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一场食物引发的全球性冲突

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论述:「用条顿人的剑为条顿人的犁获取土地。」

起先,吸引科林汉姆的是一些琐碎的事实:将近 50% 的日本军队伤亡都缘于后勤补给落后,美国大兵则是这场战争中吃得最好的角逐者,世棒午餐肉罐头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 B17 重型轰炸机或者埃塞克斯级航母,几乎每个英国家庭主妇都在战时阅读过读伊蒂斯。A. 布朗那本《25 种烹饪胡萝卜的方法》。科林汉姆如抽丝剥茧一般,以小见大,最终把问题上升到国际食物与农产品贸易,参战国整体经济与供应体系以及其中的人道主义争端高度,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场将饥饿和食物供应作为「总体战」组成部分的全球性冲突。

农业,是维系双方战争机器运转的最基本部门,却最容易被忽视,农业劳动力被抽调到军队或军工企业中去,农业机械生产让位于枪械、战车、飞机和军舰制造,化工厂将化肥生产线迅速转型生产烈性炸药,英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巴塞尔・李德尔・哈特说:「没有任何东西比饥饿更加削弱士气了」,而欧洲军队中的老谚语则更为直接:「队伍行进的速度由肚子决定。」

科林汉姆认为,三个轴心国,无论德国、意大利还是日本,投入战争的很大原因是为了实现经济与物资——食物占据相当比重——的自给自足。早在 20 世纪初,工业化与农业技术改良,以及大规模机械化养殖屠宰业的兴起,迅速改变了欧洲大陆人口的食物结构,重塑了全球农产品与食物经济形态,从 1870 年到 1910 年,欧洲人均年肉类消费量从 16 公斤迅速增长至 50 公斤,同样增长的也包括乳酪、蛋、奶等其他动物性蛋白质消费,蒸汽机车和轮船触发的「交通革命」,使得食物与原料贸易的全球一体化终于实现:一蒲式耳小麦从芝加哥输送到伦敦的费用从 1870 年的 40 美分跌到了 1900 年的 10 美分,面对雪崩一样涌入的美国粮食、肉类、钢铁和农业机械,造成了欧洲不得不以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来补偿巨大的美国贸易逆差。

在一战后凡尔赛条约体系下的德国,始终受到外汇硬通货短缺的痛苦,由于巨额赔款,德国工业企业缺乏投资,从而生产出足够的制成品出口换取外汇,而它超过 50% 的谷物与饲料都必须依赖进口,然而自俾斯麦时期就确立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却使得它的农业不愿意加入了英美主导的全球贸易新秩序,换取足够多的廉价粮食。1929 年开始的大萧条,德日两国由于缺乏英国广袅的殖民地「抽血」系统与美国庞大的内部资源储备与生产力,只有将内部压力与矛盾付诸外化,通过战争手段来彻底解决自身所谓的「生存危机」。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论述:「用条顿人的剑为条顿人的犁获取土地。」

德国——出口饥荒与生存空间

纳粹党上台之后,纳粹党农业与食品部部长理查德・沃尔特・达里完全搬用了 30 年代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奥古斯特・斯卡维特的理论,即德国必须结束在农产品与原材料的全球性「依附」地位,尽快实现农业与食品自给自足,德国农庄必须在保证牲畜存栏数量的同时,提高谷物生产效率,以保证同时满足人口与牲畜的基本使用需要,在他的一手推动下,第三帝国食品委员会迅速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模式,1939 年,德国在谷类,食糖,土豆和肉类等几个关键生产部门中的自给程度达到了 83%,然而好景不长,第三帝国的经济负责人沙赫特很快就秉承希特勒的旨意,将经济发展和进口中心转移至石油、稀有金属等工业原材料进口与军工生产上,以便迎接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

根据达里的继任者赫伯特・贝克的估计,德国至少需要 700 万到 800 万公顷适宜耕种的农地才能完全解决供应问题,从某种意义上,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燃眉之急,1941 年初,纳粹国防经济与军备署长乔治・托马斯将军在呈送给希特勒一份巴巴罗萨计划所带来的战争经济形势影响报告时,特别提出作为「粮仓」的乌克兰地区与高加索油田同样重要,应当被列为「高优先目标」。乌拉尔地区广袅的农田一旦被掌握,纳粹德国本土的日耳曼人民和庞大的战争机器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充足的补给,希特勒对整个欧洲的统治,将因其对粮食资源的全面掌控而稳固无比,顺从者将得以温饱,反叛者将被饥饿吞噬。

从 1941 年绵延至 1944 年的列宁格勒围困,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东欧和苏联制造「饥饿攻势」的最集中体现。纳粹的政策很简单,掠夺资源以维持德国人民和第三帝国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劣等民族则将在饥饿中灭绝。在纳粹统治下,波兰犹太人的每日卡路里摄入量被严格控制在骇人的 184 大卡。在列宁格勒共计 75 万名遇难平民中,大约三分之二死在 1941 年的冬天。第一批遇难者中,很多是刚刚从强迫劳动营中释放回来的,苏联严酷的农业「集体化」造成的营养不良尚未恢复。仅仅在 1943 年,德国就从占领的苏联领土上掠夺了 900 万吨谷物、200 万吨饲料、300 万吨马铃薯、66.2 万吨肉类。此外,整个占领期间,德国从苏联运走 900 万头牛、1200 万头猪,以及 1300 万头羊。

在国内,德国人民的肠胃早早地被纳粹政府「调适」到了战时状态。希特勒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严格的配给开始得越早越好,多食用鱼类蛋白,而非肉类,用人造黄油替代牛油。在德国国防军对波兰发动闪电战之前的一个月,配给制就开始实施。德国劳工生理健康研究所负责人海因里希・克劳特负责精确统计军工企业重劳动力,农业普通劳动力,儿童,青年,孕期妇女等各种人群每日所需的卡路里数量。为了确保血统纯正的日耳曼德国公民尽可能营养充足,一场针对劣等公民的严格供应限制开始了。1942 年初,纳粹当局发布命令,禁止犹太人购买肉类、奶制品、水果和任何罐头食品。在这种严厉的压榨之下,1939 年年底,德国劳工阵线公布的一份报告,宣布 42% 的德国工人家庭生活水平较之去年有了显著提高。德国希望通过对于欧洲的征服,解决供应上的困境,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憧憬。实际上,直到 1941 年春天,第三帝国新近占领的国家都没有从战争的蹂躏中恢复过来,能够为纳粹进行预想中的「输血」。雪上加霜的是,1940 年 8 月开始,丘吉尔宣布对德国进行全面封锁与禁运,整个第三帝国立刻陷入了油料、稀有金属、橡胶、化肥、饲料等各种物资的短缺,赫伯特・贝克向希特勒报告,如果禁运再持续两年以上,那么德国将不战而败。

在这种情况下,囤积居奇,黑市交易开始猖獗起来。1941 年,德国本土民众的食物消耗量较之 1938 年下降了大约 20%。许多德国青年投军入伍的首要诱因就是国防军和党卫军的诱人伙食,「肉排,沙拉,浇了肉汁的土豆泥,香肠还有巧克力,一周居然能不止一次吃到这些在家乡久违的食物,真是不可思议」,一位名叫弗里茨。哈伦伯格的新兵在日记里写道,仅仅在几个月前,这位 19 岁的钢铁厂工人每天只能领到 171 克的肉制品。在产业大军中弥漫的不满情绪不得不使帝国大元帅戈林于 1940 年中期宣布,军工企业与采矿业工人可以享受与国防军现役军人一样的食物配给标准,然而这一要求并不能经常得到满足,许诺给加班工人的一顿额外热餐常常只能用夹着一点可怜人造黄油与肥肉的黑面包代替,鲁尔工业区的工人给它取了一个嘲讽性的名字:「戈林三明治」。

为了维持工人劳动积极性,劳工阵线还想出一个「剜肉补疮」的方法,即诱惑工人以手中的配给食品券为代价,换取中午在工厂食堂的一顿饱饭——变相地将一个家庭的食物分配结构进一步向男性劳动力倾斜。

1942 年中期后,随着在东线遭受的惨重损失,大批德国产业工人被征召入伍,而军火工业仍不得不提高生产率以弥补德军不断攀升的装备损失。劳工阵线新领导人弗里茨・沙克尔和新任军工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只能通过输入被占领地的强制劳工与战俘弥补其不足,截止 1943 年夏天,已经有 650 万外国劳工在为德国庞大的战争机器昼夜工作。不用说,这些廉价劳动力的待遇境况极为凄惨,配给他们的少量面包是由黑麦和锯末,以及甜菜根混合而成的替代物,汤只是加了少量菜叶和盐的清水。

即便如此,在东线、北非战场以及日后西线奋战的德国士兵依旧发现,自己常常难以果腹:1942 年 6 月 21 日,「沙漠之狐」隆美尔麾下的非洲军团攻陷了英军庇护埃及的重要屏障托布鲁克,他们缴获了 2000 辆汽车、5000 吨补给品,其中有 1400 吨油料。非洲军的士兵们惊诧地发现自己的对手的补给无比奢华,仓库里储存着真正的白面粉、香烟、烟草,食品包括果酱和咸牛肉罐头,还有丰盛的啤酒,「不是那种冒牌的淡而无味的英国啤酒,而是那种粗矮的贴着著名的蓝色慕尼黑罗温布鲁商标的瓶装啤酒」。反观胜利者,他们自从踏上非洲土地以来,伙食只有单调的黑面包、罐头蔬菜、罐头沙丁鱼和盟国意大利提供的一种味道糟糕、配料不明的肉罐头,上面写着「M.A」,德国士兵讽刺地称其为「墨索里尼老驴肉」。

英国:短缺的阴影

丽兹・科林汉姆说,较之德国人,英国人在「二战」中只经历了短缺,而没有出现饥荒,自然,英国在战争之初蒙受了严重损失,来自荷兰与丹麦的奶制品与乳酪,西班牙与法国的蔬菜供应被切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和美国更失去了苏门答腊的棕榈油,菲律宾的椰子,以及来自中国的大豆与花生,但它依旧拥有的广袅殖民帝国领土,庞大的海外商船队能够做出适当的弥补,比如说,加拿大发达的磷酸盐与氮化工业,保证了英美盟国源源不断的低廉化肥供应。

从 1939 年到 1944 年初,英国每年进口食物总量从 2200 万吨降低至 1100 万吨左右,新鲜水果、咖啡、砂糖等「奢侈品」进口配额被无情取消,以便腾出宝贵的商船运力进口足够多的谷物、动物饲料与化肥。尽管如此,丘吉尔政府还是于 1940 年 1 月和 3 月,宣布对黄油、熏肉和砂糖实施严格的配给制度:每个英国公民,一周领取固定的 4 盎司熏肉,4 盎司黄油,3 盎司人造黄油,1 盎司奶酪,12 盎司砂糖,14 至 16 盎司的鲜肉或冻肉,2 品脱的牛奶以及 2 盎司的茶叶。

在丘吉尔政府「食品委员会」的筹划下,英国土豆产量暴涨了 87%。根据计算,一块十英亩的土地如果用以放牧牛,羊等食用牲畜,只能供应 12 个英国公民,如果种植谷物,可以生产出 200 人份额的面包,但如果换成土豆,那么它能使 400 个英国公民吃饱。尽管纳粹德国海军在雷德尔和邓尼茨海军元帅的率领下,一度利用潜艇「狼群战术」在北大西洋给盟军运输商船队和护航舰队造成了惊人的损失,但来自美国、阿根廷的冷冻猪肉、熏肉、肉类加工产品蛋粉和罐头水果,冰岛的冷藏和腌制海产品仍然源源不断地送往英伦三岛。

丘吉尔的胜利并非无可指摘,冠冕堂皇,由于东南亚最为富裕的粮食出产地缅甸,落入日本帝国占领,从而致使孟加拉于 1943 年,被迫向宗主国出口 18.5 万吨大米,直接导致了一场夺去 350 万当地居民生命的饥荒。印度事务大臣、保守党参议院列奥・阿姆利曾愤怒地谴责,这是没有希特勒的纳粹式政策。

短缺,不会带来死亡,但会带来寡淡与绝望。每四个星期,每个英国家庭都会收到一份用褐色粗纸袋包装的蛋粉,其营养成分相当于两打鸡蛋,每个家庭主妇都会绝望地开发出各种菜谱,试图让这东西好吃一点,比如放上一点点蔬菜和配给的少量熏肉做成煎蛋卷,或者加上少许粗糖和面粉造出一块粗糙的蛋糕。「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有个字眼比空袭还要可怕,就是——蛋粉!它能让你的血液都冷掉」,肯特郡一位名叫洁儿・贝蒂的寄宿女校学生在日记中写道,「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东西,厚厚的两大块所谓炒蛋放在一块所谓的吐司上面,真令人作呕!」在英国政府五花八门的进口替代食品清单上,除了味道像油腻子一样的代用乳酪,用屠宰边角料和内脏制成的肉碎,甚至还包括「香蕉粉」,本来试图给英国儿童战争中的童年添加一点甜味和欢笑,却成了所有孩子最为痛恨的东西。一位名叫多琳・拉文的家庭主妇回忆说,每当孩子们淘气的时候,只要你威胁他,再闹下去就必须来一勺香蕉粉,所有喧闹和恶作剧就会立刻停止。

美国:丰腴的战争之宴

对于美国人来讲,「二战」是一场「好战争」,安逸的本土,广袤的土地,使得美国人民远离席卷欧亚大陆的饥饿。1941 年中,「租借法案」已经成功地消化了美国粮食日产量的 15% 和超过 25% 的蛋奶制品,大大挽救了因生产能力过剩而挣扎在破产边缘的美国农业从业者。从 1939 年至 1942 年,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提高了 156%——美国农场主丝毫没有德国、英国同行在战时的匮乏与烦恼,蜂拥而入的墨西哥雇佣短工解决了一大半因征兵和军工生产扩大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剩下的则由美国疯狂的农业机械化解决了。

农场主们受益于海外订单,工人们也受惠于军工产业,波音飞机制造厂工人的月薪从 32 美元上涨到了 90 美元。由于美国农业的庞大生产力,上涨的工资并没有被物价抵消,美国劳工阶级一刹那间发现他们支付得起更好的食物。1943 年,美国人的蛋白质摄入量是 1929 年的两倍——在战时的其他国家,限购是一种美德,而在美国则完全相反。更令其他国家羡慕嫉妒的是,罗斯福政府的消费「配给」制度宽松得无法形容,并保证「不严重破坏,改变美国民众传统的饮食消费偏好」——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公众,工人和军人的抱怨较之他们的对手和盟友,简直是「冰激凌式的头疼」,美国政府食品与营养协会为战时民众开出的食谱堪称豪华:每天一杯 8 盎司的牛奶,15 盎司的新鲜蔬菜,超过 20 盎司的肉类与鱼类等等。一位华盛顿州温哥华港的造船工人菲里奇回忆说,自己的工友们因为伙食抱怨过几次:午餐三明治里的肉不是货真价实的烤牛肉或者肉碎扒,而是罐头午餐肉,咖啡有点淡,蔬菜有点蔫,而且是用纸盘子端上来的,害人没有胃口。

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世界的自由和生活的丰裕一样重要,最直接的例子莫过于著名通俗画家诺曼・罗克韦尔 1943 年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布的一组关于「四大自由」的宣传画,那幅著名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则用一个传统美国家庭感恩节餐桌上丰盛的火鸡大餐作为主题。

同样,前线的美国大兵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火力、医疗,还是食物补给,都令他们的轴心国对手相形见拙,慷慨的联邦食品与营养委员会为小伙子们订下了每日高达 4785 卡路里的热量摄入标准,足足超过基本需求 20%,超过德国士兵实际摄入量 50%,几乎是日本士兵的两倍有余。每个士兵每年可以享用 234 磅红肉。1943 年,在一艘英国驱逐舰上服役的英国皇家海军少尉巴克尔和舰上同僚一起,在美国军舰的食堂上享受了一顿正餐,包括烤 T 骨牛排配洋葱汁,法式烤土豆与酸奶酱,全然新鲜的绿色蔬菜沙拉,最后上来的是货真价实的大杯现磨咖啡以及一大块儿苹果派。即便是最为艰苦的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在严酷的环境下也很少挨饿,如果美国士兵远离条件许可的拥有大型综合厨房的兵营,被称为「B 口粮」的野战伙食仍然令其他军人垂涎三尺,包括米饭、通心粉、燕麦片、果酱、糖浆、酸菜、番茄酱和其他调料,以及其他罐头肉类和罐头蔬菜,共计超过 100 种配料。有时这种丰腴甚至引发了盟友的敌视,驻扎在新几内亚的澳新军团空军地勤军官斯坦・图特就在日记中抱怨说,驻扎在机场临时土路另一头的美国大兵什么都有,新帐篷,蚊帐,除虫剂,热带雨衣和军靴,自己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每天早晨飘来的咖啡香味和新鲜煎蛋混合培根的气息。

二战,以食物紧缺开始,以一场普遍的饥荒告终。1945 年 5 月,第三帝国即将崩溃的前一刻,人均配给的肉类脂肪跌至每周 48 克,重体力劳动者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也跌破了 1000,成群的德军士兵手持美军散发的食品兑换券宣布投降。《血腥之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的作者,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提摩西・施耐德说,《战争之味》一书的好处就在于,它并没有在结尾处单纯欢呼综合资源更为丰富的盟国胜利,而是提出警示,我们身处的食物丰腴时代一旦终结,类似的全球性供应危机是否将再度引发一场类似的冲突,人口增长,气候变化,生物燃料,全新的贸易壁垒和传统粮食产区的逐渐工业化,以及全球不断上涨的食物消费结构,都威胁着我们每日餐桌上的菜式,更威胁着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与安全。战争的味道,归根结底是贫瘠、单调、绝望和不公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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