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wsj.com/articles/can-the-u-s-lead-a-human-rights-alliance-against-china-11621610176

美国能结成人权联盟对抗中国吗?

拜登政府正试图通过强调北京方面侵犯民主权利和价值观来对抗中国。但美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对选边站犹豫不决,而且另一些盟友自身也有压迫记录

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通话时,他没有掩饰对欧洲和美国重新团结一致的不满。据北京方面对这次通话的表述,习近平表示「希望欧盟能够独立作出正确判断,真正实现战略自主」。当然他所说的自主是指与美国分道扬镳。

就在两周前,作为跨大西洋战略联盟重启的一个标志,欧盟对中国政府官员实施了自 1989 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以来的首次制裁,当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相对较低。这些制裁措施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协调实施,主要是象征性的,针对的是少数参与镇压新疆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中国官员。

然而,此举及其影响凸显了拜登(Biden)政府领导下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转变:重新利用人权问题以及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作为美国的战略工具,以防止一个强硬的、重新崛起的中国颠覆国际秩序。问题在于,一些反对中国的重要盟友,特别是在亚洲的盟友,其自身的人权记录也令人不安。与冷战时期对抗苏联一样,美国再次面临两难境地,即如何满足其战略需求,而又不公然违背它在与全球主要对手较量时所宣扬的原则。

在许多方面,拜登和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明显一以贯之,都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战略挑战。今年 4 月,拜登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表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非常希望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拜登称,习近平和其他的独裁者认为民主制度在 21 世纪不具备竞争力。而拜登与特朗普政府的不同在于,特朗普看待这场竞争的角度主要是出于纯粹的国家利益,美中冲突点在于美国决心保持世界霸主地位,而中国则试图取而代之。例如,特朗普并不关心维吾尔族人的困境,而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称,特朗普甚至曾称赞习近平在新疆建造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做法。

相比之下,拜登政府还把这场较量归结为价值观的对抗,美国及其民主盟友反对中国试图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制镇压模式。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在第一次与习近平对话时就提到了新疆问题,也提到他自己决定取消特朗普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行政令,拜登认为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年 3 月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创建联盟的目的是捍卫共同的价值观。」布林肯称:「毫无疑问,北京方面的胁迫行为威胁到了我们共同的安全和繁荣,而且中国正积极努力,削弱国际体系的规则以及我们和盟友共同的价值观。」

美国这个新策略引起了欧洲决策者的注意。「美国非常支持民主、人权和自由议程,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丹麦外交大臣科弗德(Jeppe Kofod)在一次采访中说,「当涉及到价值观时,欧盟也会在基本原则受到挑战时批评中国,比如涉及新疆或香港问题。大体而言,欧盟和美国秉持着相同的对华策略。」

在美中交锋日益激烈之际,亚洲各国政府也在努力确定自己的立场,但相比欧洲,亚洲各国并不那么关注共同民主价值观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近年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对一个又一个邻国以势相压,从印度、越南到日本的众多亚洲国家逐渐意识到,华盛顿正努力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而拥护美国这一策略符合他们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在亚洲,这一切都在于与中国毗邻的状态,事关恐惧担忧的心态。」前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高级官员戈登(David Gordon)说。戈登目前在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负责监督有关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项目。

一名日本高级官员指出,与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日本也不得不应对中国日渐强硬的领土主张。「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政府变得更加自信强硬,其他国家不得不作出回应,」他说,「这是一个将定义未来几十年的重要问题……我们都需要朋友。」

在欧洲,美国的这种如意盘算适得其反。近年来,欧洲许多政界人士开始相信,追求国家利益需要拥抱中国,而不是对抗中国。对他们来说,北京方面并非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而且在特朗普威胁向欧洲发动贸易战的时候,中国提供了利润丰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许多欧洲人也公开怀疑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是否与美国的不一致。

「中国曾非常努力地试图说服欧洲人,使其相信中欧的利益与美国利益完全不同,」为法国政府提供咨询的巴黎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Research)的亚洲负责人尼凯(Valerie Niquet)说,「而且当时欧洲非常排斥特朗普,使得中国得以阻止美欧共同阵线的出现。」

近年来,尽管中国对外奉行强硬的「战狼外交」、对内采取压制政策,加之新冠疫情的暴发削弱了中国在欧洲的地位,但德国总理默克尔仍坚定支持欧洲与中国更紧密合作。与美国和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德国与中国保持着健康的贸易平衡,部分归功于德国至关重要的汽车工业。去年 12 月,默克尔推动通过了受到外界争议的中欧投资协议;当时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中国评论人士欢欣鼓舞,称这一决定是美国影响力受到的一次重大挫败。

但这种喜悦没维持多久。今年 3 月份,拜登政府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新关注将焦点放在了新疆,美方拉拢欧盟联合对中国官员实施了制裁。愤怒的中国政府随即宣布反制措施,反制名单包括欧洲智库、政界人士和欧洲议会一个分委会;去年 12 月份的中欧投资协议需经该立法机构通过。中国外交部今年 3 月份严厉警告欧盟「应该反躬自省,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不要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方的严正回应使欧洲对华看法进一步恶化。欧洲议会上周四以 599 票赞成、30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冻结中欧投资协议批准程序,并敦促将该协议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展挂钩。这场争议已削弱默克尔交涉方式的吸引力。欧洲议会德国绿党籍议员比蒂科夫(Reinhard Butikofer)称:「中国人严重失策。他们低估了挑剔的公众和批判性媒体。」比蒂科夫是遭到中国政府制裁的议员之一。

比蒂科夫还称:「中国领导人以为他们已经对西方国家进行了充分研究,汲取了所有教训,现在轮到他们给点颜色看看了。但中国领导人失策了,因为他们已变得过于傲慢。」比蒂科夫所在政党在 9 月份选举前的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默克尔将在 9 月份卸任总理一职。

德国联邦议院议员、社会民主党的外交事务发言人施密德(Nils Schmid)补充道,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改变,再加上美欧之间形成新的理解与共识,这必将使欧洲政策变得更加强硬。他表示:「长期以来,大企业主导了德国的对华政策。今年 9 月选举后无论哪方上台组成新一届德国政府,都会采取一种更有力且更坚定的对华政策。」施密德指出:「这未必意味着我们将遵循美国政府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但从广义上讲,美国和欧盟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美欧在价值观上达成的新共识仅止步于此,欧洲和美国彼此间仍是主要贸易对手。一位欧洲大使讥讽道,拜登政府宣扬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及该口号暗含的保护主义色彩,只是「美国优先」策略的一种美化说法。但另一位欧洲高级外交官表示,尽管美国许多政策的实质内容并没有改变,但拜登政府已经显示出在制定共同决策时会大大增加与盟国的接触,而不是单方面采取行动。

但在人权事务上强调共同承诺会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就如拜登政府已经发现的那样,这样做可能会破坏一些植根于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关系。美国在对抗苏联的冷战期间曾面对过类似挑战,当时美国的许多伙伴和盟友的政体都不民主,比如韩国、台湾和印尼,还有西班牙和希腊在那时候是专制政权,更不用说拉丁美洲的各种军政府。

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孤立苏联,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与毛泽东的专政政权达成协议,为中国重新加入全球经济奠定了基础。1979 年,美国外交官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提出了所谓的「柯克帕特里克主义」,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支持友好的独裁国家,因为强硬推动民主改革只会为更多滥权的亲苏政权赋能。柯克帕特里克后来在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如何在意识形态追求与地缘政治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基辛格事务所(Kissinger Associates)的高级顾问、前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任内白宫官员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说。「为了遏制苏联,我们不得不与一些在国内政治上不太民主、但在全球占据重要地缘政治地位的国家打交道。我想拜登政府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国。」

拜登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印度的民主困境越来越深。印度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于华盛顿防止中国主导印太地区的战略是不可或缺的。去年印度与中国军队发生短暂的流血冲突。美国与印度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合作一直在快速发展,无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在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所谓四方安全对话(Quad)框架内。

印度领先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主席萨兰(Samir Saran)表示:「过去 20 年,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发现加深与印度的接触是有益的。」

然而在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采取的政策也是越来越威权化,限制民主自由,而且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这些行动,加上莫迪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不当,促使美国国会内外呼吁重新审视美印关系。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基本上没有批评过莫迪。拜登今年 3 月份出席了四方安全对话的第一次首脑级会议,并宣布将共同努力为世界生产疫苗。今年 4 月,印度获得美国批准购买 24 亿美元的海上侦察机和巡逻机,对于遏制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共同目标,这是一项关键工具。

主要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的知名议员、前内阁部长蒂瓦里(Manish Tewari)表示:「不管从印度–太平洋这一更大地缘战略结构,还是以任何标准衡量都不能算和平的中国崛起大背景看,合作都是必然。」蒂瓦里还称:「不过印度国内的一个现实情况是:治理不善无疑确实存在,试错过程的痛苦程度只有毛泽东执政时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能相提并论。」

他还表示:「这是一个棘手的情况。需要美国使出浑身解数来克服这一困难局面,继续与印度合作,同时反复确认,两国关系的关键是致力于多元化和民主。」

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外交事务负责人乔瑟瓦莱(Vijay Chauthaiwale)表示,他并不认为人权问题会阻碍印度与美国双边关系的发展。「我们理解拜登政府的关切,但印度在民主价值观和人权方面有着非常良好的记录,」他说,「友好国家之间也会存在分歧,但我确信这不会影响我们的整体伙伴关系。」

美国爱达荷州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高级成员里施(Jim Risch)说,虽然在人权问题上公开向中国施压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有用工具,但对印度等盟友和伙伴不太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进行点名和羞辱,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我们永远、永远关注人权。话虽如此,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我们对人权的看法,你必须接受它。人权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更重要的是要从双方交互的角度去应对。你很少可以通过公开羞辱别人使其改变行为。」

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也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认为,将印度或菲律宾的民主倒退、或是越南几乎完全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置于公共舆论之下,只会对中国有利,并最终导致全球的民主事业受挫。毕竟,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想要建立可替代西方民主的体制。

但最终,中国自己若采取更严厉的压制行动和更鲁莽的外交政策,美国与一些盟友的价值观差异就会变得无关紧要,戈登补充说:「就建立联盟的战略而言,拜登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关注中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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