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示威怎样判刑?这群律师和旁听师做了一个庭审数据库

以国家意志代替个人权利的治理思路,使性别平等与生育自由,不断为多年人口政策的积弊买单

一场反修例运动至今,过万人被捕、2608 人被检控,案件排山倒海式进入法院审理,社交媒体上的法庭报道不断。在裁判法院,有人因为藏有激光笔被判入狱 8 个月,有人因为藏有索带被判入狱半年,也有人脱罪,或被判处 100 小时社会服务令。

大量没露面的被告,藏在庞杂而零碎的报道之中,他们面对的裁决理由以及量刑准则,随着年月,变成一个个黑洞。

现在,有年青律师联同法律系旧生和学生,组成一支约 8 人团队,仔细整理在裁判法院审理的反修例运动案件,建立起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将于今年 6 月 12 日推出。打开网页,公众可以按被告姓氏、年龄或事件搜索,也可按关键词查询,例如输入「激光笔」,便可以看到案情中出现激光笔的所有案件,也可以输入某位裁判官的名字,一览他审理案件的细节。

在香港,裁判法院是所有司法案件的入口。严重的大案件,大多在裁判法院提堂后,呈交到更高级的区域法院、高等法院等审理。在这个入口处留下来的,更多是罪成后、最高被判处两年刑期的被告人。

司法机构回复端传媒指,2019 年 6 月至今年 4 月,各级法院已处理或正处理超过 1800 宗与反修例运动相关的案件,其中裁判法院负责约 1200 多宗,占 6 成多案件。这些被告,有的被控刑事毁坏、袭警或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不过,裁判法院多年来只颁布口头裁决,大多案件并无书面判词,公众人士要获得判词并不容易,只能在现场抄录。

2020 年夏天,年青的事务律师廖家忻和梁子澄想到,要为这些散佚的纪录做整理,为司法系统,也为整个香港留下一份历史。大半年来,她们忙着编汇《香港裁判法院示威案件判例汇编》(《判例汇编》,Compendium Project),一路上,大律师吴霭仪、吴宗銮和各界学者,其他大律师、法律系学生和电脑编程人员陆续加入帮忙;另一边,民间力量如 Telegram 频道「法庭文字直播台」、旁听师也加入协助。

「这个时候,叙述(Narrative)很重要。裁判法院的审讯没有书面判词,可能不用等 10 年,一年后他们便可以说这些都是暴徒,是做了很差很差的事才惹来这个后果,」梁子澄说,「如果没有数据库的话,没有人会知道他只是书包里有一支激光笔。」

最底层的法庭里,公义是怎样的?

藏有一支激光笔,意味着什么?

以前,激光笔在香港深水埗到处可见,蓝绿的光束曾多次出现在 2019 年示威的风景之中。然而,不少人正因为一支激光笔被告上法庭,控罪多与藏有「攻击性武器」有关。

在法庭上,激光笔有时被视为文具,有时则被认定具有杀伤力。2020 年 9 月,一名 24 岁女子被指在 2019 年用激光笔照射警车内的警员,该名裁判官认为激光笔为常见文具,最终裁定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名不成立。2 个多月后,同样涉及激光笔照射警车的案件中,20 岁男子同时被搜出一罐喷漆,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及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这名裁判官认为,激光笔有杀伤力和危险性,他最终被判监禁 8 个月。

廖家忻和梁子澄在裁判法院旁听,感觉这些被告人从被捕至审讯,经历很长的时间,身心备受折磨,而且除了某些案件以外,大量案件不太被留意。廖家忻说,「当然有很多高调案件判决很离谱,媒体会报道,很多人会留意。但也有很多不被注意的小人物,他们也经历了很多。」

至今,团队已整理进数据库的案件近 500 宗,最多记录的控罪为「刑事损/毁坏」,有 140 条控罪;其次为「管有攻击性武器」,有 138 条控罪。其中,有 257 人认罪、260 条控罪判处监禁、106 条控罪判处劳教中心、更生中心、教导所等刑罚,另外过百人仍就 358 条控罪经历审讯中。

梁子澄说,「我们做一个数据库,就是不想他们被遗忘。」

2019 年反修例运动最炽热的时候,无数个周末,示威人士于日间游行集会,入夜后爆发警民冲突,警方开始不同规模的拘捕行动;例如 11 月 18 日,市民在尖沙咀、红磡附近声援理工大学示威者,警方单日拘捕了 1071 人。晚上,义务律师游走警署接触被捕人,而廖家忻和梁子澄在主攻商业法律的公司工作,每天读着新闻,深感无力。

「我们平时做商业法,完全不会接触到抗争的案件,刑事、或者行政法全部离我们都很远。一直都想研究一下,我们的身位可以做到什么。」廖家忻说。一天,梁子澄传来一则访问大律师吴霭仪的报道,她们联络上吴霭仪。

「她们联络我,说想做些事。」现年 73 岁的吴霭仪形容自己当刻「很开心」,「因为大家都说『法治已死』,你现在读法律(可以)做什么事呀?但大家又不忿气,觉得读法律是有用的,除了上班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到什么呢?」

多年来,裁判法院的判词透明度不足,一直是法律界人士的关注议题。廖家忻和梁子澄一听到吴霭仪提出汇编裁判法院纪录的计划,就被其所吸引,廖家忻说,「大家士气很低,都觉得香港的法治情况很差,和我们在书本学到的事情距离很远。但是如果有些事,我们做到,身边的朋友都会有兴趣。」

于是,她们便着手写计划书,申请大律师 Albert Sanguinetti 去世前留下的信托基金。Sanguinetti 是直布罗陀人,1958 年来港,曾担任检控官和裁判官,后来转私人执业。1966 年爆发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市政局议员杜叶锡恩收集民间签名反对,被指为骚乱发起人,Sanguinetti 代表她与政府对簿公堂,仅收她一元。吴霭仪形容他活跃于法律改革,爱抱打不平,「对于挑战建制权力分外骁勇」。

Sanguinetti 去世前留下了一笔钱,成立信托,希望日后辅助法律企划。最终,汇编团队拿着裁判法院汇编的计划书,投得这笔金钱。

「以前没有人对裁判署的审讯有很大的兴趣,(审讯的案件)一是吸毒,一是黑社会开片(打架),一是偷窃……裁判署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人关心的,」吴霭仪说,直到现在,大家终于需要去认真审视,「最低层次的司法系统内的公义,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香港,司法机构由各级法院组成,包括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法院等,各级法院均有其法定权力。如律政司判断一宗案件一般最高判处 2 年监禁,此类案件归于裁判法院处理。香港有 7 所裁判法院,按司法机构数字,每年处理超过 2 万宗刑事案件,部分案件可能审讯时被移送更高级别的法院。有别于其他法院的法官,裁判官并非终身制。

有份参与计划的大律师方浩彦形容,裁判法院是最多普通市民接触到法治的地方,「法治(Rule of law)在裁判法院的体现很重要,影响最多人。」

不过,为什么裁判官一般只口头宣布判词?司法机构回复端传媒指,裁判法院处理的刑事案件数量庞大,判决一般以口头作出,不会以书面形式颁发判决及判案理由。

近年,不少重大政治或社运案件在裁判法院审理。在司法机构网站里,收载 1946 至 1948 年间、及自 1966 年起区域法院及以上级别法院颁布的判案书;而在裁判法院一栏目中,新近载有的书面裁决书为 2020 年政府控告港台《铿锵集》前编导蔡玉玲查册时作虚假陈述一案,但其他纪录为数不多。

那么,司法机构如何判断是否上载一宗案件的书面判案书?他们回答指,具有重要性及广受关注的案件的书面判案理由、裁决理由或判刑理由,会在颁发当日上载至网站,也会按情况制作摘要,供公众参阅。至于会否把口头判决转为文字版本上载,他们指需要在切合公众利益及审慎运用司法资源之间作平衡,亦必须考虑有关判决是否具有司法参考价值。

「一个搭一个」的力量

不过,对公众、法律界、新闻界甚至学术界来说,每一宗反修例案件可能都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告诉汇编团队,法律界一直对裁判法院在裁决和量刑判刑上的一致性存有疑问。梁子澄举例说,为何一个人携带 79 条索带罪名不成立,另一个人身上有 48 条则成立,判囚 5.5 个月?为何有些人带激光笔判 8 个月刑期,有些人就不用坐监?

梁子澄说,希望收藏大量案件的数据库可以协助人们更公允地理解裁决。「公众现在大多会抽一两宗案件,或者某个裁判官的说法,觉得(某些判决)是个别例子。如果我们的汇编可以涵盖到大部分案例,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抑或是个别案例?」

不过,要整理成千上百的案件详情,工作量非常庞大。

2020 年 10 月,廖家忻和梁子澄他们尝试自己动手做纪录,往往耗时两小时才完成一项纪录。头痛之际,他们想到可以联络 Telegram 频道「法庭文字直播台」的成员,借用他们的旁听纪录作汇编数据。

「法庭文字直播台」(下称直播台)是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直播员多为学生。2019 年 7、8 月开始,他们就义务到各级法院旁听反修例运动的案件,并且每日在通讯平台 Telegram 作即时文字直播。

市民用课余、业余时间负责旁听记录,律师们也想回馈他们最擅长的法律知识。后来,汇编团队举办了一场旁听工作坊,与旁听师见面,分享法庭程序、罪行元素等知识。当天,前「法政汇思」召集人、大律师吴宗銮亦在席上。

吴宗銮认为,旁听和记录的工作,对正在前线打官司的律师团队来说,是极好的参考。他指出,某些罪行没有既定的量刑原则,如袭警,裁判官会有很大的量刑酌情权。但是,律师团队一直缺乏载有裁决纪录的平台,去了解裁判官在同类案件上考虑过什么重点,所以难以作评估,更遑论向被告提供法律意见。

他举例,直至 2020 年有裁判法院的袭警案件被控方上诉至高等法院,律师们才有较实质的书面案例,作袭警的量刑参考。根据普通法体系,一般经区域法院或以上法院所作出的判刑,才会成为此后同类案件的判例参考。

「我们打官司时,常会疑惑究竟谁是旁听师?前面是法官,后面有人坐着,看上去像是一般市民。但每次出庭不久,就会在直播台看到法庭的东西。」吴宗銮说,据他了解,甚至连控方也会追看坊间的庭审纪录。

「以前我们(在裁判法院)多做毒品、非礼的案件,但今次运动中,许多公众安全、公众集会有关的案件,大家都是一边做一边学,新手的律师更加战战兢兢。这个时候,直播台的纪录很有用,他们详细记录法律程序,在一个大律师眼中,是很有意思的。」吴宗銮说。

更早之前,修读资讯科技出身的吴宗銮跟几个电脑编程人员合作,编写了一个「法庭文字转播台」,定期整合直播台的资讯。他发现《判词汇编》团队以人手整合庭审纪录,事倍功半,于是跟团队共享资源和意见,介绍电脑技术人员帮忙编写程序,完善他们的网上平台。

原本庞杂繁琐的一个个 Excel 档案,摇身一变成为简易的网上搜寻平台和后台系统。目前,只要在数据库输入关键词,便可以找到裁判法院部分案件的案情、裁决及判刑理由、控辩双方的理据等等。同时,旁听师也会摘录额外细节,例如被告脱罪后申请讼费,结果是如何,哪宗案件的警方申请匿名。

其中,保释结果、条件和还柙日数观乎被告人身自由,是公众关注的重点之一,团队亦有特别留意。廖家忻说,「譬如有些人要(在家里)装闭路电视,这些很离谱的保释条件,或者是一个成年人有很夸张的宵禁时间,我们都会记录在内。」为了确保资料无误,具有法律知识的团队成员会负责后期编辑,检查每项资料初稿,并尽量找回不同案件的辩方律师,复查纪录是否真确。

各路人马云集,吴霭仪形容,这是一个神奇的过程。「一个搭一个、一个搭一个,然后一拉,有一个新的阶段出来。」

不要抄写的时刻

三月的一个周日晚上,40 多人齐集在汇编团队举办的第二次旁听法庭工作坊,这里有穿花衬衫的姨姨,也有脚边放着背囊的学生。他们听着法律系学生的分享,边用电话、纸笔抄写笔记。

法律系学生、旁听师郑一鸣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和被告席上的人连结很深,如何避免负面情绪影响到记录?」

郑一鸣是法律系学生,亦是 Facebook 专页「中大法律关注组」成员。2020 年初,因为有被告的大学同学开始受审,他前往旁听,仔细记录庭审。去年 4 月,关注组开始整合这些纪录,制作了「反送中暴动检控数据库」,详列多宗案件进度、细节。

团队都形容,郑一鸣是「一个传奇」——他加入汇编工作后,注入了很多扎实的审讯纪录。早就 2016 年,郑一鸣受旺角骚乱的事件影响,萌生修读政治学的想法,但因家人反对,最后选修法律。

最近,他常常去西九龙裁判法院听审,理大暴动案的被告中,也有他的朋友。目前,部分理大暴动案的审讯分批排期 2023 年审理,最迟于 2024 年审结,被告一旦不获保释便须被长期拘押。在现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公众的反应,「马拉松式(讨论)保释,坐了一整天,后面的人,宣布没有保释就哭,有保释也在哭。」

郑一鸣记得,曾经旁听一宗被控告管有任何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的案件,被告人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少年选择认罪,求情时透露自己一直受精神困扰,近年确诊精神分裂,有幻听。「说完一大轮,裁判官严舜仪宣判将他还柙,待取精神报告,然后他妈妈就很激动,」郑一鸣回家上网搜寻这名被告,发现他以前参加过跳舞比赛,「别人可能觉得他是个普通人,但原来他也有很多自己的挣扎。」

在幕后看着众多审讯纪录的梁子澄,有时也会想象一个被告经历法庭程序,是怎样一回事?「他们都是一个人,很多是学生,有些在工作、有家室。刑事的审讯,最后可能要坐监、有案底,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所有事——你都可能代入到,如果整件事要弄很久,其实很折磨。」

尽管拥有情绪,团队仍要强调庭审纪录上要保持客观和准确。在庭内庭外,公众对于审讯的反应是其中一部分历史,他们会纳入作记,「公众反应可能是不对的,是不是?但事实上是有那么大的回应。这个不是他们(团队)的评论、他们的反应,」吴霭仪说,「汇编工作的编辑室并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旁听工作坊上,郑一鸣的声线冷静、平稳地跟旁听师分享自己的答案,「尽量抄写,作为纪录目的,避免对主控评头品足,避免个人的想法较好,」他建议,「当你跟被告席上的人连结很深,审讯时感觉到自己太集中和紧张,不如先不要抄写。」

没时间伤春悲秋

2021 年 3 月 1 日清晨,大律师方浩彦赶往警署见一名因理大事件被拘捕的年轻人。少年被控暴动罪,一边饮泣一边问他,「我会怎样啊?我是不是十年后才出来?」方浩彦对他说,明天上庭先讨论保释,后面的事再想吧。

少年继续问道:「明天有没有人来看?那些人会不会忘记了我们?」

方浩彦当刻呆了。他执业不久,已处理不少反修例运动官司,「人类都很怕被遗忘,有这一种恐惧。」他记得另一个被控袭警等罪名的客人曾说,在囚车上听到追车的人大喊,很受鼓励。

「在囚车进入收押所那条路,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你和世界最后一个连结。」方浩彦说。

在他眼中,2019 年开始的旁听文化是支撑被捕者的重要一环。近年,法庭因疫情未能如期处理检控,不少审讯也被控方要求押后,以让他们准备好检控素材。有时旁听人士清晨轮候入庭,不一会就散庭。倘进入正式审讯,法庭争辩控罪元素,一般市民也未必能迅速消化。

方浩彦说,「除了宣判这些比较澎湃的时刻,法庭大部分时间都是无聊和冗长的。我常常觉得人们听无限押后的审讯很犀利,每次开庭,检控都说未准备好,但那些人还是会排很久的队入去法庭。」

而他代表的被告,总会在步入犯人栏时看看公众席,「看看有什么人。」

大半年来,方浩彦参与协助团队的联络、校正工作,也是想为香港司法的一部分历史作见证。但是,在香港,不断有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行动的人被送上法庭,做庭审记录的人,会否落入被动记录和只能等待的无力感?他认同,「(这些纪录)是需要等待,才会知所谓有没有用、有没有转型正义﹐」但是他觉得,在香港当下的时局,所有人都处于被动的位置,而记录裁判法院的示威者情况,即使未能破局,仍然是主动的行动。

有份为 47 人案、12 港人案等被告辩护的吴宗銮,最近要不游走法庭,要不是到监狱探望被告。「还有很多人在等你帮忙,多恶劣的情况也好,尽量去保障他(被告)的权益。真要坐监的话,坐少一日也是一日。」

「想象你在一个房间里,四幅墙都向你逼近。你无力,它还是会压过来。墙的力量很大,你唯有死顶烂顶,说不定还有少少生机。」吴宗銮说。「在我们这个行业留下来的人都放软手脚,那班人(被告)怎算?他们到(律师放弃的)时候才真的是无力。在前线打的律师,根本没时间伤春悲秋,说自己无力。」

现时,《判词汇编》计划运作大半年,载有近 500 宗在裁判法院审理的反修例运动案件纪录,并正补完未及涵盖的案件。

身为新生代的事务律师,廖家忻不否认自己的悲观。「最重要是纪录。实体的记载,你可以留在香港或是拿去别处。将来,在历史洪流里,希望可以有转型正义……」她顿了一顿,续道:「我觉得(转型正义)是不会在我有生之年出现的,因为(我)非常悲观。但是,悲观不代表我们不去做这件事。」

「乐观与悲观对我毫无意义,因为这是我的家……」方浩彦笑着读出吴霭仪写于著作《拱心石下——从政 18 年》的一句话,话的下半句,是「我决定了留下来,就要尽力而为」。

去年,吴霭仪和法律系学生在媒体上有过激烈的辩论,学生认为「法治已死」,但在她眼中,年轻人仍然不忿气,「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来的,」她说,「每一代我也见到,大家觉得很悲观、很无力,但我在每一代我都见到一些好的东西。」

今年 4 月,吴霭仪因为 2019 年 8.18 流水式集会一案,与黎智英、李柱铭、李卓人等民主派人士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访问后不久,她被判囚一年,缓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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