脱离以中国为基本的经济影响圈未免太难。」

吴吕南,50 后,一人组织,烛光渐起

每逢六四周年,在伦敦的中国大使馆总有一个人的身影,他是吴吕南。有人称他为英国的「长毛」,只不过他一头光秃秃,是个文绉绉的诗人。他今年 69 岁,半世人在英国居住。

1952 年,他出生在香港石硖尾,翌年石硖尾大火令家园尽毁,一家人靠爸爸当小贩过活。出身草根,令他更明白制度下贫富悬殊的不公,「反建制」的种子慢慢心中萌芽。70 年代他考上香港大学,后来一度进入政府做公务员,储到一笔钱后,到英国留学攻读硕士。

踏入吴吕南位于伦敦的家,甫入门内是一张书台,桌上布满六四书籍、「支援中国民运行动」(Chinese Solidarity Campaign)的会议纪录及财务报告,不少得是当年悼念六四 10 周年的宣传海报。他回忆指,八九民运之后,英国声援民运的活动一度踊跃,不过很快淡化。

「经一年时间的冲洗,再加上中国人善忘的习性,使参与游行的人数比往年大为逊色…八九年海外华人亲眼『目睹』『六四』屠城而群情汹涌,为什么一年后却漠不关心!我们是否应深切地思考个中因由呢!」在当时一本为海外华人发声的中文刊物《八千里杂志》中,曾经有题为《伦敦六四游行有感》的文章这样写道。

吴吕南正职于伊士灵顿华人协会工作,负责安排活动及午膳,协会从事慈善工作,但他一边坚持民运工作,当文宣、办全球签名运动,1999 年适逢六四 10 周年,同年 10 月江泽民抵英外访,吴吕南到江下榻酒店外抗议被捕,并写下一诗:「重九祭豪杰,六四魂未绝」。

吴吕南形容,运动总有它的高低潮,而且 30 多年过去,当年很多亲历者、受害者四分五裂,很多人的思想也有了让人意外的转变,他说,「当年支持六四的民运人士,如今走去参加(中国)大使馆活动,教国语、搞留学生活动、两岸统一中国委员会,总之与大使馆很关密……有些昔日的同伴成为专业人士,有些回中国做生意,在人生扮演不同角色。」

他承认,近年这个组织几乎已变成「一人组织」,只有他独自支撑。他笑言,「支援中国民运行动」近几年是一人组织,有年下起滂佗大雨,连烛光也点不着,他只好默默驻足十多分钟在心中悼念,与友人在大使馆外喝着夹杂雨水的威士忌。

2021 年 6 月 4 日,市民在维园点起烛光,悼念六四事件。

不过,到了 2021 年,他留意到大势有了转变,最大的不同是英国迎来越来越多的移居和流亡港人。同时反修例一役对中共政权引起很大影响,「中共看似很强大,但要倒台可以很快,就像苏联解体一样。」故此,他对于日后可以还原六四真相有很大相信,「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得到共产党下台,即使不能够,年轻一代都可以看到。」

「今年可是个划时代的分水线,因为很多香港人散居全世界,而在英国,大家都想在当地做个有香港特式:即广东话、繁体字、传承香港人互助互爱精神的活动,这都是我们新的定位。」

Josie(化名),90 后,移居伦敦后才悼念六四

90 后 Josie(化名)10 个月前刚刚自香港抵达英国,也积极担起义工角色,在伦敦举办一场六四悼念活动。

Josie 说,她的爸爸出生于广东顺德富商之家,但文革中被中共抄家,家道中落,父亲为逃避文革,游水偷渡到香港。父亲从小和她谈论共产党和六四事件,她表示自己自 6 岁起已了解六四事件的大概情况。与不少香港青年一样,受雨伞运动影响,多了参与本土社会运动,网上文宣、游行,有需要的地方她都愿意去「补位」。

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往她不曾感兴趣去参与悼念,「建设民主中国理念化当然有用,但问题是当中国政权连不同声音也容纳不下,客观去看『建设民主中国』行不通,加上一国两制下,中国的民主关我什么事?参与六四有什么好悼念?」

Josie 万万也想不到,去年她与不少香港人一样,感到香港政治不稳,逃到英国。由于安全原因,她不能多透露自己为何要来英国。她表示自己移居后,努力融入当地生活,以艺术及音乐会友的同时,却发现中国文化植根心底,如何撇也撇不掉中国人的身份。

「日本有和乐器、中国有中乐,去到讨论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很难撇掉自己是中国人身份。尤其西方人很喜欢听佛偈、以及东方智慧,而撇除(中国)政权腐败,这文化是源远流长,值得骄傲……正如你可以当历史文化是一盘水,现在有墨水倒进去,但你不可以因墨水而不要整盘水……不可以这样割席。」Josie 表示。

她渐渐明白,中国的民主化和自身有密切关系,不可分割,尽管这一意识来得较迟,但她感觉在自由的英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而同时,她接触到英国不同群体的港人,有因 BNO 政策来港,亦有流亡手足,大家暂时各忙各的,没有一个凝聚的目标。来到今年六四周年,她期待六四议题成为海外港人的共同关注焦点。

尽管今年香港烛光未能如愿在维园燃点,Josie 在异乡冀望这个悼念精神可永不灭,「其实中共就是想大家忘记,继续被他控制。如果有日大家忘记什么是六四,大家将无从反抗。」

Maggie(化名),80 后,移居英国 14 年,第一次参加集会

Maggie(化名)14 年前从香港嫁到英国,以往一直都对政治较冷感,努力当个打工仔、努力在英国学好英国口音,为的就是希望真正融入当地,不要让人听得出自己来自异乡。2019 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后,令她更关注香港议题,甚至翻看多出六四纪录片,深入了解中共历史。

以前,她对于六四事件最深刻只记得那经典一幕——王维林手拎两个胶袋,以身抵挡坦克车。

「六四事件发生时,我只有 5 岁,只知道当年妈妈也带着我首次出席游行,我没太多记忆,只知道当时天气很热、有很多人,」但因 2019 年反修例运动后,Maggie 开始关心政治,从床底翻出妈妈当年保存着的 VCD,一口气与外籍丈夫看了许多关于六四事件的纪录片。

她说,尽管自己一度以为六四有死难者是不争事实,但与枕边人讨论时,发现外国人也会怀疑六四是否有死者,令她觉得有责任在外国讲述历史,「愈多愈多六四的阴谋论,我们只可以继续讲真相」。

直到 2019 年,她才开始在英国参加关于香港的示威活动,但从未出席关于六四悼念的集会。Maggie 慨叹,由于举办者来来去去也是那几个组织,很单一,感觉没有特别要出席的理由。但今年情况不同了,Maggie 认为,今年有更多港人移民到英国,悼念活动百花齐放,相信气氛会很不同,故将第一次出席六四集会。

Maggie 冀望,香港人在英国,终要对准中共政权,「中国将以前用的手段,套用在香港,所以今次出来的主题确是悼念六四牺牲者,而不是为香港争取什么,但最终都是同一出发点。」她亦估计,今次参与者的组成与过往以学生为主导不同,若有许多新面孔,将来可以鼓励大家在自己社区办活动,而不需要只集中在伦敦市中心搞集会,明年,或可令烛光遍布伦敦不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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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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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所有火中取栗、蹈火赴汤和洞若观火的报道,都是易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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