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畜和躺平之间:中国民间的倔强生命

像苔藓一样生长,像蟋蟀一样歌唱

2021 年 4 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全国脱离贫困后不到两个月,网民「好心旅行家」在百度贴吧发帖说:

两年多没有(正式)工作了,都在玩,没觉得哪里不对……每月的花销控制在两百以内,一年可以工作一到两个月。

他把这种不努力、不竞争,只保证个人基本需要的生存方式叫做「躺平」。「躺平主义」甫一面世,大受青年人欢迎,文青聚集的网站「豆瓣」上迅速冒起许多以躺平为主旨的社群小组。中国政府显然看不顺眼这种颓废文化,豆瓣小组一夜被关闭,官媒《新华社》更发布视频,劝青年人不要躺平,要「持续奋斗」。

「持续奋斗」,让人想起中国年轻人前几年的自嘲流行语「社畜」:形容自己不过社会的畜牲,累死累活不过混口饭吃,没有尊严也成不了主人,不过等待被(高房价、强竞争、低福利的)国家收割。政府似乎对「社畜」的流行并无不满,几年来未有封禁。事实上,人民的社畜状态恐怕是中国共产党维持政权之关键。「文革」及「六四」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已然袪魅,人们不再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程序合法性又无法通过选举更新,共产党的领导不曾获得公民的投票授权;唯有经济发展带来的政绩合法性最可倚仗,任劳任怨的社畜们支撑起这座「世界工厂」的运转,也依靠它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信息时代下成长的年轻人们,难免不甘于做一辈子的社会畜牲,但政治高压下,他们无法组织罢工、无法结社游行,甚至无法公开抱怨──这样尝试过的 NGO 或是行动者,在近年都轻则强制解散,重则拘禁入狱。就像网民对躺平主义的注释:不想跪着(社畜),不能站着(反抗),只好躺着(颓废)。

专制之下,无权无势的原子化个人似乎只有这两种选择:甘为社畜,或认命躺平。可是,偌大一个中国社会,14 亿中国人,真的是仅此而已吗?

如苔藓般生长的「民间」

媒体上能看到的、官方所承认的中国,确实是仅此而已。然而,在严格的言论审查无法照映的社会深层,中国之「民间」仍若隐若现──在这个由不认同政权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网络里,有人身体力行披露体制的不公、反击政权的压迫,有人消极抵抗、致力于经营主流以外的社会空间,还有人在社会主流里挣钱,但将个人理想和富余资金导向与政权并不一致的领域。他们的共同点是:不甘为社畜,也无法躺平。

民间的生命力闪现在这些时刻:

  • 前几年因救助政治犯而入狱的青年行动者阿花(为保障个人与机构安全,人名全为化名),出狱没多久又开始各地奔波,给不同省市政治犯的看守所账户存生活费。
  • 人权律师小李,虽然这几年不怎么接风头浪尖上的案子,但每年都挑一两个政治权利案件做。某个深夜,他接起电话,是某个年轻女权活动者受到警察骚扰,需要他的法律建议。
  • 劳工运动者陈何,前几年出国读书,虽然大家都劝他不要回国,但他怀着满腔热情决心回国组织工人。回国不久就被拘留,获释后许多组织行动不能做了。他时不时仍跟工人们聚餐,帮他们解决一些个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 小李偶尔会跟阿花和陈何见面,他们不在一个组织,也很少谈论彼此具体在做什么,但旧日的信任和友谊都在默默的关心和陪伴中。
  • 独立媒体 NGO 的前工作人员阿西,在机构受到的打压步步加剧后出国读书,毕业后加入某国际人权 NGO,刚刚把一个鲜有国际关注的中国政治犯案件推进组织的年度大型活动。
  • 某人权律师的儿子小星,在父亲被捕后被限制出境,无法出国读书也无法高考,现在在国内某公民教育机构当实习生。
  • 成功商人阿超,近年淡出自己的生意,组建起数百人的微信群,邀请学者来开线上讲座,群被封了 70 余次仍乐此不疲。
  • 某北上广之外的一线城市,一位教育 NGO 的发起人江江在家里宴请朋友,来者多是不同类型的教育 NGO 的工作者,有搞通识教育的、有做创造力开发的、还有培养审美的……无一与权利直接相关,倒也都做得风生水起。

笔者近年不时受邀为不同的组织做中国公民社会现状的相关分享,我常用一句话为这些分享作结:「像苔藓一样生长,像蟋蟀一样歌唱。」

当下的中国公民社会如苔藓一般,在恶劣的环境中,无法组织化如树木,长高壮大,也无法推广复制如野草,一夜遍布,但它们的网络星星点点,如苔藓般脆弱而顽强,有一点缝隙便生生不息。当下的中国抗争者像蟋蟀一样,他们小心翼翼地低声吟唱,不为吸引主流公众的欣赏,更不自负能让敌人闻之胆寒,只求自己周围的伙伴能够听到,相互识别,小聚取暖。

中国民间的魂魄就在这生生不息和低声吟唱中,倔强地活着。

NGO 的春与冬,三十年一轮回

民间在政治高压下这种微弱却顽强的状态,对于从 1989 后一路走来的异议者,似曾相识。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刚刚经历过六四重击,整个民间灰头土脸,「改革开放」又扑面而来,人们如瞬间失忆般投入经商潮。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异议者们除了自己身边的人际网络外无可相互识别联络,或在大城市三五成群,或在市井小镇形单影只。也没有专业化抗争网络,零星的政治犯不为人知,只能靠家属奔走救援。NGO 还在严格的政策控制之下,几乎不被社会主流认知,更没有独立于体制的维权工作。

八九学运被捕后短暂出狱的刘晓波,总靠着电话、公交(巴士)和自行车拉北京的老朋友们搞联署,每次联署都至少需要一个月筹备。他形成了打电话谈事情的习惯,即便在 20 世纪末劳教出狱后也积习难改,其实难免是被监听的。异议知识分子、经济学家陈子明因八九运动被判处 13 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健康恶化,保外就医后被检出癌症,但仍再度被收监,他的妻子王之虹在监狱、民间和不同部门间奔走求告,陈子明终于 1996 年再次保外就医,软禁于家中。90 年代后半,中国政府开始接受部分领域的 NGO,如扶贫、妇女权益、LGBT 抗艾滋等,它们大多配合政府工作,部分职位由体制内人士兼任,比如北京的反家暴中心、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由体制内学者和记者任主要职位,与全国妇联往来密切。

情况的转变开始于 21 世纪初。2001 年,北京申办奥运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为了显示「融入世界」的决心、发展外贸型经济,中国政府开始放松社会管制,营造基本的现代行政、法律和传媒体系。与此同时,城市中产阶级已在 90 年代的经济发展中酝酿出雏型,社会开放犹如甘霖降落沃土,让人们的公共诉求瞬间爆发。

民间抓住这时代机遇的第一个标志,是 2003 年的「孙志刚案」。刚到广州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晚上出门没带身份证,被员警送往收容流浪人员的遣送中心,却在 3 天后被发现死亡。正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体制内媒体《南方都市报》,调查发现孙志刚死于收容站工作人员的虐待,事件在刚被引入中国的互联网上持续发酵。许志永、滕彪、俞江 3 位法学教授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审视收容遣送制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政府在当年即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这场媒体、网络和知识精英共同促成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民间社会。许志永随后创办了法律维权 NGO「阳光宪道」,这个机构后因政治干扰几易其名,最广为人知的是「公盟」,围绕该机构逐渐形成了维权律师、抗争者和关心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群体。滕彪成为维权律师的核心人物之一。不久后创立知名民间智库「传知行」的郭玉闪、创立民间图书馆「立人图书馆」和公民教育品牌「立人大学」的李英强,都曾是公盟的工作人员。同样在 21 世纪头 10 年成立、对公民社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 NGO,还有反歧视机构「益仁平」,反艾滋歧视机构「爱知行」,和女权机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则是在 90 年代就已成型,在这段时间转为关注权利的社会运动机构。

在民间动能狂飙突进的这 10 年,最知名、影响力最大的机构和个人,或有鲜明的政治理念,或有社会运动的倾向。这在如今看来定难见容于中共体制,但当年的民间自信乐观,相信自下而上「倒逼改革」的可能性,刘晓波就是这种「倒逼」最彻底的践行者。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随着 2008 年奥运会的召开到达顶峰,刘晓波集合当时最知名的社会运动者和自由化知识分子,顺势推出「零八宪章」运动,希望籍这场八九后民间最大规模的政治诉求表达,开启官民互动、促发政治改革。然而,这次尝试,换来的是刘晓波的 11 年徒刑,和一座诺贝尔和平奖──官方看来无意与民间互动。

刘晓波的重判并未浇灭民间对公共参与的热情,但中国政府似乎已意识到自己不需要也不能再对公民社会的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方面,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而西方正经历金融危机,亟需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无暇就人权问题杯葛中国。另一方面,阿拉伯之春为中共响起警讯,看似稳固的专制政体,在网络时代也可能突然崩塌。

2009 到 2011 年,中国官方借查税名义打压公盟、传知行、爱知行等机构,更秘密抓捕或正式判刑了 100 多名积极异议者和行动者。深度参与社会运动、对政治较为敏感的抗争者,此时已开始嗅到凛冬将至的气息。但是,新浪微博在 2009 到 2013 年的高速发展将普罗大众带入公共讨论,加上 2008 年的汶川地震催生了一大批公益型 NGO,对于普通城市中产和大学生,中国公民社会的春天才刚刚来临。

在微博方面,通过对多个公共事件的实时线上「围观」,庞大的网民群体第一次让地方官员感受到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宜黄拆迁事件」、「乌坎事件」、「陈光诚事件」等都因微博关注而出现了官方向民间让步的罕见情况。在 NGO 方面,环保有「阿拉善基金会」、「自然之友」,教育有「立人大学」、「CoChina」,扶贫有「免费午餐」、「多背一公斤」等等形象清新的机构,这些机构又依托微博吸引公众、宣传公益。一时间,中国公民社会一派荣景。

然而,肃杀之气已然逼近。2013 年中,国家机器开始「打大 V」,用警察和官媒将微博意见领袖拉下神坛;2014 年,雨伞运动如火如荼,中国政府因偶然因素认为「传知行」和「立人大学」等 NGO 有将香港的抗争运动导向内地的企图,拘押了相关机构的负责人;2015 年,《国家安全法》通过并实施,官方开始广泛打压有较强组织网络和行动能力的群体,如女权行动者(女权五姐妹案)、人权律师(709 案)、反歧视行动者(益仁平被关闭)和劳工运动者(12.3 广东劳工案);2016 年,《慈善法》、《境外 NGO 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相继通过,中国公民社会一下子被掐住了社会募款、境外基金会资助和网络传播的咽喉,无论在资源还是在传播力上都难为无米之炊;2017 年,三法全面实施,公民社会案件陆续宣判,中国政府平稳实现了对公民社会的清理;2018 年,宪法修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入宪法,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被废除,权力集中化的体制改革开启并迅速完成。

短短 5 年,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空间沧海桑田,民间过去近 20 载的发展繁荣如周庄一梦。梦醒来,仿佛回到了 90 年代,台面上沉寂,台面下暗流不息,但零散流离。

在万变局势里不变的核心:保障统治

2003 年到 2013 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2014 年到 2018 年,公民社会被骤然扑杀,花果飘零。前 10 年的高速发展期与后 4 年的连环打压期,分别与胡锦涛、温家宝的执政时期和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高度重合,因此许多人将公民社会的急转直下归咎于习近平的专制倾向。但其实,对民间节点的逐个击破从 2009 年即已开始,后来为政治案件大开方便之门的任意秘密拘押制度「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在 2012 年就被修入了《刑事诉讼法》。与其说公民社会的幻灭是特定强硬派领导人导致的不幸,不如看到中国民间的起跌与中共政治议程的延时关联:

2001 年中国申奥成功并加入世贸后,开始深化社会改革,以迎合西方关于「将中国纳入全球贸易将带来中国的政治自由化」的论述,自然不能对民间的权利诉求和组织发育赶尽杀绝。在此机遇下,中国公民社会从 2003 至 2008 年高速朝政治化和运动化的方向。2008 年,盛世图景的北京奥运和满目疮痍的西方金融危机同时发生,让中国官方自忖无需再谨小慎微仰欧美之鼻息,而「零八宪章」运动和阿拉伯之春则敲响了民间力量不得不防的警钟,因此 2009 年开始逐步升级的打压行动与 2011 年开始的修法立法亦是有的放矢。然而,温和的公民社会主流未必对针对最为政治化和运动化的群体的打击有强烈感知,因此在 2009 至 2013 年呈现惯性的蓬勃发展。

促使官方对民间社会加速绞杀的,应是 2014 年的香港雨伞运动以及台湾的太阳花运动。这两次学生主导的大型群众运动,难免让中国政府意识到阿拉伯之春可以近在咫尺,而八九学运的幽灵从未散去。于是中国国内不能有足以号召群众的组织,也不能无隔断民间资源和传播力的法律工具,2015 年的连续政治大案、2016 年的三法通过,也就成为当然的政治议程。

这一系列政治议程的目标,从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改变,即保障中共政权的长久统治。在不同的时期,是要配合西方论述以谋求发展,还是不惜引起欧美警惕也要铲除国内不稳定因素,也是视乎保障统治的需要,看似矛盾,其实不离其宗。然而,专制威权下,人民对公共生活的需要长期受制又不可泯灭,因此有多大的空间,就会有多少联结、表达和行动。民间的能量与政权的控制,相互对立,此消彼长。

基于这样的政权/民间关系,便可尝试分析中国民间的前景,它将与 90 年代看似相同,实则迥异。

不愿躺平的蟋蟀,命运与未来

首先,国际关系做为曾经的关键外力,未来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影响暧昧不明。从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正式来临,刚刚迎来新一轮增长的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经济的「掌门人」──要融入国际贸易,必须要获得美国的首肯。为获得美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支持,中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法治、经济自由和行政透明度的承诺。尽管克林顿政府在 1994 年就解除了对中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的挂钩,但人权仍是民主国家公众对加强对华贸易最大的疑虑,因此北京至少在加入全球化早期有较强的考量,不要在人权问题上被抓住过于明显的把柄。这些承诺和考量一定程度上为 21 世纪初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庇护。

然而,当前中国与欧美民主国家的关系波谲云诡。一方面,融入全球经济并未带来中国的政治自由化,这一点在民主国家中已成共识。这些国家也开始做出经济和官员制裁等举措,希望迫使中国改善人权状况,但目前来说收效甚微。但另一方面,在欧美受 COVID-19 疫情重创、国内种族等矛盾加剧、气候问题成重要议题等背景下,老牌民主国家有动力缓和或至少不加剧与中国的对峙。

未来的中国和国际关系预期在对峙和缓和两个方向上摇摆,但无论哪个方向,对于民间社会都可能是双刃剑。若欧美对中国采强硬路线,中国有可能因受压而减缓打压,但也可能因国际关系已然恶劣而无所忌惮,在近年的香港问题上,中国政府表现的就是后一种反应。若欧美谋求与中国合作,公民社会有可能会因中国友善回应和国际资金流入而获得喘息,但也可能因欧美放弃人权立场而雪上加霜。中国与欧美的实力和意志对比,将是中国民间的晴雨表:强硬路线下,欧美要通过结盟形成压倒性的实力,才能让中国不敢变本加厉;合作路线下,欧美要展现出维护民主人权价值的强烈意志,中国才会忌惮国内打压对国际关系造成的伤害。也就是说,民主阵营只有在实力和价值上都尽可能重塑优势,中国民间才有可兹利用的空间。

其次,在科技运用上,民间与政权的地位逆转。为零散沉寂的 90 年代民间带来突破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互联网的引进,当网民们突然在各大论坛上找到彼此,中国政府在近 10 年后才下定决心赶走 Google、屏蔽 Twitter、全面建立网络防火墙。这其中既有上文提到的避免引起国际警惕的原因,也有官僚机构本身的技术应用和购买需时筹建的因素。然而,作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专制政体,中国政府一旦决定通过科技加强社会控制,凭其在资源调配上的垄断性优势,民间的技术更新速度难以与之抗衡。

如今虽然民间仍能够通过微信朋友圈了解群体动态,也可以翻墙使用 Twitter、脸书甚至利用加密通讯软件沟通,但中国政府已经掌握了科技应用的主导权。中国很可能是人脸识别使用最广泛的国家,更何况轻车熟路的网络审查和言论监控,甚至可能在未来利用局域网络和短暂封网等雷霆手段,取消网络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即使能帮助民间维持群体内部沟通,但难以将之转化为广泛共识和集体行动,因为一旦出现这种苗头就会遭到政权定点镇压。除非民间在未来能先于政府迅速掌握某特定的新科技领域,并运用于抗争运动,否则科技和互联网作为曾经的利于民主化的因素,在可见的未来恐怕将站在民间的对立面。

最后,中国的国内政治议程对民间的作用力最为直接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间要么面临漫长的冰河期,要么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迎接考验。对于中共政权,未来一段时期最大的挑战应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维持国内的稳定。正如本文开头提及的,中共的政权合法性自 1989 年以来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政绩。「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也是民间在 90 年代压抑沉寂的原因:经济机会吸收了大量脱离体制的知识和行动精英。增长放缓乍看是当下民间社会吸纳人才的机遇──不愿当「社畜」的有志之士,自然要寻找其他出路。但中国政府同样会注意到这一政治风险,因而将行政重心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控制。对科技监控手段的大量投资、对追星族等非政治团体的收编,以及对文化产业的严格管控,都是社会控制政策的不同方面。

如果官方的控制措施成功将社会不稳定压制在可应对范围,那么民间将面临的就是漫长的冰河期。不愿跪着当社畜的人,因无法相互识别和形成组织,站不起来反抗,难免大部分会走向原子化的犬儒主义,也就是「躺平」。但当然也会有小部分低度活跃、零散的民间社群,而且其中更小的一部分可能会激进化,采用高度政治性、行动性甚至暴力的方式反抗政权,但极大概率是被政府迅速识别扑灭。

不过高压政策有其风险,万一有复合偶发因素导致社会控制出现破口,社会动荡的范围和形式将难以估计。现有的民间网络有没有可能回应甚至吸收这种动荡,并将之转化为政治变革之可控动能,会成为这种情境下中国往何处去的关键变数。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在最看不到前景的情况下,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关注和支援,仍对台湾乃至国际社会至关重要:

只有在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仍拒绝跪下且不愿躺平的中国人身上,才有世界想看见的中国的未来

Laminar flow

CCP100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Project Che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服从和被告知。
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开门见山,明知山有虎

所有火中取栗、蹈火赴汤和洞若观火的报道,都是易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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