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不可问

2021 香港书展观察

香港正活在两个平行时空之下:一个是政府希望营造的平和市面,社会在疫情缓和后逐渐回复正轨;另一个则是民间在疫情和政治高压的双重打击下,人心的恐惧和郁闷不言而喻。去年停办、今年复办的香港书展,正是个中写照:书展大会以「心灵励志」为年度主题,明言要借阅读洗涤心灵,并借此激励社会正能量;但在书展现场,却是政治敏感书「清零」、文化界亦为免误触政治红线,冷待这场年度文化盛事。

参展商数字有水份

据香港书展官方网站数据,今年参展商数目为历届之冠,共逾 760 家。而翻查历届纪录,自 2003 年起,参展商数目年年递增,但近十年的入场人次却一直维持在 100 万左右,没有跟参展商数目一同上升。而今年书届更是连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一个名叫「零食世界」的饮食展一同举行,才有此参展商之数。故书展参展商数目的所谓「新高」,明显有不少水份。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书展现场所见,一如既往,一号、三号和五号展览厅被辟为展场,但其中只有一号和三号厅为书商摊位,五号厅则是售卖运动用品和食物。书展常客都会知道,传统上一号厅跟三号厅所吸引的书商和客源,是完全不同的,三号主要售卖儿童书和教科书,主要吸引家长和学生;坊间一般理解的「香港书展」,大多是指一号厅的展览。事实上,今年一号厅里的书商和摊位数目明显比往年少,整体氛气也较过往冷清。去年疫症爆发初期,书展大会一度向参展单位提供租金补贴,吸引小型书商可以租用较大的摊位。这项补贴在去年停办后顺延至今届。过去很多小型书商为参与书展而租用小摊位,形成一个挤逼但热闹的书展风景,但今年已不复见了。

没了政治禁书,也没了内地客

整体上,摊位排列比过去疏落,小型书商一般能租用较大的摊位,这正反映了参与的小型书商不及过去数届多元化。相对地,「三中商」(即联合集团旗下三大连锁书店:三联、中华和商务)仍然垄断了一号厅入口几个最当眼的大摊位,乍看似乎跟过去几届没有两样。不过,只有细心在展场走一圈,心水清的读者仍会发现,过去经常参展的台湾出版社几乎绝迹,相信既跟疫情有关,也有政治风险的考虑。这个状况,反而令经营台湾书发行的香港发行商,以及一些老牌二楼书店(例如乐文和愉林),成为书展里主要出售台湾书的摊位。一如既往,这些书商以「散货」(即以折扣价出售旧存货)为主,跟台湾出版社以宣传新书、介绍自家品牌为主的营销策略,大有不同。

另外,内地书商数目意外地少,也值得留意。过去内地书商通常进占一号厅入口右方的数行摊位,跟「三中商」毗邻,出售书类较多元,有符合香港读者口味的,也有以内地读者为目标的。多年来,内地读者亦是香港书展的客源之一,他们主要搜罗跟中国社会政治有关的内地禁书,近年则多了购买香港政治类书籍。随著中港政治趋同收紧,来港购买内地禁书的风险也相应提高。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内地客几近绝迹书展,自然大大影响内地书商参与意欲。现场所见,为数不多的内地书商多以纯展览方式陈列书籍,书种多属香港读者不感兴趣的项目,例如介绍雷锋生平之类宣扬内地官方爱国精神的童书等。蔚为对照的,是邻近的「三中商」摊位上的当眼处,却摆放了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官方书籍。这种书籍陈列方式,过去只会在内地书店出现,近年亦成了香港「三中商」各门市的必备陈设,书展内的作法,不过是其延续而已。

上述书展布局,已足够反映在香港政治环境改变后,中台港阅读版图的巨大重整。香港已再不能担当内地出版禁线的缺口,让内地读者找到政治禁书;过去香港跟台湾的「阅读共同体」,亦随著台湾出版社对香港政治压力的忧虑,渐渐脱勾。近年来,已有愈来愈多关于香港历史和抗争运动的书籍,交由台湾出版社出版,反观香港出版商则面临巨大政治压力,对出版和售卖政治敏感书籍持极为审慎的态度。跟昔日香港书展众声喧哗的状况大相迳庭的是,今年在书展出版的香港政治书籍数量极少,尤以关于 2019 年反修例运动的书籍,更有着极大的潜在政治风险,致令香港书商却步。他们要不放弃出版及售卖政治书籍,要不只好低调进行。

被举报,集体恐慌与自我审查

例如曾以出版讽刺时政书籍而风行书展的「次文化堂」,今年言明不会售卖政治书,即使收入大减,亦不愿冒险;至于新出版商「山道文化」则仍然出售《元朗黑夜》及《逆权教师》两本有关反修例运动的旧书,同时出版持本土立场的香港史论著《如水赴壑──香港历史与意识之流》。这三本书,连同「有种文化」出售有关雨伞运动著作《每一把伞》和《我们的价值》,竟在书展首日遭到亲中团体向警方国安处举报涉嫌违反国安法。

一年以来,由国安法设下的政治红线不断迁移,从政治上的大搜捕、对传媒内的一切潜在反对声音予以封杀、到动辄引用国安法在网络和出版界制造集体恐慌,无不令整个香港出版业和文艺界形成一种严格的自我审查气氛。「山道文化」等少数书商低调地测试红线,便马上遭到检举,它给予一众小型书商一个明确讯息:不要测试这条政治红线在哪里,因为代价太大。过去香港书展不时发生举报违禁书籍事件,但多只涉及不雅物品,代价一般很小,顶多是禁止相关物品出售,或罚款了事。而昔日强大的香港文化界舆论亦往往迅速回应事件,继而引发公共讨论,这不尝不是一个健康公民社会应有之事。如今,凡违规皆上溯至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或「恐怖主义」等罪名,刑罚代价极大,不只书商步步为营,文化界亦倾向沉默,避免令事件作不必要的发酵。

文化界集体意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牺牲

其实,今年书展仍有不少值得讨论的本地出版,尤其有不少关于保育本土文化的重要出版,例如学者吴俊雄整理黄霑手稿后出版的《保育黄霑》、语言学家张洪年的专著《香港粤语:二百年的沧桑》、以及编辑经年的《香港文学大系》已出版至第二辑(1950–1969 年)等等。可是,整体而言,民间舆论对今届的书展谈论不多,远不如昔日热闹。而经过近两年的政治和疫情冲击,不少小型书商、刊物、媒传和组织均相继停止运作,或转向低调。同时间,更有为数不少的传媒人、文化人和网络评论人离港远走,过去十多年来香港社会累积下来的文化底气,仿佛一下子被打得体无完肤。

这种面貌,亦正好反映在一个与香港书展同期举行的小型书展上。

跟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同在湾仔区的富德楼,一向是艺术家和小型文化机构的集中地。香港书展期间,多间小型出版社及书店联合在富德楼举办「独立出版迷你书展」(下称「迷你书展」),这已是第四届。香港文化界向有说法,香港书展是「散货场」,难以给予参加者仔细阅读的机会,故多年以来,总有不同机构以「独立出版」名义举办小型书展,作为香港书展以外的另类选择。今年「迷你书展」以「重生练习」为题,宣传文案更声言「在大时代下与大家一起好好装备自己,保持练习,用读书梳理思绪,沉淀智慧,储好重生的力量。」这跟香港书展以「心灵励志」为题,并以「洗涤心灵・鼓舞人生・再启航」为副题,可谓同一主题的正反表述。两个主题,均避开了要任何将阅读与社会、政治以至文化挂勾,只把阅读视为个人增益的私人活动。当然,香港书展的「心灵励志」明显有淡化政治的考量,而「迷你书展」的演绎则更能反映香港文化界的集体意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牺牲,只专注经营自己可以控制的狭小范围,例如好好造好一本书,或认真搞好一场活动。

未来不可问:集体躺平

但在政治气压下,检举之事无远弗届,要远离红线并不容易。有亲建制报章报导,「迷你书展」展出一本法国政治寓言《棕国好狗》,这本书曾因怀疑违反国安法而从公共图书馆下架。该报导亦指,书展中有参展商出售印有黄色雨伞和佩戴「猪嘴」之黑衣人图案的产品。报导没有明言上述展出有否违法,但跟有亲中团体举报香港书展参展商的行径效果一致,就是建制阵营配合官方的政治打压方针,向文化界制造白色恐怖。

近月内地网络流行「躺平」一词,转换成香港流行的网络语言,有点跟「佛系」的意思相近。但「躺平」更有「以被动方式抵抗主流」之意,亦有「与其跟无法对抗的主流社会硬碰,倒不如拒不迎合,免遭榨压」的态度。多年来,香港书展实非如坊间所想,只是大小书商的「散货场」,而是一个「社会主流」与「文化另类」交流的场域,这一点,在近十年来书展大会尝以多位纯文学作者为「年度作家」、复以几种重要的香港类型文学为「年度主题」的长期策划上,可见一斑。持平而论,香港书展对推动本土文化论述,以及搭建文艺与社会政治互动的平台,有着相当不俗且持续性的贡献。可惜今年书展,已难再看见过去多届的文化盛境。即使不问政治,单单置身书展现场,也隐隐感觉到一种「集体躺平」的气氛:努力做好每一件小项目,但对未来大势,难以抱有任何幻想,是故也不为推动大环境变革而费煞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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