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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党百年大庆背后的隐忧

中共依靠其应变能力延续至今,但随着中国社会的代际更替,传统价值观逐渐让位于更趋自由的态度,该政党的民众支持可能会被削弱

中国共产党即将在 7 月初庆祝其成立 100 周年,届时,它可以列举自己取得的诸多成就:该党掌管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势头持续,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高科技军队仍在扩张,并且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军;发达的现代城市林立,有着创业精神的庞大中产阶级遍布;此外,一众大学和研究中心正在争取许多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技术对下一个世纪至关重要。在党的内部,没有迹象表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权威受到挑战,同时中共享有中国民众的坚实支持。

不过,中国共产党还是有所担心,而且这种担心不无理由。作为一个执政党,它的自身利益与其为中国制定的长期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中国共产党已经宣布,到 2049 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它打算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该党面临的两难困境是,在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公民不大可能接受日益专制的政权管孩子般地控制他们。中国正在发生代际更替,传统价值观逐渐让位于更趋自由的态度,这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前景。

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并非没有面临过统治正当性危机。它曾多次徘徊在灾难边缘,每次它都不得不寻找获取公众支持的新叙事。

1921 年共产党诞生时,这个国家饱受洪水、饥荒、军阀主义和腐败的蹂躏,在众多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中,共产主义看似最没希望。建立该党的 12 个人被全新的、还没有多少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吸引,由此,共产主义开始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声称能让中国重现伟大的主义争夺影响力。

1927 年,年轻的共产党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开始践行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次起义被迅速镇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处决了数百名罢工者,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共产党员的清洗。一位名叫毛泽东共产党初级领导人决定尝试一种不太正统的策略。他在上海西南方向 600 英里外的一个山区开始组织农民起义。没过多久,蒋介石的军队包围了毛泽东的部队,逼迫他们离开了革命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向遥远的西北地区转移,在前往延安的漫漫长征路上蒙受了巨大损失。

红军到达延安后,共产党将自己定位为爱国民族主义力量,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士敞开怀抱。它通过减免地租、抵抗日军获得了该地区农民的支持。而许多知识分子由于对蒋介石政府日益严重的腐败深恶痛绝,也投奔延安,接受毛泽东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培训。

二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军队撤出中国,毛泽东的农民军面临着在内战中与蒋介石的军队对抗,后者不但规模更大,而且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几无胜算。但蒋介石那支严重腐化、士气低落的军队在战斗中分崩离析,从苏联方面获得了一些帮助的红军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多数中国人都热情地拥护共产党的统治,哪怕只有极少数人相信或者仅仅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新政权带来了大家期盼已久的和平和重建承诺。为了让大多数都是文盲的民众认同共产党及其议程,新中国搞起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将毛泽东视为推动中国走向自力和繁荣的伟大领袖。

但毛泽东将中国带入了一系列灾难。新中国成立仅一年后,他就派出疲惫不堪的军队介入朝鲜战争,中国军人在这一战场上死伤近百万。1958 年,他发动了大跃进,在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中,估计有 3,000 万至 4,000 万人死亡。1966 年,他又启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据一项估计)多达 1 亿人在这一浩劫中失去工作、毁掉健康或丢掉性命,中共的党组织也严重受损。

1976 年 4 月,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比毛泽东更为务实的总理周恩来去世,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破产迹象由此乍现,随后不久毛泽东去世,几个月后,他的遗孀江青及三个政治盟友被捕,并最终被称作「四人帮」接受审判。尽管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起的,但「四人帮」被指为这场动乱的罪魁祸首,并被定下「反革命」罪名。到了 1978 年至 1979 年,一场民主墙运动促使成千上万人呼吁为毛泽东时期对诸多人犯下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并要求放松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

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日本入侵前的 1930 年代好。人们消费的最高期望就是买得起「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和收音机。邓小平在一次党内官员参加的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那就不能显示出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为了挽救党,邓小平将中共政权的使命叙述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1978 年,他开启了一个他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在最初的 10 年里,这一行动带来了 8.6% 的年增长率。但自由化进程并未持续向前。邓小平坚持维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允许任何人质疑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共产党的领导。

邓小平的经济乐观主义和有限的政治自由化举措在一段时间内恢复了党的声望。但到了 1988 年,改革导致通货膨胀和腐败增加,此外,对西方打开国门使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价值观。1989 年,中国共产党再次陷入困境。那年春天,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在全国 300 多个城市举行民主示威,作为运动领导者的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但他们对自由的呼声换来的仅仅是镇压,6 月 4 日,北京数目不详的人——可能是数百人——被杀,同时全国各地都展开了逮捕行动。

从天安门事件到习近平崛起,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强劲增长,同时意识形态松懈,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在增加。2012 年习近平上台后,他发现党再次面临危机。他在党代会上说:「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习近平依靠新旧策略相结合,重新确立了党的统治。首先,他推动官僚机构证明该政权能够提供卓有成效的治理。他的反腐运动减少了官员的不当行为,而干部晋升制度激励大多数地方官员着重于经济发展、「绿化」城市并扩大社会福利项目。尽管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应对不力,但中共很快控制住了危机,官方报告的全国死亡人数不到 5,000 人。中国得以在 2020 年 3 月就开始重启经济,并将 2021 年的增长目标设定在 6%——这是一个看似合理的目标。

民族主义是该政权的另一个支持之源。即便是对中国共产党态度冷淡的中国人也为自己国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许多人认为,美国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地谈论「中国威胁论」,是要试图阻止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获得应有的地位。

虽然该政权没有任何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它与公民的互动比大多数外人了解的要多。地方政府设有网上意见箱,公民可以投诉服务问题或匿名举报官员腐败或滥用职权的情况。当拖欠薪资或强征土地等问题引发小规模示威活动时,官员们往往以学者邓燕华和欧博文(Kevin J. O'Brien)所说的「关系型镇压」来回应。他们动员示威者所尊重的人,劝说他们让步。在农村地区,官员们经常依靠家族中有威望的人或当地宗祠的领导人,让村民为开发项目放弃土地,遵守不受欢迎的规定,或对官方的妄为保持沉默。

同时,习近平的政府恢复了毛泽东的一些旧策略,即建立围绕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纪律。中国人必须接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中国梦」、「四个自信」、「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等内容。在大量宣传中,习近平被描述为无所不知、亲切、总是面带微笑的伟人,他准确无误地指引着中国走向必然的历史性伟大。党员们参与理论学习活动,认真记录习近平的讲话,复述他著作中的金句。学术界在教学中必须遵从党的路线,而媒体则热衷于宣传官方的意识形态。

尽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兴起,数百万中国人能够出国旅行或学习,但中共仍然牢牢控制着信息。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不知道 1989 年 6 月在北京发生了什么。人们接受了各级学校和所有媒体宣传的毛泽东时代的美好景象。对新中国「前 30 年」历史的批评被习近平称作「历史虚无主义」而受到禁止。人们被告知,因为习近平倡导「以合作和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全世界受到广泛尊重。

可能相信这些理念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甚至并不理解这些说法。但很少有人会愚蠢到去质疑它们。每一个思考政治问题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去想)都知道挑战中共政权有多么危险。现在更为危险的是,当局已经开始部署精密的技术控制手段,比如面部识别和用于跟踪公民日常行为的「社会信用体系」。此外,中国共产党已经确保国内没有可以作为其替代选项的政治组织,因此许多中国人认为,党的崩塌意味动乱,回想中国历史,乱世可能比政权本身更为可怕。

这套组合策略似乎已经奏效。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比较了亚洲 14 个国家的公众态度,发现中国公民与越南和新加坡公民一样,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最高。哈佛大学艾什中心(Ash Center at Harvard)从 2003 年到 2016 年进行的八轮调查的报告显示,公民对中国各行政级别政府的表现满意度都很高。其他研究人员也报告了类似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的政权要如此严厉地打击维权律师、女权主义者、劳工活动人士、独立民间社会组织、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意见的人、在政府控制的教堂外做礼拜的基督徒以及像马云这样似乎认为自己比党更聪明的私营企业家?为什么它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理论,让法律制度完全服从于党的控制?

在习近平治下,司法变得越来越严厉和专断,其所依靠的做法包括法外拘禁、在调查和监禁期间施以酷刑,以及侵犯人们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员们面对着越来越高的纪律要求,必须服从中央权威,否则就会被以腐败为由清洗。

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这种「新毛派」反映了一个在维持公众支持方面如此成功的政府有着惊人的危机感。中共似乎认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的忠诚也是脆弱的,更不用说藏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居民。只要专制制度能够带来繁荣和民族自豪感,中产阶级,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和党员本身,都会支持党。但很少有人真正认同党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不合时宜的个人崇拜。

今天,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秉持尊重权威的传统态度,在评价他们的政府时,更多的是看它实现经济增长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去看它如何对待思想和言论自由。但调查显示,年轻的城镇居民、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越来越希望拥有更多自由和一个更顺应民心的政府。

在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次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于 2014 至 2016 年在中国进行)中,21% 的受访者自称是这样的城市居民:至少受过一些中等教育,有足够的家庭收入来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并且有一些积蓄。与非中产阶级受访者相比,这些中国人对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表达不满的可能性几乎是后者的两倍(32.5% 对 17.2%),他们对司法独立和权力分立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认同比例是后者的两倍以上(47.4% 对 20.4%)。而这样的态度在中产阶级的年轻成员中更加明显。

中国共产党觉察到了这些趋势。它认为相当多的中国人容易受到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影响。目前,中共的解决方案是更加严厉地打击,将任何异议的迹象视为颠覆的苗头,即使它仍在致力推动造成了这种情况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自上个王朝灭亡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演进了一个多世纪,而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这个制度何时以及将如何转变,我们无从预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仅仅依靠压制无法让中国人民永远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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