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原力

城市首先要满足内生的需求,然后才是寻找特色和建立区域影响力

过去一年也许是全球现代城市建立以来遭遇的最困难时期。

巨大的城市规模和城市间的紧密互动造成了疫情的快速蔓延,难以管控。但同时,就像城市最初建立的目的包含了抵御外敌入侵一样,也只有城市才能有组织地防御和击退病毒,以系统性的方法找到出路。

正常的城市生活曾几乎不可得。现在,我们看到城市正在回归,这种回归不仅是生活上的,更涉及商业、文化、产业等方方面面。

引领这条进入低谷又逐步复苏的曲线的,是城市最原始的力量。

在常态化防控疫情反复的前提下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并重新激活城市的创造力,是 2020 年中国所有城市的课题。

从数据的表现看,绝大多数城市做到了,包括武汉。

《2021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15 个进入新一线名单的城市依次是成都、杭州、重庆、西安、苏州、武汉、南京、天津、郑州、长沙、东莞、佛山、宁波、青岛和沈阳。武汉在这一年中停摆时间最长,它的排名下滑了 2 位,但仍在新一线城市名单的头部。

相信城市的力量并期盼它们的回归,在这份榜单持续制作的第六年,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依然沿用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一级维度,透过 170 个主流消费品牌的商业门店数据、17 家各领域头部互联网公司的用户行为数据和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衡量 337 座中国城市的商业魅力。

今年的榜单中没有全新的新一线城市。宁波在去年短暂离开新一线城市名单后又回到了队列之中,被它替代的是合肥。

六年更替,一共有 11 个城市始终列居新一线城市,算上拥有过「新一线」标签的城市,则一共有 20 个。处于新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之间过渡地带的城市仍都保留着向上竞争的欲望,有很大的概率,未来几年都不会再有新晋的新一线城市出现。

合肥、昆明和无锡,这些曾经的新一线城市现在占据了二线城市的头部位置,与前序城市的指数总得分差距仅在 1 分上下,都是新一线城市最有力的挑战者。

任何一个处于胶着状态的城市想要跳出这个角逐激烈的分位段,都需要发掘出超越同梯队城市的独有优势。

做到这一点的先例包括郑州和东莞。郑州抓住的是中部城市的枢纽角色,聚焦此处培养了相关的产业门类,也巩固了区域内商业中心城市的地位;东莞则是在庞大的年轻产业人口基础上,提供便利的城市服务,又进一步拉拢了广深溢出的高层次产业和人才。

而在目前的城市格局中,下一个能够守住层级跃迁的城市,需要比前者更深刻、更正确地理解城市原始的力量,并能加以利用。这条捷径的样板标准不低,但也在目力所及的一线城市之中。

继 2018 年短暂出现后,今年榜单中的一线城市再次呈现出「上北深广」这样的排序。如果说上一次上海超越北京还令很多人心存疑虑,这回则应该和大家在过去一年的体验相匹配。

作为人口规模超过 2000 万的超大规模城市,上海在全国城市普遍恢复常态生产生活后,又遭遇了二次和三次散发疫情的威胁。但它没有采取大范围的封闭措施,只是严格管理发现疫情的小区域和疫情链条相关的人员,同时保障城市商业功能的正常运转和城市经济的持续复苏。这不仅需要庞大的城市机器配备充足的人手和管理工具,也需要投入足够对人性的关照——小到在安排居民集中隔离时记得帮他们带上宠物。

上海的商业魅力,或者往更大一些说——城市魅力,因此得到了更充分的释放。2020 年,上海的主流消费品牌门店数量增长保持全国第一,夜间出行人数同比上年增长了 92.36 万人,初创公司数量超过了北京。

严苛的挑战最能看出城市对自身力量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需要知道这其中最大的能量来自于城市内生的需求。

这也是 2020 年教给我们的。在极端情况下,城市可以失去对外交往的能力,甚至「封城」,从城市网络体系中戛然脱离,但这并不会改变城市本身——生活在其中的人始终需要他们的城市。

因此,在人口活力与资源供给构成的城市动态平衡中,良性循环的开端必然是城市的人口活力持续增加,进而推动城市升级资源供给,扩充规模。

但我们常常错误理解了这个循环的起点,认为只要创造供给,就可以让人们涌入城市,并最终指向提升城市的层级。事实是,无论是新建容量远超城市实际人口的新城区,还是在大片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厂包围中开设创业孵化器,若不考虑城市和城市人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就不能换来真正的发展。

城市层级的存在是需要被正视的。它是一个国家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体系的韧性所在。

无论是新一线城市,还是准新一线城市,又或是所有的二三四五线城市,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城市人口与经济规模、历史基底、区位条件的发展愿景。我们并不鼓励中小城市去争取区域中心的地位,也不希望看到产业基础还不稳固的城市盲目将自己定位为「创业创新之城」。

认识城市原力的过程,也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研究。

在今年榜单的指标体系中,我们对二级以下的数据维度做了细微的调整,希望能为二三线城市,甚至四五线城市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指数是创新氛围这个二级维度下新增的数据指标。你可以简略地将这个指标理解为对城市现阶段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情况评估,具体来说,它包含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多个产业,基本覆盖了指向未来产业格局的门类。

过往的创新氛围指数中,初创公司数量和它们对应的融资规模占据了不小的比重,但过于强调这一点对中小规模城市的意义不大。

相比于初创企业单点式的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大都可以依托城市现有的产业基础,通过技术升级或产业链再造实现规模扩张。它们可能是一些中等规模城市出现隐形冠军企业的领域,也更能综合反映一座城市的产业创新力。

放到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产业创新带给城市的不止是生产环节的生命力,也是持续的人口活力。优质的产业需要大量年轻的工作人口支撑,他们是城市的需求方,也影响着城市更新迭代的速度。

城市人活跃度的一项任务就是监测城市里人们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今年的监测对象是直播购物,通过阿里巴巴集团提供的数据体现。与商业魅力和产业活力相匹配的,无论是直播的互动次数还是观看人次,最靠前的城市都是一线和新一线城市。

拥有更为年轻的人口结构的城市,在当下这个过渡期也会更早复苏——消化内生的需求,足以让经历了封闭期的城市机器重新运转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今年,我们尤其强调城市首先要满足内生的需求,然后才是寻找特色和建立区域影响力。

城市货运量指数和货运城际往来联系度指数是作为一项外部因子被加入到城市枢纽性当中的。在这两项数据中排名靠前的包括了传统的大型枢纽,也包括了廊坊、临沂、济宁、运城、潍坊等占据了绝佳位置却容易被忽视的城市。

大宗货物流动与人的流动类似,都能灵活地反映出城市之间的往来关系。而货运枢纽城市的建立并不依赖与客运枢纽城市相同的逻辑——相比城市规模,它更看重地理区位条件,在商贸流通发达的城市群中间,突出货运或物流特色也能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驱动力。只是这种可能性的进一步放大,还需要等到城际往来的彻底恢复。

复苏和回归仍在过程中。人们更密集地提到城市的韧性,将过往城市生活的日常设定为应当回到的基准线。

所有人都期盼那一天,城市之间再度紧密地联结,我们将可以重新谈论城市网络的重要性。但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讨论将会带上这一年的新思考,回归城市的本质,和它最原始的力量。

品牌性商业资源在常态下是城市魅力的一类标志物,而当城市进入对抗突发事件的应急状态时,它们又成为了构筑城市韧性的重要要素。

从过去一年中国城市的商业资源集聚度变化来看,绝大多数连锁性经营的品牌并不会因为一时的封闭状态而快速调整策略,门店所在商圈的实力与地位、所在城市的综合魅力,仍然是品牌方作出商业决策时最为重要的判断依据。

因此,商业资源集聚度中的大品牌青睐指数与商业核心指数仍是我们衡量一座城市商业魅力时首选的评价指标。

外部环境的变化并没有阻挡一些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持续提升的势头,比如西安、郑州和长沙。从 2017 年到 2021 年,西安的商业资源集聚度排名从第 12 名上升到第 9 名,长沙的排名总共提升了 5 位。郑州则是最近一年里排名变动最大的新一线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从 2020 年的第 15 位上升到了 2021 年的第 11 位。

2020 年,郑州新开业了 7 座商场,纳入榜单监测的主流消费品牌的门店增长了 70 家,还引入了 lululemon、TOM FORD 等品牌的郑州首店。

在这个艰难的一年里,大品牌青睐度这一指数观测到的是,品牌商的拓店策略整体趋于保守,但依然有超过 80% 的城市实现了品牌门店数量的净增长,「开店」仍是城市商业空间里的主流。

商业世界里不全是坏消息。受限于境外消费的渠道封锁,奢侈品品牌在国内的门店和线上渠道吸收了大量海外消费回流,上海、北京等头部城市的高端商场甚至出现了多年未见的排队进店盛况。贝恩发布的《2020 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势不可挡》称,2020 年全球奢侈品市场萎缩 23%,但中国内地的奢侈品消费逆势上扬 48%,达到 3460 亿元,占全球市场份额从上年的 11% 增长到 20%。

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及时地反馈到奢侈品行业的门店数变动数据上,但从它们在 2020 年的全国门店调整来看,高端定位的品牌在长线上对中国城市充满信心,并且愿意向低线城市深入更多。

Burberry 2020 年在全国净增了 11 家门店,其中首店城市包括了南通、南昌和三亚 3 座二三线城市。即使是像 Prada 这样偏稳健的品牌,过去一年也只是在一线城市关闭了 2 家门店,没有大规模减少在中国的门店布局。

高端化妆品向二三线城市下沉的节奏依旧。海蓝之谜净增的 10 家门店覆盖了一线到三线城市;而像法国娇兰这样已进入深度下沉阶段的化妆品品牌,门店数量相比去年增长了 21.2%,其中有 25 家新店开在了二线及以下城市。

最为谨慎的高端珠宝品牌,也正在将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门店份额调整到二三线城市。

商业核心指数的监测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出城市内部商业格局与氛围的变化。整体而言,城市内的商圈规模和实力维持了相对稳定。

沿用过去几年评估商业核心指数的模型,我们运用地理信息和空间算法,将城市空间中品牌门店存在聚集和聚集度较高的区域分别识别为城市商业区和核心商圈,计算得出商业区实力与核心商圈实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统计了各个商圈的客流情况。

一些商圈在这一年受到了更多关注。

长沙全市的商圈日均客流总量较上年同期出现了逆势增长,其中五一广场商圈的日均客流总量上升了约 2.8 万人次,总量接近 26 万人次,排名全国第一。此外,无锡的三阳广场、昆明的青年路三市街和济南的泉城路也都是在 2020 年实现日均客流总量同比增长的头部商圈。

城市商圈里也在出现新事物,比如新能源汽车体验店。在此之前,传统汽车的 4 S 店几乎都开在远离城市核心商圈的地方——根据新一线城市商业数据库对全国约 5000 家汽车门店的统计,94.07% 的传统汽车品牌门店都在商圈外。

相比之下,新能源汽车品牌已经将 26.98% 的门店选在了商圈内。具备硬件条件的购物中心也欢迎这些「超大型电子消费品」进驻,它们能带动的除了商场的科技氛围,还有营业额。在深圳的新安壹方城和广州的珠江新城,单个商圈的新能源汽车门店扎堆的数量都已经达到 6 家。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城市商业的力量。即使外部环境暂时走入逆境,只要需求还在,商业供给的创新就不会消失。

基础商业的动态变化最能说明这一点。

作为灵活度最高的基础商业业态,餐饮门店数量在 2020 年总体上是下降的——平均来看,每座新一线城市减少了约 2 万家,二线城市则减少了 1.08 万家。但厦门、湛江、揭阳等城市仍出现了餐饮门店数量的增长,其中厦门的增量达到了 8804 家。

服装店业态的波动稍平缓些。过去一年,约有 2/3 的城市服装店数量减少,剩下的 1/3 则经受住了考验,或者已经进入复苏的通道。比如无锡,单年服装店的增量超过了 1000 家。

深入城市毛细血管的基础商业,能最快感知到城市的紧张与复苏。那些在基础商业数据上率先出现积极响应的城市,通常也具备更好的商业氛围。

城市枢纽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描述的不是一座城市的孤立属性,而是将城市置于网络之中,考量其重要程度。

当前,这种网络关系还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

交通是城市网络的血管。它不仅为城市输送资源,也为疾病传播提供了便利。新冠疫情尚未结束,保证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运力恢复受限,但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依然稳步增长,为复苏积蓄着力量。这在航空与高铁这两种重要的城际交通工具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高铁系统成网的冲击,民航业竞争的主攻点落在国际航线上,「向国际飞」一度是各城市比拼民航枢纽地位的竞争点。但在 2020 年,国际航班量被严格控制,向国内航线挖掘潜力成为了焦点。从数据上看,不少城市的民航国内可直达城市增长率反超了国际航点数增长率。

昆明长水机场和西安咸阳机场曾经都以拓展国际航点为发展策略,但遭遇疫情影响以来,这两个机场的航线开发一改高速增长的态势,进入调整阶段。而郑州依靠中部城市的区位红利快速开拓国内航线,2020 年的民航国内可直达城市数增长率达 32%,国际航点数增长率为 15%,均为新一线城市最高。

高铁的建设则开始进入填补空白的阶段。

青盐铁路之后,2020 年,沪苏通铁路(一期)和盐通高铁相继通车,串连起沿海铁路大通道。连接连云港、淮安、镇江的连镇高铁也在这一年年底全线通车,纵贯苏南苏北,与沿海通道一起,缓解了京沪铁路的运输紧张状况。2021 年 2 月徐连高铁启动运营,联合已开通的徐盐高铁实现了徐州、宿迁、淮安、盐城、连云港等地级市的互联互通。至此,江苏全省的高铁网络的主干骨架终于基本成型。

苏中和苏北地区曾受限于高铁建设进度,长期被排除在长三角区域高效快捷的城际联系网络之外。近期的变化盘活了这片区域,将沿线城市直接送入全国高铁网,大大缩短了它们对外联络的时空距离。

以盐城为例,经过的几条高铁陆续贯通后,盐城人到上海的陆路旅行时间从 4 个多小时压缩到了近 2 小时。包括上海在内,共有 11 个城市新加入了盐城的 3 小时交通圈。

如果说城际交通基础设施指数和交通联系度指数分别评估了城市在交通网络中的静态和动态集散能力,那么物流通达度指数描绘的是生产资料和商品在城市网络中流动的真正模样。

往年我们用物流站点数量、物流时效性和收发包裹数量计算物流通达度。今年,我们首次引入了来自货运物联网公司 G7 的数据,从城市货运量指数和货运城际往来联系度指数两个维度增加对城际公路货运的分析。

收发包裹数量统计货物从起点到终点的流通量,生产和商贸发达的城市在寄出包裹数上占据优势,而消费能力强的城市总是接收更多包裹。城市货运量统计的则是经过城市且发生装卸集散的货物流通量,它更能反映货物的运输过程。

以货运量为节点权重,计算城市在货运联系网络中的中心度,能够得到货运城际往来联系度指数。

临沂在这个指数中排名全国第 2 位。这座上升的物流之城,在今年首次进入二线城市的名单,商业魅力指数位列第 49 名。

事实上,临沂的地理位置具备发展物流业的区位优势。临沂到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距离相近;向西和郑州、西安能连成直线;在其他方向上,它到哈尔滨、广州和成都的距离也相近。

相比于中部地区的物流枢纽城市,临沂更接近于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地理中心,仓储运输成本低廉。这让临沂成为了东部南北通道上具备天然优势的物流转运枢纽,同时也是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2019 年,临沂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入选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在城市枢纽性指标中加入货运相关的指数,更好地表现了临沂这样的中转城市在物流网络中的作用。但临沂的城市能级跃升并不仅仅来自一个指标的更新。

2019 年年底,临沂高铁站投入运营。通过鲁南高铁接入京沪线主干道,临沂的高铁可直达城市数达到 21 个。这拉动了临沂的交通联系度指数排名快速提升。

此外,临沂的商业资源区域中心度排名也提高了 48 位,它在城市商业网络体系中的地位也有大幅度改善。

我们使用品牌在区域内的分布数据计算商业资源区域中心度,它代表着城市的商业资源在区域网络中的集聚程度和辐射能力,这正是城市枢纽性之于商业魅力的最终体现。

城市的商业枢纽地位一旦形成就难以撼动。从全国来看,商业资源区域中心度在所有城市的分布显示出和往年基本一致的结果——区域内核心城市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但细分到不同区域,城市商业资源的整体分布却各自有微妙变化。

华东地区城市群体系发育最为成熟,多中心的格局稀释了中心城市彼此之间的商业资源优势,头部城市的商业资源中心度却呈现出普遍提高、均衡加强的倾向。与之相对的是东北地区,虽然沈阳和大连的中心城市地位不改,但东北大多数城市的商业资源中心度排名都在明显下滑。

城市怎样凭借区位优势攫取资源,又怎么消化为真实城市体系里的影响力,这是城市枢纽性所想描述的。它揭示了城市发展不仅来自它自身的生命力,还与区域群落相互影响,铺设出一张动态变化的城市网络。

从最根本上说,城市的力量来自于人。不仅是因为人类创造了城市,也是人们对城市的使用才让它生生不息。

当我们用「城市原力」来重新理解城市人活跃度这个维度时,它的重要性就更显突出——在这个特殊时期,城市人的互动、交往、消费和创造的需求依旧,虽然疫情将人们困锁在单个城市,甚至是封闭的小空间中,但无法完全限制人们对城市的使用。

外卖、网购和海淘的数据依然能在很大程度上描绘城市人消费活跃度。尤其是当城市的线下商业活动几乎停滞的时候,互联网平台借助网络和物流打破空间的界限,拓展了消费行为的边界。

从饿了么提供的两年外卖活跃度数据比较来看,由于通勤和社交活动的减少,再加上疫情前期营业餐厅的比例不高,外卖同样也是过去一年受到冲击的行业,只不过它的复苏速度很快。到 2020 年年底,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外卖活跃度已经基本恢复到上年同期水平,温州、泉州、宁波等城市的外卖活跃度同比增长。

如今的外卖并不能完全等同于「送餐」,超市、药店、水果摊等外送商家的活跃侧面说明,城市人的消费需求往往不会消失,而是发生转移。这也是城市消费活力的可塑性所在。

选取在海淘活跃度上排名差异较大的城市名单可以发现,海淘市场已经下沉到了北方低线城市。包括海淘在内,线上线下消费渠道的多元化大规模普及。

线下的商务交流和社会交往也停滞了一段时间,但人们仍可以在虚拟的场域中互动,沟通工作、分享生活。在社交活跃度指数前 15 名中,有 7 个新一线城市。广东城市在这一指标上的常年排名靠前,与当地年轻人口比例偏高、交往活跃息息相关。

消费与社交,是城市使用最常见的两个场景,也是城市人生活面貌的典型注脚。

今年的城市人活跃度中新加入了来自阿里巴巴集团,由互动次数、观看人次计算得到的直播活跃度指数。

直播带货能成为这一年里的新事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直播购物本质上是优惠促销、专业选品与娱乐放松的结合,而这三点恰好击中了价格敏感、工作节奏快、压力大的城市人痛点。直播活跃度最高的城市,也都是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

社交吸引消费、消费带来社交。但每个城市对待新生事物的反应不尽相同。

我们同时将网购与直播数据做比对,可以发现城市之间的喜好差异。整体来看,所有城市在这两个维度的表现呈纺锤形。昆明、石家庄、太原等城市,更享受在直播间发送弹幕的热闹,消费意愿不强;而莆田、珠海、宁德等城市更倾向于直接消费,对围观主播的兴趣不大。其中,防城港市在网购与直播两个维度上,分别位列 68 与 273 名,可以说是最不喜欢被「种草」的城市了。

当然,线上的消费与社交活跃度不等同于城市人生活的全部。曾经空荡的街道让我们意识到,人们是否愿意走出去,才是检验城市恢复生机最直观的方法。

夜间活跃度指数能说明这个问题。它包含了夜间出行活跃度、酒吧数量、livehouse 数量、夜间灯光强度、夜场电影活跃度以及城市公共交通夜间活跃度六个维度。

2020 年 5 月至 12 月,共有八座城市先后出现了有确诊本地新冠肺炎病例的散发疫情,北京和大连更是在一年内两次出现这样的状况。其中北京新发地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病例 320 例,持续时间最长,对城市正常生活的影响最大。

我们可以从夜间出行人数的变动中,感受不同城市应对散发疫情的效果。

相比上一年,北京 2020 年的夜间出行人数减少了 84 万人,上海的这个数字则增加了 92 万人。原本就由于气候原因夜生活相对平淡的东北城市中,吉林、大连和沈阳的夜间出行人数都进一步减少。

本土病例多点散发已是当前中国城市面临的常态挑战。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发现并控制潜在的危机,重振信心,将是考验城市管理者的一大难题。尤其是从夜间娱乐场所管理的角度来看,夜生活仍然是人们不可割舍的重要部分。

承载现场娱乐演出活动的 livehouse,是城市深夜里最喧闹的场所类型之一。

对比两年的 livehouse 数量,上海以 71% 的增速排在首位,西安、大理、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同样有较高的增长。除了音乐现场演出的普及,以脱口秀为代表的演出形式多元化是 livehouse 快速增多更主要的原因。

相比之下,酒吧这一更为成熟的夜间经济业态开始在不同城市面临分化。

北京在两年间共增加了 337 家酒吧,广州增加 292 家,市场持续扩大;武汉 2020 年的酒吧数量增长不明显,但规模也在持续扩大;成都的酒吧业态虽然受疫情影响数量有所减少,但总量高于 2018 年,仍是全国酒吧最多的城市。

所有人都在期待城市生活的真正恢复。毕竟只有当人们可以不戴口罩、不用扫码、毫无担忧地回到大街小巷,城市才算是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活力。

城市经历过的一切都会留下印记。

生活方式多样性这一维度中的数据描摹了 2020 年城市人休闲、娱乐和消费的行为表现,也记录了疫情之下休闲文化设施运营者的各异抉择。你可以在这个指数的浮沉中,探寻过去这特殊的一年里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出门新鲜度指数中我们维持了通过文化场馆、运动场馆、餐馆的规模和种类来衡量城市休闲生活场所的丰富程度的算法。

这些生活方式类场所的经营者或许不曾设想过如此遭遇:在生产能力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无法为受众提供安全的活动空间而长时间停摆。

在极限考验之下,城市并没有失去公共空间的文化魅力。于是夜间集市、露天电影、草坪派对纷纷出现,只要能够利用户外空间让人们重新回归城市体验,生活方式的表达总有合适的出口。

就像珠三角城市的街道永远不会缺少烟火气。

得益于年轻人口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流入,6 个广东三四线城市餐饮多样性指数排名对比去年上升超过 20 名。尤其是揭阳、潮州和汕头等以本地美食闻名的潮汕城市,川菜和日韩料理等相对更受年轻人欢迎的外来菜系餐厅正在快速增加。

这里的咖啡馆也多了起来。江门和湛江的咖啡馆在过去一年就分别增加了近四成和三成。

虽然复苏速度不及那些线上线下互动的业态,「撤离」从未成为这一年提供生活方式的城市空间的单一状态。

2020 年最后一天的 22 时 30 分,诚品在中国内地的第二家店——深圳诚品生活书店灯火熄灭,正式闭店。而就在一周前,日本知名书店品牌茑屋刚在上海开出了中国内地第二店。过去一年,茑屋书店选择入驻的华东地区书店受疫情冲击力度相对较小。

业态自身的发展局限叠加疫情影响,全国所有区域的实体书店都在减少。最多的是西南地区,减少的比例超过了 26%。重庆方所和成都凯德天府言几又这两家地标性的书店在去年年中相继离场,不过很快成都又迎来了钟书阁。钟书阁逆势扩张的区域,还包括了渴望重新吸引年轻人的广州西关老城区。

最典型受到冲击的是电影行业。2020 年全国电影票房总额跌去了七成。按照灯塔专业版提供的数据,排名最靠前的 20 个票仓城市平均每人全年在电影方面的消费额同比下降了 35.96%。

这是一个整整半年寂静无声的市场。即使 7 月影院逐步开放,前期投入了巨大制作成本的影片也不敢贸然上映。和票房跌幅成正比的是,电影行业有效的经营时间确实只有 2020 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电影市场真正的复苏大约到国庆档才真正到来。国庆长假 8 天,在上座率不超过 75% 的防疫要求下,全国电影总票房超过 39 亿元,成为仅次于 2019 年的国庆档票房第二高;观影总人次接近 1 亿。

由于电影院全面开放的时间较晚,过去一年武汉的电影消费力并没有被其他同级别城市抛开。2020 年武汉录得了近 4.4 亿元的全年电影票房总额,是上一年的 28.62%,票房总额仍保持着新一线城市排名第 4 的位置不变。

积极的消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压抑,文化消费的报复性反弹显得更为剧烈,城市人想要找回自由多姿城市生活的意愿集中释放了出来。到 2021 年春节档时,全国电影票房在 7 天内达到了 78.43 亿元,同比增幅为 32.81%,刷新历史纪录。

外部环境的挑战在这一年里给消费多样性带来了深入行业运行模式的变革,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与此类似的还有城市人休闲的丰富度。

休闲丰富度指数综合了城市人在旅游、运动打卡、音视频播放、资讯阅读等方面的活跃程度表现。数据显示,城市人的闲暇消费半径确实被大大地压缩了。从马蜂窝数据中,我们可以窥见旅游业所受的重创:全国所有城市的旅行者平均全年出游目的地个数同比下降 56.4%。

尽管长途旅行自由度极大受限,人们依然难以割舍对世界的好奇心,共有 38 座城市的城市人在 2020 年积极迈开脚步出发去了超过 300 个旅游目的地。

在出去浪这件事情上,航空公司适时推出的「随心飞」类产品也助推了人们周游全国的热情。

当然,国内旅游城市接收到的不仅是繁荣的信号,也有提升服务品质的压力。当大量境外游的旅客启动对国内旅游目的地的开拓,他们对当地旅游接待能力的期待也会更高。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的 2020 年「网红目的地」大多集中在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深度探索,或是具备体系化度假服务能力的目的地。

经过特殊年份的考验,我们终于明白,城市人对生活始终保持热爱,城市对生活方式多样性的追寻便不会停止。

Keep 统计的跑步公里数和高频运动打卡人数数据显示,天津、郑州、石家庄城市人在全民长期「宅家」状态下更有毅力坚持健身运动。过去一年,这些城市上述两项数据名次都有较快提升。腾讯营销大数据的反馈则是,成都、杭州、西安和重庆市民,保持了对体育资讯的高度关注。

而爱奇艺数据描摹出的东北省份和中西部省份的城市人则要更「宅」一些,陕西和重庆的人均单日播放时长指数均值紧随东北三省之后。东莞的音乐爱好者指数表现一直远优于其城市排名,体现出活跃的音乐消费市场潜力。

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当下,要判断一座城市的未来变得更具挑战。

过去 5 年,我们在未来可塑性的创新氛围指数中,尤其强调初创企业的重要性——它们诞生于一座城市最有创造力的一群人之手,指向的是城市未来的天花板。当然,这一点到现在依然重要。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城市目前的梯队中,能够实现创业公司聚集,并驱动资本进入城市创新良性循环的城市并不多。按数据的走向看,甚至在新一线城市里,就已经开始出现创业领域的实力断层。

和那些初创公司数量寥寥的城市探讨创业氛围带动城市创新活力的命题,指望它们在孵化投资热门领域初创企业这一赛道获得成功,几率十分有限。

相比之下,产业创新对大多数中国城市而言是更能看得见、握得住的。

植根于城市的传统工业基础和专业人才储备,在现有支柱或特色产业上做升级,虽然听起来创新浓度不高,却更容易形成特色链条,构筑起产业壁垒。

太原、洛阳、徐州等传统资源型城市,启动了传统能源行业的转型升级,积累了一批优秀的本土企业——从 2019 年到 2020 年,太原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赣州依托特色资源,主攻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配套、电子信息等产业;盐城则在汽车、机械、纺织、化工等传统支柱产业中寻找机会。在二三线城市的梯队中,它们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可观,并且构成了城市主要的优质产业吸引力。

找到和建立真正有价值的城市产业布局,城市才能实现升级成长。

今年我们在创新氛围指数中增加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指数,结合各城市在不同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数量及相关专利数量,评估它们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实力。

从整体规模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各级城市中分布相对均衡。新能源、大健康、新材料、节能环保四个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分布广泛,非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企业数量占比超过 50%。对比之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基建等高准入门槛的行业则更集中于头部城市。

拉通二线以下城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来看,无锡在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和新能源领域的企业数量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沧州、合肥和石家庄分别在新材料、新基建和大健康产业拥有更多的企业。

产业实力的提升还带来了人。这里所说的人并不仅仅指大学毕业生和海归人才,还是广义上能够参与城市生产的年轻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是直接的产业工人,另一部分则是提供各类城市服务的第三产业人口——尤其是在那些产业规模持续扩张的城市,同样也需要更多人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维持城市的运转。这是一条提升城市人口规模的正向通道。

集聚全省的公共资源,省会城市总是更受到高层次人才的青睐。在省会级别的几个二三线城市中,这种吸引力几乎没有差别。但结合它们在更普遍意义上的年轻人数据来看,长春、太原、济南、哈尔滨等北方城市的年轻人指数排名落在全国 100 名上下,如果无法持续吸引外来年轻人口的流入,这些北方省会的人口结构和城市心态将会加剧老化。

反向的例子是惠州、金华、温州、无锡、中山、嘉兴等非省会的二三线城市,它们新流入的常驻人口排名更靠前。惠州承接了深圳部分的产业外溢,并且相对更低廉的生活成本吸引许多在深圳就业的年轻人在惠州置业。金华、嘉兴、无锡等长三角城市,不仅产业基础扎实,为城市提供生活的服务业态也在持续丰富。

年轻人的到来不仅体现在生产力上,他们更是城市消费活力的重要组成。

无论是高端人才还是产业人口,年轻人始终是城市消费的主力,也在一段时间内决定了城市的消费潜力。

当然,对城市消费潜力的判断并不只取决于年轻人口的规模,它与城市的气质、城市人能否快速接受新鲜事物,以及他们的消费实力和偏好都有密切的关系。京东大数据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相比于线上消费总量的快速增加,泉州、临沂、徐州等制造业城市的消费升级品类的销售额增长较为缓慢。

要将制造业吸纳的大量年轻人口转化为城市物质财富的享受者,还需要城市的管理者从很多方面下功夫。

过去一年,城市之间交往与流动难度增加,也使得各城市外来工作人口的总数普遍下降。对比不同级别城市外来人口减量的占比可以看到,商业魅力指数越高的城市,能够更好地抵御外界因素的影响,留住更多的人。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的韧性。在对全球城市而言都是极端恶劣的这一场生存挑战中,城市机器的构建越复杂精密,越是将多元、开放、连结和活力作为运行管理原则的城市,就越能够释放出城市最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深沉扎实,又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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